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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 内涵和框架

2022-11-30任东升

关键词:话语国家研究

任东升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岛 266100)

引 言

主权国家以“国家”作为行为的策划者、赞助人和主体,为实现自利性战略目标而实施的翻译活动可称为“国家翻译”。(1)任东升,高玉霞.国家翻译实践初探[J].中国外语,2015(3): 93.历史上中国一直重视翻译的文明互鉴作用,国家通过输出型国家翻译实践对外传播中华文明,通过输入型国家翻译实践为本己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季羡林把中华文化比作一条从未枯竭过的长河,原因是有源源不断的新水注入,“从印度来的水”和“从西方来的水”对保持中华文化生机活力作用巨大,而这两次大注水依靠的都是翻译。(2)季羡林.季羡林谈翻译[M].北京: 中国当代出版社,2007: 10.当下国家翻译成为赋能国家对外话语构建、形象塑造、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战略途径。国家通过输出型国家翻译实践实施对外话语实践,即国家作为法律主体或名义主体运用其权力资本,借助翻译对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方案,通过系统的外向型的“中国性”知识生产,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鉴于此,研究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就其概念内涵及其研究框架展开初步分析。

一、 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内涵解析

1. 国家对外话语实践

话语最早是语言学概念。索绪尔把语言分为语言和言语。语言是用于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口头语言为“话语”,书面语言为“文本”。言语是语言的社会化应用。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是“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的使用”,(3)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3: 68.这一论断直接将言语与话语等同起来。霍尔认为话语是“用来指称把意义、表象和文化视为构成性的任何途径”,(4)斯图亚特·霍尔.表征[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6.强调话语的建构作用。福柯把话语当作知识和/或权力运作的策略与工具,认为话语生产知识和意义,形塑话语主体和话语对象,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5)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231.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话语是一种典型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目的是“以言行事”,即通过语言的运用实现话语主体目的,因此话语具有实践性。话语实践的具体功能和目的是知识生产、权力运作、关系构建、形象塑造。

国家对外话语体系是国家对外叙事的战略工具和载体,是国家系统地对外表达国家意志、国家利益、国家文化、国家制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国家对外话语蕴含丰富的思想资源。(6)吴赟,顾忆青.国家对外话语战略的内涵与规划[J].语言文字应用,2019(6): 45.我国的国家对外话语体系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因此其内容必然涵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经验,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的最好表征,因而也是在世界舞台上彰显中国方案的最佳载体。从结构和形式看,国家对外话语体系是“包含了一系列术语表达、概念范畴和论述判断”的“言语符号形态总和”,其受众“具有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地域等多重属性”。(7)顾忆青,吴赟.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评述与展望[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 113.国家对外话语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层面的对外言语行为,即国家作为话语主体,运用国家资本,以体系化的言语符号对外传播符合国家利益的、有关本国的知识、概念、理论、文化等,通过规划化、结构化的对外叙事,达到国家治理战略目标,因此具有鲜明的自觉性、自为性和自利性特征。

2. 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

对外话语是一个国家面向世界的自我陈述。(8)司显柱.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 回顾与前瞻[J].当代外语研究,2021(4): 103.国家对外话语实践可分为非翻译型对外话语实践和翻译型对外话语实践两种。非翻译型国家对外话语实践包括三种模式。第一种为直接传播模式,即国家对外传播机构直接以受众语言实施话语实践,ChinaDaily、BeijingReview的多语种外文版发行属于此种模式。第二种为本地化模式,即中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新华社驻外机构直接用对象国本地语言直接表达中国的国家立场、观点和报道中国新闻等,比如新华社驻老挝机构直接使用老挝文报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首发式即属此类。第三种模式为中文传播模式,即直接以中文实施对外话语实践,主要面向懂中文的华侨华裔华人群体,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繁体中文版海外发行即属此类。

