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晓，潘 科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和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使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核心问题。埃里克·赖特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从其提出“中间阶级”理论并享誉学术界的《阶级》，到充满乌托邦色彩的《展望真实的乌托邦》，一直以来试图从理论上批判和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以“异化”为核心的欧陆马克思主义流派不同，赖特的批判理论具有明显的分析哲学特征，其理论基础虽然源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但是更多地融合了当代英美左翼政治哲学的成果，尤其是将平等主义与阶级剥削相融合的批判方式更有效地解释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

一、以经济权力为核心的当代资本主义

“什么是当代资本主义？”这是所有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赖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表述沿用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即：“资本主义是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来定义：阶级关系的性质和经济协调的中心机制。”[1]22赖特认为，不同的“代理人”就是不同的“权力”的外在表现。因为“权力”就是“在世界上做事情、产生效果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以代理人为中心’的权力概念:人们，无论是单独行动，还是集体行动，都使用权力来完成事情。”[2]62所以，传统阶级理论中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就变为了不同的生产资料代理人。对统治阶级的分析也变为了“关注经济结构中权力的组织方式，特别是分配和使用经济资源的权力。”[2]62具体到当代社会，赖特认为可以控制经济制度的权力有三大类，分别是以可以控制经济资源的经济权力、控制规则制定和执行的国家权力、动员人们进行集体行动的社会权力。段忠桥对此总结为，“经济权力的行使是通过‘利诱’让人们做事，国家权力的行使是通过‘强迫’让人们做事，那么社会权力的行使则是通过‘说服’让人们做事。”[3]158所以，在赖特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经济中的资源分配和使用是通过行使经济权力来完成的。对生产的投资和控制是资本所有者行使经济权力的结果。”[2]63

从经济协调的中心机制来看，赖特是自由市场理论的支持者。赖特认为，自由市场是价值中立的，人们对市场的价值判断来自于不同社会中控制和影响市场的各种权力。“资本主义中的经济协调主要是通过私人订立契约的分散的自愿交易机制，或通常被称为自由市场的机制来完成的。”[1]23这与马克思对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商品经济的解读也是一致的。但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的是，赖特对自由市场的理解更为激进。赖特的自由市场更加偏重于“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而排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赖特认为，自由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是天然对立的存在。真正的自由市场是一种自发运行的无需外界干扰的体系，即“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个人和公司与其他个人和公司进行讨价还价和自愿交易，在这种不协调的微观互动中产生了一个经济体系，该体系在总体上或多或少地对社会经济进行了协调。”[1]23

整体来看，赖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定义可以表述为：在经济权利控制下的、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经济调节机制的社会组织形式。事实上，赖特的定义更多的是在规范的层面上展开的。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如定义般结构单一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权力、国家权力、社会权力的配比与自由市场制度的具体运行规则中各有不同。例如，有些国家的工会、商会等民间组织拥有更多的政治影响力和参与度，有些国家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更大，有些国家则受到宗教、军事等非经济因素影响较多。对此，赖特认为，“如果资本主义经济仅由私有财产和市场竞争制度组成，那么任何资本主义经济都无法有效运转甚至生存。”[1]23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必须包含有一定比例的公共机构、非营利性组织、宗教社团、社区组织等一系列与主要阶级关系和自由市场无直接关联的组织机构。所以，赖特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只包含两大阶级和单一经济体系的存在，而是一个多阶级、多种经济体系混合的结构式的存在。换句话说，在赖特看来，一个社会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在该社会中，“资本主义关系在结合了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权力关系的经济生态系统中占主导地位”。[2]33因此，赖特的当代资本主义定义在保留了马克思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具有了结构性的特征，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之间的区别只是一国之内经济结构占比孰重孰轻的关系，这也与葛兰西、阿尔都塞等对资本主义多元社会结构的理解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二、阶级利益与道德规范的双重批判方式

在明确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定义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以何种方式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具有历史的正当性。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4]557-558但是，历史的正当性并不意味着从道德规范的角度来看就是好的、善的存在。两者分属于不同的范畴，前者是一种实证科学的真值判断，后者则是一种善恶价值的规范性判断。马克思对此的表述是，“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你们认为公道和公平的东西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就在于一定的生产制度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是什么？”[5]76这里的“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具体指的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具有的历史必然性。段忠桥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和从道德规范角度看待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性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并指出“马克思一方面从其持有的正义观念出发对资本主义剥削予以强烈谴责，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从正义观念出发解释它的存在和发展。”[6]因此，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需要总是将其放置到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科学实证的检验，也应该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对其进行宏观的价值批判。

