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娇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81）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白居易任职江州司马时曾登览浔阳楼，发出“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的疑问[1]（P360），为何陶潜之诗能够如此高远玄妙，在阅毕江州山水后，方才解此疑惑，原是江州之清辉灵气孕育了渊明之诗，遂开后来者对于江州地区的关注。历代学者或沿白乐天之思路，探讨地理环境对渊明创作的具体影响，如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从家世、时代、乡土分析渊明之诗，认为“陶渊明是代表江西文学第一个人”[3]（P5），曹道衡《略论晋宋之际的江州文人集团》提出陶渊明的创作之所以不同于同时期的颜、谢等人，与其所处的江州密不可分[3]（P19-26）。 或从江州地区的隐逸传统、经学传统、耕读文化、自然环境等入手①江州隐逸传统方面的论著有：李剑锋《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第七章《江州文学氛围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宋展云《汉末魏晋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扬州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经学传统方面的论文主要为杨合林《陶渊明与江东地域文化之关系》，《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论述耕读文化对陶渊明创作影响的论文有：何发甦《江西耕读文化研究》，《农业考古》，2015年第1期；自然环境方面的论文主要有：王彤宇《浅析陶渊明的居住环境及其文化内涵》，《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亦或着重讨论其居处具体在何地。②关于陶渊明居所何处的问题，王质、古直、朱自清、逯钦立、龚斌、袁行霈、杨勇等皆有创见。详见王质《栗里谱》古直《陶靖节年谱》，收录自《陶渊明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4年第2期；逯钦立《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杨勇《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凡此种种，皆旨在探讨地理环境与陶渊明诗文的关系。若深入到陶渊明的生平经历与文学创作，尤其是在他几度移居的创作中③主要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归园田居》五首、《移居》二首、《还旧居》等。，其生长、仕宦、归隐的经历皆与江州地区密不可分，有鉴于此，本文拟择取陶渊明的移居诗为讨论对象，着重关注江州的战略地位、军事冲突与风俗人情，以期探求地理环境、情感生发与诗文创作的关系。

一、陶渊明之仕宦与江州战略地位

陶渊明一生出仕主要有五次，初为州祭酒①关于任州祭酒的具体时间，各家说法不一。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认为是孝武帝太元五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逯钦立《陶渊明诗文系年》、杨勇《陶渊明集校笺》认为是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古直《陶靖节年谱》为太元二十年；龚斌《陶渊明集校笺》则认为是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但很快就“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4]（P2287），任职时间不长。第二次为仕桓玄幕②对于渊明是否出仕于桓玄，前人多持否定之说。王质、顾易、丁晏、杨希闵、古直诸家不提渊明仕桓玄事，吴仁杰认为“桓玄、刘裕之际，而渊明皆或从仕，世多以为疑，此非知渊明之深事。未论实为玄、裕否，渊明在隆安之前，天下未有大故，且不肯仕，自庚子至乙巳，正君臣易位，人道反复之时，渊明乃肯出仕乎？”陶澍亦认为吴仁杰之说“当矣”，并提出渊明的仕宦经历为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未尝更为别官”（详见《陶渊明年谱》，（宋）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2006.02）。袁行霈《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对此作了辨析，指出“关于陶渊明和桓玄的关系，前人多有避讳，因为桓玄是逆臣，论者不愿把靖节先生和他拉扯到一起，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陶渊明有三首诗（指《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足以证明他确实曾经投身于桓玄幕中”，并从时代、桓玄自身实力与渊明思想、所处环境分析，认为陶渊明入桓玄幕是不难理解之事。（袁行霈.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J]中国社会科学.1990;(2):195-211.）。，大约在隆安二年、隆安三年③逯钦立、龚斌认为陶渊明仕桓玄军幕为隆安三年，袁行霈、杨勇认为是在隆安二年。，隆安五年陶渊明因丁母忧赋闲在家。第三次为刘裕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刘敬宣建威参军④关于渊明是否仕于刘裕一事，亦为论者所议。李善认为镇军将军即刘裕，吴仁杰、顾易、陶澍、杨希闵、古直或不提仕刘裕之事，或认为镇军将军无可考，或以为镇军将军为刘牢之，总之竭力避开陶渊明与刘裕的关系。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已驳斥陶、古二人之说，袁行霈《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一文亦有详实论证，本文从朱自清、袁行霈之说。，第五次为彭泽令，只在任上八十余日，便辞官归隐，终生不复出仕。纵观陶渊明的仕宦生涯，除短暂的江州祭酒外，他所选择的桓玄、刘裕皆为东晋末年政坛的风云人物，他仕宦的地点江州、京口、建康、江陵亦是旋涡中心，尤其是他的家乡江州寻阳，更是动荡之地。

