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鹏 赵 可

阮籍(210—263)，字嗣宗，三国时期魏国人，与嵇康等七位魏正始年间的名士并称为“竹林七贤”。阮籍早年尚儒，后来因社会政治的动荡使其深感于现实的无常和生命的飘摇，便由儒入道，蔑弃礼法名教对人的束缚；同时，魏晋时期，玄学风尚盛极一时，阮籍作为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主张“自然”而排斥名教。本文主要针对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思想和人格理想的由来、内涵，对“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当代价值进行探寻。

一、“任自然”的哲学意蕴

(一)“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由来

1.“名教”的产生和发展

嵇康在《释弘论》中写道“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因此，对“任自然”的探寻不能将之单列出来进行讨论，而要先明确“名教”的产生、发展、影响等因素是“任自然”的哲学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

“名教”一词虽出现于魏晋时期，但其思想根源却在周礼。孔子希望恢复周礼来管理国家和教化社会，而实行这种等级制度最关键的就是要名正言顺，所谓“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至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名教”正是以孔子的“正名”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

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董仲舒把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用儒家的“三纲五常”包装起来，以之教化人民，称“以名为教”“以名为教”的内涵只是统治者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并没有将之作为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反而认为其不堪重用，汉宣帝谓之“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究其根本，“以名为教”在正天子之名的同时也正了臣子之名、豪强之名。汉宣帝后，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土地私有化进程不再受任何限制地发展，地主田庄开始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1]262，这正是名教影响力逐渐拓展到社会经济领域的表现。

2.“任自然”的由来

孔子的“正名”思想是要求形成一种相对的、双方共同遵守的“礼”，即君主要做君主该做的事，臣子要做臣子该做的事。但这种观念一直在弱化，至三国两晋时期，以“正名”为内核的“名教”逐渐开始片面追求愚忠愚孝。

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天子威严的衰落。自汉末割据到三国归晋，天子的威严一次次地被权臣践踏，天下共主的号召力不断下降，“正名”成了这一时期关乎统治稳定的关键问题，而不同统治者在如何进行“正名”时却都做出了相似的选择。曹丕代汉时，通过九品中正制，出让部分政治利益以换取世家门阀的支持；司马氏篡魏后，通过制定五等爵制和修订九品中正制等方式，“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将世家大族的特权固定下来，使西晋初步形成了门阀政治的格局”[1]325。这些政策证明君臣之间传统的效忠方式已出现问题，“正名”在实质上已无法取得切实有效的作用。二是魏晋得国不正造成的理论缺失。魏代汉、晋代魏，其本质都是谋大逆之举，无论当时做出何种宣传解释，都无法改变这一现实。当他们完成了篡位之事后，如何保证王朝的延续，避免重蹈前朝覆辙又成为现实问题。朝堂之上斗争激烈，贵族门阀争权夺利，宣传愚忠愚孝便成了当时统治者维系集权统治的必然选择，但是这种忠孝观念无疑是被统治者进行了扭曲，披着儒学的外衣，讲着纲常名分，却行党同伐异之实。

由此，所谓“名教”在当时并不具有调节社会矛盾、规范行为准则的作用，其实质上是统治阶级的遮羞布，以纲常为名，通过扭曲人性来掩盖政治的腐朽和黑暗。而阮籍正是生活在魏晋之交的这一时期，他身为官员无法激扬浊清，解决社会的困境，只能寄情于山水、放浪形骸，逃避朝堂；但他作为名士，却能用一书胸臆，呼应嵇康抒发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情，希望能够以个体的形式，自发地突破名教“礼”的束缚，戳破其虚伪的表象，遵从自身的天性去不断发展。“越名教”体现了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厌恶，“任自然”则突出了对人的重视，这是对现实的有力反击。

(二)“任自然”的本质

魏晋清谈辩论之风对“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进路，其中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阮籍“任自然”的哲学思想在《大人先生传》中有充分的体现，阮籍通过对《大人先生传》中三个不同层次的人物进行批判，从而显示出其“任自然”的本质。

