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宗珍 傅修延

从《趣味叙事学》说起

邱宗珍：傅老师，您的大作《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刚刚问世，本以为您会休整一段时间，没想到您又抓紧时间完成了一部书稿——《趣味叙事学》。您怎么会想到写这么一本书呢？

傅修延：最直接的启发来自赵毅衡的《趣味符号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赵老师一贯把叙事学纳入他那疆域广大的符号学体系之中，我这部书稿从这个角度说属于续貂之作。当然，给我灵感的还有更早的趣味数学和趣味化学之类，每个学科似乎都应该有一本趣味读物来做导引。

叙事学领域的书籍目前已多到让人应接不暇，但在学院派的高头讲章之外，似乎还应该有一本轻松活泼的趣味性读物，它可以引导读者绕过那些理论上的巉岩巨石，于不经意间来到一个可纵览云飞的隘口。我在叙事学领域内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已有30多年，深知行路人只要听说前头有美景，往上攀登的劲头就会立马大增。事实上不管多么复杂深奥的研究，其始发必与研究者的某种好奇心有关，而好奇心引发出的兴趣一旦熊熊燃烧起来，旁人眼中再枯燥的工作在研究者那里都会变得有滋有味。

作为一本趣味读物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趣味叙事学》的许多内容虽然源自我此前的著述，但一些复杂的理论阐释已经删繁就简，文字表述也尽量避免佶屈聱牙。学术著作中的作者不苟言笑，个人趣味与喜好只能藏匿于字里行间，但在这本书中，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可以大大方方显露出来，所以我在写作时感到一种难得的惬意。但是必须承认，受文字篇幅限制，每个条目对相关话题的探讨都是点到为止，不可能作酣畅淋漓的发挥。趣味不能代替努力，《趣味叙事学》充其量只能唤起读者对叙事学的好奇心，要想窥其堂奥还须下大功夫作认真仔细的进一步阅读。21世纪以来北京大学出版社集中推出了一系列叙事学方面的论著和译作，我的《中国叙事学》与《听觉叙事研究》也位列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趣味叙事学》是为这套叙事学丛书作广告和宣传。

邱宗珍：是应该有这样一本激发读者探究兴趣的趣味读物，期待您这部著作的出版。我们在学习时，常常感到很多叙事学理论比较难理解，对博士生和硕士生而言困难尤大。您的《趣味叙事学》出版后，肯定能帮助许多人顺利进入叙事学研究领域。其实，您的许多论著都能启发读者的研究兴趣，我想谈一谈我自己的切身体会。2013年，我很幸运成为您的硕士生，从那时起我开始听您每周四晚的课程，记得当时第一次去听课，老师们在圆桌上谈笑风生，我在一旁听得云里雾里。写硕士论文《〈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听觉叙事研究》时，我经常感到自己摸不到叙事学的大门，后来终于锚定了一本入门之作——您1993年出版的《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这本书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目，我初读时有些囫囵吞枣，并未领略到这本书的内在奥秘，我从头到尾再次细读这本著作之后，发现书中许多章节都能给我启发，我的硕士论文之所以能获得江西省优秀硕士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您这本著作让我找到了叙事学的入门之道。后来写作博士论文，我也时常翻阅这本著作，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收获。但我还有个疑问，光凭兴趣就能把我们引入这门学科的殿堂吗？

傅修延：叙事学是一门颇具理论难度的学科，这与其创建初衷有一定关系。顾名思义，叙事学应当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各种叙事现象，但那些为学科打基础的经典叙事学家却宣称不做“阐释的侍女”，“叙事学的目的就是做分类和描述工作”①，这不啻是将自己的理论囚禁在高高的象牙塔之内。平心而论，叙事学的武库中还真有不少可用于阐释的利器，可惜的是由于某些理论过于“精深细密”，作为工具方法似乎有点沉重，要把它们搬动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叙事即讲故事，展示讲故事活动中那些好玩有趣的侧面，意在把读者带到相关问题(有些可能还是前沿问题)的入口处——许多人就是在兴趣驱动下选定自己学术研究的志向。梁启超(1999：4013-4014)在东南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还说做学问时“你只要肯一层一层地往里面追，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我想只要走进学问的某个入口，再要退出来恐怕真是“欲罢不能”了，就是说有了兴趣之后，再复杂的理论都会逐渐弄懂弄通。

