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彦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人类面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和全球治理危机。各国应对疫情的不同反应和措施，使得国与国之间防控成效大相径庭。根据疫情实时大数据，截至2021年11月23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病例2.58亿例，死亡病例515.31万例；中国累计确诊12.75万例，死亡病例5,697例。从国别分布上看，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是美国，高达4881.19万例，其中死亡病例79.58万例。这不禁引起人们的深思，疫情爆发后，中国快速遏制了疫情的蔓延，而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人口总数仅为世界总人口的5%，确诊和死亡病例却为世界首位。美国拥有先进的科研能力和领先的医疗水平，但却在疫情防控上屡屡失控。为何中美的战“疫”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新冠肺炎疫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西对比的视角，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读懂中国，认识西方。

一、中美战“疫”的外在表现

2020年1月3日,中国正式向世卫组织及所有国家报告病毒性肺炎诊断信息，随后世卫组织组建事故管理支持小组并进入抗疫紧急状态。1月11日，中国向世界公布新冠肺炎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同时上传至网上与其他国家共享数据。1月23日，武汉封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中央对疫情防控进行全面督战，全国各地医务人员、医疗队陆续奔赴支援武汉，各类生活物资、医疗物资集结送至武汉，用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速度建成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并完成了多座方舱医院的改造，集中力量救治感染病例。全国各地升级疫情防控措施，各行各业停工停产居家办公，14亿中国人度过了史上最安静且漫长的春节假期。

中国公开的疫情数据及一连串防控措施始终未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重视。当中国提出“戴口罩和禁足在家”倡议时，美国公开认为那是“践踏人权”。美国在国内并未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在国际上却率先“防御”中国，如美国在国际上带头关闭驻武汉领事馆、对中国采取入境管制措施同时切断来自中国的航班。美国关上了中国的前门，却对欧洲等国家敞开了后门。2月10日，特朗普提出“病毒消失论”，告知国民4月份天气回暖病毒会自动消失。美国在自吹自擂一切会变得很好的同时，对中国进行疯狂地甩锅，反复炒作病毒来源于中国，在公开场合使用“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言语污蔑中国，西方媒体甚至攻击提出中国要求戴口罩、进行交通管制、限制出行、居家隔离等措施是侵犯“人权”，抛出“中国隐瞒疫情”的论调，要求中国为这次全球疫情买单赔偿。特朗普担心疫情影响美国的经济，进而影响大选，在推特上轻描淡写，心存侥幸，罔顾民众健康，告知民众不必忧心，企业无须停业停工。4月28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破100万，死亡病例超5.8万。中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病毒的传播，美国却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一步步走向失控。这一局面的造成并非偶然，是国家治理中制度设计和治理实践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中美战“疫”成效的核心问题：治理体系的本质分析

治理能力是实现治理意图的综合表现，中美在这次抗疫效能的差异，与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制度本质和制度设计是密切联系的。

(一)党争为大的政治体制与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政治体制。美国是典型的两党制联邦国家，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背后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两党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合作而是相互对立，多数情况不是针对问题本身，而是将党派定义为一种政治站队。2020年疫情大爆发恰逢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将疫情作为攻击对方的有利武器，分散了抗疫的力量。民主党指责特朗普疫情防控不力，共和党则指责民主党故意夸大疫情威胁。特朗普政府为了赢得为了巩固共和党连任的基本盘，置疫情于不顾，制造虚假宣传麻痹民众，采取非理性的做法拒绝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佩戴口罩令，力图得到保守派的支持。各大州之间在疫情防控上也各自为政。党争之下的美国联邦体制面对疫情相互掣肘、层层推诿，三权分立变成三权分裂，政府无法对一些重大问题及时作出决策和部署，构成了“散装美国”抗疫格局。可以说，美国的每一项防控措施，无论是核酸检测、佩戴口罩，或是疫苗注射、紧急纾困法案，几乎都充满了美国两党利益纷争的痕迹。《洛杉矶时报》记者道尔·迈克曼纽斯在专栏文章中痛心疾首地批评道，没有全国统一的应对大流行病和恢复经济的策略，50个州各自为政，我们正生活在分裂的美国，“我们正亲眼看着这个联邦被侵蚀”[1]。

美国的治理力量中，资本力量独大，限制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三大力量处于失衡状态[2]。美国总统的选举受资本捐款的影响，是部分利益集团的代表，总统任期内的决策受到美国各大企业及财团的影响，毫无政治独立性可言。在这次疫情中，我们也看到美国政府将大量资源投向资本市场，用以稳定市场收益，政府的抗疫行为受资本力量左右，抗疫力量明显不足。对于资本的影响，美国老百姓并非无感。10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普通民众对资本力量的抗争。10年之后，一切依旧，甚至情况更为糟糕。在美股4次熔断，疫情加速蔓延的情况下，美国采取了疯狂放水的货币政策来挽救危机，这些救市举措对疫情影响下本来处于社会99%的收入群体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病痛、失业、贫穷相约而至，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回应“可能这就是生活”。资本力量在影响政治力量的同时，也对社会力量产生强大的控制。媒体本应是社会力量的发声筒，但美国媒体的运行机制受到资本的左右，媒体不是为老百姓发声，而是传递资本的声音，资本力量引导社会舆论的导向。

