田显樟

一、研究源起

火把节是西南少数民族彝族、白族、纳西族、拉祜族等彝语支民族的传统节日，一般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举行。作为一种民俗，火把节与春节、中秋节和端午节等民俗一样，呈现的是一种复合形态的民俗文化内涵 (包容着宗教、信仰、伦理、歌舞、技艺、民间审美等丰富的内涵)，其表现涉及传统社会的多种活动事项，是一种文化空间的展示。民俗的可复制性决定了各民族、各地区火把节在时间上、内容上、功能上、展现形式上大致相同。然而，民俗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使其文化内涵受民族文化和地域的影响，决定了白族的火把节具有与其他几个民族相似又有区别的民族文化内涵；加之白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在早期的传承过程中完全依靠身口相传，使白族各地区的火把节衍生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即使是在同一领域内不同“火把社区”内展演内容、组织方式、表现形式等方面也会出现差异；再者，目前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尤其是在2009年白族火把节成为“大理州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火把节这个远古时期集历法、宗教祭祀、农事生产到娱神与自娱等因素综合形成的古老民俗社群活动节日，成为非遗保护和旅游经济的结合体，由村民自发参与开始发展为政府主导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各民族都参与的文化活动”[1]。

因此，笔者以大理地区洱海周边白族部分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和访谈方式，梳理该地区白族火把节的历史变迁轨迹，了解其发展现状及不同空间在同一时间内火把节文化内涵的异同，促进白族火把节原生态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助力于民族文化的合理开发、利用。

二、大理地区洱海周边白族村落“火把节”的调研

(一)田野调查

笔者在洱海周边的11个白族乡镇中的每个乡镇选取了1个村落作为田野调查点，进行田野调查并在每个田野点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主要包括：

1．老年协会会长，主要了解火把节仪式细节。

2. 每个村落选取不同年龄段的访谈对象各3-5人，了解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火把节的认知程度，掌握代际传承情况。

(二)大理地区洱海周边白族村落“火把节”现状

根据田野调查结果，大理地区洱海周边白族村落火把节举办的时间都在农历六月二十五日，但是海东镇的赛龙舟安排在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对火把节起源的认识均与“火烧松明楼”纪念“白洁夫人”有关；火把节的习俗在区域内存在的差异可以归纳为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传说影响力三个方面，具体表现为：

1.就自然因素而言，火把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大火把的材质上。大火把的材质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白杨树干为骨，外扎稻草和细竹条，扎的道数与当年的月份数相同，主要集中在海西片区；第二种以白杨树干为骨，外扎枝桠，扎的道数与当年的月份数相同，主要集中在者摩地区；第三种，松柏树干上直接凿眼插上相同材质的小火把，主要集中在海东、凤仪等区域。

2.就社会因素而言，火把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第一，火把节的组织方式，主要以民间组织为主，但逐渐也有学术组织与民间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周城村委会近3年与大理州白族协会合办)，部分旅游开发小镇则由旅游开发公司组织(喜洲镇主城区、下关镇主城区、大理镇主城区)。

第二，火把节的庆祝方式，包括：竖大火把和耍小火把；不竖大火把只耍小火把；赛龙舟。

第三，执事会的组成，主要包括：当年生孩子或结婚的家庭；火把社区内村民以家庭为单位轮流主办；老人协会主办，村民小组协办。

第四，资金来源：执事会成员家庭平摊；火把社区内村民、商铺自愿捐资；村民小组出资与村民自愿捐资相结合。

第五，火把上的大升斗的提供者：执事会统一购买；由前一年抢到升斗的人家提供；火把社区内村民自愿出资购买。

第六，插升斗、点火把的人：执事会成员；村内德高望重的人；当年考取名校的大学生；老年协会成员。

第七，拉火把的方式：传统的男性村民合力拉；吊车提前吊好；钢构架固定。

3.就文化传说因素而言，火把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第一，大火把的装饰：主要以香、小彩旗、梨、海棠为主，但是挖色镇、凤仪镇要往大火把里塞面团等。