文中第一个批判的对象便是“士君子”及其坚决维护的“名教”。在面对统治者“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整个社会一片混乱黑暗的情形下，“士君子”们依然固执地坚守礼法而不知变通，这不仅无法使人民在社会中找到归宿，连他们自己也在动荡的政局中有随时可能被一把火焚烧殆尽的危险；第二个讽刺对象则针对“隐士”。文中的所谓的“隐士”不贪恋现实社会，主动出世以逃避现实，寻找精神寄托，但这种对现实的逃避仍然没有摆脱“名教”的藩篱，仍然是以“名教”的道德准则为标杆对自身进行衡量。这种隐士明晰社会的困境，但出世行为更多的是希望塑造自身“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洁形象，依然没有摆脱社会的羁绊，内心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平静，“虽不是高亢张扬之徒，但也是‘刻意尚行，离异世俗’之人”[2]；第三个则是对“薪于阜者”的否定，“薪者”虽然对无为的理解超越了隐士，跨过了贫贵得失的束缚，超脱了世俗的生死观，但阮籍却仍认为其格局太小，对宇宙和世界的本质依旧没有做到真正地“任自然”。

从阮籍对以上三种人物的批判可以窥探出阮籍心中“任自然”的本质便是以现实为基础，从屈从现实、维护现实为基础，到认清现实、彰显自我，再到超脱现实，最后达到无我的的境界。

(三)阮籍“任自然”的达成路径

“越名教而任自然”体现了儒道思想的融合，这点在阮籍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其对“任自然”的追求展现了他思想变化的过程。

正始年间，阮籍曾受曹氏和司马氏征辟入仕，可见他怀有一定的政治抱负。《通老论》中写到：“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阮籍在其中表达的政治观点仍然是“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城》)的道家无为政治做派。正始中后期，司马氏借助“名教”，大肆开展政治斗争，使阮籍对“名教”充满厌恶，“这是他的儒家理念与恶劣的政治现实之间的龃龉所致，是他内心深处的矛盾所致”。[3]

自此之后，阮籍对名教的立场转为“叛”。他站在道家立场全盘否定“名教”中仁义礼法的伦理规范制度，与“名教”进行割裂。但在面对亲人离世的悲痛时，他却无法超脱出内心的情感，《世说新语》中记载“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这是一种矛盾的心理，也是与现实、自我斗争的过程。显然，他的行为有悖礼法，但正是看似荒诞的事情，才展现出了他超脱庸俗桎梏、挣脱礼教束缚的渴望。在他看来，道家的“自然”才是真正的自然，这种自然是在内心中遵从自我，但在行为上却为保全自身而被迫做出狂放不羁的姿态。阮籍一生都在追求这种“自然”的境界，在他看来仅仅实现个人的自然状态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实现秩序的自然和社会的自然。

阮籍初时对天人关系的理念仍然是以儒家等级观念为基础的天与人的统一，即天为礼，人为己，个体的人与整体的天虽然对立，但人的行为应该与礼相统一，形成宏观上的和谐整体，而正始后期它的思想逐渐转变成“天人合一”，这也是其达成“任自然”理想的最终途径。“天人合一”实质上是否认了人与天之间的差异，人不作为一个实体存在，而是虚化成一个与天相同、平等的自然。阮籍认为“至德之要，无外而已”，此处的“外”意指生活、存在的外部客观或主观存在，而要达到“至德”的最终理想，则要打破“人”为内，“天”为外的等级秩序，实现人的超脱和解放。“正是这种无差别的混沌社会观已经内化为意识主体的主观世界，从而演化为阮籍本人的一种理想的精神世界”[3]100-103。

