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宏春

(中国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一场重大的突发性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对全人类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抗击疫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对一个国家政治动员能力、医疗卫生保障能力、资源调动能力、应急指挥能力、科技研发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以及舆情应对能力的全面考验，抗疫的胜利有赖于政府、科技专家、民众等各方的积极配合与协同作战。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涉及较多的科学元素、科学议题，科学传播毫无疑问成为了抗疫系统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不可不察。从现实来看，我国的抗疫斗争凸显制度优势，值得肯定。美中不足的是，疫情中的科学传播仍然是一个短板，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1)从微博、微信公众号、头条等主要舆论平台可以看出，公众对专家的一些观点并不认同，很多谣言性质的观点仍有市场，涉及一些知名专家的文字、视频下面的评论甚至以负面观点为主。因此，涉疫科学传播工作存在较大不足是一个合理判断。加强与改善新冠肺炎疫情议题的科学传播，刻不容缓。

一、加强新冠肺炎疫情中科学传播的意义及其面临的挑战

与之前的社会热点事件相比，新冠肺炎疫情相关议题具有新的特征，给科学传播带来很大挑战。加强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科学传播工作，意义重大。首先，有利于形成抗疫共识，促进政府抗疫政策、抗疫举措的高效推行。如果政策被更好地理解，如果行动背后的道理被更好地认知，人们就能更加积极、自觉、自发地投入特定事业，减少社会动员与集体行动的成本。有效的科学传播将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共识，协调各方行动；无效的科学传播将引发误解、制造分歧，不利于团结抗疫。比如，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戴口罩的意义是什么？进行社交隔离的原因是什么？打疫苗的作用是什么？疫苗对突变后的毒株是否继续有效？打加强针的重要性何在？对这些问题的科学传播显然有助于民众形成正确的认知，有利于对政策的理解与执行。个别地方之所以采取物质吸引或变相强制的方式推行疫苗接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学传播的缺乏或无效，造成部分民众的不理解、不支持。其次，有利于治理涉疫谣言，维护抗疫秩序与社会稳定。科技知识有其专业性与认知壁垒，若无恰当有效的科学传播，就会出现理解偏差乃至谣言。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人为了加强防护，佩戴双层口罩。实际上，这不仅无助于增强防护效果，还会对呼吸系统造成损害。有人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中包含铝佐剂，危害人体健康。事实上，铝佐剂已经使用了几十年，迄今为止并未观察到其副作用病例。谣言的泛滥或会造成人们的恐慌，并导致一些非理性行为，影响到社会稳定。高质量的科学传播可以减少或避免此类不当行为，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最后，有利于增强民众的科学素养，提升民众的科学精神。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的现代化，也是精神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加强科学传播，不仅有利于应对疫情，也有利于塑造更有理性、更有科学精神的公众。将来若再次出现此类紧急情况，具有科学素养与理性思维的民众就能够更好地应对新的风险、新的挑战。可以认为，科学传播的最佳时机就是出现疫情之类重大事件的时刻，这时公众对相关的科学议题最敏感、最关注、最投入，对科学传播的需求急速上升。对此，韩启德院士在中国科协第十二届年会开幕式上列举了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后指出：“正因为是热点、焦点，大家都关心，针对这些问题的科普宣传就容易引起公众的兴趣，也就容易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1]这段话无疑适用于新冠肺炎疫情议题。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传播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就应当在研究涉疫议题特点的基础上，寻找其恰当的传播方式，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传播质量的策略。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力前所未有。与“非典”“禽流感”等相比，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实际后果与心理震撼远为严重。截至北京时间2022年6月15日零时13分，全球确诊病例达到5 3381 6957例，死亡病例达到630 9633例，[2]疫情造成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与心理创伤还在持续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既对科学传播充满期待，又对科学传播的速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来自公众的心理期待与舆论压力对于科学传播工作而言，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第二，涉及的科技知识、科技热点较多。新冠肺炎疫情涉及病毒学、传染病学、流行病学、呼吸病学、免疫学、公共卫生、医学伦理等众多学科，这些学科涉及的很多专业知识超越了大多数民众的认知范围。虽然大部分专业知识无需普及，但其中的热点议题，特别是与个人健康关系极大的一些信息，应当在科学传播中作为重点来对待。如新型冠状病毒对人体的影响、病毒的传播途径、个人防护措施、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作用，等等。不同的群体对知识、信息的需求存在层次与范围上的差别，这就意味着，单一、简单的传播模式难以应对多元化的需求。

