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赟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092)

引 言

国际传播能力对于一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形象具有柔性建构功能，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成为我国高度关注和着力研究的议题。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的作用”；(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4： 162.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中学习时再次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2)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N].人民日报,2021-06-02(1).翻译作为国际传播中的关键环节，是各国软实力较量、互相渗透乃至交融的基本手段，在影响各国争夺国际话语权、对他国民众与文化形成吸引力、感召力及影响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综观学界关于国际传播能力的研究现状，鲜有研究深入探讨翻译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价值意义、内涵构成以及践行机制。

本文认为，国际传播能力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帮助一个国家向他国反映自身国家身份特性、立场观念与价值取向，以获取国际社会认同并形成影响力。对外翻译与对外传播之间的深刻联动，一方面使得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翻译学研究的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也促进翻译学未来的变革与发展。因此，本研究拟廓清国际传播能力的概念，剖析翻译能力在国际传播能力中的重要角色，阐述翻译学发展的未来向度，以期促进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以及传播效能的提升。

一、 国际传播能力的概念厘定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提“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3)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书记要求下大气力[EB/OL].求是网，(2021-06-02)[2021-12-06].http：//www.qstheory.cn/zhuanqu/2021-06/02/c_1127522717.htm.由此，国际传播能力成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核心术语之一，大力推进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4)苏志武.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提供坚实人才支撑[J].求是,2011(4)： 52.近年来，国际传播能力研究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相关学者从不同的维度对国际传播能力的概念展开剖析与诠释。在宏观层面，国际传播能力被认为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形象、国家利益以及国际话语权紧密相关。(5)朱戈.新形势下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路径[J].中国出版,2016(8)： 11-14.这一定义划定了国际传播能力的基本属性，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指明其建设需求在于建构和维护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公信力和影响力。(6)严功军.全球化转型： 国际传播与能力建设再思考[J].新闻界,2018(8)： 84-92.

在中观层面，现有定义多聚焦国际传播能力的立场以及建设路径。如国际传播能力是“主权国家通过跨国界、跨文化传递信息，在国际上有效表达国家立场、观点和价值观，以实现一定国家利益、价值诉求和目标追求所具备的条件与力量”，(7)苏志武.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提供坚实人才支撑[J].求是,2011(4)： 52.或是指大众媒介经由跨国界信息交流所促成的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的影响力。(8)熊慧.解析国际传播研究的若干“迷思”： 兼议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机制[J].新闻记者,2013(9)： 51-56.可见在这一维度上，国际传播能力的价值立场和动态建构性成为阐述重点，国家实力和国家战略思想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基石，而向他国文化与受众有效传播国家政治制度、价值观以及文化的能力成为基本内涵。

在微观层面，现有研究试图解析国际传播能力的必要构成。如国际传播能力“既包括一国传播的信息量、传播速度与精度、信息的覆盖面等硬件能力，也包括其所传播的信息被受众接收并接受、进而改变或扭转其态度和行为，产生对传播主体国有利的舆论氛围的力量，并在他国的行为上打上自己的价值烙印”。(9)何芳.语言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作用[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S1)： 151.或认为国际传播能力是一国在国际传播方面所做的投入，如从事国际传播机构的数量、基础设施、人员配备和培训等。(10)刘继南,周积华,段鹏,等.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 国际关系的新视角[M].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 89.在这一维度上，对于国际传播能力的阐释多归结于传媒的硬实力与软实力。

合而观之，从上述定义中不难看出，国家传播能力的实施在于通过一定的渠道进行跨国界和跨文化交际，落脚点在于向他国传播本国的立场、观点、文化、价值观等，基本目标在于提高国际话语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从而实现国家的短期和长期利益。上述定义对传播的特点、手段、目标等的强调暗示了跨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天然联系，但未指明翻译的作用和效能，这也正是上述定义解析国际传播能力时的欠缺之处。没有翻译与传播的衔接与联动就无法联通不同文化与文明体系之间的交流，也无法有效地向他国反映自身国家身份特性、立场观念与价值取向，并进而获得国际社会认同，形成影响力、吸引力与感召力。