国家翻译实践研究“观照的就是翻译实践,紧贴国家治理、国际治理、翻译政策制定和实施、国家工程与项目管理等具体实践来建构自身话语体系”。(9)高玉霞,任东升,蓝红军.以翻译理论创新拓展话语空间: 关于“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对谈[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6): 91.任东升、李江华把国家翻译实践定义为“主权国家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认为其具有显著的“功利性”,是一种国家、政党维护自身国内外利益的有效手段。(10)任东升,李江华.国家翻译实践的功利性特征: 以《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重译历程为例[J].东方翻译,2014(1): 15.该定义依照“主体+行为”的逻辑方式明确了翻译作为一种国家行为的行为主体、行为动机、行为特征和行为目的,同时明确搭建了国家翻译与国家话语权之间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循此逻辑,可认为国家翻译的话语实践是国家通过翻译实施的对外话语实践。国家翻译实践是国家话语实践的战略途径。在二者关系上,国家翻译实践从属于、服务于国家话语实践。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由国家话语实践的战略目的决定,输入型和国内语际型国家翻译实践服务于国家对内话语实践,输出型国家翻译实践服务于国家对外话语实践。国家翻译实践的内容主题、文本择取和翻译语向等亦同此理。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是国家通过输出型翻译进行国家知识生产、形象塑造和国际关系构建,最终实现国家战略考量下的全球治理目标的过程和结果。全球治理是国家对外话语实践的底层价值逻辑和基本目标导向。根据国家具体的国际治理领域和目标,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类型分为对外政治话语实践、对外文化话语实践、外交话语实践、对外意识形态话语实践,等等。下文结合事实进行分析。

二、 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类型

1. 国家翻译的对外政治话语实践

政治话语是表达国家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纲领、政治立场、政治利益、政治战略的语言表征和言语行为的有机统一。国家翻译的对外政治话语实践是国家经由翻译对外言说政治思想、制度、道路、成就的过程与结果,是国家对外政治叙事的重要战略手段。

中国共产党具有对外政治话语实践的传统,如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华工组织在国外创办的刊物《少年》宣传中国共产党革命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共产党借助共产国际出版毛泽东第一部英译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8年党成立专门机构翻译毛泽东著作向世界传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通过制度化、规模化的政治翻译实践推动中国特色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共产党简史》英文版通过“本地化”翻译策略在英国出版。美国西肯塔基大学的华裔学者袁海旺教授在美国个人翻译出版了该书,即TheCommunistPartyofChina:AConciseHistory。国外学者主动翻译中国的国家政治文本,与中国国家翻译的对外政治话语实践形成同频共振,是国家对外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我们拟另文探讨。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俄、法、西、阿、日、德六个语种单行本对外发行。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英文单行本出版。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英、法、日、俄、德、阿等多种语言翻译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三卷)目前以30多种语言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销售超过2 000万册。这些国家文本的翻译发行有助于国外受众了解中国革命、中国建设的辉煌历史,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了解中国理念、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

为强化国家对外政治话语实践能力和水平,中国外文局建设了当代中国特色话语外译传播平台。该平台由四大模块构成: 1) 中国关键词;2) 中国重要政治词汇对外翻译标准化专题库;3) 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4) 多语种政党文献简写本及专家解读文库。该平台翻译、阐释中国核心政治话语,从政治学、文化学、外交学等多学科解读重要政治术语和政治文献,具有百科全书功能。四个模块重点各异,相互支撑,形成融话语翻译、政策解读、学术研究、对外传播于一体多功能集成体系。其中,中国重要政治词汇对外翻译标准化专题库是国内首个国家级政治术语标准化翻译数据库,提供2万多条中文与英、法、俄、德、意、日、韩、西、阿等多种语言术语标准译法和内容阐释,是构建融通中外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创新实践,对于阐释当代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思想文化核心话语,以及促进外部世界理解新时代党和国家治国理政思想都具有重要作用。