第三，涉及的未知因素较多，出现了科学研究与科学传播同步进行的现象。病毒不是新事物，但新型冠状病毒却是一个新事物，即使是一些权威专家，也做不到完全准确地把握这个病毒的特性。钟南山院士在2020年1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曾判断：“当年SARS持续了差不多五六个月，但我相信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不会持续那么长。”[3]事实证明，钟院士的最初判断并不准确。张文宏医生也曾于2021年冬天预测那是“最后一个寒冬”，然而2022年春夏之交“奥密克戎”在上海的肆虐却否定了这个结论。专业权威人士的判断出错，可见人们对这个病毒的认识还“在路上”。这正如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在2020年4月接受采访时所表示的那样：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对其传播规律也缺乏想象力。[4]这种特点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了科学研究与科学传播同步进行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科学传播，就特别需要注意策略与方式。

第四，科学议题与其他议题交织。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涉及科学、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性议题，针对这样的复杂问题进行科学传播，一方面需要站稳政治立场，认识到抗疫过程中我国的制度优势，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观点；另一方面，在看待一些争论时，也要做到将科学议题与其他议题相对分离，防止在讨论科学议题时出现“泛政治化”乃至“阴谋论”的观点而干扰科学判断。

第五，传播渠道更加多元，自媒体更加发达。互联网不是新事物，自媒体也不算新事物，但事物是在不断发展的。2002年“非典”发生时，贴吧、论坛、博客是最主要的网络流量载体。当时没有“微博”，没有“微信公众号”，没有“抖音”，没有“今日头条”，自媒体“网红”也寥寥无几。(2)新浪2009年8月推出微博内测版，为国内首个提供微博服务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的前身“微信公众平台”2012年8月上线；“抖音”2016年9月上线；“今日头条”2012年3月创建。时至今日，互联网传播生态系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一些地方性的广播、电视、报社等主流媒体平台沦为了“非主流”，他们甚至不得不依靠以自媒体为平台的官方账号才能产生流量。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是进行时、现在时，是到目前为止各类自媒体最活跃、影响力最大的时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自媒体在科学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巨大，利弊兼备。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征及其科学传播的复杂性，有必要从不同视角对涉疫科学传播进行探讨。通过科学传播模型来管窥这一议题，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角度。

二、科学传播模型及其在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中的改进

科学传播模型在学术界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概念，其中，刘华杰的总结与阐发具有代表性、典型性。他研究了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立场及其演化趋势，提出如下观点：传统科普对应的是“中心广播模型”，体现的是国家(或政党)立场；“公众理解科学”对应的是“欠缺(缺失)模型”，体现的是科学共同体立场；“有反思的科学传播”对应的是“对话模型(或民主模型)”，体现的是公民立场；演化趋势是“走向有反馈有参与的模型”，“走向多元立场的共生”。[5]这三种模型是分析科学传播问题的有用工具，但模型毕竟是从科学传播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理想型”，体现的是普遍性，而具体的传播问题则需要纳入特殊性的考量。从新冠肺炎疫情中科学传播的实际情境来看，“中心广播模型”大致对应政府机构的疫情发布会，“欠缺模型”大致对应专家、专业科普机构的科普活动，“对话模型”大致对应自媒体博主的传播行为。就其实践特征而言，三种模型分别存在着参与不足、严谨性欠缺、传播行为异化等问题。结合新冠肺炎疫情中科学传播的特点，可将其改进为“重参与的中心广播模型”“更严谨的欠缺模型”“有监督的对话模型”。