二、 翻译与传播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联动

如前文所述，国家传播能力这一术语蕴含了翻译与传播两重属性以及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传播的条件与实力构成国际传播能力的核心，而跨文化、跨地域、跨国家的属性使得对外翻译能力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不可或缺。不同国家由于处于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环境，相互印象的获取往往是基于报刊、书籍、影视、网络等信息媒介，这就需要以翻译为桥梁来互联互通。因此翻译与传播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彼此联动，共同完成国际传播的要求与任务。

1. 对外翻译之于国际传播能力的内涵与作用

国际传播能力不同于在一国或一个地域内部开展的传播行为，是一种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传播能力，其中蕴含了当下研究较少聚焦的一大核心要素： 对外翻译能力。对外翻译能力是指一个国家使用他者语言，向外部世界系统化表达国家意志与思想、文化与文明，与世界对话、相处和共存的言语符号形态的能力总和。(11)吴赟.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研究： 概念、框架与实践[J].外语界,2020(6)： 4.对外翻译能力能够对目标语受众的接受产生深刻影响，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当前，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家传播需要，对外翻译实践的国家意识被不断强调和强化，承担着国家外交、外宣、外贸以及思想、文化等价值观的传播使命。(12)杨枫.国家翻译能力建构的国家意识与国家传播[J].中国翻译,2021(4)： 16.翻译与国家意识的直接关联即要求把中国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同时，传播内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对外翻译同样需要呼应不同国别、区域、文化、语言等受众的接受需求。因此，对外翻译能力远非从语言层面寻求对等的能力，而是通晓语言文化差异，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贴近不同受众的诗学和审美惯习，达成国际传播目标的能力。

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对外翻译所涉及的讯息内容、转换策略、媒介手段、受众对象等都是决定国际传播效果的要素。首先，翻译对讯息内容的选择是形成国际传播力的来源，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当代文化的广博内容中，挖掘根植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优秀文化特质，并通过有效的翻译与阐释，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13)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J].求知,2021(12)： 10-11.其次，翻译所采取的语言与非语言符号转换策略是决定国际传播力强弱的首要因素，对外翻译要以中国为立场，忠实传递中文的思想意旨、价值观念和文化特征，也要兼顾中外在意识形态、思维逻辑、审美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在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上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再次，翻译对媒介手段的选择和运用是影响国际传播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在科技水平大发展的当下，各种通信技术的运用使得信息分享进入秒传时代，翻译媒介也不再限于报纸等传统纸质媒体手段，而是走向移动互联的多模态形态。翻译对于多模态媒介的融合与运用是当下做好国际传播的应有之义。此外，翻译对受众的分析和反馈是增强国际传播力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14)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N].人民日报,2021-06-02(1).就是要分国别、分区域、分层次，了解不同受众的需求和喜好，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实现精准传播。

2. 翻译和传播的联动与融通

对外传播能力和对外翻译能力作为国际传播能力的核心要素，两者之间的深刻联动和融合发展具有充分的学理基础与现实需求。在中国的学科体系中，翻译与传播通常被置于不同的学科体系内，翻译学归属外国语言文学，传播学则与媒体与新闻等专业挂钩。翻译学注重语言符号的跨地域、跨文化转换，即把一种文本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及结果；传播学则关注信息在全球社会中迁移、扩散、变动的过程，及其对不同群体、文化、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影响。翻译学与传播学的分章别类导致各自发展、相互割裂的格局。随着翻译与传播日益相互嵌入，双向互增，翻译的质量影响着传播的效果，而传播的手段则决定了翻译的效度。翻译与传播共同构成了跨文化交流的主要路径。两个传统学科的交叉融合，在“媒介即讯息”的数字时代，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鲜明的时代感。

翻译与传播的结合，是媒介化社会高度发展的结果。媒体传播涵盖了从纸媒、电影、电视到新闻广播、广告视频、网页和电子路牌等几乎所有领域，而翻译学的文化、社会和媒介转向，将翻译行为置于更宏大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审视，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中所包含的文艺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因素，以及译作作为一种语际和符际传递行为，在新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目的和效果。如是观之，“翻译传播”作为一个融合概念已延伸至大众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文学与电影字幕的众包翻译(如人人影视的字幕翻译组，豆瓣、译言网的文学翻译小组等)，到大众参与的网络流行话语翻译，都体现了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译者与受众的主体性意识显著提升，翻译场原有的权力关系因传播媒体的多样化而发生改变。