2. 国家翻译的对外文化话语实践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征。近年来,国家将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上升至战略高度。国家通过“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文化著作对外翻译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专项对外文化翻译工程,推介中国文化精品,展现中华文化话语魅力。

国家作为对外文化话语实践项目的发起人,通过其职能机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实施“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该项目2020年的《申报公告》明确表明项目宗旨是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让世界了解“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资助文版以英文、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等5种为主,德文、日文、韩文等文版侧重于资助中外学界共同认可的名家经典,其他文版则侧重于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从立项情况看,2020年有24个学科的195个项目获得资助,中国历史39项,数量最多;社会学22项;哲学和中国文学并列第三,各21项。翻译语种多达17个,其中英语99项,韩语17项,俄语和日语各16项,新增乌兹别克文、土耳其文、印地文等“一带一路”小语种翻译项目。从立项内容看,史学外译著作包括《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付马著,英文)、《日军“慰安妇”研究》(苏智良著,日文)、《中华史纲》(蔡美彪著,法文)等。社会学著作有《中国社会变迁(1949—2019)》(李友梅著,法文)、《乡土中国》(费孝通著,西班牙文)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著,英文)。哲学著作有《朱子学提纲》(钱穆著,英文)、《道家思想及其现代诠释》(吴根友著,俄文)、《东亚儒学问题新探》(吴震著,韩文)等。文学外译著作包括《中国小说源流论(修订版)》(石昌渝著,英文)、《乐黛云讲比较文学》(乐黛云著,英文)、《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陈思和著,德文)等。语言学有《修辞学发凡》(陈望道著,英文)、《汉语音韵学》(董同龢著,英文)、《汉语语法演化史》(石毓智著,印地文)等。

可以看出,立项项目表现出三个特点,即文史哲融贯,传统与现代结合,英语为主、多语并用。史学、文学、哲学、语言学是一个民族文化话语系统和知识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通过多学科多语言的翻译实践对外呈现出一幅“中华文化全景图”。“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表明,国家作为对外文化话语实践名义上和法律上的发起人和需求方,授权具体职能机构作为实际项目赞助人、管理人,通过政策调控与引导,利用“招标”手段(项目申报)招募“施工团队”实施对外文化传播事业。

3. 国家翻译的外交话语实践

外交话语是外交主体为表达自己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语言及话语,主要包括关于外交理念或外交政策的国家正式文件、领导人讲话、国家间条约、协议、公报、声明和宣言以及外交谈判、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的用语等。(11)胡开宝,李婵.国内外外交话语研究: 问题与展望[J],外语教学,2018(6): 7.外交是国家对外话语实践的重要空间。国家在外交场域经由翻译表达立场,阐述主张,通过与外交对象的话语合作、话语共谋、话语博弈,达到维护国家利益、构建国家形象等目的。

《中美联合公报》的签署是国家经由翻译进行外交话语实践的典型案例。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基于共同战略利益谋求关系正常化,但由于双方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等差异巨大,公报翻译过程中话语博弈非常激烈,经历了“博弈→妥协→共谋”三个阶段。《联合公报》一字一句都可能牵涉到某一方的重大利益,正如施燕华所指出:“中美两国隔绝了20多年,双方国内都存在反对中美接触的力量,文字的表述不仅要照顾双方的立场还要照顾彼此的处境,每一个字都要仔细酙酌,更多考虑的是每个字后面的政治含义,对有些关键词句还要请示领导,力求使翻译既准确,又符合我国战略目标的大局。”(12)施燕华.外交翻译60年.中国翻译,2009(5): 9-12.