江州地处长江中游，原属荆扬二州。晋惠帝元康元年，因荆、扬二州“疆土广远，统理尤难”[5]（P462），遂分此二州部分郡县以置江州。江州此地，“三面距山，背沿江汉，当吴楚闽粤之交”[6]（P226），东临荆淮，西蔽吴越，为长江咽喉之地[7]（P7），《通典》称其为“中流襟带，常为重镇。”[8]（P4840）自晋室南渡后，江州主要为朝廷物资供给之地与军事重镇，战略地位愈发凸显。永嘉之乱，神州陆沉，南方地区因非形势要害之地，故得以暂远离兵祸，“每王纲解纽，宇内分崩，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 ”[9]（P4849-4850）中原士人纷纷逃往南方，客观上发展了南方经济。江州亦涌入大量人口，“流亡之士赴之如归”[5]（P1671），此地从而富庶安逸，有安土之实，“沃野垦辟，家给人足，蓄藏无缺，故穰岁则供商旅之求，饥年不告臧孙之籴。”[9]（P2101）江州因此成为重要物资之地，“江州当泝流数千，供继军府”[5]（P1962），朱序讨伐丁零、翟辽时，便“求运江州米十万斛、布五千匹以资军费。”[5]（P2133）特别是经王敦、苏峻、祖约之乱后，建康元气大伤，“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5]（P2114），朝廷供给皆赖江州，可谓“国之南藩，要害之地”。[5]（P2114）

另一方面，衣冠南渡后，晋室偏安一隅，国土大半沦丧，所拥领土只有南方之地，晋室便以扬州为京畿，以荆、江二州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10]（P4020）永嘉五年，晋怀帝被弑，司空荀藩等推举元帝为盟主，江州刺史华轶不从，以一州刺史的身份竟敢不从天下共主之命，所倚靠的便是江州的军事实力。江州在建康上游，对建康有压迫之势。咸和四年，当郭默袭杀江州刺史刘胤后，便占领江州，陶侃请求讨伐郭默，同时派将驻守湓口，以保江州，王导时为丞相，不肯出兵，其缘由就在于“默居上流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其有地。”[5]（P2114）同时，若江州与荆州联合，亦会对建康造成威胁。咸和三年，苏峻、祖约攻陷建康，时任江州刺史的温峤闻讯，联合荆州刺史陶侃，屯兵寻阳，最终大破苏峻、祖约，收复建康。正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对江州形势的分析：

江州若合于荆州，上游就更能自主，从而对下游的优势也会加大，建康将感到威胁。江州若控制在建康朝廷之手，荆州方镇将难于独立，有可能受制于建康。……江州以其所处的地位，在东晋荆、扬相持的门阀政治格局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竞争之地，只要门阀政治的格局不变，江州的重要地位不变，江州之争也将不断发生。[11]（P130-131）

