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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梳理与应对

2022-12-05龚静阳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年6期
关键词:污名对华话语

龚静阳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专题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梳理与应对

龚静阳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重庆 400064)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下,世界权力格局快速演变,为维系霸权、打压对手,美西方国家大肆构建对华污名化框架。该框架干扰国际社会对我国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面貌的准确全面认知,对我国国家安全形成重大风险隐患。美西方对华话语攻击及其动向值得我国高度警惕。在现实中,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主要指向统一战线领域,在人权民主议题实施污名,打造攻击中国的枢纽话语;在涉疆议题实施污名,干扰中国西部边疆安全稳定;在涉台议题实施污名,妄图阻挠中国完全统一;在涉港议题实施污名,企图破坏“一国两制”实践;在国际关系议题实施污名,丑化中国整体形象。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的构建具有明显的特征,包括污名主体集团化:从美国“全政府”到联盟“全出击”;污名机制流水化:从信源到受众;污名议题系统化:从单一到复合;污名手段隐蔽化:从“文化植入”到“计算宣传”;污名动机立体化:从心理到现实;污名影响扩散化:从中国到世界。鉴于美西方对华话语攻击集中在统一战线领域,瓦解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迫切需要加快构建我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要从加强话语内容生产、提升叙事能力、完善话语与叙事体系的生态环境入手。

美西方;对华污名;框架理论;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要“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1]。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课题。面对世界权力格局快速演变,为维系霸权、打压对手,美西方加重使用话语攻击方式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社会动员,策动了多起“颜色革命”,颠覆了多个国家的政权。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美西方为了遏阻我国发展,在政党制度、民主人权和涉疆、涉藏、涉港、涉台等统一战线相关领域打着所谓“普世价值”的旗号,大行污蔑和诽谤之术。美西方长期以来为护持霸权,占据国际话语优势地位,营造站在“道义制高点”的假象,为相关议题量身定制话语体系,形成对华污名化框架。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干扰国际社会对我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面貌的整体认知,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情感甚至判断。其污名化框架对我国国家安全形成重大风险隐患,美西方对华话语攻击及其动向值得我国高度警惕。

国内学界已对美西方对华污名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在美西方国家的对外对内传播方面,既有研究从当前国际话语形势及美西方国家的传播战略、污名化心理、宣传规律展开。郭可等发现,西方涉华负面舆情居多[2]。史安斌等结合“乌卡时代”背景,揭露美西方国家战略传播的转型和升维[3]。曾向红等认为美西方对华舆论经历了猜疑、警惕和攻击三个阶段,提出污名化包括污名萌生、发展、扩散三个阶段,并对应群体焦虑、歪曲认知和话语架构的行为机制[4]。史澎海从冷战初期美苏意识形态争夺战的历史中总结美国的话语干涉规律:在事件的动态传播中向世界传递声量,企图占据道义制高点、把握话语主动权[5]。在美西方对中国统一战线的话语攻击方面,既有研究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如关注美西方对涉疆议题的污名化[6-7],关注中美关系新态势下美西方对我国台湾问题[8]、香港事务的干涉[9],关注美西方对涉华人权和民主议题的污名化[10]等。

国内学界还对统一战线与中国话语权建设的关系开展了研究。比如,罗振建等认为统一战线可为中国话语权提供资源供给,同时统一战线领域也是中国话语权的薄弱环节[11]。卢勇等认为统一战线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12]。具体到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方面,既有研究聚焦历史、文本、政策话语视角。基于历史视角,赵宬斐等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对叙事逻辑和话语体系的构建进程与经验[13]。李亿等从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文本书写中归纳出情感构境叙事、实践构境叙事、理想构境叙事等路径[14]。基于文本视角,章晓英从中西语境中“话语”和“叙事”的概念出发,用叙事学视角解读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认为话语更注重对观点看法的表达,叙事则注重主体、文本、客体的展示和讲述[15]。基于政策话语视角,童兵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论述,分析了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路径[16]。

由上可见,关于国际话语形势最新动向的既有研究着眼宏大,对作为话语权争夺前沿阵地、重要战线的统一战线领域聚焦不足;关于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既有研究较少基于国际国内互动语境展开。美西方对我国的污名化具有明显的框架化态势,并主要指向统一战线领域。通过对污名化信息的策源、生产和传播,美西方主动构建对华污名化框架,妄图形成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负面认知。鉴于此,本文从政治学和传播学、国际和国内结合的视角,引入框架理论梳理美西方对华污名化的最新动向和特征、影响,提出我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路径。

二、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的主要表现

近年来,美西方国家对华污名化框架主要指向统一战线领域。其框架构建的内容包括:打着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幌子,着重攻击我国政党制度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反复炒作涉疆、涉藏、涉港、涉台议题;在国际关系中丑化中国形象,挑拨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关于中国统一战线的攻击,形成构建人权民主污名枢纽话语,同时匹配涉疆、涉藏、涉港、涉台等具体领域污名话语的立体格局。

(一)在人权民主议题上实施污名,打造枢纽话语

人权和民主是美国在全球打压异己的重要话语,起到污名他国的“枢纽”作用。美国自诩“人权标杆”“民主灯塔”,把人权和民主当作武器,构建所谓“侵犯人权”“民主对抗专制”等话语,构造对华污名化框架。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不寻求交易”的态度使其在推进所谓人权、民主议题方面更加强硬[17]。美西方炒作人权民主议题的策略是将其政治化,企图达成不同阶段的战略目的。

