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英 杨敬丛

一、引言

简·坎皮恩(Jane Campion, 1954—)是一位女性主义特色突出的新西兰导演，她执导的《明亮的星》(BrightStar, 2009)既是一部爱情故事片，讲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与芳妮·布劳恩(Fanny Brawne, 1800—1865)的恋爱故事，也是一部传记影片，真实地反映了济慈在诗歌创作高峰时期的生活经历。与此同时，该片成功建构了芳妮的女性主体身份，它将女主人公芳妮的画面用于电影的开场和结尾，电影海报也以芳妮读信的场景作为主要素材，突显芳妮热爱诗歌、忠于爱情、热情无私的美好人物形象。电影中的芳妮与19世纪英国文化史中的芳妮形象存在巨大反差。在济慈及其作品被逐步经典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芳妮曾经遭受颇多非议，一度被认为是知识匮乏、轻浮浅薄、自私自利的女性，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坎皮恩在电影《明亮的星》中还原芳妮的真实女性形象，以芳妮为个案彰显女性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如实地反映济慈的人生经历，恰当地呈现其诗人形象。以往研究者仅关注电影《明亮的星》的唯美风格[1]，或着力分析电影与济慈诗歌和书信文本的互文性特征[2]，没有详加探讨影片中女性人物在济慈作家形象发展史方面的贡献。本文首先梳理电影中芳妮形象的女性主体特征，然后概述芳妮在济慈经典化历史进程中的失语状态，对比分析两种芳妮形象的差异及其原因，探讨芳妮与济慈作家形象的关系，进而揭示《明亮的星》在世界文学史和女性文化史上的双重重要意义。

二、发声的主体：电影《明亮的星》中的女性人物芳妮

坎皮恩的电影《明亮的星》取材于安德烈·莫森(Andrew Motion)的《济慈传记》(1997)，影片所塑造的女性人物芳妮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芳妮是家中长女，父亲因肺病早逝，母亲带着她和弟弟妹妹住在伦敦北部的汉普斯泰德(Hampstead)，1818年夏季租住于温特沃斯寓所的布朗房屋。后来，芳妮与济慈相识相恋，相邻而居于温特沃斯寓所的两侧，即今日伦敦的济慈故居[3]。1819年春夏之交，济慈进入创作高峰期，完成五大颂诗，即《怠惰颂》《赛吉颂》《夜莺颂》《希腊古瓮颂》《忧郁颂》，以及《圣阿格尼斯前夜》《无情的妖女》《致睡眠》等传世名作。一般认为，济慈诗歌创作成功的内因是其诗艺积累的自然结果，外因之一则是诗人与芳妮的爱情。坎皮恩基于史实塑造了女性主体芳妮，她与济慈是最佳伴侣，他们的爱情故事凄凉而唯美，引发无数观众的共情。

影片中的芳妮有新一代知识女性的特质，有深入探究诗人诗作的高度热情。1818年4月，济慈出版长篇叙事诗《恩底弥翁》，芳妮得到消息后立刻派妹妹玛格丽特去书店购买。待后者回到家中，她一边坐在椅子上编织衣物，一边让其朗读。当她听到“一件美好事物永远是一种快乐：它的美妙与日俱增；它决不会化为乌有；而是会使我们永远有一座幽静的花亭，一个充满美梦，健康，和匀净的呼吸的睡眠”[4]之后，倏然放下手中活计，抢过诗集，独自阅读，忘情地陶醉其中。她非常欣赏济慈的诗句，因此，迅速成为济慈诗歌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并义无反顾地与济慈交往。芳妮以一名女性读者的直觉和普通读者的本性理解和欣赏济慈诗歌，自然而然地成为济慈的知己。影片中芳妮与济慈多次共同吟诵诗歌，片尾芳妮在雪景中朗读《明亮的星》，济慈则以画外音朗诵《夜莺颂》，说明芳妮能够领悟济慈诗歌的深意，能在思想上与诗人产生共鸣。