江州在“腹心之内，凭接扬豫，藩屏所倚，实为重复”[5]（P2208），又地处荆州与扬州之间的咽喉地带，为“辅翼建康驻跸之所”[12]（P964），因此被各方势力所觊觎。晋孝武帝时，司马道子专权，由是朝政紊乱，“道子昏凶，遂倾国祚。”[5]（P1741）同时藩镇实力强盛，宰相反而无多少实权，因此司马道子为增强自身实力，听从谯王司马尚之建议，以心腹王愉为江州刺史，监管江州及豫州四郡的军事，以拒王恭。王恭遂与殷仲堪、庾楷、桓玄共讨司马尚之，朝廷为安抚桓玄，诏桓玄为江州刺史，后王恭兵败被斩，隆安二年十月，殷仲堪、桓玄等盟于寻阳，以拒朝廷，桓玄便是在这时活跃于东晋政坛。此后桓玄杀荆州刺史殷仲堪、雍州刺史杨佺期，“乃表求领江、荆二州”[5]（P2589），朝廷不许，桓玄又“上疏固争江州”[5]（P2589），最终桓玄复为江州刺史，其后桓玄势大，正逢孙恩作乱，逼近建康，桓玄外托勤王，以兄桓伟为江州刺史。桓玄之所以力争江州刺史之位，正是看中江州“咽扼荆淮，翼蔽吴越”的地理优势[6]（P226），况且桓氏家族屡为江州刺史，在江州有深厚基础，因此桓玄篡晋兵败后亦多得江州地方支持。桓玄篡晋后，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军起兵讨玄，多次交战于江州，晋室亦加刘裕都督江州诸军事。可以说，东晋末年政坛上最主要的人物皆与江州密不可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陶渊明为何会仕宦于桓玄、刘裕幕下，毕竟“他对晋朝的存亡和时局并非漠不关心，他所在的江州地处长江中游，就战略地位而言仅次于荆州和京口，每次动荡必定波及这里，他想不闻不问也难做到。 ”[13]（P200）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陶渊明并非完全的“田舍之翁，闲适之祖”[14]（P237），眼见家国纪纲隳颓，他亦有扶大厦将倾、挽狂澜既倒的雄心壮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15]（P123），“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15]（P126-127），因而他自愿投身于时事政治中，仕于桓玄、刘裕门下，“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15]（P71）但是，官场上的虚伪狡诈、所仕之人的野心勃勃让他身心疲惫，感叹“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15]（P159）因此在他仕宦桓、刘二人期间所作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四首诗中，他不断的怀念园田，“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15]（P74），反复追问自己怎可将心心念念的田园生活抛下，“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15]（P75）当他因母丧得以短暂回归古田舍时，心情又是多么欢欣鼓舞，“鸟咔欢新节，泠风送馀善”[15]（P77）“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15]（P78），只愿常为垄亩民。

江州在东晋有着重要的地位，自永嘉南渡后，晋室所辖郡县大为减少，江州处于中游，连接荆州与建康，为中枢之地，“控引荆湖，襟带吴越，为上流重地”[12]（P871），在东晋时期为各方势力所争。与陶渊明密切相关的桓玄、刘裕先后都督江州，陶渊明仕宦于此二人便不难理解。陶渊明虽然出仕，内心所念还是田园，从他出仕时的创作与回到旧居的诗歌能看到情感的不同。

二、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江州的战乱

义熙元年⑧，陶渊明自彭泽令上“解印绶去职”[4]（P2287），结束了短暂的仕宦生涯，正式归隐。在他归隐的二十余年间，他几度移居，但大都不离寻阳⑨，而所见景色多有废墟残灶之象，这与东晋一代，尤其是元兴元年后发生在江州的战乱密切相关。东晋年间，直接或间接在江州寻阳上生发的战事共有七次，分别为永昌元年至永昌二年的王敦之乱、咸和三年的苏峻之乱、咸和四年的郭默之叛、兴宁元年的张骏之乱、隆安二年王恭起兵、元兴元年至义熙元年的桓玄之乱、义熙六年的卢徇之乱，这其中属后三次战乱对江州寻阳、对陶渊明生活影响最大。这七次战乱，除王敦之乱与苏峻、祖约之乱江州非主战场外，其余皆发生在江州。王敦之乱主战场虽未在江州，但永昌元年三月，王敦将逼建康，元帝任命甘卓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梁二州军事，陶侃领江州刺史，使其部队紧跟王敦之后。王敦据兵建康后，乐道融劝说梁州刺史甘卓进兵彭泽，断王敦归路。江州在荆州与建康中游，据长江之咽喉，王敦以荆州起兵，若要退守，必定要经过江州，若在彭泽举兵，可一战擒之。“今分兵断彭泽，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众自然离散，可一战擒也。”[10]（P2905）王敦还武昌后，为加强其宗族势力，王敦于晋明帝太宁元年十一月任其宗族王含、王舒、王彬等分别担任征东将军、荆州刺史与江州刺史，把控长江中游各州军事。王敦病逝兵败后，寻阳太守周光曾领兵千人投奔未果。王含兵败欲逃，王应亦曾谏言逃于江州。王敦之乱平定后，应詹为江州刺史，其时江州“吏民未安”[10]（P2931）， 江州在王敦之乱中还是受到一定波及，但未伤根本。咸和三年，苏峻遣部将韩晃、张健等进攻姑孰、逼近慈湖，苏峻从横江渡江，进驻陵口，后攻陷建康。波及吴县、海盐、嘉兴、宣城、余杭等，后退守义兴。温峤、陶侃于寻阳盟。值得注意的是，江州只是会盟地点，主战场是建康，对江州本地破坏不大，而且江州还成为建康的供给之地。其后的郭默与张骏之乱，虽然对江州亦有影响，有凋敝之象，但经过桓伊任江州刺史十年后，江州休养生息，已恢复元气。