其一,在人权话语方面,美西方主要污名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运行成效。首先,美国发布了大量涉人权议题的所谓提案、报告、法案,试图占据人权定义权。从1989年至今,美国国会发布的涉华人权提案多达516项[18],其中相当一部分签署成法。美国连续45年发布国别人权报告,罗织我国所谓人权“罪状”。美西方攻击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无理指责中国所谓“压迫”信教与少数民族人士,诬称中国“侵害”人民自由。美西方的人权指责充满臆断,所谓证据缺乏可信度,通篇使用“据有关报告”“似乎”“可能”等推断性话语。美西方的人权指责充满主观色彩。例如,美国《2021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将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部门提议在教育中纳入“爱国爱澳”内容解读为所谓“灌输爱国价值观”[19]。其次,故意设置他国的人权“敏感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实施“人权战”。例如,2021年底,美西方热炒中国“人权”议题,美国及部分盟友以“人权”借口炒作抵制北京冬奥会话题。此举妄图遮蔽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其“人权政治”的算计显露无疑。西方媒体、非政府组织围绕在政府周围,秉持意识形态偏见配合“人权战”炒作。美西方对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视而不见,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人权状况,折射出美西方根深蒂固的霸权思维。

其二,在民主话语方面,美西方主要污名我国的政党制度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首先,在政党制度领域,制造所谓“民主”与“专制”、“民主治理”与“威权治理”的话语藩篱。美西方标榜西方政党制度的“竞争性”“一人一票”“三权分立”等为“真民主”,无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团结、合作、协商、监督等治理优势,忽视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制造所谓“一党专政”等话语陷阱。拜登政府在《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声称所谓“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正在展开竞赛”,企图通过塑造“民主话语霸权”重塑遏制中国的“价值联盟”体系。其他西方国家紧随美国身后,也有不少对华污名化行径。比如,日本开展了专门的对华舆论战,指责中国“不尊重国际法”,强调日本是“先进民主国家”,渲染“中国威胁”[20]。其次,美西方热衷于举行“民主峰会”等各色政治秀场,拉帮结派实施对华话语攻击,尤其是诋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21]。特朗普时期,彭斯、蓬佩奥等人在多个场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离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企图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割裂开来。拜登政府在其对中美关系的“竞争、对抗、合作”战略框架下,继续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内部各方面关系[21]。

(二)在涉疆议题上实施污名,干扰中国西部边疆安全稳定

最近3年来,美西方高度聚焦对中国治疆政策的污名。他们通过炮制所谓“报告”制造“证据”,炮制所谓“法案”制造“依据”,渲染新疆存在所谓“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宗教压迫”“强制绝育”等弥天大谎。美西方在涉疆议题上的话语炒作,旨在干扰中国西部边疆安全稳定,进而遏制中国发展崛起。

其一,反华智库、部门、NGO伪造证据,炮制“报告”,编造涉疆谣言,开展诸多专门污名化新疆的活动。作为新疆分裂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热衷于炒作所谓“种族灭绝”等话题。2019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收买证人、伪造证据,污蔑新疆存在所谓人权问题,利用伪造证据发布信息,在国际社会开展涉疆议题负面宣传[22]。2020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通过“艺术互动倡导维吾尔人权”项目发动境内外反华势力炒热涉疆议题;“人权倡导的文件和研究”项目构建维吾尔族“人权”数据库,炮制报告抹黑中国治疆政策[22]。2020年3月,美西方开始炒作的所谓“强迫劳动”谬论,则由智库报告开启,随后行业协会、国会议员发声,政府出台有关法案。至此,所谓“证据”“依据”制造完成。美西方开始频繁在报告、演讲中以所谓“可怕虐待”“强迫劳动”谬论对华施压。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惯用未经证实或虚假消息描述中国人权状况。“人权观察”虽标榜独立,但从其成员构成、对美式民主的无条件追捧、发表言论与美国政策步调一致[23]来看,其言论毫无真实性可言。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海伦娜·肯尼迪中心披着学术外衣,多次发布涉疆虚假报告,反复炒作所谓新疆人权问题。此类报告的参与者被曝接受美方相关机构大额资助,有的甚至与恐怖组织有联系。比如,“人权观察”执行董事肯尼斯·罗斯和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德森同“东突”组织“世维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2];海伦娜·肯尼迪中心出资人系反华极端政治团体创始人。

其二,为了掩盖涉疆虚假报告彻头彻尾毫无根据的谎言本质,美国操纵其盟国给联合国相关机构施压,妄图使相关机构成为其帮凶打手。2019年以来,美国经常操纵其盟友在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治疆政策妄加非议,抛售所谓新疆存在“人权问题”。2022年,美西方国家在人权理事会散布涉疆谎言谬论,炮制所谓涉疆问题决定草案,并竭力向成员国施压,企图利用联合国人权机构干涉中国内政。鉴于国际社会认清美方散布谣言、“以疆制华”图谋,该草案遭到人权理事会多数成员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美西方一手策划制造所谓“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涉疆人权评估报告”,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侵犯人权”。2022年7月,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小保方智也发表涉及新疆的所谓报告,声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少数民族群体中存在使用“强迫劳动”的地方。该日籍专家偏听偏信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编造的涉疆谎言和虚假信息,滥用职权,公然违反特别机制行为准则,恶意抹黑污蔑中国,充当反华势力的政治工具。