着眼国际关系体系，对外翻译传播是国家传播本国文化、维护自身利益、阐述治国理念、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翻译传播作为语言和非语言符号在另一种政治文化体系中的再现，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和内在的价值取向。从话语翻译角度看，翻译传播通过适当的话语建构国家身份，塑造国家形象，实现国际身份认同；从传播力的角度看，翻译传播借助传统及新型媒介手段，既要打造自己的媒体平台，也要借船出海，充分融入当地的传媒平台，对国际受众的认知产生影响，形成有利于本国国家利益的国际舆论。译语塑造与传播方式可以彼此促成，也可以彼此销蚀，因此必须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译者所熟悉的不同文化圈的用词习惯和价值观，将直接影响到传播的质量和效果；而传播平台、方式及能力，则是话语在异国文化及国际舆论落地的保障。因此，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就是综合运用传播渠道、方式、技术等将我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和思想理念对他国进行翻译、传播和互鉴的能力，进而形成强大的话语自塑能力，在国际话语竞争格局中把握主动权。

三、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视域下翻译学发展的未来向度

对外传播与对外翻译的高度融通要求优秀的对外话语能力与传播能力，即要求在跨国界、跨文化的过程中，对国家社会制度、历史传统、文化观念等基本特质进行积极阐释和传播，并对他国和他者文化形成积极作用和影响，以此实现其对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使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这些要求也呼唤相关学科开展相应思考与变革。就翻译学而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时代号召为翻译学的建设带来了重要机遇，同时也为这一学科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兴的研究方向。

1. 对外翻译理论体系构建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一时代命题要求翻译学融合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构建以学科交叉为基础的理论研究体系。丰富多元的国际传播活动要求翻译的理论探索能准确把握新语境下翻译活动的内涵、本质以及规律，形成富有指引力的理论研究体系。

长期以来，译学界大都将译入母语，即母语原则视为翻译的常规与范式，也基于此推演出诸多不同学派的理论体系，如翻译的语言学派、翻译的文化学派、后殖民翻译理论学派等。这些翻译理论在引进、融合与创新过程中日渐成为当下开展翻译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石与圭臬。正如英国汉学家格雷厄姆(A. C. Graham)所言：“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这一规律很少例外”，(15)Graham A C. Poems of the Late T’ang [M]. London： Penguin Books,1965： 37.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母语原则及其影响下的理论体系已成为西方相关研究者开展翻译研究的一般共识。

然而，随着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开展，译出母语的翻译活动已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策略之一。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均注重通过对外翻译开展国际传播，提升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从目前的翻译传播实践来看，相关研究者对于译入母语原则下形成的相关理论体系具有较为持久的依赖性，运用译入母语的翻译理论指导对外翻译实践的思维模式尚未发生根本转变。而这一译出母语的翻译行为明显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在诸多层面如翻译方向、接受语境、译者身份等存在本质差异。有关对外翻译的战略意义、指导原则，抑或运行机制、影响因素、翻译效果等问题都需要研究者展开理性而深入的论证与思索。这进而深刻质疑并挑战了传统翻译理论的适用力。

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前提下，中国正在实现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转变，构建能够有效指导对外翻译传播实践的理论体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从翻译学学科内部汲取有益成分外，翻译理论的构建还需要基于大量的翻译实践史料分析以及借助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才可将相关问题阐释清晰。正如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所言：“当一门学科正在产生的时候，要想取得进步，必须借鉴所有现成的学科，将这些学科中的宝贵经验弃之不用，显然是很不明智的。”(16)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研究方法论[M].胡伟,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8： 118.其中尤其要关注翻译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学科联动，将“对外翻译传播研究”视为翻译理论体系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推动对外翻译理论体系的跨学科构建。