(一)从“中心广播模型”到“重参与的中心广播模型”

“中心广播模型”的主要特点是，“以传播者为中心向公众进行启蒙、教育和教导；公众对科学的信赖、对政府的信任和听从是其前提条件。”[6]95事实上，中心广播模型与新闻宣传工作非常类似，二者都是依赖于某个机构(通常是政府、基层组织或广播电视台、报社、科协等官方机构)单向对外发布信息，听众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疫情期间，科学传播的“中心广播模型”表现为以各级政府、各级卫健委及其设立的专家组充当科学传播的主体，通过疫情发布会、媒体见面会、在官媒发表文章、接受媒体采访、基层组织的防疫宣传等方式，进行信息的传播。严格来说，此类信息比较综合，包括政府抗疫成果的发布、政策的宣讲等内容，并不是“纯”科学传播。但是，其中的很多内容客观上承载了科学传播的作用。“中心广播模型”的科学传播内容权威，语言比较正式，但有不少公众关心的内容并未涵盖在内。信息发布者关心的问题与信息接受者关心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契合，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信息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现象，难以解决疫情压力下的公众信息饥渴问题。

中心广播模型经常遭到科学传播研究学者的批判，理由是，公众在这个模型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信息单向流动，传播效果不佳。事实上，由于我国的政治动员、思想宣传等工作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历史较长，民众熟悉，效率也比较高，中心广播模型与这种社会动员模式相匹配，良性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到正向引导的效果。问题的关键在于改进这个模型，改进的思路就是补其短板，有效促进民众的参与，从“中心广播模型”进化到“重参与的中心广播模型”。

若要实现这一转变，传播者的认识首先要转变，真正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充分认识到民众参与的重要性，应当将民众视为科学传播活动的利益攸关者、积极合作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不考虑与公众互动、只按照流程单向传递信息的态度和做法已经不适合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特点，应当摈弃。

其次，在重参与的中心广播模型的传播实践中，参与既包括直接参与，也包括间接参与。就间接参与而言，传播者应当主动寻找受众所关心的议题并作出积极回应。传播者的传播内容、传播议程不能完全自主设定，而应当较多地参考公众的意见。可以通过部门网站、部门信箱、部门公众号等方式收集公众的建议，也可以通过浏览网络，收集热点、焦点问题，加以研究，有针对性地在信息发布(必然包括科学传播)环节予以反馈性输出。可以看出，民众关心的一些热点话题在有些信息发布会上并没有得到回应，这会大大降低中心广播模型的实际效果。

2017年5月，《交通运输部关于修订〈京杭运河通航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1]发布实施，旨在改善京杭运河各航段的航道及船闸条件，提升管理能力，契合船舶大型化发展趋势，优化水运供需关系，修订了《京杭运河通航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中的船舶通航尺度。鉴于此，研究结合京杭大运河通航实际情况[2]，针对尺度条款的修订内容，分析政策背景及修订必要性、理论层的尺度限值、实践层的尺度修订等方面内容，进一步诠释《办法》修订的内涵。

最后，对中心广播模型的科学传播而言，最重要的是民众的信任，是公信力问题。一旦公信力受损，传播将大大降低效果，甚至完全失效。如果人们不信任某一观点，就需要出示这种观点背后的理由，给出理由背后的数据。可是，如果公信力受损，拿出数据都会有人质疑其真实性，那就会极其被动。保持公信力的措施有很多种，启用钟南山等有威信的科学家组成国家层面的专家组，就是一种保持疫情发布机构公信力的重要措施。信任是在良性的互动中建立的，信任的维系需要促进公众与防疫机构、信息发布机构的互动。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公众的积极参与、公众与信息发布机构(传播者)的互动，都是极其重要的。传统的缺乏互动的中心广播模型已经过时，急需升级改进。

