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龙，罗江玲，贾艳红，谢 玲*

(1.新疆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2；2.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阿拉尔 843300；3.广西师范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中国城市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乡村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经济、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均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长期存在。探索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在农村，动力是城市，建设生产发展良好、生活幸福富裕、生态环境友好社会，“三生”功能良好互动发展，是城乡融合的关键[1]。珠江-西江经济带作为东西部地区的连接纽带，是珠江三角洲经济转型的重要腹地[1]，但区域内城乡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发展差异显著。从珠江-西江经济带现有的城乡发展的关系来看，虽处于高水平融合阶段，但研究区城乡“三生”之间的发展现状表现为：①生活方面，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还是以城市为主导，向农村辐射，城乡居民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环境存在着较大差异；②生产方面，城乡之间的财政、金融、交换等经济因素的分配不公，导致城乡之间生产环境的差异巨大，是经济存在较大“剪刀差”的根本原因[2]；③生态方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水资源和水环境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东部地区的生态问题较西部地区严峻[3]。因此，从“三生”视角研究珠江-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能够为研究区城乡融合提供科学建议。

各国因发展阶段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关注点也不同，如发达国家则聚焦于推进农业发展，加强工农业之间的协同发展，缩小区域不平衡发展差距[4-7]，而发展中国家面对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集中在农村。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城乡发展水平差距日益增大，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尤为重要[5]。因此，加强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协调发展是最终的目标[6]。樊杰[7]认为对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是空间均衡与区域发展均衡的必要前提，即基于土地利用功能，将国土空间分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空间[8]。目前，从国土空间视角出发的城市或乡村单一系统的“三生”功能耦合协调研究较为成熟[9-14]。近年来，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视角多样化，基于“三生”功能视角的城乡融合研究也逐渐受到关注，城乡之间的“三生融合”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因此城乡“三生”功能的耦合协调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前提。已有研究表明，城乡“三生”功能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胁迫的复杂关系对城乡空间的发展与演化有重要的影响[10，13，15]。因此，探究城乡“三生”功能间的耦合互动关系，明晰其时空演化规律，是协调城乡多元利益攸关主体发展需求与城乡“三生”空间资源配置之间的矛盾、实现城乡“三生”功能融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明确区域整体发展方向及其功能定位、指导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理论手段[11-12]，已成为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此，本文从“三生”功能视角下对珠江-西江经济带2005、2018年的56个区(市)县城乡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分析，以期为研究区城乡融合提供科学建议。

1 研究区概况

《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于2014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复，其规划范围包括：广东省广州、佛山、肇庆、云浮4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柳州、梧州、贵港、百色、来宾、崇左7市(图1)。区域总面积16.5万km2，2018年末常住人口5 625.74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 868.43万人，城市人口3 757.31万人，人均年收入约为32 606.78元。2018年GDP总量最高为广州市达25 019.11亿元，最低来宾市仅705.72亿元。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中国华南地区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新的增长极。

图1 珠江-西江经济带概况

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包括直接数据和间接数据，直接数据来源于珠江-西江经济带2005、2018年各城市统计年鉴、中科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间接数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直接数据计算得到(表1)。

表1 数据来源

3 研究方法

3.1 评价指标的确定

综合参考中国城市群经济带及珠江-西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等相关研究，并遵循科学性、指导性、真实性、可比性、可操作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的原则，选取表征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共15个指标(表1)。

3.2 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极差标准化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标准化数据值域[0,1]，并使用熵权法及差异系数法[17]综合确定指标权重，见式(1)—(4)。

a)极差标准化：

(1)

(2)

b)熵权法：通过熵值判断指标的离散程度。

计算i地区第j项指标的综合标准化值Fij：

(3)

计算i地区第j项指标的熵值权重w，其中n为指标个数：

H=-lnnFijlnFij

(4)

(5)

3.3 差异系数法确定权重

计算变异系数：

(6)

计算权重，m为指标个数：

(7)

式中Z——权重；M——某指标的变异系数。

本文使用熵权法和差异系数法计算指标综合权重：

Y=1/2(w+Z)

(8)

3.4 “三生”功能综合评价模型

Q为县域“三生”功能综合评价值，P、L、E分别为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的综合评价值，α、β、θ分别为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的权重，计算见式(9)：

Q=αP+βL+θE

(9)

在综合评价“三生”功能中，借鉴前人研究[15,18]，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视为同等重要，因此，三者综合评价值系数取α=β=θ=1/3。

3.5 耦合协调度模型

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珠江-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情况，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0)

(11)

其中：C为城乡“三生”功能耦合度，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研究实际[1-2,21]，将耦合度分为4类(表2)。