对于具体的批判方式，魏小萍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从哲学、道德、宗教等领域逐渐向政治经济学领域深入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才能够客观地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理念与现实之间发生的悖论。由于历史、现实与理论的多重原因，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沿着一个相反的路径前行，即由对经济基础的批判返回至对道德规范等思想观念领域的批判。”[7]赖特使用的就是由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批判返回至对道德规范等思想观念领域批判的方式。

首先，赖特认为，“在资本主义之内和之外的这些不同形式的斗争中，有两种普遍的动机在起作用：阶级利益和道德价值观。您可以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它损害了您自己的物质利益，或者因为它冒犯了对您很重要的某些道德价值观。”[2]33赖特的阶级利益指的是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一致。但是，赖特的道德价值观却并没有完全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路前进。赖特认为，阶级利益与道德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张力，两者并非总是协同一致的关系。这种不协同并非唯物史观中社会意识相对于社会存在暂时的落后或者超前，而是一种脱离自身所属社会存在的相对独立的道德规范。换句话说，赖特认为阶级利益的差别确实会影响到个体的道德价值观，但是阶级利益只是影响个体道德价值观的诸多因素之一。赖特举例认为，杰弗逊和恩格斯的阶级利益要求其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但是两人的道德规范却要求其批判这种不正义的社会制度，即使这种批判损害了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事实上，在中国近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这种道德价值观超越自身阶级局限性的现象也是比比皆是。

其次，赖特虽然强调阶级利益的重要性，但是赖特的阶级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中两极分化的阶级社会并不相同。赖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庞大到足以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中间阶级，即赖特所定义的“处于阶级关系内矛盾位置的中间阶级”。[8]19这些中间阶级既是剥削者又是被剥削者，既具有资产阶级特征又具有无产阶级特征，例如，企业中的管理者、行政人员、工程师、金融法律从业者等。中间阶级一方面有着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可以控制和安排部分生产资料和工人的劳动工作，并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得一定比例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中间阶级本身并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他们也是受雇于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或者是更高级的“代理人”，受到这些生产资料所有者和更高级的“代理人”的剥削。因此，赖特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剥削理论因为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两极化设定而不适用于中间阶级庞大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至少，从感情上，中间阶级对阶级剥削的反感并不会像无产阶级一般的深恶痛绝；从物质上，阶级剥削对中间阶级的物质利益影响也没有无产阶级那么巨大和单向度。同样，反过来说，虽然中间阶级的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但是中间阶级对剥削其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和被其剥削的无产阶级也具有复杂的利益关系和道德情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分析作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的中间阶级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者的阶级斗争问题，就不是单一的阶级利益关系，或者物质利益关系所能解释的了，需要对不同阶级间的、同一阶级内部的矛盾关系辅以道德价值观的分析。

最后，赖特又作了两点细节上的补充。第一，赖特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当今世界上所有邪恶的根源。”[1]25虽然诸如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性别歧视等社会不正义现象的背后总能找到资本主义的身影。但是，将这些社会问题的责任全部归结到资本主义之上是错误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性别歧视、民族主义等社会问题既不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所以，“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关键任务是确定那些由资本主义特定机制直接产生的危害，并了解资本主义可能间接地阻碍抑制压迫的方式。”[1]25第二，因为赖特针对的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直接引起的社会不正义现象，所以赖特的批判目标中包含了政治上并不纯粹但经济上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占主导的社会，例如，国家主义，宗教、军事独裁等特殊的社会形式。换句话说，只要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直接引起的社会不正义现象，赖特都将其纳入到批判的范围之内，无论该现象是由何种政治体制组织形式或意识形态所引起和承载的。