(二)从“缺失(欠缺)模型”到“更严谨的缺失(欠缺)模型”

“欠缺模型”或曰“缺失模型”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公众缺乏科学知识，而若公众了解科学技术越多，就会越支持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科技政策，因此促进公众理解科学至关重要。”[6]95这一模型的立场是科学共同体的立场，即科学家集团的立场。他们向公众进行科学传播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公众理解科学、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从而增加公众对科研事业的支持度，这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视为科学共同体的一种“自我表功”“自我营销”行为。其逻辑是，科技研究的很大一块经费来自于财政资助，而财政资金又主要来自于纳税人缴纳的税金，把税金大量投给科学事业而不是投向其他领域，是需要提供合理理由来说服纳税人、说服民众的，科学传播的目的是为了公众理解科学，从而进一步支持科学。在我国的国情之下，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主要问题，我国民众相对尊重科技专家，支持科技工作，网络上对明星高收入不满、呼吁提升科学家待遇的声音比比皆是，极难看到反对增加科研经费投入的声音。这些年来，政府也非常重视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财政对科技事业的拨款相对充足、稳定，且逐年增长，科技人员的待遇也逐渐改善。由此，总体上来说，一线科学家缺少向民众“推销”科技事业以换取民众支持的动力，他们主要从事本专业的科研工作，对参与科学传播活动并不十分积极。

就新冠肺炎疫情而言，科技工作者，包括专业的科普工作者所做的科学传播工作，较多的与“缺失(欠缺)模型”相符。“缺失模型”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一线科技工作者的参与度不足(3)一线科研人员参与不足，涉及考核机制、激励机制等问题，此处不作探讨。；二是公众参与缺乏，即“‘缺失模型’的交流模式是大众传播中的撒播。科学知识的单向性灌输，将公众变成了旁观者。在‘知道’是参与的前提下，‘缺失模型’显然是霸道的。”[7]其三就是本该严谨的专业科普在本次疫情期间显得并不严谨。参与性问题与中心广播模型类似，不再专门论述。不严谨的问题在本次疫情中算是突出问题，需要作一具体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专业传播之所以出现不严谨的情况，一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是新事物，出现了科学研究与科学传播同步进行的情况，很多问题在专家之间都没有达成共识，不同的研究机构、不同的研究报告甚至会给出不一致的结论；(4)比如，对新型冠状病毒会造成什么样的后遗症，说法分歧很大；对奥密克戎是否算“大号流感”，亦存在不同意见。二是因为专家对受众的状况没有充分了解，未能换位思考。

首先，既然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不少的未知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专家的发言应该慎之又慎，尽量严谨，不确定的事情实事求是地指出，而不能以肯定的语气说出，以免以讹传讹，造成误解。科学传播工作者的发言也应当有理有据，决不能以“据说”来开启传播话语。对于学界没有达成共识的结论，应实事求是地给出不同结论，给出自己的分析，但不要选择性地进行科学传播。

其次，应充分考虑到公众是非专业的，对于不易被公众理解的话语，应作进一步解读，以免造成误读。由于科学传播涉及专业领域的知识，普通民众对这些知识的了解有限，若不作具体解读，很容易造成各种各样的误读，并引发不必要的网络舆情。例如，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王广发曾在2020年1月10日接受官媒采访时讲过，整体疫情“可防可控”。但随着疫情的扩大，这个说法饱受质疑，王广发本人在当年1月被确诊后，更是遭到了网络的舆论质疑声浪。[8]事实上，“可防可控”这个用语不能算错，只是表述比较模糊，没有具体讲清是什么意义上的“可防可控”，可能会造成受众对疫情产生低估心理。作为科学传播话语，需要有更多的补充性说明与解释，以便公众准确理解。