表2 珠江-西江经济带城乡“三生”功能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类型

城乡“三生”功能两两间的耦合协调度关系，如下：

(12)

Q1=αP+βL

Q2=αP+θE

Q3=βL+θE

(13)

参照相关专家意见[13]，生产-生活功能进行耦合协调度计算时将待定系数确定为α=0.55，β=0.45；生产-生态功能进行耦合协调度计算时将待定系数确定为β=0.55，θ=0.45；生活-生态功能进行耦合协调性计算时，取β=θ=0.5。依据现有研究成果[17]，并结合研究区实际，将城乡“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分为五类(表2)。

4 结果分析

4.1 珠江-西江经济带城乡“三生”功能耦合度时空特征分析

4.1.1珠江-西江经济带城乡“三生”功能综合耦合度分析

图2显示2005年研究区有11县(主要集中在百色地区)城乡“三生”功能处于低耦合阶段——“三生”功能发展处于混乱状态，至2018年研究区城乡“三生”功能耦合度整体有较大提升，高耦合度的县也由14个增多到25个。

a)2005年

从时间和空间上看，2005年研究区城乡“三生”功能耦合度以拮抗期和磨合期为主(图3)，分别占研究区区县总数的30.4%、39.3%；低耦合度占比19.6%，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的百色和河池；高耦合度占比10.7%，主要分布在广州、佛山、南宁和贵港，整体较为平稳。2018年，研究区城乡“三生”功能耦合度整体较2005年有提高，耦合度以磨合时期为主体，占比57.1%，拮抗阶段期，占比17.8%，高度耦合期，增至25%。其中，贵港市的耦合度处于下降趋势，因其二三产值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等生产指标均有提升。同时，贵港市PM2.5年均值2018年对比2005年有下降趋势，NDVI均值由0.7提高至0.8。生产和生态功能的投入增加，但生活功能发展却跟不上生产、生态功能的发展，导致综合耦合度的降低。

图3 珠江-西江经济带城乡“三生”功能耦合度的区县数量变化

4.1.2城乡“生产-生活”“生产-生态”“生活-生态”功能耦合度分析

a)城乡生产-生活功能耦合度。2005年，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区县处于磨合时期和高耦合状态 ，呈条带状分布，2018年，条带状分布被打散；西北部大多处于拮抗阶段，除田林县、乐业县处于低耦合状态(图4)。2018年生产-生活功能耦合度与2005年相比呈现出略微下降的趋势(图5)。部分县由高耦合降低到磨合阶段，通过二级指标分析发现有以下原因造成：①生产功能发展增速大于生活功能发展增速；②生产功能投入增加，生活功能投入减少。

b)城乡生产-生态功能耦合度。2005年，西部和北部的耦合度较低，南部和东部基本处于高耦合阶段，占比为64.3%(图4)。2018年全区耦合度均提高至高耦合阶段(图5)。各个区县(市)为了积极响应生态文明建设，加大生产和生态功能的投资，两者高耦合发展。

c)城乡生活-生态功能耦合度。2005年，西部和北部部分区县处于低耦合状态，如田林县、融安县等，中东部以磨合阶段和高耦合阶段为主。2018年，西部和北部的低耦合县(区)大幅减少，高耦合的区县有所增加。西部地区的林地和草地面积占比较大，生态功能发展较好(图4)。但是交通和生活基础设施较差，生活和生态功能发展不协调。对比生产-生活耦合度，生活-生态耦合度表现出提升趋势(图 5)，而生产-生活则是下降趋势，分解二级指标发现生活保障并没有跟上生产发展的步调。

a)2005年生产-生活功能耦合度

图5 2005、2018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乡“三生”功能耦合度变化

4.2 珠江-西江经济带城乡“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时空特征分析

4.2.1城乡“三生”功能综合耦合协调度分析

研究区“三生”功能综合耦合协调度呈现缓慢提升的趋势(图6)，耦合协调度由0.3(2005年)上升至0.4(2018年)。其中，2005年，大多数区县(85.7%)以轻度失调为主(图7)；其中，严重失调区县：乐业县、金秀瑶族自治县、融安县、三江侗族自治县等，基本协调：肇庆市辖区，中度协调：广州市、佛山市、南宁市辖区等。2018年，92.3%的区县城乡“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仍以轻度失调为主(图7)。南宁市辖区经历了由2005年的中度协调下降到2018年的基本协调过程，肇庆市辖区经历了从基本协调到轻度失调的过程，柳州市辖区从轻度失调上升到基本协调。同时，2005年严重失调的4个区县在2018年转变为轻度失调或基本协调。“三生”耦合协调度与耦合度的转变趋势基本类似。