翻译学与传播学的有机融合，是对外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内核，也是翻译学科发展的新探索。传播学的多个核心理论重点论述信息的形成与发展、意义的生成与解读、信息文本的结构与组织、传播中的权力和资源、社会分配关系，以及文化生产方式等。(17)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陈德明,叶晓辉,廖文艳,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8-29.这与国际传播中翻译研究的诸多关注点重合： 如特定时期的文学、政治、新闻及影视翻译选择与决策就涉及信息流的形成与发展；而意义的生成与解读是翻译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传播中的权力与资源分配与翻译关注的诗学观、意识形态及赞助人的支配和操控密切关联。传播学理论如传播过程模式、社会互动与认同理论以及与传播能力相关的文化适应的模式与理论等对于国际传播视域下的翻译活动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如文化对接论认为国际传播要突破时间、空间与文化界限，使信息为不同国家、地域的受众所了解，这一过程既要实现与国际通行的认知、规范体系对接，也要与传播对象国的社会文化习俗对接。(18)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23-129.翻译学研究可借鉴上述理论资源，注重翻译传播在目标语国家引发的共鸣与效果。再如在翻译选本的初始阶段，借鉴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设置以传播目的为导向的社会议题，建构正面的国家形象话语。而在针对不同国别区域的对外翻译中，则可借鉴传播学的“分众理论”“培养论”“沉默的螺旋”等理论，根据不同属性的受众群体的各自需求与反应选择多样化的中国故事源本及翻译策略，积极引导主流舆论，培养亲华友华的态度情感，从而实现预期的传播目的。

除了传播学以外，国际关系理论与翻译的联动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彰显了对外翻译在国际关系互动和构建国家形象中的作用与地位。对于翻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而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诸多理论如建构主义、软实力、文明冲突理论、系统环境论等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后现代建构主义理论关注“世界政治中主客体的社会语言的观念建构问题，注重研究社会历史的条件，以及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语言、含义与社会力量如何相互作用”(19)葛勇平.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M].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 134.等，而翻译研究亦需要思考源语国与目标语国的历史语境，以此判断对外翻译实践的接受语境，加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增进两者之间的共有认识和了解兴趣，推动翻译实践顺利开展。

除了上述学科理论思想外，对翻译研究影响较大的还有符号学、社会学等，这些相关理论与方法亦能够为翻译研究提供所需的认识与思想来源。例如，符号学关注的基本问题如符号与人本身的关系、符号与思维的关系、符号的性质、符号的认知与传播功能以及人类思维的符号化特征等都是与翻译研究，尤其是新兴的多模态翻译联系紧密的议题；再如，社会学研究聚焦的场域理论、社会冲突理论以及社会分层理论等，都可为对外翻译实践以及相关现象提供理论解释、分析、认知与界定基础，进一步增加翻译研究的质性思考。因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视域下，翻译传播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亦呼唤相关研究者从与对外翻译传播研究相关的学科汲取灵感与养分，助推对外翻译理论的科学化与系统化发展。

2. 翻译的多模态研究

当前的国际传播处于传统媒介与现代新兴媒介加速融合的新发展时期，信息传播日益由单一的文字、语音、图像等单模态文本向融合文字、语音、图像等多种模态于一体的多模态文本转变，受众与媒介接触的方式和习惯也已发生根本变化。在这种时代语境下，通过多模态形式开展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实现传播目标的主要渠道和方式。在翻译的维度上，以文字模态翻译为主的传统翻译叙事向以多种模态并用的新兴翻译叙事转变也相应成为趋势。绘本、漫画、戏剧、电影、游戏、网站等多模态文本成为翻译研究的关注对象。(20)吴赟.媒介转向下的多模态翻译研究[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44(1)： 117.直观、具象、生动的多模态文本，由文字模态和视觉模态交互生成文本的整体意义，相较符号单一、叙事扁平的传统纸质文本，更易被异域受众接受和认同。由此而来的对外翻译活动也包含了多种模态维度，促使多模态翻译成为翻译研究的新兴增长点，尤其体现在多模态翻译实践与研究两方面。