当然，不论如何，相对于其他科学传播主体，一线科学家与专业科普机构拥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一线科学家具有本专业的深厚知识素养与实际科研经历，科普专家亦具有较强的专业背景与科技理解能力，专业性、权威性最强，容易令受众信赖。此外，专业科普工作者熟悉科学传播的规律、方法，在新冠肺炎疫情这种公共卫生焦点事件当中，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应注意的是，关于新型冠状病毒，人们的认知还不足，很多科研报告、科技论文自相矛盾、说法不一，这与传播确定性知识完全不同，或许有一种令专业人士措手不及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对经过科学论证已形成共识的观点应大胆地说，对未形成共识的观点应全面地说，谨慎地给出自己的判断并明确地告知公众，不确定性是研究新事物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关于病毒的某具体问题还没有定论，但应当运用底线思维从最坏处着眼，以人为本，配合政府的各项防疫措施。千万不要对于不确定的知识给出确定性的观点，因为一旦“翻车”，专业人士的公信力受损，将极大地影响科学传播效果。

(三)从“对话(民主)模型”到“有监督的对话(民主)模型”

尽管对话(民主)模型具有理论上的优点，但现状不尽如人意。目前来说，对话(民主)模型并没有表现为理想化的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对话，只是较好地符合自媒体“网红”博主的传播模式。博主与“粉丝”的互动频繁，粉丝之间的讨论也比较热烈；相关内容的被引用、被转发或被评论则是互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此类“网红”大多科学素养不高，其目的也主要在于流量、收益，而不在于客观、准确、有效地进行科学传播，表面的热闹背后存在着为了刻意推高流量而“剑走偏锋”的问题。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此类自媒体平台往往是各种谣言、阴谋论滋长之地。

例如，网络上长期流行着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不会人传人”的说法。实际上，这句话并无确切出处，目前也查不到哪位专家或者哪个机构说过这句话，应当算作谣言。能查到的最早与之有一丝牵连的信息来自武汉市卫健委2019年12月31日发布的通报，通报指出，“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多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的肺炎病例，经专家会诊系病毒性肺炎，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11]武汉市卫健委此处所使用的措辞是：“到目前为止”“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从当时人们对病毒的认知水平来说，虽显得轻率，但不算明显的错误。但是，因无进一步的解释，亦未有适当提醒，这句话确实容易造成误解。再加上其他一些事件，网络上逐渐流传起了“专家说过不会人传人”这一谣言。若不能及时予以有力辟谣，不仅会损害相关部门的公信力，还会导致有人采取对病毒“不设防”的姿态，后果严重。从实践来看，针对此虚假信息的辟谣效果并不佳，“专家说过不会人传人”这句话至今在微博、公众号或网民评论中仍可见。

又如，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曾表示：“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大家讨论ADE(抗体依赖增强效应)，再加上成本，价格能不能降下来。”[12]高福院士的观点是在疫苗研发初期提出来的，当时疫苗的稳定性、可靠性尚无足够临床数据支撑，多一些防患于未然的考虑是正常的。然而，一些自媒体却在2021年8月引用了该观点，当时许多网民误以为这是高福院士的最新表态，引发了网络对疫苗副作用的担忧，个别公众号出现了有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不建议给健康人打疫苗’”的言论。面对这种状况，国家疾控中心网站进行了辟谣，指出“网传信息属篡改旧闻、断章取义、误导公众。”[13]

总而言之，在自媒体大行其道的时代，科学传播变得更加内容多元、互动丰富、通俗活泼，这有助于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然而，个别自媒体为了流量，成为造谣传谣、制造阴谋论的阵地。在网络自媒体空前活跃的时代，必须加强对自媒体的监督。一是要建立辟谣机制，二是要惩处违规、违法行为。监督自媒体，规范自媒体，不是为了打击自媒体，而是让其更健康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将基于自媒体平台的“对话(民主)模型”升级到“有监督的对话(民主)模型”。面对自媒体利弊兼具的情况，一是要鼓励其发展，认识到自媒体有一种自净化功能(流量竞争机制使得A驳斥B的观点)，对其虽然不甚准确但未违法违规的言论，采取一定的宽容态度；二是要立法规范，依法惩治造谣传谣的自媒体负责人，净化科学传播的网络环境；三是要鼓励更多的一线专家参与自媒体平台的科普对话，提升互动质量。在目前专家参与不足的情况下，首要任务是加强监督，加强谣言治理。