(三)在涉台议题上实施污名,妄图阻挠中国完全统一

美西方国家惯于操弄涉台议题来污名化中国,一方面使用“经济胁迫”“制造威胁”“恐吓民众”等话语来设定有关框架,妄图在两岸不断制造对立和裂痕;另一方面,玩弄话语把戏,炮制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作为美方“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在多项声明中为“一个中国”原则加上“在适用的情形下”的后缀。美西方在涉台议题上对中国进行污名,根本目的是阻挠中国完全统一、干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其一,美西方吹捧台湾地区所谓“政治发展优等生”的角色,以制造价值观对立阻碍国家统一。美国对台湾所谓“民主榜样”的话语框架设置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彼时,为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图谋,实现“以台制华”,美国官员及媒体大肆宣扬台湾的“民主成就”[24]。近五年,随着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全面竞争,美西方对“民主”话语的“双标工具化”使用愈演愈烈。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台湾地区被赋予所谓“民主示范”角色[7]。美国不同层级的官员包括布林肯、佩洛西、黄之瀚、蓬佩奥、彭斯、郦英杰等均在公开场合夸大台湾的所谓“民主成功”。美西方抬高台湾地区的所谓民主成就,企图助推其站上“道德制高点”并在国际社会装弱者、博同情。美西方对台湾地区所谓“政治发展优等生”角色的塑造,实则通过贬低大陆的民主政治发展进步,人为向台湾同胞植入恐慌因素,消解台湾同胞的统一认同。

其二,美西方无视是非曲直,拉帮结派多渠道发声无理指责中国。2022年8月2日,佩洛西不顾我国强烈抗议窜访台湾,并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公然称呼台湾为“国家”,其举动是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的严重政治挑衅,我国随即展开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但美西方政府和媒体无视是非曲直、不管前因后果,替美方错误行径站台,无理指责抹黑中国,把我国捍卫国家主权的防卫行动描述成所谓“武力改变台海局势”。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声称,中方试图将历史常态变成一场危机,是推动局势升级一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声称,佩洛西此访不违反美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电话吹风会上指责中方反应过度,试图改变现状,目的是“威胁和胁迫台湾”。日本国内一些人鼓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时任英国外长特拉斯声称,英国及伙伴已通过七国集团外长声明等形式,对“中方在台海升级行动”予以最强烈谴责。8月5日举行的东亚峰会外长会上,有个别国家对中方正当的维权举措进行无理指责。

(四)在涉港议题上实施污名,企图破坏“一国两制”实践

美西方惯用“压制自由”“侵犯民主”“侵犯人权”等话语来设定涉港污名化框架,强化港英当局遗留的具有殖民色彩的话语体系,通过发布涉港报告实行常态化污名。美西方对涉港议题的操纵有明显的“事件导向”:策动香港发生暴乱事件,借机对我国进行高频、深度的污名化。在2019年“修例风波”前后,美西方极力围绕这一事件设置负面议题,大肆炒作,破坏“一国两制”实践。

其一,事件发生前,美西方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通过发表各类不负责任言论向香港特区政府施压,发表煽动性言论制造恐慌和对立。2019年上半年,围绕《逃犯条例》的修订,英国驻港总领事、英国下议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欧盟及其成员国驻港澳外交代表等公开表达所谓“关切”和“担忧”,污称修例会影响香港自治、干扰香港法治[25]。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布有关报告,声称修例会使香港的政治经济更易受中央政府影响。同时,媒体开展威吓式报道,妄称“香港更易受到中央政府胁迫”,在社交平台炮制假新闻抹黑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社会渲染恐怖气氛,煽动香港社会的悲观情绪,破坏公众对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信任。此外,还有相关非政府组织恶意为香港社会塑造“敌人”,煽动抗议行动。比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极力教唆反中乱港分子从事极端暴力活动[26]。

其二,事件发生中,美西方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媒体集体切入双标滤镜,调高话语炒作的力度。美西方固守“民主双标”,对“泛政治化”和黑暴肆虐的假民主拍手叫好,而面对符合香港实际、落实“爱国者治港”的真民主却如坐针毡。一方面,他们美化包装暴力抗议活动,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一些国家驻香港的总领馆不顾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多次发表错误言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佩洛西等美西方国家的政客公然纵容和挑唆反中乱港分子采取违法暴力手段同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对抗,将反中乱港分子美化为“民主斗士”。一些非政府组织扮演暴力活动“操盘手”角色,为反中乱港分子提供包括舆论造势的“一条龙”服务[8]。另一方面,美西方国家的政府机构和官员频频用负面话语抹黑“一国两制”和中央对港政策,抹黑香港特区政府的有关处置,挑拨歪曲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工作关系。西方媒体针对香港警方执法行动发出大量不实报道,挑拨香港社会对立,妄图在香港社会树立“敌人”。

其三,事件发生后,美西方对我国采取的正本清源的积极措施进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负面解读。中央政府依法行使全面管治权,特区政府依法履行主体责任,香港社会愈发繁荣稳定、团结奋进,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美西方无视“一国两制”香港实践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抹黑香港国安法和香港新选举制度。西方媒体公然污蔑香港国安法是所谓对“西方世界的挑战”,还有人声称“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标志着‘一国两制’的终结”[27]。西方媒体为达成污蔑目的,大量采用庞杂的民间信源(信息源自记者或普通百姓)[28]。美西方国家的有关污名化举措持续至今。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美西方发表声明或谈话,妄称香港民主法治遭到破坏。布林肯诬称香港特区新选举制度“严重限制了香港人民有意义地参加自我治理和表达意见的方式”。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发表声明,对香港立法会选举“侵犯民主原则和政治多元化”表示“遗憾”。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发表声明,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说三道四,污蔑这是对“香港政治多元化的攻击”,并再次搬出《中英联合声明》说事。2022年10月,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审理黎智英涉嫌欺诈案,美国政客对此无端指责、恶意抹黑,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说项,诋毁特区法治。

(五)在国际关系议题上实施污名,丑化中国整体形象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西方国家不断炮制和翻新“中国威胁论”“锐实力”“中国债务陷阱论”“中国挑战”“威权”“胁迫外交”“政治渗透论”“中国间谍威胁”等论调,妄图在国际社会将中国塑造为“逞凶斗恶的庞然怪物形象”。