但自王恭起兵、桓玄之乱后，江州寻阳便成为战火中心。元兴元年桓玄起兵反叛，过寻阳，攻建康。元兴二年十一月，桓玄迁晋安帝于寻阳。元兴三年二月，刘裕自京口起兵至建康讨桓玄，桓玄兵败，挟晋安帝西逃，至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给其器用兵力等，刘毅部将何无忌、刘道规等追之。桓玄留部将守湓口。何无忌、刘道规大破桓玄部将何澹之于桑落洲。何无忌等克湓口，进据寻阳。刘毅、何无忌、刘道规、下邳太守平昌孟怀玉帅众自寻阳西上，五月，癸酉，与桓玄遇于峥嵘洲，桓玄败，欲退寻阳，未果，挟帝至江陵。玄故将刘统、冯稚等聚党四百人袭破寻阳城。毅遣建威将军刘怀隶讨平之。元兴三年，桓玄故将冯稚复克寻阳。九月，桓亮寇豫章，刘毅、何无忌、刘道规复自寻阳西上击之。义熙元年，刘毅等击破桓振部将冯该于豫章口。五月，桓玄余党桓亮、苻宏等拥众寇乱郡县者以十数，刘毅、刘道规、檀祗等分兵讨灭之，荆、湘、江、豫皆平。至此，桓玄之乱结束，江州乃平。

从元兴三年二月到九月，寻阳战火未曾停息。这也是由寻阳的战略地位决定。寻阳为江水汇流之地，“源二分于崌崃，流九派乎浔阳，鼓洪涛于赤岸，沦余波乎柴桑”[16]（P183），几度为江州治所。江州初立时，“初治豫章，成帝咸康六年，移治寻阳，庾翼又治豫章，寻还寻阳”[4]（P1086），桓伊任职江州刺史时虽提议移治豫章，但未被朝廷采纳，其后寻阳一直为江州治所，宋齐亦因之。寻阳此地“南通五岭，北道长江，远行岷汉，亦一都会”[17]（P29），江州诸郡中，属豫章郡与寻阳郡最为重要，“九江、豫章皆重镇，屯兵选帅以临之”[12]（P871），若说江州是“中流衿带”[18]（P260），那寻阳便是“江楚锁钥”。[6]（P226）屯兵寻阳，便能打通长江上下游，进退可守，“屯浔阳而江之东西可以襟带，上游之势成，而后可以根本建康，左右淮、浙，是浔阳为东南重地也”[19]（P3927），因此若想占据江州，进而威慑建康，则寻阳是必争之地，即使到了六朝，寻阳仍然是战事不断。

战争往往伴着对城邑的破坏。永嘉五年江州刺史华轶反，周访平之，其主要交战地点为池桑、湓口、彭泽等地，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在平定江州过程中，华轶部将周广为应对周访，“烧城以应”，[5]（P1578）又如元帝时寻阳太守周访征杜弢，杜弢部将张彦便焚烧豫章城。可见在当时的战争中，烧城为常见手段，其对于江州一地的破坏可以想象。“江州萧条，白骨涂地，豫章一郡，十残其八。继以荒年，公私虚匮，仓库无旬月之储，三军有绝乏之色。”[5]（P1889）但这只是东晋初期江州的情况，此后江州虽偶有战事，总体还是“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金铁涤荡，资给予四境”[9]（P2101），寻阳亦是“山川明净，风泽清旷，气爽节和，土沃民逸”[20]（P576），可称为乐土。但是自桓玄起兵后，江州残败，百姓逃亡纷纷，刘毅时为江州刺史，上书陈述江州凋敝之象：自顷戎车屡骇，干戈溢境，所统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殚力竭，无以至此。[5]（P2208）