4. 国家翻译的对外意识形态话语实践

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是政治、法律、哲学、道德、宗教、艺术等领域体系化的思想、观念、价值的总和。国家意识形态反映国家意志、价值观和精神面貌,是国家对内凝聚社会共识与对外构建价值认同的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国家通过对外翻译国家意识形态文本,达到“以德服人”目的,构建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影响力。

唐代国家对外翻译事业兴盛。以机构化、组织化、制度化为特征的奉诏译(13)高玉霞,任东升.佛经“奉诏译”: 国家翻译实践之滥觞[J].翻译季刊,2020(95): 1.是国家对外话语实践的重要机制。玄奘奉敕将《道德经》译为梵语以传播西域是中国史书记载的最早的国家对外意识形态话语实践。据《旧唐书》记载,王玄策出使泇没路国,其国王“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并“请老子像及《道德经》”,以表归顺向化之心。(14)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5: 5308.《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贞观二十一年,西域使李义表奏称东天竺因“未有佛法,外道宗盛”,其统治者童子王请求唐皇将《道德经》“译为梵言”,以推行道教。太宗为外宣国教,德化异域,“登即下敕,令玄奘法师与诸道士对共译出”。(15)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 卷丙[O]//大正藏: 第52卷: 386.道士蔡晃、成英等人聚集钦定译场五通观协助玄奘翻译,翻译团队“日别参议,评核《道德》”,玄奘“句句披析,穷其义类,得其旨理,方为译之”。其间协译道士“引用佛经中百等论,以通玄极”,即采用《中论》《百论》等佛教经典话语阐释老子思想,理由是“佛言似道”,“在文虽异,厥趣攸同”,并主张将“道”译为佛家的“菩提”。玄奘坚决反对,认为“佛教道教,理致大乖”,因此不可“用佛理通明道义”,反对“用佛言”以“通老义”。面对译场内部的道佛纷孥,玄奘定下翻译规范,“今翻《道德》,奉敕不轻。须核方言,乃名传旨”,“不得引佛义宗用解老子,斯理定也”,不得“浪翻”而“冒罔天听”。道教是唐朝国教,《道德经》是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国家文本。太宗敕命外译老子,目的是对外宣扬中央王朝之宗教、道德、价值观体系,以传播道教,德化四方。玄奘奉敕译道,坚守本己文化立场,最终《道德经》域外流布甚广,西域“尚道九十六家”。

三、 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研究框架

本文根据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过程和历史设置研究框架(见图1),研究内容包括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规划和管理机制研究、国家对外话语实践文本的翻译研究、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之传播与接受研究,以及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史研究。

1. 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规划和管理机制研究

国家翻译本质是制度化翻译,以政治化手段保障翻译,以集约化方式组织翻译,从而实现国家对外话语的有效传播。政治化保障集中体现于国家规划,而集约化组织则呈现为国家管理机制。

(1) 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规划研究。规划是基于特定目标对未来行动方案进行整体性、前瞻性、制度性的安排。国家对外话语实践是具有明确战略目标指引的目的性行为,因此是国家规划的产物。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是国家翻译实践与国家对外话语实践的统一,其规划必然包含对外话语规划和对外翻译规划。国家对外话语规划包括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规划、对外话语实践内容规划、对外话语实践资源规划、对外话语实践人才规划、对外话语实践渠道规划、对外话语实践空间规划,等等。国家翻译规划是国家运用国家实力在翻译领域进行的较长时期、全局性的规划。(16)吴赟.国家形象自我建构与国家翻译规划: 概念与路径[J].外语研究,2019(3): 75.国家对外翻译实践规划是在国家对外话语实践战略目标指引下的翻译专业化规划,包括内容、语种、人才、资源、技术、文本模态、流通渠道等方面的规划,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对外话语实践规划决定。从语言学、传播学、外交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研究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规划,有助于提升国家对外理论能力、国家对外话语能力、国家对外语言能力、国家对外叙事能力、国家对外翻译能力、国家对外出版能力、国家对外传播能力。