邱宗珍：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您能否说得更明白些？

傅修延：我还是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吧。众所周知，要掌握一门外语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为什么儿童学习母语又那么顺利呢？这就像许多有育儿经历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儿童是在摹仿外部声响(不限于人声)的玩耍戏谑中逐渐学会说话本领的，处在这一过程中的孩子不可能产生自觉的学习意识，其所作所为只能是“发出欢乐的或者仅仅只是奇怪的声音以自娱娱人”(Jespersen,1922:437)。奥托·耶斯佩森(Jespersen，1922：437)在《语言：本质、发展与源起》一书中说，“很有可能的是，语言能力是由这样一种东西发展而来，它除了练习口腔与喉咙里的肌肉以发出欢乐的或者仅仅只是奇怪的声音以自娱娱人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自娱娱人”这样的甜头，普天下的儿童基本上都能在母语学习上顺利过关。

对于已经学会说话的成人来说，某些词语的特殊读音同样也能给“口腔与喉咙里的肌肉”带来乐趣。许多成年读者能记住《西游记》第62回中鲇鱼精和黑鱼精的名字——奔波儿灞与灞波儿奔，与这两个名字的古怪发音有关：它们除了互为倒读之外，爆破音b在其中还有3次出现(“奔”“波”“灞”均以b开头)，读者在发出这样的声音时心中既感滑稽，唇舌之上又有几分因连续发出三个爆破音而产生的快意。

遨游“可能的世界”其乐何极

邱宗珍：研究叙事也能获得这样的乐趣吗？

傅修延：研究叙事虽无唇舌之上的那种快意，但精神探寻带来的甜头更为浓烈。我对叙事学产生兴趣是在赴多伦多大学访学的20世纪80年代。该校比较文学中心由著名学者诺思罗普·弗莱创建，这个中心的卢波米尔·道勒齐尔教授不但在讲课时经常提到叙事学(narratology)这个概念，他还提到让我眼前一亮的可能的世界(possible world)理论。我就是在那时认识到，叙事作品中虚构的世界(fictional world)虽为子虚乌有，对人类来说却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它是一个在叙事中“实现”了的可能的世界。虚构的世界不仅是人类灵魂嬉戏的场所，还是驰骋想象、寄寓理想、发展创造力的重要所在。人类已实现的重大进展，多半会在虚构的世界里先行“实现”，例如没有嫦娥奔月之类的故事，便不会有后来的人类遨游太空。

更有趣的是，叙事作品中虚构的世界虽在可能的世界之列，博尔赫斯等人却常常挑战性地展示一些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世界，它们已经相当接近了不可能的世界(impossible world)。探寻这样的世界，能使我们从现实羁绊中解脱出来，获得一种心灵上的松弛、释放与满足。即便不从事专门研究，光是读小说或看电影，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外出旅行，这种旅行可以让人领略到日常生活之外的诸多妙趣。

邱宗珍：虚构的世界毕竟是想象的产物，它与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有什么关系？

傅修延：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井水不犯河水”。人类虽然身在现实生活之中，心灵深处都还藏有自己魂萦梦绕的想象世界，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因为这些世界的存在而增添了情趣。小时候我们喜欢听小红帽和狼外婆的童话，长大后向往贾宝玉与林黛玉所在的大观园，再往后又憧憬陶渊明的桃花源或希尔顿的香格里拉。没有这些可以神游其中的世界相伴随，我们的人生之旅就有些索然寡味。

无论就个体意义还是集体意义来说，我们有充分理由为自己跻身人世而感到幸运——可能的世界有无数个，真实的世界只有一个，能够生身为人，感受周围实实在在、生动活泼的一切，这是何等的幸福。然而，“实现”了一种可能，便意味着失去了“实现”其他可能的可能——小说戏文中神仙羡慕凡人，就是因为置身天界后便不能再享受人间世俗生活的乐趣。已经“实现”了的和那些不能“实现”的相比，实乃一粟之于沧海！