三、对提升新冠肺炎疫情中科学传播效果的进一步思考

传播模型的改进不仅包括三种传播模型在原有基础上的各自优化，也需要进一步分析三种模型之间的整体配合，以及涉及各个模型的一些共性问题与趋势问题，以便为进一步提升新冠肺炎疫情中科学传播的效果提供思路。

(一)三种传播模型的优势互补

三种传播模型及其对应的实际传播活动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唯有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才能提升疫情科学传播的实际效果。

其一，应注意传播内容的互补。中心广播模型对应的传播行为与各级卫健委、防疫机构、专家组的信息发布活动接近，也包括基层政府的防疫科普宣传实践，此类传播所涉及的内容是政策宣传与科技普及相结合，面对的受众较广。这种传播方式的局限性是：不适宜传播理论性较强的内容，只能说出大概的道理以及相应的防疫建议，适宜于传播表层的科学知识，而不太适合传播较专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不能满足部分受众进一步的信息渴求。比如，基层工作人员往往用“疫苗的保护率很高”来动员接种，但“保护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样本数据是什么？这些问题比较专业，而通常的信息发布会、基层组织的科普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来回答，由此留下的空白就可以由缺失(欠缺)模型来填补。专业的科技工作者与专业科普人士拥有这方面的专长，可以弥补中心广播模型的不足。而中心广播模型、欠缺(缺失)模型未加关注的一些议题则可以通过对话(民主)模型所对应的实践活动来填充，自媒体时代，对话、参与具有极大的便利性、灵活性，可以打破时空限制，随时随地就某个话题进行讨论。只要是值得讨论的问题，都不可能被自媒体遗漏。总而言之，不同模型所对应的科学传播活动在内容方面互相补充，可以有效地做到议题的全覆盖，满足不同公众的多元化的需求。

其二，应注意传播受众的区分及其互动。我国抗击疫情涉及十几亿人，受众包括各年龄段、各学历层次、各种知识背景的人群，其需求各异，信息获取的习惯各异，理解能力也不一样，不可能用同一种科学传播模型实现无缝覆盖，而需要通过多种传播模型互相配合，寻求最大的合力。相对而言，老年人普遍缺少科技知识，涉及理论、方法层面的科普很难被他们理解。同时，老年人的信息素养也处于较低水平，不少人对网络、自媒体不熟悉。在这种情况下，来自社区、基层政府、卫健委的政策宣传、疫情发布往往是其获取相关科技信息的主要源泉。中年人活跃于网络，自媒体平台是他们获取信息最主要的渠道。年轻人受教育程度显著超越中年人与老年人，有一定的科技基础知识，是最能理解专业科普的群体。不同的传播模型适用于不同的人群，互相补充，能够实现整体的效果。此外，不同的群体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若以学历来划分群体，高学历者事实上是各自家庭内部的“知识权威”，他们不单纯是科学传播的受众，同时又在家庭圈、亲朋圈中充当了传播者的角色。(5)古代社会是经验型知识主导的社会，老年人有优势，信息在代际之间自上而下流动。现代社会则是科技型知识主导的社会，年轻人在知识的获取、占有方面具有优势，代际之间的信息流动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很多老年人在是否需要天天给房间消毒、是否需要接种加强针等问题的抉择上，事实上很容易受到下一代人的影响，这可以被视作不同传播模型之间的一种间接的互动。因此，做好年轻受众的科学传播工作更为重要。

(二)共性问题与趋势问题

提升新冠肺炎疫情科学传播的质量，尚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但至少有两方面的问题应当作为重点：一是共性问题，二是趋势问题。