三、不平等与不民主的当代资本主义

在明确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方式方法之后，赖特开始了他的批判。在《展望真实的乌托邦》中，赖特列举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表现出来的11种不正义现象：1.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永久化了人类社会本可以被根除的苦难；2.资本主义阻碍了全人类共同富裕的可能性；3.资本主义永久性地消除了个人的自由和自治；4.资本主义违反了自由公正的社会正义原则；5.资本主义在解决一些关键问题上缺乏效率；6.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具有破坏性；7.资本主义系统性地助长了消费主义；8.资本主义商品化威胁着人类重要的道德价值；9.在民族国家的社会中，资本主义助长了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10.资本主义腐蚀了社群价值；11.资本主义限制了民主的正常发展。[1]25其中，除了第1条不正义现象需要注明人类社会的苦难指的是阶级剥削，其余的10条不正义现象的含义就是字面上的含义。这种直白的针对社会不正义现象的堆砌式的批评显然无法满足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对理性思辨的要求，对此，赖特给出了一个总结性的回答：“这11条论述资本主义问题的命题全部来自于一个激进的包含了平等和民主的规范性基础。”[1]57自此，平等和民主从幕后走到了赖特批判理论的舞台之上。在赖特随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作品中，平等和民主就以直接在场的方式代替了作为表象的不正义现象，成为了赖特社会道德价值判断的核心。

关于平等，赖特认为，“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所有人将享有广泛的平等获取(equal access)的机会以获得享有全面发展的生活所必需的社会和物质条件。”[9]4赖特对平等的理解明显受到了同为分析马克思主义流派代表人物的G.A.科恩的优势获取平等理论(equal access to advantage)的影响。科恩优势获取平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机会平等中无法避免的非自愿的劣势，即“受害者不能为之负责的劣势，因为它没有恰当地反映受害者已做出的或正在做出的以及将要做出的选择。”[10]赖特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认为传统的平等理论尤其是罗尔斯的机会平等过于关注初始的平等，反而忽视了个人选择以及过程中的平等。但是，与科恩的平等理论所不同的是，赖特对平等结果的理解具有非常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即个人在社会中的全面发展。赖特在具体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时使用的单词是“繁荣的生活”(flourishing life)。具体而言，“繁荣的生活是指一种人的能力和才能得到充分发展的一种方式，使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能够实现自己的潜力和目标。”[2]5所以，赖特的平等可以被总结为：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任何人不会因为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原因，无法获得个人全面发展所需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事实上，赖特对平等的解释与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认为赖特的平等就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平等。

通过赖特对平等的定义可以看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就是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平等获得自身全面自由发展所需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阻碍。赖特认为，这种阻碍集中表现在劳动人民不得不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出卖劳动力为资本家工作。在赖特看来，真正平等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必须拥有说“不”的自由，即面对一个不认同的选择时，拥有拒绝的权利。这里的拒绝不仅仅表现在政治、宗教、文化等意识形态相关领域，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作为基础的生产劳动领域，即面对生产劳动的不同选择可以拥有说“不”的权利。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原因，“物质资源与自决所需的资源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等式关系”。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拥有的物质资源越多，其拥有的自决的权利就越多。当个人拥有的物质资源足够多的时候，这个人也就拥有了对自己不喜欢的生产劳动说“不”的权利。因此“富人可以自由决定不为工资工作；一个没有独立谋生手段的穷人很难做到。”[11]例如，富人的孩子可以选择费用昂贵但是工作难以落实的绘画、音乐等艺术类专业来发展自己的职业，穷人的孩子则不得不选择谋生更为容易的诸如厨师、技术工人等实践应用型专业。

关于民主，赖特的理解是，“在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中，所有人将平等地获得必要的方式，以充分参与并决定影响他们生活的事情。”[9]5与平等相似的是，赖特认为民主的价值也在于自决的程度。个人的生活应该被自身而不是他人或者他物控制，亦即 “个人自由和民主思想具有相同的核心价值。”[9]5虽然赖特认为自由和民主具有相同的核心价值，但是二者还是有着两个明显的区别：第一，赖特的民主更多地用于描述集体决策，而自由则更多地用于个人选择；第二，赖特的民主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权利诉求，而自由则是基于物质基础和物质利益的诉求。因而赖特的自由在逻辑上优先于民主，且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