原本的乐土已为驱蹙残败之地，“亢旱弥时，民无生气”[4]（P7），桓玄之乱不仅是对江州的荼毒，更是加速东晋灭亡的导火索，亦是陶渊明短暂仕宦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笔。

陶渊明在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时，桓玄之乱最动荡的时期尚未到来，因此陶渊明在古田舍看到的景象是“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15]（P78），其心情是“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15]（P78）。但是当他终于彻底回到园田居时，固然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欢欣鼓舞[15]（P35），有“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宁静和谐[15]（P35），但亦有寻阳遭受战乱之后的残破之景，“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15]（P55），有物是人非的荒凉之象，“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15]（P37），从而产生人生苦短的慨叹，“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15]（P37）冈村繁曾指出陶渊明“在其归返故乡田园之际，他的心境却表现出令人意外的矛盾性”[21]（P35），这种亦喜亦悲的矛盾性，与“经过战乱、疫疾、灾荒之后，寻阳一代农村之凋敝”的景象[22]（P89）不无关系。 而在陶渊明彻底归隐后，义熙六年又发生了卢徇之乱，寻阳再次被卷入战火中，此时的渊明无奈叹道，“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15]（P86），田家的生活难道不苦吗，但只要无兵凶战厄，身体的劳累又何足挂齿？他的隐居生活并不平静，这是他作为“一任之要”的家乡寻阳所决定的。

东晋时期江州寻阳战乱不断，但是在桓玄之乱以前的战事，江州并不是主战场，对江州本地影响并不明显。自桓玄之乱后，江州民生凋敝，田地荒芜，这在陶渊明的诗歌中也有体现，身处江州寻阳纷争之地，耳目所见为战火斗争之乱，他归隐田园后的诗歌亦呈现出亦喜亦悲之情。

三、侧怆多所悲：江州之淳朴重本与渊明之重情躬耕

在短暂的官宦生涯中，陶渊明对当时的世道已经失望，“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15]（P90），因此他毅然归隐，不复出仕。在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中，“人的真诚自然和田园生活的淳朴宁静”给了他许多慰藉[13]（P211），他躬耕自给，与田夫野老把酒桑麻，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这与江州民风醇美、重视稼穑的风俗亦不可分割，同时渊明是至情至性之人，战火过后亲故多不在的现实亦让他感到悲戚。

陶渊明生平交游之人中，最为亲近的便是田间的老农乡民。官场之人如王弘、檀道济等拜访他，他或置之不理，或避而不见，但他与乡亲们相处甚欢，有酒便吟，或与共坐，即使不识其人，亦欣然而至，“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宠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5]（P2462），他平时饮酒相交之人，亦多是田野樵渔，“其所与饮，多田野樵渔之人，班坐林间”[14]（P41），刘克庄称他这种闲静的生活为“与柴桑樵牧，斜川鱼鸟，同盟后、归于好。”[14]（P108）他的诗中亦多有与邻里乡亲来往的温情诗篇。他们的日常为“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15]（P54），相见则是“但道桑麻长”[15]（P36），若是思念彼此就“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15]（54）寻阳之人朴实敦厚，亦与江州的民风有关。江州民风淳朴，寻阳此地“俗友朴实，风兴礼让”[23]（P162），“号古今重镇，俗来醇美。”[6]（P267）不仅是寻阳如此，江州各州郡之民亦敦厚质朴，豫章郡“土夷人醇”[6]（P260），抚州府“风俗醇庞”[6]（P264），康乐县“俗从朴素”[6]（P261），南康府“朴而醇”[6]（P266），南康之人“笃实恭谨，守礼而贞良”[6]（P266），南安府“风俗笃厚而纯一，人物秀特而节慨”[6]（P268），即使是地处偏僻的建昌县，也是“县虽僻小，而山深谷穷，其俗朴厚而勤耕织”。[6]（P260）并且江州自范宁任豫章太守推行儒学后，“风化大行”[5]（P1985），“崇学敦教”[5]（P1985），江州之人亦习读诗书， 并非完全的白丁，“士习诗书”[24]（P153），“士尚文雅”[16]（P263）， 因此他的《移居》诗才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15]（P53）之语。正是江州质朴的民风让陶渊明对这些乡野人士敞开心扉，好读诗书的学风又让他们在精神上对陶渊明有所呼应，这种真挚的情感让陶渊明在经历了世道的浑浊后倍感慰藉，从而创作出如《移居》二首、《归园田居》五首等名篇。