(2) 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管理机制研究。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是国家对外构建政治、文化、外交形象的战略途径,因此被纳入国家制度化管理轨道,接受国家的全过程规制。规制是一种强制性的控制行为,是国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组织和制度等手段,对从事对外话语实践的人员及其所用资源、技术、策略等进行管理。国家通过完备的保障体系确保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获得成功。该保障体系是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行业标准、组织制度、工作规范的总和,构成国家规制的能力体系,保障对外话语实践工作质量。国家通过不同机制管理对外话语实践过程。以十九大报告的英译为例,采用“中国译者翻译初稿→英美专家语言润色→中国专家组审核定稿”的工作模式。初稿译者均是来自外交部、中央编译局等涉外机构的高水平专职翻译,润色改稿由在中国从事多年对外传播工作的英美籍专家负责,最终由外交部、外文局资深译家组成的定稿小组负责定稿。外籍专家提升译文的地道性、自然性,中国专家保障政治概念翻译的准确性,二者优势互补,保障译本质量。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管理涉及面广,机制极其复杂,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2. 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文本研究

话语实践是一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以语言符号为表征的知识生产和权力运作活动。话语由语言表征,又反作用于话语。国家翻译文本是国家对外话语实践的物质载体和现实工具,因此研究国家翻译文本的语言风格及其形成机制是对外话语实践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1) 国家翻译文本风格研究。有必要构建融词汇、词簇、句法、篇章于一体的国家翻译文本译语风格指标体系,基于大规模语料库数据,采用语内类比和语际类比相结合的模式,研究国家翻译文本的语言风格特征,为提升国家对外话语实践能力提供语言学、翻译学方案。当包括:

① 词汇特征研究。基于词长分布、词汇密度、词汇丰富度、词汇离散度、词类分布、独特词分布、词汇复杂度等参数,对比总结原文、译文和原创文本词汇使用规律。

② 词簇特征研究。对比文本的词簇丰富度、词簇复现率、词簇构式特征、词簇搭配特征,分析特定类型词簇的语法、语义、功能、结构、内容和分布特点,归纳不同文本词簇使用模式差异。

③ 句法特征研究。采用平均句长、平均句段长、句子信息容量、句子结构容量、句法丰富度、句法复杂度、平均句子依存距离、特定句式分布等指标,比较不同文本句法结构特征。

④ 语篇特征研究。从语篇透明度、语篇连贯度、文本活动度、文体正式度、文本可读性、文字冗余度等维度切入,比较不同文本的语篇特征,考察其语篇风格差异。

⑤ 译语风格自组织性研究。从协同语言学角度,研究不同文本内部词汇、词簇、句子和篇章等层面各要素之间及不同层面之间的协同关系,考察各类文本语言体系的协同性和自组织性。在此基础上归纳国家翻译文本的译语风格特征,为对外话语实践提供翻译策略参考。

(2) 国家翻译实践的译者行为研究。国家对话话语实践文本译语风格的形成与译者行为密切相关。国家对外话语实践文本的翻译一般由制度化译者实施。译者是翻译内文本因素与翻译外情感认知和社会文化因素之间张力的综合平衡者,因此从上述因素入手研究制度化译者行为模式,有助于明晰译语风格形成的行为动因和译者行为的实践逻辑。当包括:

① 译者策略与方法选择研究。在微观文本批评层面,聚焦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分析译者对政治话语、文化专有项、领导人标识性表达习惯等语言项的翻译方法,考察其在语法、句法、修辞、语用、叙事等方面的变译策略,归纳国家对外话语实践文本的翻译方法特征。

② 译者情感与行为研究。在中观行为批评层面,研究译者翻译行为的心理情感特征,构建译者行为情感模型,采用情感计算的方法,从译者的情感过程、认知过程、心理过程切入研究翻译行为的决策过程,探究译者情感与译者行为之间的关系。