第二，升斗的处理：抢升斗；直接烧掉；赠送给个人或是寺庙。

第三，点火把之前是否有撒火把豆、火把梨等习俗，主要包括：撒；不撒，但打包发给到场的人；不撒也不发；不撒也不发，但是当年生男孩儿的家庭给在场的人敬一杯白酒，生女孩儿的家庭给在场的人发一个馒头。

第四，大火把点燃后是否有背着孩子绕三圈的习俗：大理镇、喜洲镇、凤仪镇依然保持着这一习俗，其他地方已经没有该习俗了。

第五，耍小火把的路线，包括：村里的主要巷道；火把场地；而在下关镇、凤仪镇则是以在每家每户大门前点一支小火把来代替。

第六，染手花，妇女、儿童染的都不多了。

三、大理地区洱海周边白族村落“火把节”民族文化内涵差异

民族学家何明教授在《当下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复调逻辑》[2]一文中认为：民族文化不是静止不动的死潭，而是奔流不息的河流，它随河床的宽窄与曲直而“随物赋形”地不断改变着自我，“川流不息”地永远创造着自我。包括少数民族文化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流动的历史时间长河中和适应各时期社会文化过程中不断创造的结晶，既包含着继承历史的传统内容，也包含着适应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再创造的内容。因此，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对于火把节的习俗经常会听到老人说以前会怎样怎样，现在变成怎样怎样的字眼。在庆祝方式上也会出现祖祖辈辈不竖大火把，但是最近几年开始竖大火把了，问及原因往往都是别的村子竖也就跟着竖了。深究原因，不难发现经济发展、旅游发展是改变的根源。正如何明所说：“在现代社会，少数民族文化的重建不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再生，只能在现代性的时空坐标中探寻栖息方式。[2]”因此，火把节习俗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域不同“火把社区”内的差异就是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影响下的自然产物。

将火把节的庆祝方式回归到“白洁夫人”的故事中，不难发现三种不同的方式均能找到合理之处，竖大火把寓比“火烧松明楼”本身，“松明楼”因整座楼由松树搭建而得名，大火把亦是如此；耍小火把则为纪念各诏听闻“火烧松明楼”后举小火把找寻各诏君王；赛龙舟则是渔民听闻白洁夫人手刨火烧残余至十指染血，凭铁环认夫后惨遭南诏王逼婚，最终跳洱海殉情后而敬佩白洁夫人的忠贞，自发组织船队出海搜救并打捞尸体，因此，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老人所讲诉的海东镇的赛龙舟的起源是“捞尸会”也由此而来。虽然张海超在其《火把节、捞尸会与被规训的女性》[3]一文中假设：屈子投水而引发龙舟竞渡活动的说法逐渐传播到大理地区，于是当地的水上娱乐活动逐渐被贯注教化意义，但民间依然保留着“白族人民矢志不渝地打捞下去，于是就形成了游耍与祭祀缅怀相结合的捞尸会”[4]。大理北门村和西门村等多地更是将“白洁夫人”奉为本主。

而执事会的组成和资金的来源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地区差异，现在执事会的组成有三种方式，但最初都是以当年生孩子或是结婚的家庭组成，甚至还有生男孩儿的竖大火把，生女孩儿的挖火把坑的做法。但近十年来，除了部分地区还保留着由当年生孩子或是结婚的家庭主办并平摊费用的模式外，越来越多的村落已经转变成火把社区内村民以家庭为单位轮流主办，费用则由火把社区内村民、商铺自愿捐资；老人协会主办，村民小组协办，村民小组出资与村民自愿捐资相结合的方式。而生男生女在火把节中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只有者摩地区在大火把竖起来后，生男孩儿的家庭要给火把场上的每人敬一杯白酒，生女孩儿的家庭要发馒头，以此来向整个火把社区内的人们报告喜讯。

火把的材质上也因地区差异呈现不同，主要原因与各地区所处的环境与农作物有关，海西片区地势较为平坦多农田，以种植水稻为主，而稻杆易燃可谓就地取材；者摩地区地处山地，以种植小麦为主，麦秆不易燃，但山上多树木，用枝桠既不会破坏生态环境又可解决材料问题；而海东片区耕地稀少，以渔业为主，村民只能选用松树树干加以加工。