其一,破坏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美西方针对世界不同国家的国情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炮制配套话语挑拨中国的对外关系。布林肯访问非洲期间,大肆渲染炒作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这实质是企图制造离间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破坏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合作、干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话语陷阱”。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启动10周年之际,美智库“欧洲政策分析中心”连续发布所谓“中共在中东欧的影响”系列报告。报告由美国国务院委托起草发布,将“合作”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充斥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诋毁和无端指责。2022年11月1日,在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中越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的同一天,美国媒体炒作所谓中国“非法捕捞”的“旧闻”,将越南所在的东南亚和厄瓜多尔所在的南美作为挑动“非法捕捞”争端的重点区域。“非法捕捞”已经成为美国抹黑中国形象,“离间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的借口”[29]。

其二,干扰华侨华人正常生活工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西方国家将污名话语延伸至华侨华人群体。澳大利亚不断渲染“华人威胁论”[30],塑造“政治渗透论”,谎称中国利用金钱、政治利益渗透他国政治选举、政治决策,污蔑华侨华人企业家与中国政府有接触并干涉所在国政治,污蔑澳大利亚华人政治精英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在2022年澳大利亚大选前,双方候选人争相展示对华强硬,莫里森甚至妄称中国“操纵澳大利亚选举”。所谓“中国问题”成为澳大利亚大选新的叙事模式。美国污名化中国利用“统战”对外国实施“渗透”,挥舞制裁大棒,对我国统战部官员实施所谓制裁。此外,随着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战略的实施,美国炒作所谓“技术小偷”话语,针对华人科学家开启系列污名和诬陷,这使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圈形成寒蝉效应。德国有的媒体污蔑中国留学生是“科学间谍”,窃取德国科研成果,对德国科学家与中国接触说三道四。

其三,在国际社会营造中国很“危险”的氛围。美西方国家用“中国威胁论”“锐实力”“中国挑战”“威权”等话语,妄图在国际社会勾勒出一个“可怕”“格格不入”的“他者”形象。从特朗普政府至拜登政府,美国对“中国威胁论”的炒作进入更高强度和更广范围[31]。美西方将中国当成假想敌。拜登在外交政策演讲中把中国视作“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诬称,中国对多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构成最大、长期威胁。日本2022年度《防卫白皮书》抹黑中国国防政策、正常军力发展和正当海洋活动,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美西方是国际话语霸权的既得利益者,占据国际话语优势地位,不断通过操纵国际舆论达到意识形态霸权目的。但在西方话语框架中,“锐实力”是威权主义国家为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而通过“拉拢”“操纵”和“分散注意力”等手段发起的一场精心策划的“信息战”[32]。

三、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的特征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行径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业已形成一套主动为之的操作模式。在对华污名化框架的构建中,美西方不断强化主体力量,拉帮结伙,实行集团化污名;框架生产过程愈发驾轻就熟,逐渐走向流水线作业;在同一时期内,框架由原本的单一议题逐渐走向复合化;污名化的载体由原先的文化产品升级为互联网平台,手段越发多样;污名化的内容、动机更为复杂和立体。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不仅对中国安全发展形成干扰,也对世界和平发展构成威胁。

(一)污名主体集团化:从美国“全政府”到联盟“全出击”

美西方不断强化主体力量,拉帮结伙,实行集团化污名。其一,美国官方对华污名化框架设置不断走向“全政府”方式。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中明确提出以“全政府”方式应对所谓“中国挑战”。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遏华的“全政府”方式。美国对华污名化框架也呈现明显的“全政府”特征。在官方和社会层面,美国展开了一系列污名化举措。首先是官方,从白宫、国会到五角大楼,美国官员不约而同地在公开场合或社交平台负面化解读中国。其中,美国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美国总统政治的社会化表演特征[33],他们非常善于使用新旧媒介技术。特朗普把推特作为其传播工具和表演舞台,实现对中国的污名化;拜登则更多在历史和情感讲述中给中国贴上负面标签。美国通过白宫、五角大楼作为核心角色开展战略传播,以核心角色来统筹调度美国的全球战略传播[3]。其次是社会,美国“以‘中国威胁’‘中国挑战’‘中国竞争’等为核心,塑造全社会对华认知,凝聚对华战略共识,开展‘全政府’对华思想动员”,形成“全社会”污名方式[34]。美西方政府、媒体的污名化框架对西方民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西方民众产生对华偏见。对华偏见经过群体发酵,程度可能进一步加深。

其二,美国不断拉帮结派,调动全球盟友力量织密对华污名化网络。拜登政府用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标准重新划分阵营、把中国置于美国的对立面,是中美建交以来的第一次,更是拜登政府确立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延续“特朗普主义”的结果[35]。美国打着人权和民主幌子,在涉疆、涉港、涉台、涉藏和政党制度、民族宗教等领域,施压盟友形成对华敌意,同步展开对华污名。每逢我国取得振奋人心的成绩或面临的困难有所突破时,美国及其盟友集团如“五眼联盟”“七国集团”便先后发表各类指责、谴责、持负面态度的报告声明,内容如出一辙。美国近两年尤其注重加强与亚洲、太平洋地区盟友的关系,不断维护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关系,形成所谓印太框架、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意图构成对中国舆论压制的合围之势。拜登政府虽不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但“相关政策话语指向更加坚决地塑造不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从直面中国转为绕过中国”[17]。拜登政府在《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声称要与盟友塑造中国的外部环境。拜登政府上台后,大搞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分化,大力构建所谓“民主国家联盟”,目的实则对抗中国,将世界撕裂为非此即彼的两大阵营。

(二)污名机制流水化:从信源到受众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运作机制呈现流水线作业的特征:智库编码/政要发声—媒体传播—受众解码再传播。美国政要、智库、非政府组织、资本、媒介、社会,在污名框架的上下游各自充当角色,环环相扣,最终完成污名化过程。