不过，对于不能亲历其他可能的世界之遗憾，人类还是有办法稍事弥补，这就是通过讲故事活动虚构出形形色色的世界。大自然中不是每种花都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然而在虚构的世界中，每种花都可以有任意一种颜色。叙事这种行为之所以发生，固然可以解释为故事讲述人的创作欲和听众的消费欲在起作用，深层原因还在于人类不满足于只拥有一个世界，所以就让一些可能的世界在叙事中获得“实现”。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说的“实现”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真实的世界中，另一种是在叙事中。这里必须指出，虚构的世界不仅是在叙事中“实现”了的可能的世界，这样的世界还有可能在现实中获得某种程度的“实现”。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写出小说《纯真博物馆》之后，又在伊斯坦布尔建了一座纯真博物馆。他本人还计划在这座建筑内安度晚年，这样故事讲述人就真的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之中了。

纯真博物馆由小说进入现实，说明精神生产在很多情况下是物质生产的前提，这让我想起英国诗人济慈(2002：51)说过的一句话：“想象力以为是美而攫取的一定也是真的——不管它以前存在过没有”。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真实的世界与虚构的世界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时常偷梁换柱，用虚构的世界中的某些构件去支撑真实的世界。陶渊明的桃花源、曹雪芹的大观园和希尔顿的香格里拉，如今都被人们以各种方式复制到现实生活之中。如此看来，虚构的世界是人类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需要叙事，不仅因为它提供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故事，还因为它让我们看到许多与现实不同的有趣世界。

世上只有无趣之人，没有无趣之学

邱宗珍：但您总得承认叙事学中还是有许多无趣的东西吧？

傅修延：无趣与有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要做的是从无趣中发现有趣，这比机械地区分无趣还是有趣更为重要。

于无趣中寻有趣，就像“于无声处听惊雷”一样，需要特殊的心态和敏锐的感知。举例来说，在不相干的旁人看来，婴儿的排泄和哭闹可能是惹人厌烦的，然而在母亲眼中，孩子的所有表现又是那么有趣和可爱。母亲之所以不会感到厌烦，是因为对自己的孩子怀有天然的爱心。同样的道理，本着欣赏的态度，用带有爱意的目光去观察，我们也会发现叙事中好玩或者说有趣之处俯拾皆是。

好玩或者说有趣，说穿了就是“玩”的过程中不断产生让人欲罢不能的欣悦。“趣”和“味”这两个汉字合在一起，指向的是旨趣、嚼头和味道。在“民以食为天”的古代中国，从“品味”角度谈论文学的做法不绝如缕：《文心雕龙》中有十多处说到“味”，如“清典可味”“余味曲包”“味深”“味之必厌”等；钟嵘《诗品》为古代第一部诗学专著，他从“品味”出发为作品评出等级，认为“有滋味者”居上，“淡乎寡味”者居下；继钟嵘之后，司空图《诗品》对诗中之“味”作了进一步阐发，提出“味外之味”“味外之旨”等更为微妙的概念。这些表述告诉我们，古人认为作品和食品一样是用来“品”的——“品”这个汉字，不就代表一小口、一小口再一小口地享用吗？②古代中国是“诗国”，所以古人会以诗体作品为“品味”对象。在文学消费变成以叙事作品为主的情况下，我们的“品味”对象应该转移到叙事上来。

邱宗珍：跟随您学习这么多年，我感到您是这种“品味”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也就是说把艺术消费看作一种对“味”的追寻。这种对“味”的追寻，是不是也贯穿在您的生活态度里呢？您难道不也是这样一小口、一小口再一小口地品味人生吗？您女儿傅真(2019：17)在写您的文章中说，“我爸是个很妙的人。一方面，他是我见过最勤奋自律的人；而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学者身上常见的那种保守沉闷，而是对生活充满热情，喜欢尝试新事物，永远保持着一颗童心”。她所说的，正是我们对您的印象。还记得您在课堂上讲自己下放农场的经历(有些内容也见于您的《生态江西读本》后记)，我从师母那里得知，鄱阳湖畔的那三年多您其实过得非常艰苦，但您记住的却是那段时期的诸多美好。您讲述的那些生态故事可谓相当有趣，如船上突然跳上来一条大鱼；暴风雨中一条大蛇从船头前飞速掠过；您提着一只大鸟走在回家的路上，但您母亲先看到那只鸟再看到自己的儿子，等等。您给我们讲这些趣味盎然的故事，是不是想让我们恢复自己的童心呢？