二、“任自然”的当代价值

(一)纠正个人扭曲的精神世界

阮籍倡导和追求的纯洁朴素的心灵精神,能有效克服现代拜金主义者本性迷失之病[4]。由拜金主义引发的奢靡之风盛行不衰和以物质财富为导向的病态趋势使很多人迷失在当今社会之中，无视了自我内心的想法，压抑着自身天性的发展，沦为阮籍所批判的“士君子”之列。这些人自以为对物质追求的过程是充实精神世界的有效途径，于是便日渐沉迷其中，但是却未曾发现自己的精神世界早已一片荒芜。这种情况不止危害个人的精神状况，更动摇着社会行为的准则，由此而引发的道德沦丧、伦理失范、物欲横流、精神困顿等问题都在动摇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延续。

阮籍认为每一个现实社会中的个体都将走向同一个结局，那便是死亡。任何人在死亡面前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人固有一死的前提下，现实生活中汲汲追求的财富、名誉都不是永恒的，而当自我精神充分解放后形成的“天人合一”之境则超脱了万物生死或能如自然一般永恒。这种最高的追求虽然具有一定的唯心主义价值观，但其所提倡的追求心灵的朴素和纯洁，在现阶段仍是社会和个人所需要的。

纵观阮籍一生虽然常饮酒大醉，但这种醉不似刘伶等人因喜爱喝酒，追求感官的放纵和情感的抒发而喝，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对抗和对自我的解放，他通过狂放不羁的态度与虚伪的礼法对抗，他以醉酒无礼的行为与统治者对抗，他以世俗摒弃的态度与自我对抗。正是在这种对抗中，他才逐渐觉醒自我的意识，才不断地实现自我的解放和超越，向着他笔下的大人先生迈进。而阮籍所提的“任自然”恰好为当下寻求个人精神解放、身心自由、人性自然发展的群体提供了一条以现实为基础，从屈从维护现实，到认清现实彰显自我，再到超脱现实无为，最后到无我的道路。

(二)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

阮籍虽然以狂放之姿向世人展示出其“越名教”的理想和向往，但是他并未全盘否定儒家礼教的价值，他只是反对披着儒家外衣却将人禁锢束缚和令政治黑暗的“名教”，希望实行真正的礼教。在阮籍看来，“名教”皆是对儒家纲常伦理的歪斜和扭曲，他以老庄之学批判纲常伦理，讥讽礼法之士，对假儒学深恶痛绝，向往世人皆具有纯洁的心灵和自然的本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稳定繁荣的社会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等一系列外在的制约性因素的维护，阮籍反抗的只是那些拘束人性、污浊社会的礼仪伦常；相反，对于维护社会正统秩序的规范教化，我们应该维护和遵从。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前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目标，社会和谐的前提是个体的人的身心和谐。阮籍反对“名教”对人的压迫，希望达到“任自然”的天人合一状态就是身心和谐的最好状态。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个人在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时不免会陷入各种冲突和矛盾的境地；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正处在关键的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使我国的经济虽迅速发展但还不够完善，人与人之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人格完整健全、身心稳定和谐的社会个体才能在这样充满矛盾的社会中保持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心态和“大人先生”式的放达心理让个体的人在当今社会激烈的竞争中有了精神寓居之地，这无疑是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井然秩序和稳定状态打好了坚实的基础。阮籍道学式的心态趋向对于减轻市场经济逐利的本性对人造成的异化有良好的效果，同时阮籍“任自然”式的放达思想对于安抚紧张的人类精神世界也有一定的助益。社会是由个体的社会人所组成的庞大组织，只有每一个社会个体在达到了身心的和谐状态后才能对社会这个大群体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我们除了吸取阮籍“任自然”哲学思想中的精华之外，还应借鉴吸取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其他合理思想，借助一定的秩序规范和道德礼教来化育民众，保障社会人伦的和谐。

三、结语

阮籍“任自然”的哲学思想不仅打破了儒家思想一家独大的局面，为之后的“三教合一”做好了铺垫，也充实了我国的哲学思想，其形成的玄谈、清谈、清言的辩论方式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社会的思想碰撞，展示出思想自由解放的时代气息。更重要的是阮籍的“任自然”哲学思想具有相当强大的生命力，即使在今天，我们依旧能从中寻找到需要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