影片塑造了芳妮热爱济慈诗歌、进而钟情于济慈的女性形象，她对济慈的爱情坚如磐石，至死不渝。芳妮常常借邻居之便带着甜点敲开济慈房门，既表现出她对济慈诗歌的热爱之情，也拉近了她与济慈的情感距离。知识是女性获得平等权利的关键因素，芳妮对于诗歌知识的追求便成为她与济慈“两性关系中最具张力的节点”[5]。她擅长缝纫，知晓“具体实用之美”，济慈却与她不同，“更注重抽象的、想象的、永恒之美”[6]，她便将缝纫与诗歌相比，认为熟能生巧是两者的共性，展示出芳妮的女性直觉和智慧，暗示她对济慈诗歌创作的启发和影响。影片还大量插入他们的往来书信表达其相互爱慕之情，进一步展示芳妮的知性特质。“收不到他的信的时候，我就像死了一样，就像胸中没有了空气，”芳妮的言语发自肺腑，其中蕴含着深情厚意。济慈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几乎希望我们成为夏天里只活上三天的蝴蝶——和你待上这样三天，我会往其中注入平常五十年也装不下的欢乐。”[7]芳妮随后便在卧室开辟一片“蝴蝶庄园”，想象美好时光已经来临。芳妮与济慈心意相通，他们除了通信，还有多种方法进行思想交流，比如写小纸条，轻轻敲打房屋的墙壁，甚至隔窗无言对望。济慈在世期间，芳妮关注济慈的诗歌事业，给济慈带来无限温暖，成为鼓舞诗人创作的积极力量。济慈去世后，她肝肠寸断，嚎啕大哭，几乎窒息，整个生命失去了应有的活力。

芳妮遗传了母亲布劳恩夫人的善良天性，勇敢坚定，乐观积极，自立自强，对待他人热情无私。她坚定地热爱美好的诗歌，热爱诗人济慈，并惠及其家人，在济慈的小弟弟汤姆病入膏肓之时她赶去探望，对病痛之人深表同情。“灿烂的星！我祈求像你那样坚定”[8]，济慈的诗句正是芳妮美好形象的生动写照。坎皮恩选择济慈写给芳妮的十四行诗《明亮的星》作为电影的标题，将芳妮选择济慈、守望济慈的爱情故事写成一首电影的诗，向全世界观众展示女主人公芳妮的光辉形象，充分肯定芳妮的女性主体身份。影片“在原本属于‘男性’济慈的传记故事中”，强化“女性”人物芳妮的重要性，“颠覆男性观者与影评人的期待”[9]。正如同巴特勒所言，性别是“一种建构的身份，一个操演得来的成果”[10]。《明亮的星》并非在普通意义上讲述济慈的人生与爱情故事，而是借助一段文学历史揭示19世纪英国女性内心世界丰富、情感热烈奔放、敢于追求幸福生活的优秀品质，进而表达坎皮恩的女性主义观念。

三、失语的女性：济慈作家形象发展史中的芳妮

济慈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诗人，一生共创作大约150首诗歌和300余封书信。这些作品不仅在19世纪下半叶对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艺术产生强烈影响，而且其影响远达欧洲大陆和美国，及至20世纪上半叶，济慈在英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均享有很高的声誉。济慈的诗歌和诗论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文化意义。但是，19世纪初期的英国保守文学报刊对济慈进行大肆攻击，济慈在文学接受历程中经历了颇多非难[11]。这便牵连到济慈的恋爱对象芳妮。

济慈少年时代父母双亡，除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与他相伴成长，还有若干师长和友人诚挚关爱济慈，与济慈共同切磋诗歌技艺。芳妮无疑也是济慈友人中的重要一员。年轻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在沐浴爱情阳光的同时，获得了创作诗歌的动力和灵感。但在女性普遍处于失语状态的19世纪，诸多批评家认为芳妮破坏了济慈的身体健康，影响了济慈的诗歌事业，他们对芳妮的误解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误以为芳妮知识匮乏，她只顾追求外表美，从不注意提高自身知识修养，既不值得济慈爱恋，也不配拥有济慈的感情；第二，误以为芳妮行为轻浮，对待济慈忽冷忽热，在与济慈恋爱期间还盛装外出，参加社交舞会，致使济慈病情加重；第三，误认为芳妮品德低下，自私自利，追名逐利，使诗人感觉只有写作成功、经济殷实才能迎娶佳人，因而压力重重。因此，济慈的友人查尔斯·布朗(Charles Armitage Brown)遵照医生的建议，要求济慈保持心情平静，强烈反对济慈与芳妮交往，“像狱卒一样将芳妮看得很紧，不让她与济慈有过多接触，规定的探视时间绝对不允许超过”[12]。布朗在抄写济慈诗歌、保存济慈手稿、照料济慈起居、维护其诗人声誉方面贡献颇多，他对芳妮的敌意更能够说明芳妮作为女性的生存困境。

19世纪文学批评家为了维护济慈的诗坛声誉，只好选择避而不谈芳妮其人其事。1848年，理查德·米尔尼斯(Richard Monckton Milnes)出版第一部由学者撰写的《济慈传记》，使济慈赢得了维多利亚时期读者的尊敬，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济慈的诗人声誉。米尔尼斯为了避免给诗人带来负面影响，巧妙地选择写作素材，在传记中并未提及芳妮的名字，传记中包含的仅仅是济慈的“诗歌，一些友情，一种激情，和一个过早的去世而已”[13]，因为19世纪中期的大多数读者能够接受济慈的诗歌却不能接受济慈的恋爱对象芳妮。芳妮在济慈作家形象发展史中长期处于失语状态，这也导致读者无法全面认识济慈的作家形象。就其职业生涯而言，济慈是诗人；就其生活状态而言，济慈是恋人，是兄长，是好友，诸多身份合力构成济慈作家形象，无论人们忽略其中哪一个方面，都不能全面认识济慈其人其诗，都会造成济慈批评史的缺憾。