其一,在污名信息生产阶段,通过智库编码、政要发声持续生产涉华负面信息,形成充足的对华污名语料库。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20》的数据,目前美国以2 203家智库的数量稳居全球智库数量之首[36]。智库出具的报告往往会对公共政策制定者、媒体、民众产生影响。美国主要权威智库近年出现对华态度集体“右转”趋势,这使得美国智库对华污名力度更大、范围更广。原先处于右翼的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以及卡托研究所等态度依旧强硬;原先持中立立场的兰德公司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历来关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都有“右转”势头。右派智库习惯性地开展对华负面评价,且其评价并非就事论事,更多突显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差异[37]。其他西方国家也存在一批专事反华的所谓学者。例如德国的郑国恩,依靠东拼西凑、捏造数据、曲解个案,制造涉疆反华报告。美国政要对华发声出现愈发强势负面的特点。美国政要在诸多美国国内议题上分歧较大,但对华态度趋于一致和强硬。过去,智库的声音总体更极端、负面,但现在出现政要声音逐渐和智库声音合流的趋向。

其二,在污名信息传播阶段,西方传统主流媒体、新兴社交平台展开分裂式传播。美西方的传统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均呈现明显的分裂特征:时而缄默,时而喧哗。对涉华信息自动开启负面滤镜,从议程、选题、画面、声音全方位编织涉华负面符号。对于能找到任一负面切入点的信息,无论是否符合逻辑,均大书特书。美西方国家的反华智库、政要发表涉华负面言论,媒介经过新闻化处理后,将涉华负面信息通过大数据、社交机器人等手段实现快速广泛传播。西方对华污名化的媒介传播分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媒介获取智库、政客的一手信息,经过剪辑加工形成原创文章/视频发表并协调转载;第二梯队媒介往往是美国亲密盟国的媒体,对第一梯队的原创文章/视频展开迅速转载或进行再加工。再加工包括对报道形式的转换(例如由文本转换为短视频、H5等,由英文翻译为各类其他语言),以及对报道内容的剪切与链接。至此,西方媒介通过显著位置(头条)、大量报道的堆叠、文本语言的倾向性、正面信息负面解读、对事实的选择性捏造与篡改[38],构建了对华污名报道框架。这种“抱团式”传播使对华污名框架居于西方话语叙事的强势地位[36],让西方社会产生“以假乱真”的错觉。

极具讽刺的是,对我国澄清的信息,西方传统主流媒体视而不见、集体不报;国际社交平台利用话语垄断优势,采取限流、贴标等方式,让我国被动失语。2021年1月,面对一大批西方媒体捏造报道涉疆虚假信息,中国驻美大使馆官方推特引述中国学者报告指出:新疆妇女变得更有自信和独立自主。该推文随后被推特删除。推特声称删除理由是推文内容“非人性化”。而早在2019年8月19日,推特就以“官方散布假新闻”为由,关停了近千个揭露香港“修例风波”中暴徒行径的中国账号;9月20日,推特再以“违反推特价值观和平台操作政策”为由关闭上万个账户,其中中国账户就多达4 301个。西方媒介以此方式为西方社会打造了一个拟态现实,让西方社会以为自己通过媒体的所见所闻即真相。与污名信息的广泛传播相比,西方媒介对于实在难以作负面解读的信息则不约而同保持沉默。例如,2022年8月重庆山火发生后,消防官兵和重庆人民用血肉和汗水铸成了“防火长城”,最终消灭山火。对此,西方主流媒体不予报道。西方媒体的所作所为显示了严重的“双标”,暴露出西方主流媒体与政府、资本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其标榜的所谓新闻自由大相径庭。

其三,在污名信息接收阶段,受众解码、转发、评论引发再次传播。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传播链条进一步延伸,原先处于信息传播链条下游的受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能成为信息再扩散的有力传播者。受众接收污名信息后,从自身视角进行解读。西方媒介的涉华污名报道在情感方面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容易触动普通受众就该议题转发评论甚至再创作。社交平台中还隐匿着有行煽动之举目的的账号,经这类账号带节奏、泼脏水,不明真相的西方社会民众容易产生误解和对华负面情绪。中国一直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渗透颠覆活动的重点目标之一。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每年投入巨额资金开展反华项目,企图煽动“港独”“藏独”等。2020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官网公开数据显示,一年中向与中国有关的69个项目提供1 000多万美元,妄图推动各类危害中国政治社会稳定的活动“落地”。为达成渗透他国目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并指导反对势力,在社交平台捏造传播假新闻,煽动民众反政府情绪,推动民众参加社会运动,以造成社会混乱。西方其他国家也存在流水线污名化中国的趋势。比如,日本收买智库、聘请政客进行反华宣传。“近年来,随着日本对华博弈全面加速,其在国际社会的对华舆论战同样迅速升温。”[20]

(三)污名议题系统化:从单一到复合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的议题呈现从单一转向复合、系统的趋势。在过去很长时间内,美西方对中国统一战线相关议题的污名化有明显侧重,主要体现在某一时间段集中围追堵截某一重点议题。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美国政府最为关注我国西藏事务,直接插手大行干涉主义,大力扶持西藏分裂势力,并在国际社会大肆炒作所谓“共产党对西藏地位构成威胁”等谬论[39]。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美国最为关注我国香港事务。2013年后,香港因素在中美关系中逐渐凸显,美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层级提升,反复以民主自由为幌子接触香港反对派或分裂势力,西方非政府组织加大对香港反对派和部分香港青年的资助力度[40]。直到2019年,涉港议题都是美国在国际社会污名化我国的重灾区。2019年涉疆议题开始取代涉港议题成为最受美西方关注的领域,议题聚焦、攻击集中。2019年,美西方以“种族灭绝”谬论开启了对我国新疆的污名化。2020年3月,美西方加大砝码,炒作“强迫劳动”谬论。直到2022年,涉疆议题仍然是美西方反复炒作并捏造谎言的最重要领域。