中国的国家治理不同于西方，政治、资本和社会三大力量的分布相对均衡。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和两党制，也非一党制，而是中国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中形成发展起来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的政治力量保持相对独立性，[3]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历史和实践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领导力量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支持，使得中国政治力量能够保持长期独立性，具有超强的战略规划能力、社会整合能力和改革创新能力[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显著优势的首要优势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5]。在抗疫过程中，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抗疫成功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凝聚能力和创新能力在这次抗疫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成为了治理效能。中国政治力量保持着独立性，这也不难解释为何在抗疫中中国政府能够用惊人的中国速度，取得武汉抗疫的阶段性胜利。

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同时对政治力量形成必要的制约，保证了政治力量能够保持长期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如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意见征集，抗疫过程的舆论监督等。政治力量在受到另外两种力量动态平衡的同时，自身具备一定的引领和规范能力，这也是在这次疫情当中中国能够全国一盘棋，统筹整个抗疫资源，取得抗疫阶段性胜利的关键所在。

(二)资本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与人民至上理念下的社会主义经济。随着一战结束，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2次石油危机，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在西方兴起。20世纪80年代，里根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大国，其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风靡全球，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理想方案。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美国在贸易战中失利、在地区冲突中失义、在金融危机下经济低迷不振，新自由主义的弊端逐步暴露。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无限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在美国金钱民主下，很多危机虽然表象不同，但是其根源都是与新自由主义相关的。

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劳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无限逐利，直接或间接地激发了多重矛盾危机。如在公共卫生领域，美国的医疗资源过于私有化、市场化，严重削弱了公共卫生的应对能力。为了救市，美联储通过的“无限量化宽松”等财政工具，以无底线的借债和“放水”支持美政府饮鸩止渴，极大背离了新自由主义的理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撰文称“新自由主义正在走向死亡”[6]。

疫情之下，在美国的富人感染新冠肺炎可以得到检测和治疗，穷人感染新冠有的甚至到死都没有机会进行核酸检测。美国有部分地区甚至提出“放弃救治老人”的思想，要求老人在感染新冠后自愿放弃治疗，将有限的资源留给年轻的人，这其中的思维逻辑让人寒心。老人被放弃的主要原因是其不能再为社会创造价值，甚至需要靠社会资源来供养，从理性经济学的角度看似乎逻辑上行得通，但存在2个问题：第一，这个思维的前提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进行取舍。作为头号强国的美国，真是医疗资源紧缺，还是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答案不言而喻。第二，这一逻辑与美国自身所倡导的“平等”价值观相违背，但却是其资本逐利性的真实写照。美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的天性决定了其对利润的无限追求。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疫情大爆发的情况下，美国仍然没有停工停产，资本主义社会一片混乱，疫情数据成倍增长的乱象。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属于人民，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了有效切断病毒传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果断暂停国内一切生产活动，停工停产，居家办公，同时又组织抗疫物资厂商有序进行口罩、防护服等物资的高速生产。中国社会所生产的，即是人民所需要的，中国社会的停工停产，亦是为了人民利益考虑而做出的决定，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民性的体现。疫情形势初步好转后，各类企业有步骤地复工复产，确保各项经济活动正常安全开展。为了克服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又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提振经济。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4.3%，[7]中国GDP增长率为2.3%，[8]是GDP超过万元的国家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中国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三)个人主义泛滥，反智主义盛行的美国文化与集体主义为核心，崇尚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

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石，是一种从个人至上出发，以个人为中心来看待世界、看待社会和人际关系的世界观[9]。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三者上，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国家、集体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从个人主义本体论出发，出现为利己主义正名、为资本牟利辩护的观点和理论，[10]影响着美国人民的思想。在美国“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下，美国人的意识逻辑是戴口罩限制了美国人所谓的人权与自由。简单的一个戴口罩抵御病毒的防疫行为，却被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所绑架，这种绝对的自由违背了人们的生命安全权。