扎火把的过程都是由中年男性完成，很多地区非常忌讳女性靠近，主要原因在于白族传统中有一种治疗仪式，低龄儿童外出特别是去了人多的地方回到家后无故哭闹不止，或是某段时间孩子频繁出现无故哭闹等，老人就会用盐水和一团面一边在孩子身上滚一边说着类似驱邪之类的话，滚完后面团要扔进火里烧，相传火能把邪恶的东西烧死，火越大效果越好。海西片区是不准把这种面团放进大火把里的，说是邪气太重，放多了火把会拉不起来。而这种治疗仪式则主要是由家中的女性完成，久而久之就形成忌讳女性靠近，以防女性将滚过孩子的面团偷偷塞入大火把内。而在海东、凤仪等地，人们对这一仪式有了另外的见解，火把节的火在白族人心里是最神圣的火，滚了孩子的面团在火把节的火中一烧能够带走孩子身上的邪恶，保佑孩子一年无病无痛。因此，火把节当天，有低龄儿童的家庭老人会用盐水和一小团面，用这个面团滚遍孩子的全身，然后在给火把插香的同时把面团塞入火把里，以此来祈求孩子平安健康。

“斗”为古代量米的器具，最初寓意祈求五谷丰登，又因升斗由3个斗叠加而成又名“连升三级”，寓意进一步引申为做官步步高升，生意蒸蒸日上，甚至有心想事成、求子等寓意。对“升斗”的处理也就出现了差异，海西片区大多认为不能烧，很多村里依然保持着抢升斗的习俗，而周城则会在大火把熄灭后将升斗送给无子嗣的家庭，如果没有需要的家庭就会送到寺庙里。但是，在海东片区、凤仪等地就会直接跟着大火把一起被烧掉。

四、大理地区洱海周边白族村落“火把节”文化的代际传承

(一)“火把节”文化内涵的代际传承

笔者通过与田野点的老中青及儿童的深度访谈发现：

60岁以上的老人：男性或多或少都知道过火把节是为了纪念“白洁夫人”或是与“火烧松明楼”有关，对火把节的民俗活动的程序也非常清楚；女性则对民俗活动的程序非常清楚，但是对火把节的起源却知之甚少。主要原因在于，许多村落都以60岁为界，男性60岁即可加入老年协会，而老年协会在火把节的举办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60岁以上的女性也大多加入了莲慈会，莲慈会也参与火把节的整个习俗活动过程。

40-55岁间的中年人：男性只有部分人知道火把节的起源，但长期生活在村内者对火把节活动程序比较清楚；女性几乎不知道火把节的起源，但熟悉火把节的活动程序。

20-40岁间的青年人：在外就职的男性、女性对火把节的起源大都只知道与“白洁夫人”有关，但具体细节不是太清楚，对火把节活动的程序也不是太熟悉，只知道部分活动。长期在村里的男性、女性则对火把节的起源等就不太清楚了，但对火把节的活动程序比较清楚。

20以下的青少年：在读学生对火把节的起源有一定的了解，已经离开校园的就完全没有概念，两种状态下的青少年都不熟悉火把节的活动程序。

儿童则不知道为什么过火把节，对火把节的活动程序也不是太清楚，只知道这是一个节日，觉得很好玩儿。

(二)“火把节”文化内涵的遗失

第一，在外就职的年轻人只要时间许可都愿意回家过火把节，但是对火把节的起源、活动程序及相关的传统习俗却不甚了解，也没有深入了解的意识，只觉得这是祖祖辈辈都在过的一个民族传统节日，而老一辈人对年轻人的这种行为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只将其视为民族节日，却不了解其民族文化内涵，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民族文化传承带断裂的一种表现。

第二，社会经济越发达对民族文化的冲击越大，下关镇、大理镇作为大理地区洱海周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只注重民族节日的形式而忽视民族文化内涵的情况最为显著，很多习俗都被简化，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招揽游客驻足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