多模态翻译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调用除语言符号之外的诸如图像、声音、颜色等非语言符号模态，与语言符号一起，共同参与再现和创造原文意义的过程。前文提到，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对外翻译所涉及的策略、媒介手段等都会深刻影响国际传播效果。鉴于国际信息交流与传播的多媒介、多符号、超文本等基本特征，翻译行为早已超出了纸质文本的活动范畴，语言与非语言符号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大大更新并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因而，从多模态角度对国际传播包含的语言符号以及图像、声音、颜色等非语言符号模态所共同创造的意义进行分析是对其本质特征的描摹，而运用图像、视听等非语言模态方式对语言符号文本进行翻译，则成为增强国际传播力的有效手段。

在多模态翻译实践层面，一方面，多模态翻译意味着翻译在不同符号、媒介所构成的不同模态交互叙事中发挥作用。图像叙事、视听叙事以及超文本叙事的不同属性要求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充分认识文本内各符号的独立意义与符号间的交互意义，使译后多模态文本既能传递原作精髓，又能充分观照跨文化差异下的受众阅读惯习。就图像叙事而言，在漫画、绘本、连环画等多模态文本中，以图像为代表的视觉模态往往在意义建构中起主导性作用，文字则对图像模态辅以阐释，两者对于意义的共同构建可以减少文字这单一模态在翻译中的文化折扣现象。就视听叙事而言，在影视、戏剧及宣传片等翻译过程中，意义通过视觉和听觉渠道传递给观众。视觉符号依赖于舞台背景、灯光、动作等非语言符号资源，听觉符号包括音质、节奏、音调等非语言听觉符号。就超文本叙事而言，包含多重符号系统的网站、软件等就是常见的多模态超文本。在翻译过程中，超文本嵌套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模态，通过超链接、多模态、交互性的运用，构建跨符际“厚翻译”超文本。

另一方面，多模态翻译还意味着翻译并不局限于单一模态之间的转换。事实上，模态间的翻译传播范式是开展中国故事的多元叙事、实现有效国际传播的重要手段。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模态间的转换有助于国际受众更为具象直观地了解原文文本，进而更好地理解与认知传播内容。具体而言，模态间的翻译指不同模态形式间的转换，包括文字、图像、视听、超文本等模态的相互转换。比如，将小说、话剧等印刷文本形态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动画等，就是将言语模态转换为视听模态。乐府长诗《木兰辞》翻译改写为英文绘本、电影等就涉及从语言符号模态到图像、视听模态的翻译转换；中国童话故事《宝葫芦的秘密》被改编为绘本，并被翻译拍摄为电影在国外发行，也是从语言符号翻译改编为图画、视听模态的又一成功案例。在传统语际翻译之外，积极运用模态间翻译，将大量承载中国故事的作品翻译改写为绘本、漫画、戏剧、影视、游戏等多模态文本，在增强传播内容的艺术性、易读性与感染力的同时，还有助于拓宽对外传播渠道，增强作品在海外的传播效力。

纷繁复杂的多模态翻译实践也使得多模态翻译的理论探索成为未来翻译研究的重要向度。不同模态有各自的形态、功能与认知原则，分别通过不同方式和路径来建构意义，剖析并建构不同模态之间的复合、交互以及转换的效度需要深入的学理思考。多模态翻译语篇的意义生成，也即如何基于多重模态实现意义的重构是核心问题。翻译活动是围绕原文意义进行意义再现与传递的过程，在多模态翻译视野下，非语言符号意义大量增加，为语言符号的意义生成注入更多变量。一则文字模态所特有的留白与想象空间，被具象所挤压甚至完全填充，图像、声音、视频等模态所重构的意义可能会窄化或是浅化原文本的意旨。二则翻译的意义重构亦有可能因为图像、声音、视频等多模态符号使得译本背离甚至歪曲原文本特定的形象与意义。如《木兰辞》虽然通过绘本与电影的模态改编和翻译，使得木兰这一中国文化符号为世界所知，但美国绘本与电影中的木兰不再是中华孝道文化的符号，而是追求独立与自由的现代女性形象。由此可见，深入解析多模态的意义组合与传递是进行多模态翻译的重要研究议题。