中国集体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底色，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贯穿在社会道德的各项规范中。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三者的关系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在根本利益上是统一的。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全国上下倡导在疫情中戴口罩、少出门、不聚集，提出“待在家里为社会做贡献，不给国家添乱”的号召，这一安全共识性的文化基础得到社会一致认同。疫情爆发初期，全国各地医护人员主动请缨支援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志愿者在危难情况下坚守在高风险区域第一线，充分体现了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精神。每个中国人民对抗疫举措的自觉遵守，齐心协力在短时间内打赢抗疫狙击战，又是个人利益的集中体现。抗击疫情是对集体主义精神的检视与弘扬，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2.反智主义与崇尚科学。反智主义在美国的盛行是另一个影响美国抗疫的文化因素。大部分人只听过美国先进的科技，科学精英和诺贝尔奖得主，但这并非代表美国普通社会的情况。反智主义起源于18世纪后期，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否定知识的态度。20世纪50年代，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遭到严重打压，反智主义达到高峰。金灿荣先生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时赴美当访问学者，他指出“我在美国教过书，早已见识了那里的反智主义已经有多严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反智主义者不是支持疫情防治措施，而是为本国的疫情积极寻找“替罪羊”。特朗普提出天气变暖病毒会自动消失，任用女儿女婿而蔑视华盛顿的精英政治传统，任命没有科学背景的脱口秀主持人担任农业和科学部主管等，这一系列反智操作加速了美国疫情的蔓延。特朗普及其政府的一切反智行为也受到了反智大众的支持，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资助研发新冠肺炎疫苗，却被无端指控为“新冠肺炎病毒创造者”和“人口清除计划者”。很多不同意接种疫苗的美国人认为在接种比尔·盖茨提供的疫苗时，会被植入一种用于追踪的数字身份芯片。已被全球公认的“居家”可以有效降低新冠肺炎病毒传播的这一事实，在美国却引来非议，美国各类“反居家令”运动、游行捍卫“自由”的活动相继出现，更有很多人相信新冠肺炎病毒与5G网络有关。反智主义是一种表达社会情绪的文化，已逐渐成为美国政治人物制定极端政策的依托和平台，促使社会发展越趋不理性化。

中国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的抗疫最大的特点就是尊重科学。从疫情检测、排查、风险评估，到通风消毒、体温监测诊断医疗，再到疫苗研发、治理防治方案的提出，每一个环节的决策都尽可能做到理性科学。所有抗疫举措的提出都是尊重科学、遵循传染病防控原则作出的果断决策。在情与理的抉择中，中国果决地站在科学理性一边，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是中国抗疫神话书写的护身盾牌。

(四)零和博弈的战略思维与合作共赢的大国外交思维。公共卫生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领域，大国关系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不是零和游戏，病毒不分国界、种族，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美国以“零和思维”为主导、以地缘政治为主要考量的一系列疫情防控政策，严重阻碍美国的本土抗疫，同时也对全球疫情防控合作带来困难。2020年初，中国在积极应对武汉疫情时，美国对中国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做法暴露出了美国对华的真实想法。在美国零和博弈的战略思维下，美国将新冠疫情看做是打压中国的抓手，通过全方位挑起事端阻滞和打乱中国崛起，最终美国尝到了苦果，感染人数全球第一。印度承担了全球60%的疫苗生产，在《国防生产法案》的政策下，受到美国对疫苗原材料的出口限制，无疑给全球疫苗接种进程蒙上一层阴影。美国抗疫受到政府零和博弈思维政治决策的影响，其国家间的关系是只有竞争没有共赢，这也是影响美国疫情治理能力的因素。

反观中国，自武汉出现新冠病例后，中国第一时间开展病毒的基因序列研究，并第一时间将破解出来的基因序列向全世界公布，为其他国家研究疫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中国国内疫情基本得到基本控制的情况下，国外疫情告急，中国通过各种形式向数十个国家提供了医疗援助，包括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盒、疫苗，派驻医疗专家组等。截至2021年9月23日，中国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12亿剂新冠疫苗和原液[11]。中国明白，在全球疫情防控中，所有国家命运与共，只有同舟共济，协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才是实现全球卫生安全之道。

疫情之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乱象百出，对比中西，我们领悟到了强大的中国力量，这一力量背后源于中国之治强大的治理体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科学的理论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具备深厚的集体主义文化底蕴，拥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外交思维，在抗疫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背后的原因是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制度的安排。我们在探寻西方抗疫失败原因的同时，也更坚定了中国之治的自信。

三、中国之治的愿景

病毒不分国界，不分人种，每个国家应对病毒的思路和举措差别显著，这是国家制度本质和制度设计的集中反映。中国与西方的抗疫过程和结果无一不诠释着中国之治的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优势与治理优势相互依存，治理优势以制度优势为依托。中国应对疫情大考，不仅交出让中国人民满意的答卷，而且慷慨地向全球抗疫贡献“中国之治”的智慧，全方位诠释着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

世界的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制度，任何制度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才能枝繁叶茂。当前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面临着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挑战、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政党制度运行机制等诸多问题。复杂的大环境下，中国需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完善重要制度，充分发挥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应对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挑战。抗击新冠肺炎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检视，抗疫过程的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问题[12]，看到了少数干部治理能力不强、综合素质不高等问题，这是亟需完善的短板，也将会成为不断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的动力。

逐梦路上，固根基、补短板，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受历史一次次考验后定将更加健全完善,在推动国家发展、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更广更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世界之治”的实现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