近期,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的议题开始横向联动,关注点升级为所谓我国带来“系统性挑战”,试图在舆论上发起对我国的全面遏制打压。美西方对涉疆、涉台、涉港议题的污名化全线并行。在近期拜登、布林肯、佩洛西等美国政要的演讲、报告中,同时提及台、港、疆已是常态。议题联动的直接表现是涉统一战线领域的多个话题同时爆发。2022年,美西方就同时热炒涉台、涉疆、涉港话题:一方面在佩洛西窜访台湾一事上炒作中国所谓“反应过度”;另一方面就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所谓涉疆人权评估报告反复渲染涉疆谬论,同时妄评香港社会人权民主状况、无理指责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美西方更加注重以人权、民主为名,全面污名化我国的各项政策,污名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污名化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此外,美西方原来强调我国对美国或者澳大利亚等某个具体国家国内造成所谓“威胁”,现在开始加大力度炒作我国对国际秩序产生所谓“威胁”。

(四)污名手段隐蔽化:从“文化植入”到“计算宣传”

为达到污名信息传播从包围我国转移到渗透我国的目的,美西方的污名手段不断升级。美国对中国已经形成一套围绕自身利益构建的“话语”和“叙事”。西方社会在政府、媒体经年累月的思想灌输下,逐步形成对中国的认知偏见。美国一直试图将这套针对中国的“话语”和“叙事”渗入我国国内,搅乱人心。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信息渗透的手段日益多元。过去,畅销全球的美国文化产品是其向全球推介美式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二战以来,美国长期占据国际舆论场域的话语和叙事主导权,依靠话语强势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思想渗透。文化产品是美国宣介美式价值观念的主要载体,具有“悄无声息”“润物无声”等隐蔽而又深刻的意识形态渗透效果。特别是在影视艺术娱乐方面,美国电影、电视、动漫、游乐场、音乐中往往蕴含美式价值观的渗透意图。美国复仇者联盟、钢铁侠等超级英雄系列电影里面植入了美国梦、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美国优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借助王牌文化产品,美国宣介美式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同时,以脸谱化、粗糙的形象和“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对比,贬低其假定的所谓“意识形态异类”和竞争对手。

美国不断强化自身的话语和叙事能力,不断升级污名化中国的手段,特别是潜入国际社交平台以更隐蔽的方式煽动普通民众对华情绪。美国尤其注重对推特、优兔等传播平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控制权,注重传播生态的建设与维护,打压Tik Tok、微信等来自中国的传播平台;通过元宇宙技术手段,在数字游戏等领域植入意识形态内容,宣介美式民主政治[3]。美西方已经开始大量使用社交机器人开展污名叙事。作为社交网络中自主运行、自动生产发布内容的算法智能体,社交机器人从过去的传播中介跃升为传播主体,重塑了传播生态[41]。社交机器人参与传播,具有主题同质化、发文趋势雷同、发文内容倾向性高等特点。在推特和脸书等西方主流社交平台上,涉华议题是社交机器人操纵信息的重灾区。“以社交媒体涉华新冠病毒议题为例,国际舆论中16.5%由社交机器人操纵,社交机器人更倾向于在行为上通过潜伏和模仿,利用多元路径发布更具煽动性的争议话题,涉华议题操纵活动明显。”[42]2022年8与24日,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下属研究机构互联网观察实验室和信息研究公司Graphika共同撰写的报告显示,在脸书、instagram、推特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有账户协调一致发布虚假信息,内容主要是亲西方叙事、诋毁中国[43]。

(五)污名动机立体化:从心理到现实

美西方污名化框架设置的动机,既有出于政治经济、转移西方国家国内矛盾、大国博弈等现实考量,也有出于西方世界集体“右转”、对中国和平崛起产生集体焦虑等心理因素。心理动机建立在现实动机基础上,通过内心焦虑折射形成;心理因素形成后,会影响其现实决策,进而加剧现实动机。

从经济视角来看,污名化框架的动机是美国应对其国内经济困境、打压他国优势产业。为应对国内经济困境,拉动国内就业、促进产业回流、刺激科技研发,美国采取意识形态攻击策略。美国近年对新疆的污名攻击,背后就有突出的经济目的。美国以“强迫劳动”谎言为由出台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将我国新疆生产的全部产品推定为所谓“强迫劳动”产品,目的便是无底线地打压我国新疆棉花、光伏、番茄等优势产业。英国学者James Cockayne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40%的多晶硅供应来自中国新疆,中国在太阳能光伏制造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美西方的所谓“强迫劳动”指控,目的正是打压中国产品,遏制中国发展。美国罔顾事实,恶意攻击中国5G技术安全和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胁迫干预他国5G建设,背后也有经济考虑。2020年,美国及盟友打压作为全球5G技术引领者的华为,对其施加芯片禁令,以所谓安全为由禁用华为设备。2021年,华为的通信设备制造业务实现收入同比下降28.6%[44]。随着中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业中的份额从0上升到15%,而美国的该数据从1990年的37%下降到2020年的12%[45],美国又在芯片行业遏制中国,组织“芯片四方联盟”围堵中国,出台《芯片和科学法案》。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范围进一步扩大。