傅修延：是的，教师的使命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唤起学生的生命激情。你们年轻人正当人生的大好时光，但少数人已沾染了想要“躺平”的暮气，这就需要我们这些过来人来给你们加油鼓劲。杜威(2014：3)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渐渐老去的一代不把理想、希望、前瞻、准则和意见传递给新生的一代，社会生活就不能保存了……如果不投注心力促成真正的、彻底的传承，再文明的社会也会倒退回野蛮状态，最终回复到原始”。我现在已到古稀之年，但感觉自己的童心还未泯灭，还想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去激励你们这些正在经历困难的年轻人。爱因斯坦在一次演讲中转述了叔本华的话，他说，“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爱因斯坦，2017：171)。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粗俗和沉闷，叔本华和海德格尔说了很多，我也承认日复一日的事件重复确实会让人觉得单调，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摩擦还会造成许多不愉快。但是既然生身为人，置身于无法逃逸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要想办法战胜与其俱来的粗俗和沉闷，这方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如爱因斯坦所言，在艺术或科学中建立自己的追求，把乏味的人生变得有趣。更何况叙事学总的来说属于文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文学给人的慰藉最多，从事我们这一行的人最没有权利去抱怨什么。搞自然科学的人成天与缺乏艺术内涵的对象打交道，但他们能够甘之如饴地泡在实验室里，这说明每门学问都有妙趣潜藏其中，关键是你有没有深入探究的动力。一个人如果缺乏好奇心，任何学科都无法引起他的兴趣。总之一句话：世上只有无趣之人，没有无趣之学。

强烈的兴趣是探索者前行的动力

邱宗珍：世上只有无趣之人，没有无趣之学。这句话应当作为我的座右铭。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粗俗与沉闷，我想到爱因斯坦正是在其人生的低谷期，提出了他那震动整个物理学界的狭义相对论——那时他博士毕业后未能在高校谋得教职，只能在伯尔尼专利局里做个普普通通的专利审查员。如此看来，是不是逆境更能给人提供奋斗的动力呢？

傅修延：那倒不尽然。内因还是起决定性的作用，如鸡蛋可以孵出小鸡，但石头再捂热也还是石头。伯尔尼专利局当时不止有一位专利审查员，其中只出了一位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名满天下后由逆境进入顺境，但他仍然在物理学领域不懈探索，人们认为他后来提出的广义相对论更为伟大。可以这样说，不管处在何种境况之中，强烈的兴趣永远是探索者执着前行的动力。

邱宗珍：老师您自己的经历，是不是也能说明这一点呢？我知道您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兼做行政，从那以后担任过多个职务，繁冗的管理工作好像没有影响您在学术道路上的攀登，您照样发文章拿课题出专著，一点都不落人后，这是不是兴趣在起作用？

