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森 彭 珊

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在我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让城市基层治理工作更加完善、使城市基层治理水平提升，成为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必要任务。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国家治理制度在创新和扩张中，通常是由国家到省市，再到县区这样一种渐进式的模式，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是我国特有的机制。一般是在国家层面率先试点进行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政策扩张，然后再由省市学习经验，效仿国家层面的做法，再由各县区学习省市做法。在公共政策领域中称其为“政策试验”，这种机制最大的优势就是能边实践边动态调整。这样一种“容错率”较高的模式在基层治理方面也有所体现，基层可以学习国家和省市以及其他地区基层的治理体制，在符合国家各层级治理理念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各城市基层能够实行动态化调整，打造各自城市基层治理样板。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突破困境，探索提升治理水平的路径成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二、城市基层治理的困境

自党的十八大以后，社会治理接替了社会管理，我国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在城市基层治理方面还面临着一些困境。

(一)“权力下放，责任下沉”带来的的负效应。我国推行的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目标是要将问题解决在基层、将矛盾消化在基层，使得社会治理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实际操作过程中上级部门在向基层转移资源、权限和责任的同时，也会将一部分属于上级部门权限范围内的职能转嫁到基层去，而上级政府将这些转移过后就会充当一个“考官”的角色，在对基层的考核任务上消耗了本身大量时间和资源，而不是为民服务。这样做往往会超过基层的承受能力，基层也会由于要应付上级的审核而出现“形式主义”，导致负担沉重而治理权力不足的现象出现，这一系列负效应都背离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目标，城市基层治理水平也无法得到提升。

(二)技术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利用偏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治理格局从总体支配已经转至技术治理，因此城市基层治理在信息化的时代趋势下也要依托信息技术来提升自身治理水平。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在基层治理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政务APP、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由过去的上级对下级的垂直式治理逐步走向平级之间的扁平化治理。但在基层具体实施过程中，常常会因为追求技术理性而忽略了以平等、公正等为价值导向的公共利益,使得公共利益逐步被边缘化。也会导致“数字鸿沟”这样的偏差现象出现，那些受“数字鸿沟”影响的居民因利益诉求得不到回应，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变成了增加人民负担的“负务”。由此，技术治理的刚性特质与基层治理的柔性本质之间存在着斥力是另一个城市基层治理的困境。

(三)多元化治理主体参与度不足。我国社会治理是走多元化主体治理道路，但在基层实践当中，政府仍然是“一手遮天”，大大小小的事务包干，社会力量和民众自治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比较复杂，其中较为关键的因素就是社会组织处于弱势以及民众自治观念薄弱。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部门进行了较彻底的公共部门改革，直到目前还处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阶段，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由于发展较晚，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导致自身能力偏弱；而居民自治观念薄弱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部分居民观念还停留在之前“全能政府”时期，产生一种“治理是政府的事，不是个人的事”的想法。二是城市居民受到“理性经济人”思想的影响，重视的是个人事务，而不是能体现公共利益的社区公共事务。

三、城市基层治理水平提升路径

我国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而城市基层治理作为基层治理重要部分，其重心在社区，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水平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占据重要地位。本文根据现有的城市基层治理格局及困境提出城市基层治理水平提升的路径。

(一)坚持党的领导，做好自身党建工作。党是新时代加强创新治理的组织者，而基层又是党的战斗堡垒，基层党建能体现党的强大战斗力。党组织的纪律性和权威性能够对基层治理有较好的指引，并且能更有效开展工作。党建的作用就是对城市基层治理能起到价值引领，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使基层政府能够与国家保持高度一致性，从思想上完善队伍本身。在党建组织结构上，需要构建“网格化”的城市基层工作体系，以南宁市西乡塘区的明秀南社区为例,作为网格化党建组织结构的代表,一个社区内有8个网格交汇点，每个网格交汇点都会成立一个党支部,从而形成“社区党委—网格点党支部—楼栋党组织服务站”三个等级的基层党建组织结构新格局。在此基础上，加入市党委和街道党委组织，形成“市党委—街道党委—社区党委—网格点党支部—楼栋党组织小组”五级完整的城市基层党建结构，不仅使各社区实现互通互联，也架起了基层与上层的桥梁，提高基层治理水平，通过加强党建工作实现城市基层治理工作的网格化和精细化水平。

(二)信息技术与城市基层治理融合。党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加强政府和社会的数字化建设,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基层公共治理数据共享平台,完善文件流转、业务推进、协同合作的数据化﹑信息化手段,提升运作效能。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之下，各地也开始探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构建数字化政务信息平台，并积极推进数据平台建设，进一步扩大政府部门的数据开放共享，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价值，如贵州省推行的政务数据“一网一云一平台”，目的是为了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切实做到为基层减负增效，使基层政府提高政务效率，满足人民的需求。通过数据开放共享达到信息技术与城市基层治理融合的目的，提升城市基层治理的信息化。

(三)三方协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多方参与能提升基层治理的自主化，山西省在推动多元主体参与城市基层治理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从2019年开始，山西省市层面相继出台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指导意见，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资助+基地孵化+志愿服务”模式，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基层治理。由此经验，应形成政府主导、民众自治、社会组织参与的三方共同治理格局。政府应嵌入到城市基层治理中，保证治理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把握城市基层治理的导向。而民众自治能激发城市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通过管理社区的公共事务,培育共同体意识,参与公共事务治理与自我管理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关联性。而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基层治理，能够增加其灵活性，和政府及群众三者相互补充。通过三方参与城市基层治理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的社会化。

四、结语

城市基层治理是一项必要而又复杂的工作，在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目标中有着重要地位，而如何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水平是目前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应坚持党的领导，做好自身党建工作、信息技术与城市基层治理融合、三方协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由此推动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全面提升城市基层治理的能力与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