此外，对推动或制约翻译的各个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也是重要议题。源语与目的语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读者阅读习惯以及意识形态与诗学差异等方面都会对翻译模态选择造成影响，进而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译者如何基于上述因素，在翻译中对多种模态进行权衡和取舍，不断修正翻译决策，值得深入解析。换言之，多模态翻译并非只是加入了图像与视听等现代技术参与的翻译行为，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翻译活动置身的场域及其资本与惯习千差万别，是影响多模态翻译的重要因素。

再者，开展多模态翻译研究需要在方法论体系上融合创新。从技术上讲，多模态所依赖的光影技术发展历时未久，因而，如何对音频、视频等模态进行意义切分迄今还没有十分有效的科学方法。当前语料库技术的进步能够逐步实现对多模态翻译语篇的分段与对齐，由此获得可供分析的声音与画面单位。类似ELAN(EUDICO Linguistic Annotator)的语料标注工具能够实现对包括手势在内的多模态画面更为准确的意义分析。源自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话语分析方法也能为多模态翻译语篇的分析提供参考框架。系统功能语言学所倡导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不仅是文字语篇的有力分析框架，还能用于解析其中不同模态的互动意义以及构图意义。需要强调的是，运用任一单个研究方法对具有混成性特点的多模态翻译语篇进行解析都可能顾此失彼，所得结果也难免片面化、碎片化。因此，对于多模态翻译语篇的研究需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融合多种研究方法来实现。

简而言之，多模态翻译实践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着模态的取舍、突显与遮蔽等意义重构问题，这既需要更多、更先进的多模态方法参与，也呼唤从理论角度对多模态翻译本身的诸多议题进行探索。

3. 翻译的受众及其接受效果研究

受众研究是国际传播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所谓“受众”，是指报纸、期刊、图书、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传播媒介的终端接收者，包括读者、听众和观众等。国际传播的受众研究中，除了从文化环境、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教育背景等方面对受众进行本体特征研究之外，研究者往往将传播内容在受众群体中的传播效果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并将此作为判断传播活动成功与否的指标之一。具体来说，对传播和接受效果的衡量往往是基于传播信息对受众在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认知层面的传播效果是指受众对传播信息的接受与分享；情感层面的传播效果是受众对传播信息的深层次反应，是以传播内容为对象而进行的带有一定感情色彩的分析、判断与取舍；态度层面的传播效果以认知效果为基础，是指受众因认知而引起的态度转变；行为层面的传播效果则是指传播受众因接受传播信息而引起的行为方式的变化。(21)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59-260.

在翻译学的传统研究视界内，翻译实践链条上的源语文本、译者、目标语文本以及包括政府机构和出版社等在内的赞助人往往是学界的重点研究对象。关于接受效果，虽然也有研究者借助图书销量、图书馆藏量和读者借阅率等多个维度对译介效果进行分析，但是对作为受众的目标读者、听众和观众往往观照不足。受众及接受效果研究理应成为翻译研究未来发展的另一重要向度。

首先，对外翻译研究可立足受众本体研究。在国际传播中，受众具有明显的他者性特征。这里所谓的“他者”，是指不属于本区域、本民族文化语境内的其他信息接收个人或群体。当代西方修辞学认为，“任何性质的话语都必须以受众为转移。在某种情况下得体合适的论辩内容和形式，在其他场合可能会显得滑稽古怪”。(22)Chaïm Perelman and Lucie Olbrechts-Tyteca. The New Rhetoric: 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 [M]. Translated by John Wilkinson and Purcell Weaver.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9: 25, 45.在对外翻译传播研究中，作为他者的受众在阅读诉求、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不同于本土民众的差异性特征应当构成翻译传播的接受效果研究的前提。一直以来，我国的国际翻译传播工作由于缺乏对受众差异性的足够重视，忽略受众对象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差异性元素，有时甚至坚守以我为主的翻译观念，并采用较为传统的单向度传播模式，缺乏对话意识，囿于自说自话的传播思维，因此有一些对外翻译传播活动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23)陈力丹.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国际传播的论述[J].当代传播,2018(5)： 7,18.鉴于此，翻译传播融合下的受众研究自当将翻译学与传播学在各自领域内对目标受众的不同关注点结合起来，立体化剖析他者受众的本体特征。