具体而言，赖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民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私有财产制度将许多重要的公共决策私人化。赖特认为，私有财产中的“私有”一词意味着所有者有权将他人排除在如何使用该财产的决定之外。这在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但是，当私有财产的规模大到足以影响地区公共利益时，这种排他性就会破坏民主的价值以及公共利益。例如，对于私人拥有的大型工厂企业而言，选址开设新厂，增设或削减企业部门，纳新裁员这些正常企业经营行为的决定权具有合法的排他性，即决定权限于大股东、董事会、高层管理者范围之内。但是，这些私人决定权所产生的后果却会影响到地区经济、环境、就业等诸多与企业所有者利益无关甚至相互背离的公共利益，尤其是跨国公司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赖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度天然地与公共利益相对立，因而也就天然地与民主价值相背离。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中，富人可以通过私人财富合法地影响和控制政治决策。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将公共政治决策与私人财富所带来的政治权力完全隔离。美国最高法院就允许政治选举与表决活动中政治捐献、掮客游说、媒体宣传等助选行为的存在。赖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私人财富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破坏民主原则的行为“是资本主义财富不平等和资本的结构力量所固有的表现。”[9]7这一方面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彻底商品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本应独立于商品市场之外的事物被异化入商品市场之内，政治、艺术、司法均异化为以价格作为统一标签的商品。另一方面，这也是资产阶级虚假平等的赤裸裸的展现。正如阿尔都塞所说：资产阶级“把自身的权利要求说成是所有人的权利要求；它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把所有人争取到自己的一边，而实际上它解放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剥削人。”[12]

第三，私有制企业中的专制行为损害了工人的民主价值。赖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工人同意为雇主工作时，就意味着工人同意让渡自己的自主权使自己服从于他人的权威并按照他人的指示去工作。虽然从理论上工人可以辞职或者拒绝做不愿意做的工作，但是辞职的工人仍然要为了生计去寻找新的工作。所以，只要工人不能摆脱生存的压力而自由地工作和劳动，那么工人的民主永远只是“一种虚幻的自主权”。[9]7这其实与赖特从平等的角度论述工人应该具有说“不”的权利同出一辙，只不过前者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正义的本质，即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后者为不正义的表现，即由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导致的公司决策权私有化。当然，赖特承认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下，企业的专制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但是，专制行为对企业的经济贡献是一种事实判断，对工人自主权的剥夺则是一种规范性判断，两者并不能互相替代。所以，私有制企业中的专制行为虽然客观上推动了企业的发展，但是从道德规范上破坏了民主原则。

整体而言，赖特对当代资本主义不正义的分析是基于平等和民主这两个道德规范，其中，平等是民主的物质基础，而民主是平等在政治上的表现。虽然赖特在后期的一些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作品中增加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社群团结”等价值规范，也有时将平等和民主改写为“平等公平”和“民主自由”。但是，赖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始终是以平等原则和民主原则作为其价值核心。所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不平等和不民主就成为了赖特认为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最大的不正义。

四、赖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启示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赖特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发展。虽然从整体来看，由于受到了同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罗默的剥削理论的影响，赖特在阶级理论中放弃了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但是，赖特依然沿用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分析视角，并延续和拓展了马克思阶级矛盾的分析方式。这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新自由主义左翼学者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以分配正义的方式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具有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也直接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依然保有旺盛的生命力。正如段忠桥教授所言：“不难看出，他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都通过反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做了不同的修正，都从现实出发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就此而言，他们的价值追求值得我们敬佩，他们的理论探索值得我们借鉴，他们的实践主张值得我们关注。”[3]160

其次，赖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更多地集中于现实实践的可行性，或者说，赖特关心的是如何让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顺利地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实践方式，而非单纯的理论批判。这与当代欧洲社会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逐渐偏向以思辨为特征的形而上的批判有着明显的不同。正如赖特列举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11种不正义现象，赖特的批判理论始终指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现实问题，并直截了当地给出了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展开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策略和建议，甚至赖特本人及其学生也有着多次亲自参加左翼社会运动的记录。所以，赖特批判理论的最大特征就是其强大的现实关怀。

但是，偏重现实化的批判也造成了部分学者认为赖特的批判理论过于政策化、理论深度不够、思辨性不强的错误认识。公平地讲，赖特的批判理论与其他著名的批判理论，如霍克海默、马尔库塞以及当代的科恩、德波的批判理论相比，确实显得有些“浅显”。但是，这种“浅显”大部分是赖特故意为之的结果。赖特在其代表作《阶级》中说过：“你必须学着以这样的方式写作，即它应当使批评你的人尽可能能容易地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同意你。”[8]1在赖特看来，社会批判的目的在于可以更好地指导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让被剥削者可以更好地联合起来推翻剥削者的统治。基于这种现实目的，赖特在论证中放弃了缠绕反复的辩证论证和复杂繁琐的分析论证，转而采取了与社会学、经济学相融合的论证方式。事实上，这种跨学科的方法运用也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特征之一。