从政治视角来看,污名化框架的动机是服务美西方总体对华战略,护持全球霸权;转移国内矛盾,维护政府形象。首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交织,世界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大国博弈加剧,美国将中国当作“全面竞争对手”。“投资、协同、竞争”的美国总体对华政策框架影响着美国对华决策的方方面面,也提高了美国对华污名化框架的战略级别和动员能力。拜登政府在《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声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具有所谓“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具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美国为了维护利益、护持霸权,遏制新兴国家软硬实力的全面提升,对新兴国家展开全方位打压。污名化框架构建是其中重要一环,是长期占据叙事主导权的超级大国护持霸权的重要手段。其次,美国国内面临两党政治极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力、身份政治加剧等现状。美国国内陷入无穷追求“政治正确”的内耗,社会严重分化。为了“提升总统执政形象、对冲国内政治因素干扰”,美国功利性地采取继续打压中国、试图将中国塑造为“美国最大外敌”的策略,转移国内视线[46]。此外,美国炮制“强迫劳动”“种族灭绝”谬论,实为混淆视听,试图掩盖自身存在的强迫劳动等严重人权问题。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的“惩罚条款”为美国强迫劳动的“现代奴隶制”提供了法律依据[47]。在该法律影响下,大量被关押在美国监狱的非洲裔和少数族裔为美国各州和私营企业提供无偿或低报酬劳动。

从文化视角来看,污名化框架的动机是美国秉持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意识形态偏见以及西方国家集体“右转”的思维惯性。中美之间存在文化起源、文明传统、制度差异,这本是自然存在的。但美国本着零和博弈思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心态促使美国对他国的和平发展产生焦虑情绪,进而歪曲认知[4],进行污名话语框架设置。在心理机制和政治动机的双重作用下,超级大国因忌惮自身地位不保,或担心崛起国的高地位带来其他不利影响,倾向于拒绝给予足够的地位承认,转而用更加于己有利的标准评价崛起国,将中国治理模式视为相对于西方治理模式的“他者”,意识形态二分和大国权力接近的结构性背景使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责难居高不下[48]。美国鼓吹“文明冲突论”,吹捧并输出西式民主制度;将中国包装为意识形态异端,无底线贬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美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在其面对类似事件时的双标态度中昭然若揭。2019年,佩洛西曾把“修例风波”中香港街头的暴力行径称为“美丽的风景线”,美国政客、媒体将暴力示威者美化成“民主英雄”,把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称为所谓“对争取普世权利勇士的打压”。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山发生暴乱,美国官员、媒体一致转换态度,谴责这是“暴力事件”,冲击国会山的人是“暴徒”“极端分子”“恶棍”。同时,当前世界出现西方国家集体“右转”趋势。美国极右势力回潮,中右翼政党联盟在意大利选举中获胜,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在2022年议会选举后成为议会第二大党,法国、德国、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极右翼政党近年都呈现快速崛起势头[49]。“诉诸情绪而非具体政策是目前极右翼在一些国家发展并上台执政的主要策略。”[49]这使得煽动情绪的污名化框架更容易设立并被社会接受。

(六)污名影响扩散化:从中国到世界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构建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干扰我国发展的国内外舆论环境,影响世界和平与团结。

其一,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首先,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最直接塑造的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情感。污名化框架利用西方社会民众的历史经历和心理特点,利用带有历史指向性的符号来炒作涉中国统一战线话题,构建容易引发西方民众联想和情感共鸣的话题。诸如编造新疆存在“种族灭绝”谬论,美西方反华势力便是利用人的朴素情感,企图达到煽动西方民众敌视中国的政治目的。其次,由于西方媒体在国际社会占据绝对强势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媒介国际传播能力普遍较弱,对国外信息的采集一定程度上依赖西方媒体。污名化框架借由西方媒体传播开来,干扰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舆论。例如在沙特阿拉伯,主流媒体报道总体对我国持肯定态度,但部分涉疆报道转载自西方媒体,出现负面倾向,干扰了当地人对我国治疆政策的评价[50]。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构建压制了国际社会的知华友华力量,歪曲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直接挑动了西方国家部分反华言行的发生。

其二,干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美西方的污名化框架影响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美西方国家意图将污名信息从国外渗透至我国国内,连同国内分裂势力制造并传播分裂话语,妄图搅乱人心、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涉台议题上,美西方妄图阻碍我国统一事业推进,其“捧一踩一”式的割裂话语让台湾民众对国际局势和大陆产生深刻误解。在涉港议题上,美西方制造香港和内地的割裂话语,企图让香港同胞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误解。当下,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催生社会共同体联结不够紧密的风险。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个体呈量子化趋势、群体联结呈离散化趋势[51]。叙事层累形成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构建虚拟的“环世界”,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催化下,“环世界”相互碰撞、重叠、破碎,传统话语体系面临“无所指涉的窘境”[52]。在此背景下,话语叙事体系对社会舆论乃至民众价值判断、观念养成的负面影响极大。美西方的污名化框架、有针对性的话语叙事更容易对个体、群体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我国的大团结大联合。

其三,影响世界和平与团结。美西方把人权和民主工具化,用话语和叙事渗透他国,策动“颜色革命”,破坏他国社会稳定,破坏公众对政权的信任,煽动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情绪,进而动员抗议暴乱活动[53-54],妄图使其他国家发展受阻、动荡不断,严重影响世界和平。美国以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划分阵营,人为在世界制造非此即彼的两大阵营,严重影响世界团结。美西方本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挑动矛盾、背后拱火、坐山观虎斗,存在制造冲突和战争的风险,严重危及世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危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

四、我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路径

美西方实施对华污名攻击,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竞争。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甚至将面临“惊涛骇浪”的具体表现。如何扭转当前的国际话语权形势、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国际舆论斗争,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安全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对此,我们必须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统一战线应更加有效有力发挥重要法宝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话语和叙事体系承担言说和论证、驳斥任务,是直接有力击溃美西方污名化攻击的方式。鉴于美西方的话语攻击集中在统一战线领域,打破西方污名化舆论攻击,迫切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中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必须站在战略谋划高度,在加强话语内容、叙事能力、话语和叙事体系的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多向发力。