③ 译者行为社会化与角色化研究。在宏观文化批评层面,研究译者翻译行为的社会学特征,探讨国家上位主体、机构中位主体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制度资本,以及制度化的翻译机制、组织化的翻译行动者网络和公务化的翻译环境等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对译者行为的形塑作用,剖析制度化译者翻译行为的社会化过程与机制。基于“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分析译者行为的意向性、主体性、功利性、规范性、自律性,揭示译者身份角色化和翻译行为社会化过程中“国家至上”翻译实践理性的生成机理。

3. 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之传播与接受研究

对外话语体系是一国向外部世界阐述其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表达形式。(17)张威,李婧萍.中国对外话语译介与传播研究: 回顾与展望(1949—2019)[J].外语与外语教学,2021(4): 35-36.话语本身具有极大能动空间。在要素构成上,话语一般包括相互交融而成的“对话主体”“言行意旨”“媒介渠道”“目的效果”“历史关系”“文化关系”。(18)施旭,梅朝阳.国防政策与全球传播: 文化话语视野下的中国国家军事战略研究[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5): 73.话语的意义不能完全由先验的意指系统决定,而是由话语生产者、话语传播者、话语接受者共同构建。话语传播与接受过程是话语意义再社会化的过程,话语生产者所预置的意义可能会受到域外传播空间中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影响而被冲淡,发生断裂或遭到重构。因此,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研究,不仅要关注话语内部意义的符号化表达问题,还需转向话语传播与接受的异域社会文化语境。

具体而言,本文认为有必要将不同文化区块进行对比,从不同侧面研究国家对外话语的域外传播与接受状况,据以考察国家对外话语在域外媒介场域中的意义生成模式。为便于讨论,下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展示研究思路。

(1) 话语意义的域外重构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域外传播是一种双主体话语实践。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生产主体,具有自身的话语实践目的和策略。国际媒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域外传播和接受的主体,利用其新闻语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重新构建。我们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新闻语料库,基于新闻学框架理论比较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板块、儒家文化板块、阿拉伯文化板块、非洲文化板块媒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意义的体系化构建过程。当包括:

① 体裁结构研究。分析消息、通讯、评论、专访、调查性报道、特写、转载等新闻体裁类型在不同媒体中的分布状况,总结“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意义生成的体裁类型特征。

② 议题设置研究。分析不同媒体高频词、主题词、关键词的使用特征,研究其重点关注领域,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新闻领域中的分布特征,比较不同媒体议题设置的侧重点及其政治、文化、外交、意识形态意蕴。

③ 立场倾向研究。分析不同媒体立场标记语的使用模式,对比不同类型立场标记语的使用密度、类型结构、功能特征和表达效果,比较不同文化板块新闻报道的立场倾向、情感态度,及其意识形态蕴含。

④ 信源结构研究。将信息来源分为官员、学者、商人、记者等多种类型,分析不同媒体的信源结构特征,对比不同外媒通过信息选择、加工和呈现策略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过程,解剖其话语生产渠道。

⑤ 整体性研究。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进行不同维度间的交叉分析,例如,考察不同议题的体裁、立场和信源分布结构,或研究不同体裁的议题、立场和信源分布规律,立体化描绘“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传播与接受的全息图景。

(2) 域外媒介权力运行机制研究。中国核心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绝非纯粹的基于话语本身的语言交际行为”。(19)胡安江.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研究[J].中国翻译,2020(2): 48.媒介话语的意义构建是媒介权力运作的结果。使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可从媒介话语运行逻辑和媒介权力结构切入,比较不同文化板块媒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构建的权力运行机制。当包括:

① 媒介话语运行逻辑研究。从外媒传播的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等维度切入,比较不同文化板块媒体运行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分析其传媒政策、体制、机制差异,归纳其新闻传播的文化逻辑、媒介话语规则,及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构建的影响,剖析其媒介话语运行逻辑。