从结果来看，赖特的这种论证和写作方式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不仅表现在学术界对其的认可，更多地表现在左翼社会运动在现实中对其理论的使用。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3]对于赖特而言，这种不够“理论”的批判理论反而能更好地从实践上直接指导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当下我国许多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过于强调哲学的思辨性和理论的深度，反而忽视了“具体应该怎么办？”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理论与政策之间的差距被人为地拉大。这样既造成了项目和资金的浪费，也造成了学者时间和智力的浪费。因而，在保证一定理论深度的情况下，更多地反映社会现实问题是我们要向赖特积极学习的地方。

赖特大胆地将新的社会学、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及当代左翼政治哲学成果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相结合，建构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研究方法。与部分左翼学者简单借用博弈论的理性选择方法不同，赖特在论证中大量使用了统计数据、数学模型、流程图表，通过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的方式来证明政治哲学的内容。相对于传统哲学而言，这是一种非常“离经叛道”的论证方式。其实，如果仔细翻阅《资本论》，马克思也曾使用过统计数据、经济学公式等非传统哲学的论证方式，对其内容进行辅助性论证。但是，将这种跨学科的论证方式作为政治哲学论著的主要论证方式，则是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开始，而赖特则更为大胆地将这种方法推向新的高度。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赖特的作品更像是社会学、经济学的作品，而非哲学著作。事实上，马克思成熟期的许多作品，如《资本论》，也遭遇过类似的非议。时至今日，一些学者依然坚持将《资本论》列为优秀的政治学、经济学著作，而非哲学著作。但这种学科分类上的争议并不能影响《资本论》本身的伟大和优秀。所以，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中，康德黑格尔式的概念逻辑推演固然重要，但不应该是政治哲学研究的唯一方法。

虽然赖特的批判理论新颖而又富有启发，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

第一，阶级利益与道德规范的双重批判方式虽然解释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但是用道德规范来分析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之上的阶级概念，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充分论证的问题。虽然赖特将简单的二重对立的阶级社会替换为复杂的多重阶级社会，并增加了中间阶级的概念，以此来提升阶级道德规范的权重。但是，赖特的阶级分类标准依然奠基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之上。固然，阶级意识在一定情况下会超越阶级的物质阻碍，但是，这种超越性的阶级意识是暂时的、偶然的，还是可以长期存在的呢？如果仅仅是暂时和、偶然的，那么基于这种超越性的阶级意识而衍生的道德规范为什么可以与长期的、必然的阶级物质利益分庭抗礼？此外，当一个社会中的主要阶级数量超过两个以后，阶级关系就不可能再是简单的或对抗或合作的线性关系了。赖特对中间阶级的描述中就包含了中间阶级对下剥削无产阶级、对上被资产阶级剥削的描述。那么，作为社会变革主要推动力的阶级斗争是如何以非线性的存在方式去推动一个社会单向度的发展呢？这些基础性的问题不解决，赖特的批判理论很难再向前继续推进。

第二，赖特的批判理论虽然聚焦于现实问题并尝试着给出可行方案，但是最终的结论却有着较为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且具有强烈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如果沿着赖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继续前进，会发现赖特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不正义问题存在着一种“非革命”的解决方式。或者说，赖特指出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通过修补和改良就能解决或者很大程度得到缓解的问题。虽然赖特的目的在于让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中，但是赖特的批判更像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一种进一步升级发展的选项，而非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到社会主义形态。事实上，赖特晚期提出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就被其称为“侵蚀资本主义策略”(eroding capitalism)，即运用一种柔性的、非暴力的方式慢慢地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演化。“赖特最终选择依赖无政府主义者的空隙策略和社会民主传统的共生策略来说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14]如果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仅仅止于此的话，赖特的理论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对于这个质疑，赖特认为，当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化达到“可能性极限”(limits of possibility)时，社会最终将通过激烈的政治运动实现自身的跨越，亦即保留了革命的必然性。但可惜的是，由于赖特的因病早逝，对可能性极限下的革命问题并没有详细的说明。所以，从目前赖特已发表的文献来看，即便赖特预留了社会革命的路径，但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的标签是无法从赖特的批判理论上拿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