傅修延：赵宪章老师也问过我相同的问题。行政和学术“双肩挑”是不容易，你一方面要做好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又不能耽误自己的学术。但是只要兴趣还在，自会有办法从百忙中挤出时间来。我注意到古往今来的大师名家，许多都曾有过一官半职，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成果产出，相反，一定的政务经历有助于开阔眼界，缺少空闲也会逼着人更有效地利用时间。我记得恰好是在行政担子最重的那些年，我对叙事学问题的思考也在走向成熟。那时候好像有一团火在我胸中燃烧，工作上的事情只要稍有消停，脑子里就会不由自主地琢磨起自己正在酝酿的文章。在这种走火入魔的状态下，有时吃饭吃到一半便丢下筷子去电脑前录入想法，就寝之后也会三番五次爬起来敲打键盘，为此没少受你师母的批评。但我知道有些思路如不及时记下来，便会如泥牛入海杳无消息。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有些文章似乎是在脑子里“自动”生成的，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吧——大脑会在极度兴奋的心情驱动下，以你觉察不到的方式，对已经输入的信息按某种程序做出编排处理。我到今天还在困惑，为什么当初我写青铜叙事时会想出“纹/饰”“编/织”“空/满”“圆/方”和“畏/悦”这样的小标题，为什么写陶瓷叙事时会按“瓷与稻”“瓷与玉”“瓷与艺”与“瓷与《易》”这样的格局展开。也许人在做自己特别喜欢的事情时，思维会变得特别活跃和积极吧。

邱宗珍：您说的这些，让我想起郭沫若当年为诗疯狂的日子，他说自己“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将近三四个月的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猛袭，我抓着笔也就把它们写在纸上”(郭沫若，1959：121)。老师，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您如此强调兴趣，是不是因为兴趣能带来冲动——对问题的兴趣越是强烈，解决问题的冲动越是不可遏止？

傅修延：是的，所有的创造性活动，不管是艺术的还是科学的，可以说都与兴趣引发的冲动有关。必须承认，冲动是一种受情感驱使的非理性行动，个人的兴趣不一定能保证探索方向的正确，但它能为锲而不舍的探索提供动力，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其高度肯定。你读过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主人公鲁滨逊总有一种外出闯荡的冲动，任何人都无法拦住他去海上冒险。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也是个很不安分的人，他不论到哪里都想着要离开，根本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着不动。然而正是凭着这样的冲动，他们比安分守己的人看到了更多的外界风景。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其中提到通过分析科学家社交网络照片上笑的强度与其科学成就之间的关系，发现笑得越灿烂的科学家，其科研工作的影响越大，文章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满面笑容者最有可能写出有影响力的论文”(Lukasz，etal., 2018：435)。一般来说，脸上的笑容与胸中的热情是正比的，这篇文章也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兴趣是成功的保证。

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

邱宗珍：那么兴趣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有些人满面笑容而另外一些人总是板着脸？我看到2021年8月21日《南方周末》上您那篇纪念刘世南先生的文章《刘世南先生琐忆》，您说可能有许多人以为先生过的是一种苦读的生活，实际上他的读书是一种乐在其中、如鱼得水般的悦读——要是没有那种令人忘却周遭世界、整个身心都沉浸其中的幸福感，他可能不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放下书本。您把“悦读”作为“苦读”的对立面，是不是也想强调兴趣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傅修延：是的。欢颜和戚容都是时光雕刻出来的结果，没有人能真正主宰自己的面容，但满面笑容者胸中的那团火，肯定燃烧得比别人更旺。性格和秉赋固然会对兴趣产生影响，不过兴趣也像疾病一样是会“传染”的。前面说到，我被叙事学迷住与多伦多大学道勒齐尔教授的传授有关，而你们年轻人做叙事学可能又是受了我的“蛊惑”。我在《南方周末》文章中用“读书种子”形容刘先生，所谓“读书种子”，不仅指个人能长成学问上的参天大树，还要能承先启后影响自己周围的人。榜样的作用不可估量，我这样描述刘老先生等人在校园中产生的影响：“他们不一定给你直接授过课，甚至也未与你有过多么深入的谈话，但他们的身影在校园内的出现，他们的言行在众口之间的传播，都会让你受到熏陶与感染。当你第一次走进学校图书馆，看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先生在阅览桌前正襟危坐，一边阅读一边认真地做着笔记，那一幕一定会让你肃然起敬，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我也当如此’的意愿”。我之所以选择以学问为志业，与老先生们的榜样作用分不开。他们读书做学问的方式，汇成学校的学统与文脉，让新加入这个群体的年轻人知所依从。我喜欢讲述中文系老先生们的故事，是因为这样的故事昭示了一种生活的可能，或者说一种真正的读书人才有的时间利用方式。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人生，应当是在学术海洋里与风浪搏击中渡过。