在济慈经典化的过程中，其诗歌和书信编辑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济慈的其它信件出版没有引起异议，但是直到19世纪下半叶，他与芳妮的书信出版一事仍遇到重重阻力。哈利·福曼(Harry Buxton Forman)编辑的《济慈给芳妮的书信》于1878年在伦敦和纽约同时出版，1889年再版。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出版这些书信，因为恋爱是济慈生活的一个部分，不应该被隐瞒。哈利·福曼读这些书信时总是带着“深深的神圣感”，便希望其他读者也通过此书重新认识济慈的形象，了解济慈“高尚的灵魂”[14]。他没有料到，这些信件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有些读者因为济慈的恋爱故事而责备他缺乏男子汉气概，也有人责怪芳妮对济慈不够温柔、不够忠诚，认为芳妮不值得济慈喜欢，这些信件当然也不应该出版。

著名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起初坚决反对出版济慈与芳妮的书信。阿诺德在1883年出版的《批评二集》之“济慈”一文中指出，济慈写给芳妮的书信表明他是“感觉型诗人”，济慈成了“情感的奴隶”，其中包含着缺乏教养、不能自重和自我放弃的感觉倾向[15]。阿诺德强调文学的社会道德价值，他认为芳妮无益于济慈的诗人声誉，后来随着哈利·福曼编辑的济慈书信的出版，他仔细研读济慈的情书，态度逐渐有所缓和。1891年，另一位重要的济慈传记作者西德尼·科尔文(Sir Sidney Colvin)出版《济慈书信集》，收录164封信件，但是没有收入济慈写给芳妮的书信，说明芳妮在19世纪末期还没有得到济慈研究者的普遍认可。

尽管芳妮在19世纪文化史中一度被污名化，甚至成为济慈经典化过程中的障碍，但幸运的是，芳妮真实的形象最终能够回归读者的视野。毛里斯·福曼(Maurice Buxton Forman)在其父哈利·福曼事业的基础之上继续编订和出版济慈作品，其中包括济慈与芳妮的书信。当历史的车轮转至20世纪，经过多名济慈学者和热心读者的努力，济慈的生活观念和诗歌价值逐步得到全面肯定。1921年，正值济慈去世一百周年，欧美各地纷纷发起纪念活动，中国学者也积极响应。胡愈之1921年4月25日在《东方杂志》第18卷第8号发表《英国诗人克次的百年纪念》一文，评价济慈为“感觉极敏锐的人”，珍视“感觉的生活”胜过珍视“思想的生活”，值得中国读者关注。茅盾1921年5月10日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5号“卷头辞”发表《百年纪念祭的济慈》，文章写道，“济慈这样的一个大诗人而且又是一百年前死了的，似乎应该是人人所早已熟悉，不用我再多介绍。”这充分说明，济慈不仅在欧洲和美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而且在中国也拥有了大批读者。济慈学者对济慈感情生活的肯定，或者说对芳妮形象的肯定，便是承认济慈的品行与德行，是推动济慈经典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后不久，伦敦和罗马先后建立济慈故居，济慈与芳妮的爱情故事不再是世界文坛的禁忌话题。1952年，琼安娜·理查德森(Joanna Richardson)出版《芳妮传记》，标志着芳妮成为济慈研究领域不可不谈的一个重要人物，芳妮开始正式走入济慈作家形象研究的历史视域。

四、结语

坎皮恩从女性主义视角入手，在影片《明亮的星》中恰当如实地塑造了热情善良的知识女性芳妮的崭新形象，赋予其女性主体身份，使芳妮与19世纪济慈批评史中的形象截然不同。19世纪大多数批评家从男性视角出发，对芳妮持有误解，使芳妮处于失语状态。自20世纪以来，芳妮逐步得到济慈研究者的热切关注。通过对比发声的女性主体芳妮和失语的芳妮形象，我们可以发现，芳妮曾经受到的质疑与评价都已成为历史，济慈的恋爱故事与道德观念如今已经得到正确评价。济慈作家形象是一个充满复杂性和多元性的话题，本文仅从性别话语视角挖掘促使济慈获得世界声誉的文化要素，期待引发读者关注作家生成的社会语境。正因为《明亮的星》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它才能较为完整地呈现济慈的作家形象，它是济慈作家形象发展史上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对济慈经典化进程起到标志性作用，因此，它在世界文学史和女性文化史上具有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