a)2005年

图7 珠江-西江经济带城乡“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的区县数量变化

4.2.2城乡“生产-生活”“生产-生态”“生活-生态”耦合协调度分析

a)城乡生产-生活耦合协调度。2005年，55.3%的区县城乡生产-生活表现为严重失调为主，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西部及北部(图8)；37.5%的区县为轻度失调区，南宁市辖区和柳州市辖区为基本协调，佛山市中度协调，广州市高度协调。2018年，城乡生产-生活耦合协调度相比于2005年有大幅上升(图 9)，西部区县生产-生活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以轻度失调为主，严重失调区县比例下降至7.1%，轻度失调区县比例上升至85.7%。广州市和佛山市依然属于高度协调区，因其生产和生活发展速度和规模相对一致，柳州市辖区由基本协调上升为中度协调。

b)城乡生产-生态耦合协调度。2005年，整体以轻度失调区县为主(图 9)，占比55.4%，基本协调区县约占33.9%，中度协调区县约占10.7%。2018年，基本协调类型稍微有上升，比例为48.2%，轻度失调比例有所下降，为42.9%，中度协调相对变化不大，约为8.9%，南宁市辖区由中度协调降至基本协调。可能是因其对生活投入占比变大，强化基础设施的建设，生产-生态发展速度不一致。

c)城乡生活-生态耦合协调度。2005年，研究区城乡生活-生态耦合协调度以轻度失调为主，占比75%，严重失调区县约占17.9%，肇庆市为基本协调，广州市、佛山市以及南宁市辖区中度协调。2018年，生活-生态耦合协调度无较大变化(图9)，以轻度失调为主，但比例有所上升，为80.4%，严重失调的区县比例下降至10.7%，肇庆市辖区和柳州市辖区为基本协调类型，广州市、佛山市及南宁市辖区仍然属中度协调类型。对比来看，生活-生态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与耦合度基本重合，并且生活-生态耦合协调度数量变化(图 9)与生产-生活-生态耦合协调度的数量变化(图7)基本一致，由此可见研究区城乡生活-生态决定着“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的整体变化。

a)2005年生产-生活功能

图9 珠江-西江经济带城乡“三生”耦合协调度变化

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乡“三生”功能两两相互耦合的时空分布(图4)来看，生产-生态耦合度的发展相对其他两者的发展较为均衡，并且耦合协调度(图7)逐年上升，且在空间上表现为除广州市、佛山市均为中度协调外，研究区西部的生产-生态耦合协调度值较高。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构建“三生”功能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研究区城乡“三生”功能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得出结论如下。

a)2005、2018年，研究区城乡“三生”功能耦合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空间上呈西低东高的分布。城乡生产-生活功能耦合度整体有上升趋势；生产-生态功能由低耦合全部转为高耦合；生活-生态功能耦合度整体提高，呈西低东高。

b)2005、2018年，研究区城乡“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整体变化不大，均以轻度失调区县为主，呈面状分布。城乡生产-生活功能整体提升较为明显。城乡生产-生态功能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比较高，且有上升趋势。城乡生活-生态功能耦合协调度整体变化不大，属于中度失调，但决定了研究区城乡“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

5.2 建议

城乡在空间上的交错分布及城乡地域系统内部各功能相互作用促进城乡共同发展[24]。本文分析了珠江-西江经济带城乡“三生”功能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变化趋势，因此，从“三生”视角提出促进研究区城乡融合发展的以下建议。

a)倡导绿色生产，提升城乡生产-生态功能耦合协调度。在稳定农业和非农生产的前提下，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严禁自然生态景观向人工景观的过度转换如林地、草地、水体等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地类向建设用地等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地类转换；区域间的生产功能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发展生产在大力保护现有生态优势基础上，城市化建设平稳、有序的推进，最大程度上减少城市化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和破坏，严格控制高污染企业环境治理。西部地区以生态资源的保护为主，利用好生态资源优势,开发生态旅游与康养旅游及发展高效能经济有机农产品，增加人民收入，制定合适的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17]。

b)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乡生活-生态、生活-生产功能耦合协调度。优化城乡、研究区内部(东西)生活空间格局，持续完善乡村生活功能，包括提升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的建设，可以通过城乡卫生所建立医疗共同体，鼓励城市大医院对口帮扶农村医院卫生室；建立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机制，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保障农村教育资源，促进教育资源向农村的倾斜；进一步提升农村公路网通达度，提高农村客货运输服务水平。

c)缩小空间差异，助推珠江-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结合实际，识别各县市乡村“三生”劣势功能，参照已有经验，改善对应劣势功能，缩小县市差异，全域共同发展，合理规划，助推珠江-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