邱宗珍：但这样的“游泳”好像有点辛苦哦。我这段时期在读您这几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如《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物感与“万物自生听”》③《人类为什么要讲故事——从群体维系角度看叙事的功能与本质》《论西方叙事传统》和《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及其对叙事的影响》等，这些文章涉及的是叙事学的根本问题，探讨的深度前所未及，篇幅一般都在两三万字左右，看得出来您在经营这些文章上花了很大功夫。为什么您到这个年纪还不肯休息，是什么力量在驱使您不断地自我加压呢？

傅修延：人文学科领域的学者大抵如此，中青年时代主要完成积累，50、60岁以后才能写出令自己满意的文章。叙事学领域中，赵毅衡、谭君强两位老师年纪都比我大，他们不也是这样笔耕不辍？坦率地说，我写这几篇文章确实有点呕心沥血，前些时候因过于投入还生了胃病。不过学术探索中的快乐永远与痛苦同在，能够用自己的思考去解决问题——特别是那些关涉中西叙事传统与文化差异的大问题，我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回过头来看这几年做的叙事学研究，我感到最有意义的是从感官倚重角度比较中西叙事传统，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可以发现相对于西方的“视觉优先”和“以视为知”。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保持着听觉社会的诸多特征，也就是说我们的古人一方面也重视“看”，但更多用“听”来统摄甚至指代包括视觉在内的各种感知，由此可对中西叙事的种种差异做出更为贯通周详的解释。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能带来世界上最令人陶醉的幸福感。

邱宗珍：很想知道您今后的研究计划。赵毅衡(2021：71)说您刚出的《听觉叙事研究》“在文字、语言、视觉之外，为世界叙事学运动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亚体裁研究畛域”。此外，您在物叙事和叙事传统等方面也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开拓，最近您还别出心裁，从能指角度把面容纳入叙事研究的范畴。请问您下一步准备做什么？

傅修延：我想换个方式回答你的问题。迄今为止我的研究都与承担的项目有关，我完成过4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中一项重点)，即将结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还获得过滚动资助。项目经费的支持和完成项目的压力，让我取得了不少成果，对此我深怀感激。但我今后不准备再申报什么大课题，只想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沿着自己的思考轨道，作“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发掘。《论语·宪问》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杨伯峻，2006：173)，我要从“为人”转向“为己”，从向别人展示自己转向充实提高自己。承担科研项目要接受种种评估、检查和鉴定，难免有一点“要我做”的不自在感，摆脱了这种束缚之后，充溢胸中的就是一种“我要做”的激情。要过有意义的人生，就要从“为人”之学走向“为己”之学，通过不断创新达致自身的完善，在成就和完善自己中发现乐趣。过去有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觉得也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人如果自甘堕落不做好自己，便没有理由立身于天地之间。前些日子看了场电影叫《波希米亚狂想曲》，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皇后乐队的主唱摩克瑞打破流行音乐的常规，创作了一首令唱片公司无法接受的歌曲，但它最后创下了当时英国最高的单曲销售记录，电影上映后还成为流媒体平台上播放量最高的20世纪歌曲。当然，不是每个人最后都能写出自己的《波希米亚狂想曲》，但至少要有不屈不挠奔向某个目标的内在动力。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邱宗珍：记得您给我们介绍过中国古代绘画的神品、逸品、妙品和能品等概念，《波希米亚狂想曲》匪夷所思地将歌剧的咏叹调引入摇滚歌曲，是不是可以归于神品或逸品这个品级？您对“品”和“味”谈了这么多，是不是也想把叙事作品分出品级来？