陶渊明归隐田园后便躬耕自给，真正成为庐山下的老农，他的日常生活就是耕植田野，并且乐在其中。昭明太子萧统曾以陶渊明“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之举而赞其笃志大贤，这固然与渊明淡泊名利的个性有关，但更重要的，他自身对于稼穑之事是欣然其中，“他的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从勤劳得来”[2]（P22）。他笔下对于农事的刻画，亦是发自肺腑，是真正有着躬耕经验之人才能写出。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一语，若非经验老道的农人，如何能感受山区坝子上习习凉风，如何能识得禾苗的摇曳风姿，苏坡赞其“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识此语之妙也”[14]（P27-28），诚哉斯言。《归园田居》里“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一句，“非躬耕不能有此心情”[22]（P84）若非真正关心农事，并以农事为生，又如何会关心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的影响。《归园田居》第三首，谭元春称其“非老于田亩不知。”[22]（P86）这正是陶渊明不同于晋人之处，“自勉勉人，每在耕稼；陶公异于晋人如此。”[14]（P201）渊明重视稼穑，除了本性如此外，家族的传统也对他有影响，其曾祖陶侃曾见人持未熟稻，得知此人只为无聊而取，怒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5]（P1774），可见陶侃对农业稼穑的重视。除此以外，江州重本勤穑事的风气亦不可忽视。 江州“民皆务本”[6]（P260），各州郡亦然。寻阳“民皆耕渔之业，性敦朴”[6]（P268），豫章郡“平畴沃壤，俗勤于稼穑”[6]（P260），临川郡“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6]（P263），新昌县 “上乡山深俗厚，下乡土瘠农勤”。[6]（P261）可以说，江州有着耕读文化的传统，这种传统亦影响着陶渊明的创作与思想，因而他坚持“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15]（P86），信奉“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15]（P53）正如朱光潜所言，“渊明身当乱世，眼见所谓典章制度徒足以忧民，而农业国家的命脉还是系于耕作，人生真正底乐趣也在桑麻闲话，樽酒消忧，所以寄怀于‘桃花源’那样一个淳朴底乌托邦”[25]（P140），生活虽艰，世道虽乱，但耕稼更能聊以自安，亦是自己毕身所求。

陶渊明是重情之人，比较知己的士大夫朋友们都在忙官，殷殷寄予厚望的亲子们却不好文墨，能给他带来最多安慰的便是乡邻中的田夫野老。江洲民风淳朴，相较世间那些虚伪之人，这些普通的田夫野老才是素心之人。但江州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乱之后，亲故多不在，“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15]（P82），而他寄托的田园生活亦受到兵祸侵扰，所以《还旧居》中“侧怆多所悲”的悲戚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有言，“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26]（P417）可视为较早探讨文学与地理关系的文论，所谓江山之助即强调了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积极影响。具体到陶渊明的生平经历与文学创作中，作为陶渊明生长、仕宦、归隐之地，江州寻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仕宦桓玄、刘裕二人与江州作为一任之要密切相关，又因战略地位的提升使得该区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从而军事冲突不断，其战火硝烟让他更加坚定隐居之心，同时也让他归隐后的创作呈现亦喜亦悲的矛盾性与物是人非的恻怆之叹。正如陈允锋所言，“游观者之所以产生物是人非、时过境迁之沧桑感，很重要的心理机制，就是当下所见之山河与忆想过往之山河同时并存，虚实相映；在‘今/昔’处境、地理空间的对比中，形成心理落差，激发情感波涛。”[27]（P129）江州的地理空间未曾变动，寻阳的山水风物亦不曾更改，流动与变化的实为时代的风云激荡与作为个体的身世浮沉，而由此生发的情感更显深刻与隽永。通过对陶渊明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的江州地区的探讨，既能窥探陶渊明的生平经历与创作风格，又可视作对文学地理学的一次尝试，至于更深入的研究，则又留待学人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