其次，对外翻译研究可借助新技术，拓展接受效果研究方法。在国际传播领域，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为翻译传播的接受效果研究带来更多的考察手段。作为评价翻译与传播效果、判断受众喜好以及调整译介策略的重要指标之一，接受效果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翻译传播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接受效果研究可通过数据库、文本挖掘、情感分析等技术手段对相关数据进行整合、统计与分析，以全面考察目标受众的需求议题，了解他们对于某种翻译产品的情感认知、态度倾向与偏好选择等。相较于传统译介效果研究而言，技术赋能下的接受效果研究既可大大缩短研究周期，又能为受众接受研究提供更具说服力的量化手段。尽管目前国内已有若干学者结合信息技术展开受众研究，但是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情感倾向分析等技术手段在翻译传播研究领域依然拥有宽广的拓展空间。

此外，翻译传播的接受效果研究既是实施精准化、分众化传播战略的关键，也是国家相关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直接影响了国际传播策略的制定与实施。我国的国际传播活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案例，文学图书译介项目、外宣媒体和刊物的创设以及通过网络社交媒介展开的翻译传播实践等都为国际传播受众及其接受效果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实证数据。可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实地调查等研究手段获得传播案例在受众反馈方面的一手资料，并借助技术手段，通过文本细读、话语分析、主题提取等方式进行分析，以掌握目标语国家受众心理态势、审美倾向、社会认同等方面认知，为传播效果提供系统和科学的分析依据。此外，还可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数据库建设，将其他国家已经取得较好传播效果的实证案例作为考察重点。比如可针对俄罗斯、韩国、日本和美国等的国际传播典型案例进行语料库建设，并借助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方法对其在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方面的模式与特征进行全面考察，尤其是要分析案例在译材选取、翻译原则、翻译策略和传播渠道等方面对接受效果所产生的影响。也可以将我国与他国的外宣案例结合起来建设平行语料库，并开展对比研究，在探寻异同的同时分析造成不同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以达到博采众长、提升我国国际传播力的目标。

4. 翻译人才培养研究

对外翻译传播工作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传播人才所能提供的智力支持力度。当前“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尚未根本改变，而中国对外传播面临着“中国越是发展，越是引起某些西方国家的不安和焦虑”，以及“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亦更加强烈”(24)黄友义.抓好应用翻译人才培养机制建设 满足时代对应用型翻译人才需求[J].上海翻译,2019(4)： 1-2.的双重局面。有效对外传播中国话语，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需要高端翻译人才发挥关键作用。

现有翻译传播人才培养的问题在于，其一，以往侧重“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对“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人才培养重视不足。(25)闫国华.文化对外传播与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培养[J].中国翻译,2014(5)： 9-11.其二，长期以来，翻译与传播两大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处于几乎完全隔离的状态，传播人才缺乏外语和翻译知识、能力与素养，而翻译人才并不谙熟国际传播特征与规律。其三，目前翻译人才培养仍以粗放式为主，同质化现象严重，未能对接具体关键行业和具体区域国别进行精准化培养，使得人才培养的专业化、应用性和适用力大打折扣。因此，翻译研究即将迎来的重要研究面向即是如何转变人才培养思路，打破翻译与传播学科之间的人才培养模式壁垒，切实实现两大学科之间的融通，为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而服务，从而增强国际传播的效度和力度。

其一，加强对外翻译人才的培养。中国话语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价值等的写照。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培养一支坚守中国国家与民族立场、熟谙中国文化内涵、能够区分出相对于对象国语言和文化的非等值信息、能够运用恰当的翻译与传播策略诠释中国话语(26)刘宏.新时代新阶段高水平翻译人才培养刍议[J].中国翻译,2021(4)： 61-64.的汉译外翻译传播人才队伍。“西方对中国从舆论到经济和军事的围堵以及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需要中国加大讲好中国故事的力度，解疑释惑、打破围堵，也需要更多的人能够利用各种交流机会和交流形式面对面去向国际受众说明中国。”(27)黄友义.抓好应用翻译人才培养机制建设 满足时代对应用型翻译人才需求[J].上海翻译,2019(4)： 1-2.这就要求在翻译传播人才培养上进行方向性调整，从侧重对内翻译人才的培养转变为对内、对外兼顾，甚至在特殊历史时期更侧重对外翻译人才的培养，因为对外翻译传播人才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影响到国家对外翻译能力建设。