傅修延：神品中有“神”来之笔，逸品是不落俗套“逸”出常轨，《波希米亚狂想曲》无疑属于最高品级。但打破常规不等于乱来，读者如不认可，一切都是枉然。古代文人只凭个人的喜好品鉴作品，其结果未见得都能得到后世公认，如陶渊明在南北朝时期几乎是籍籍无名，钟嵘《诗品》仅将其列为中品，到唐代后其文学价值才获得广泛承认，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对此有详论。这说明个人的品鉴要接受集体与时光的检验，在《诗品》之后弄出个《稗品》或《说部品鉴》来，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我写《趣味叙事学》，旨在引发读者对叙事学的兴趣，没有想过用自己的趣味去影响别人。当然我也知道，讨论叙事中那些有趣之处时，我个人的旨趣品位也会成为别人的品鉴对象，其中不够雅正乃至鄙陋之处，高明的读者寓目后自有明察。袁枚当年写下《随园食单》，是为了将自己的味觉体验分享给天下同好，他称赞江西菜粉蒸肉“以不见水，故味独全”(袁枚，1984：56)，让我们看到这位美食家欣赏的是食物的原汁原味。

邱宗珍：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趣味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东西？有句话叫“众口难调”，指的是各人有各人的口味，这方面很难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您在研究听觉叙事时特别强调“语音的独一性”(the uniqueness of voice)，人类在趣味上或者更具体地说在味觉上，是不是也存在这种“独一性”？

傅修延：说得好！“独一性”和个人化，确实是道出了趣味的本质。学界对中西味觉差异已有研究，人们注意到国人讲究的鲜味，在英语中居然没有合适的对应词，fresh指新鲜，delicious指可口，没有办法只有采用xian这个音译。同样是中国人，大江南北对鲜的理解也有不同。文学趣味实际上也是“众口难调”，我们很难把自己品味到的感觉传递给别人。以对《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一书的阅读为例，该书据说印数达到30万册，还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亚欧美三大洲广泛发行，但作者饶平如老人既非专业作家，也从未学过绘画，他只是用一幅幅充满童趣并配上文字的图画，来讲述他和妻子美棠一生的爱情故事。读过该书的人多半会把自己的感动分享给朋友，然而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向人推介此书时又觉得一下子无法说出它好在哪里，无奈之下只好说“你读了之后就知道了”。

邱宗珍：您的意思是作品的好处无法言说？但我们做叙事学，不就是为了揭示那些成功的作品妙在何方吗？

傅修延：非也，如果作品的好处完全说不出来，那么文学教育和批评研究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我的意思是阅读后的感受不大容易表达，简单抽象地叫几声好，别人是不会像你一样被那部作品感动的。我在大学里教了几十年文学，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讲给学生听，但我知道最重要的还是学生自己的阅读，那些只背理论不读作品的人成不了大器。育人这门学问讲究的是“养成”，故事中的养分只能通过逐字逐句的阅读去吸吮，没有哪位老师能把自己的体验从讲台上“批发”给台下的学生。在我看来，文学教师的首要任务在于引发学生对作品的兴趣，有兴趣后故事自会挥之不去地萦绕在他们心头。即便有些内容年轻人一时消化不了，随着日后阅历与见识的增加，他们也会逐渐深化对这些故事的理解。

邱宗珍：请您为这次访谈做个小结。

傅修延：我们今天的一问一答，全都是围绕着“叙事学是一门有趣的学问”这个话题进行。由于趣味的个人化和“独一性”，我所分享的这些不一定都能获得读者响应。不过这没有关系，陶渊明在《饮酒(其五)》中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意思是有些体悟是难以言表的，我可能也没有找到最合适的话语，不过只要有读者感觉到“此中有真意”，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释：

① “……同样，叙事学家们也认为，不应该将叙事的结构分析看作阐释的侍女；从根本上来说，叙事学的目的就是做分类和描述工作。”出自戴维·赫尔曼.2007.《叙事理论的历史(上)：早期发展的谱系》[C]∥马海良,译.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

② 许慎《说文解字》释“品”为“众庶也，从三口。凡品之属皆从品”。段玉裁注曰：“人三为众，故从三口。会意，丕饮切，七部”。

③ “物叙事”已成为当下研究热点，许多学者从这一角度分析西方文学经典，如:唐伟胜.2017.爱伦·坡的“物”叙事：重读《厄舍府的倒塌》[J].外国语文(3)：6-11；江澜.2021.论奥维德《变形记》中物的哲学与叙事[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1)：28-40，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