(一)加强话语内容建设

中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承担重要的言说和论证任务,应当把话语和叙事看作一个整体加以构建。话语是内容,是本质,相对静态;叙事是方式,是手段,相对动态。话语的不断更新成为叙事传播的资源和内生动力;叙事的动态堆叠、层累,形成并活化话语。

其一,把握中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背后的思想内核。“道”是话语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把握我国统一战线的精神内核,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中发掘。要把统一战线放到更宏观的视野中加以审视,放到“两个大局”的背景下,放到我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放到我国统一战线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长河中。要善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论述方法,不断丰富统战话语的理论内涵。要不断完善对诸如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一国两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具有中国特色、彰显中国方案的话语的理论阐释。

其二,在学科建设角度,鼓励学科交叉研究。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构建离不开传播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介入。要“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要使用中国话语研究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不断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形成在国际社会有影响力的学术作品,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正确认知。要不断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形成一批相关课题,鼓励学界、传媒界展开深入研究,实现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和传播话语的融通,助力在叙事实践中生成受众乐于接受的话语符号。

(二)加强叙事能力建设

话语需要在使用、流动中焕发活力。面对美西方对中国统一战线的严重污名,需要用中国话语把统一战线的内涵以多种形式解读出来、传播出去,并刺激话语的再生成,以话语和叙事合力应对美西方污名化攻势。

其一,在叙事主体角度,建设同心圆式全民叙事体系。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更多人员、群体、机构参与对内对外话语和叙事实践。在同心圆式全民话语和叙事体系中,最内圈是官方媒体、外宣机构,“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55]。要从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三个方面加强官方媒体和外宣机构的人才队伍建设。中间圈是擅长讲故事的人民群众。在国际传播中,非官方、个人用户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力,“从国际自媒体涉华舆论传播者影响力来看个人用户影响力高于组织用户影响力”[56]。个人用户的叙事视角灵活、叙事内容有趣、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色彩,且非官方的用户身份使其叙事内容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统战和外宣部门要加强同国际社交平台中个人用户的识别和联系。在个人用户中,尤其要注重发挥华侨华人居于住在国的话语优势。叙事同心圆再向外扩展,应当不断扩大朋友圈,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继续邀请联合国有关机构、国外友好人士、国外媒体走进中国,借助国际机构、人士、媒体的力量,发出客观公正的声音,对美西方的污名叙事形成有力回击。

其二,在话语实践角度,要充分使用“讲故事”的叙事方式。提升叙事传播力的最佳方式是讲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57]使用精彩有趣、国内外民众喜闻乐见的故事载体,既要有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也要有微观个体的经历故事。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中,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一方面做好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主动宣传,另一方面做好对无端质疑和不实攻击的有力批驳。通过如此叙事实践,使中国统一战线话语得到活化和流动,从而实现自身的更新迭代、与时俱行。媒体机构要据实开展结合现实背景的外宣内宣方式学习,学会灵活使用亦庄亦谐、讲故事的叙事方式,贴近受众,不断提升叙事效果。

(三)加强话语和叙事体系的生态环境建设

要在法治、人才、技术等领域加强建设,优化我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生态。

其一,要不断建立健全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法律制度。建立对中国话语和叙事数据的保护与传播机制,加强对污名话语和叙事的法律规制,明晰污名话语和叙事的民事、刑事责任划分。特别要注意加强对熟悉英美法系法律人才队伍的培养,建成一支优秀的涉外法律服务团队,便于华侨华人以及中国的企业、组织、机构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其二,要不断吸引培养精通内容、创新平台、熟悉国外情势的人才队伍。在媒体宣传口,既培养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话语的人才队伍,还要增强从业者灵活运用短视频、直播、vlog、影视文学作品及其衍生的二次创作、文化创意产品等话语载体的能力。在互联网科技口,培育既有创新能力又有话语叙事知识的人才队伍,不断创新话语叙事的传播渠道和平台。在国际传播口,加强外宣和统战领域对人才的吸引力;加强青年人对国际国内形势和舆论环境的熟悉度;加强政治学、新闻传播学、对外汉语等学科学子对传播规律的掌握程度,对跨文化传播、跨媒介叙事的能力,对不同国家、地区、群体的语言表达习惯的认知度[58]。

其三,要打造引领时代发展的互联网生态系统。加强高校、企业、政府的合作,以先进技术为支撑,突破美西方垄断的国际传播平台铁幕。首先,通过互联网技术和模式的创新,吸引更多来自国际社会的平台用户。例如Tik Tok的大数据算法和短视频模式创新,使其在国际上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我国官方和个人用户创作的优质短视频有机会被国际社会浏览并传播。在元宇宙背景下,注意元宇宙技术创新、元宇宙内容创作、元宇宙产品培育和元宇宙行业应用[59],形成新的叙事优势。其次,加强科技力量对我国网络安全的有力维护。2022年6月,西北工业大学遭受境外网络攻击,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全程开展调查和技术分析,判明相关攻击活动源自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要加强网络安全力量建设,增强感知、发现、处理、抵御网络风险的能力,保障我国话语和叙事优势。

五、结语

在全球权力格局发生变化之际,超级大国为护持霸权、强化对自身有利的国际秩序,对新兴大国采取全方位遏制打压手段,污名化框架是其混淆视听、塑造“敌人”形象的重要方式。随着我国的发展崛起,美西方的对华污名化框架仍将持续,并且有不断加剧的态势。未来,我们要在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的同时,继续关注美西方对华污名的新动向、新特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统一战线站在应对美西方污名化中国的前沿阵地,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统一战线要坚持反分裂、反干涉,不断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提高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更好护航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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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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