其二，开展翻译学与传播学之间的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翻译学与传播学的融合是培养高层次国际传播人才的关键。从翻译学与传播学的学科框架来看，虽然两个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对象在语境、主客体、载体、受体、效果以及目的等方面存在很多知识交集，但是从人才培养目标来看，两大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课程设置方案依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如果在翻译学与传播学两大学科融合的背景下培养学科交叉型的国际传播人才，需要在两大学科之间实现融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翻译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中简单地增加若干传播类课程，或者是在传播专业的教学内容中只需增加对学生翻译技能的培训，而是要注重人才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翻译能力、全媒体采写能力、国际关系分析能力等方面综合素养的培养，使其成为掌握讲好中国故事全要素的专业人才。

其三，开展针对具体行业的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研究。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分众化表达即是要求聚焦具体行业需求，培养诸如人工智能、交通运输、土木工程、涉外法律等行业的专门化、复合型翻译传播人才。当前高校的翻译人才培养与具体行业领域对接不足，使得相关人员在从事国际传播活动之前还需专门的职业化再教育，无法满足实现精准传播的现实需求。这就要求以跨学科的方式开展翻译人才的教育教学，有的放矢地开展“行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此外，可升级校企合作模式，与当地外事、旅游、建筑、商贸、科技、法律等企事业单位对接，提高实训比例，提高翻译人才的应用能力。还可与海外企业和驻外机构进行合作，为翻译人才培养提供国际传播实践平台。

其四，开展非通用语关键语种翻译人才培养研究。国际传播能力不仅仅指针对英语世界的传播能力，长期以来，我国培养的外语人才在数量上多为英语人才，关键语种人才匮乏，人才结构失调。(28)张绍杰.改革开放40年外语人才培养： 成就与反思[J].中国外语,2019,16(1)： 4.“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瓶颈。”(29)闫国华.文化对外传播与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培养[J].中国翻译,2014(5)： 9.“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共涉及53种官方语言，分属九大语系，其中一些关键对象国和地区语言将成为与当地构建顺畅的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媒介。因此，翻译传播人才培养研究的重点之一便是增强语言资源意识，针对与我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对象国与地区开展关键语种翻译传播人才培养研究，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核心概念与表达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地区的译介与传播打下智力基础，为提高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提供更全面的智力支持。

其五，加强对目标地区与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在舆情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新时代语境下，只有充分了解目标语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审美趋向等基本情况以及他们对于中国的认知方式和接受态度，进而采取适当、有效的应对策略，国际传播的效果才会更加符合或接近传播的既定目标。为此，应进一步加强目标地区与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并能深入当地做好调研，充分应用多种媒介采集信息，加以整合与分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对外翻译活动提供咨政服务”。(30)吴赟.国家形象自我建构与国家翻译规划： 概念与路径[J].外语研究,2019(3)： 77.因此，在今后的翻译研究中，目标地区与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将会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结 语

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当前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议题。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政治生态渐趋复杂，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碰撞与合作的频率越来越高，信息与文化传播的场域也因技术的革命性变化而愈加繁复多元。这一切都既使得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成为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也使得对这一命题的研究变得更为复杂而富有挑战性。在这种变革性的时代语境下，国际传播活动为相关学术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和多样的研究工具；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使得对外传播与对外翻译走向高度融通成为必然，这也使得翻译学科的未来发展面临了一众重大研究命题。

翻译传播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是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础，更是推进国际传播实践科学化、系统化的必经之路；在媒介形态与视觉文化日益多样化的当下，融合了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多模态的表征方式大大增加了国际传播的效度和力度，是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切入点；翻译的受众及接受效果研究是做好国际传播的终点和依据，以技术赋能的相关实证类研究可成为提升国际传播力的判断依据；翻译人才是国际传播活动的保障，培养精通对象国与地区语言与舆情的高端翻译人才可为实现分众化、区域化的精准传播，营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外部舆论环境提供关键支撑。翻译学在理论构建、实践探索以及人才培养的不同向度的未来发展将成为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