从共性问题来说，无论是哪一种科学传播模型及其对应的传播实践活动，最关键的因素都是理解问题与信任问题。从理解的角度来说，一线科学家、专业科普机构的科学传播内容多涉及专业术语、科学理论等公众较难理解的方面。多数公众不是生物学界、病毒学界人士，专业话语体系与日常话语体系也有较大距离，这就涉及一个不同话语体系的“转译”问题。通过传播话语与形式(视频、图片等)的改进，促使科学传播活动更“接地气”，可以有效促进理解。与理解问题相比，信任问题更为重要。正如美国学者简·格雷戈里(Jane Gregory)和史蒂夫·米勒(Steve Miller)指出的那样：就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最重要的是信任问题，而非理解问题。[14]其原因在于，理解但不信任，不会有效果；信任但不理解，依然有效果。尽管后一种情形下，效果会打折。信任涉及信任体系，也涉及人，传播者是否与新型冠状病毒药物、核酸、疫苗公司有利益关联，传播者以前发表的科研论文中是否发生过数据造假问题，极大地影响着受众对其话语可信度的判断。对于自媒体作者，尚有一种优胜劣汰机制，其间的竞争有一种自净化能力，作者也不代表官方机构。即便出现问题，尚不至于失控。若是地方卫健委或者其他防控机构的专家组成员被认为存在上述情况，则就是另一番情形了。这不仅会严重损害科学传播的效果，还会严重损伤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进行专家背景与学术道德、社会信誉度的审查，强调专家发言的审慎性，将各种观点建立在严格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从趋势问题而言，有多种趋势值得注意。一是疫情已经持续了近三年，不少公众出现了“抗疫疲劳”现象，心理状态会发生一些变化，不理性情绪上升，部分群体对疫情管控措施出现了不耐烦、不理解的情况。这使得科学传播工作变得更加重要，也变得更加难做。扩大民众的参与，促进相关议题的对话，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二是从受众群体的变化趋势来看，高学历群体年年增多，熟悉新媒体的中老年群体也日益增多。(6)第七次人口普查表明，全国已有2.18亿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参见国家统计局:“2.18亿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文盲率降至2.67%”，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0511/c1004-32100040.html。正如“久病成医”，“久疫”也会成“专家”。得益于科学传播的效果，公众会在疫情中日益学到更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的知识在增长，如果科学传播做不到与时俱进，就会出现科学传播内容与受众知识增长的不同步现象。知识越来越多的公众对科学传播的要求比较高，他们关心的不仅是防疫建议、科学知识，还关心其背后的方法。比如，有时单纯地介绍一种药物的疗效、疫苗的保护率，其说服力是不够的，尚需提供实验组、对照组等具体统计方法，给出“随机双盲”的检验方式。毕竟，在科学中，最高权威是实践，是方法，是数据，而不是具体的人。这种情况下，传播者应该提供更丰富、更深入的内容，满足公众日益升级的信息需求。中老年群体掌握了新媒体技术，其信息获取途径也会发生变化，传统的依靠社区开会、村部喇叭宣传、海报宣传、电视新闻等方法进行的“中心广播”传播的效力会有所降低。基层组织应当善于使用新媒体来提高传播的效果。三是，有朝一日，疫情结束，疫情后的科学传播工作依然不能轻视。届时，疫情所造成的心理的与认知的问题并不能随之终结，对抗疫的系统总结与思考，依然离不开疫情结束后的科学传播。

总而言之，疫情尚未过去，科学传播界仍需努力。学术界与科普工作者应当进一步优化科学传播模型，更好地利用科学传播来提升民众的科学素养，帮助民众在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中进行理性判断，作出明智的行动，保障社会的高质量健康发展。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一线抗疫人员与全国人民齐心协力的努力下，我国的抗疫行动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取得伟大胜利。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传播必将受到更多的重视，起到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