② 媒介权力作用机制研究。媒介认同构建过程涉及复杂的权力网络,权力网络“在”话语中,“通过”话语体现出来,是话语“后面”的运作力量。对比不同外媒“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建构背后隐藏的由国家政府、经济实体、社会精英和媒体专业人员等构成的权力网络,分析其结构特征、权力分配机制、表达形式和作用路径,明晰“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叙述”过程中的媒介权力运作机制。

4. 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史研究

从时间维度纵向梳理国家翻译对外话语实践的历史演变:

(1) 国家对外话语实践断代史研究。以朝代为断限,梳理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史,汉、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朝代对外交往的环境、范围、特点、方式、策略不同,国家翻译在对外话语实践中的影响和作用途径也不同,相关研究可揭示不同时期对外话语实践的模式、规模和特征。

(2) 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个案史研究。以重大国家对外话语实践事件为线索或以从事国家对外话语实践的重要历史人物为线索,研究其历史影响,定位其历史地位;从众多历史个案中寻找规律,抽象出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内涵、功能、规律、特征等。

(3) 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类型史研究。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在我国拥有悠久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和史料,据此可发掘、提炼出丰富的实践模式类型。例如,持尊自矜型对外话语实践模式,“重译来朝”最为典型,统治者依仗朝贡体系中的“上国”地位,在对外关系上“以我为中心”,朝贡国自备译员,通过多重语言接续翻译与中央王朝建立联系。消极防御型对外话语实践,即国家在国势衰弱,遭受外部强权威胁时所采用的被动、保守、防御性的对外话语实践方式,如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被迫进入西方主导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其对外交涉中的话语实践表现出被动性、防御性、保守性等特征。积极引入型对外话语实践,如中共“八大”主动邀请多国共产党进入中国参会,并提供多语会议翻译,在会议现场进行国际性党际交流。平等博弈型对外话语实践,如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翻译过程,是两个地位平等的主权国家话语博弈的结果。政策规划型对外话语实践,如“中国文化著作对外翻译出版工程”“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由国家规划出版的对外翻译项目即属此类。

(4) 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区域史及全球史研究。区域史与全球史是从不同空间维度视角的研究,是以国家视角为轴心的内外两个方向。从区域研究视角研究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对周边国家、地区的政治、文化、社会的影响,考察国家与周边地区的文明互鉴互动历史。如前所述,唐代《道德经》外译承担着对外弘扬国教的国家使命。从国家翻译制度、国家翻译规划、国家翻译传播、国家话语治理、国家话语能力、国家对外关系、国家区域治理、国家文明互鉴等不同视角研究《道德经》外译事件,可为当前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和国家形象的区域化构建提供历史参考。全球研究视角则聚焦全球化接受与构建研究,将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置于全球视野,考察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辐射力、渗透力、影响力。例如,20世纪冷战背景下《毛泽东选集》多语本的对外发行,在资本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亚非拉第三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状况差别显著。对比不同阵营和不同地理板块国家对中国革命话语的意义构建、知识生产、理论重塑及其在本地的政治、社会、文化影响,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的传播过程和机制,启发我们创新机制、策略、方法进行国别化、分众化、精准化对外话语实践。

四、 结 语

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是一种融国家对外政治叙事、对外文化传播、对外形象构建为一体的整体性、综合性、使命性国家战略行为。当前人类已进入“地球村”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度交流和互鉴互通成为时代潮流。文明互鉴的前提和基础是文明互译。一方面,近年来国家一直以翻译为途径进行对外话语实践,积极回应时代潮流的召唤,展现出国家作为世界公民主动参与人类文明互鉴的积极姿态,体现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责任意识和世界主义胸怀。另一方面,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的根本旨归在于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目的是向世界讲述更生动的中国故事、传播更响亮的中国声音,向世界言说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因此,深入研究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课题,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国家翻译实践和国家对外话语实践的丰富内涵及相互关系,从而为国家提升对外叙事能力、对外传播能力、对外形象建构能力贡献翻译学方案,并推动译学研究的“国家”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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