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菲，何春艳

(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3)

20世纪50年代，翻译研究从规定性的语言学静态分析转为描写性的动态研究，强调翻译过程外在的文化和社会制约因素。描写性翻译研究考察的是“规范制约下的翻译行为”[1]。这种翻译的社会学视角，主要是从翻译过程、译者行为及译作的传播和接受等方面考察翻译涉及的社会因素，从而探讨翻译过程中的译者抉择规律和机制。译者在翻译社会实践活动中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共同的规范和制约，而后又将翻译规范的习得内化，形成译者个体惯习。而译者就是在其译者惯习与翻译规范的互动过程中进行翻译决策。翻译规范对于译者决策是有制约的，具有普遍性和群体性特征；译者惯习是社会活动中积累下来的个体习性，具有译者自身的独特性，因此，二者互为补充，共同影响翻译的行为模式及译者的翻译决策。

近几年，从翻译规范和译者惯习考察本土化翻译的译者行为研究层出不穷。王军平等[2]从翻译个案角度，将翻译规范等外部因素和译者惯习等内部因素结合起来对周氏兄弟的英译本进行了考察。徐敏慧[3]通过分析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的发展、特征和功能，揭示了二者的互动关系。王洪涛[4]阐释了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的译者惯习对其选材及翻译策略的影响。这些研究都关注到了翻译规范和译者惯习同翻译行为的关系，二者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共同影响和推动译者行为与决策。

老舍的经典小说《骆驼祥子》以20世纪20年代的北平为背景，描述了人力车夫祥子的悲惨命运。其首部英译本是1945年美国译者伊万·金(Evan King)的译本RickshawBoy(洋车夫)。后又出版了珍·詹姆斯(Jean M.James)、施晓菁及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3个译本。小说叙事使用最多的语言形式是自由间接引语，可以生动形象地突显人物的性格和烘托故事情节。围绕《骆驼祥子》开展的英译研究主要包括小说风格[5]、译者风格的语料考察[6]及译者行为研究[7]3个方面，但对于译者翻译风格和翻译策略背后的影响因素并未涉及。本研究基于译者行为评价理论，通过对比施晓菁和葛浩文两位译者对于《骆驼祥子》中的“两可型”话语的翻译，探究翻译规范和译者惯习互动过程对于译者的译本筛选及翻译决策产生的影响，为译者抉择行为溯源。

一、翻译规范和译者惯习视域下的译者行为评价

翻译过程的研究经历了从单一的语言符号转换过程到注重译者的认知心理过程，到关注外部文化因素的研究过程，再到当前的翻译社会属性和译者社会心态研究过程。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都是从社会学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描写、分析和阐释，分别关注社会和译者自身两个层面[3]。

1.描写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规范

描写翻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是以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为代表的翻译规范研究。Toury[1]根据规范的效力和效果，按照规则、规范、惯例和个人风格4个等级进行划分，共同构成了一个层级连续体。他将社会文化约束力最强的具有绝对性的“规则”放在了层级的一个顶端，另一端为规范性最弱的具有个体特色的“个人风格”，中间部分为规约性较轻的“规范”及规范性更为宽松的“惯例”。译者通过接受教育和充当社会角色而逐渐掌握这些规范，并根据具体语境和形势作出翻译抉择。翻译规范体现了翻译实践中客观的和集体的共同规律，但是缺乏对于个体的译者选择和翻译行为的观照。图里提出翻译规范需要同个人惯习相结合，共同考察译者在翻译中的实践活动，由此开启了对于译者惯习的研究。

2.文化社会学理论下的译者惯习

翻译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具有社会属性，借助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惯习，可以分析译者抉择的根源。惯习是个体将长期社会实践中的结构和规则内化形成稳定的认知和思维模式，是“社会和文化历史个体化后的产物”，是译者行为规则、翻译策略等实际表现及精神方面的总根源[8]。译者在参与各种实践活动中会扮演不同的角色，拥有多变的身份，因此会形成独特的思维倾向和认知结构，而译者是这些参与者的次要身份。一般情况下，译者会按照惯习主动遵从翻译规范，表达对于规范的认可，从而巩固翻译规范；但在一些特定的社会情景下，译者惯习会受到其他社会因素或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影响，如政治或经济目的、个人喜好等，译者会调整和改变之前的顺从规范的方式，而采取违背翻译规范的翻译方式。

3.翻译规范、译者惯习与译者行为的互动关系

译者行为研究是对译者借翻译活动参与社会化过程的研究，即译者角色化研究，同时聚焦语码转换的语言性和社会性。“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评价模式由此应运而生。“求真”是译文对源语的语内观照，对应图里翻译规范中初始规范的遵从源语文化的规范，即可接受的翻译；“务实”是译者基于社会需求通过译文对原文进行的调适和改造[9]，对应的是初始规范中的服从目标语文化的规范，即可接受的翻译。要遵从翻译规范，制度化译者和市场化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就需要对文本的语言做到求真。制度化译者是以国家政治为导向，译文需务实于政治及制度规范，个人翻译惯习会服从翻译规范；市场化译者以市场经济利益为目的，译文需务实于市场需求，翻译过程中不仅囿于翻译规范，译者个人惯习也会起到积极作用。本研究旨在考察不同译者身份下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对于施晓菁和葛浩文《骆驼祥子》英译本的译者行为的影响。

二、施晓菁与葛浩文的译者身份与译本选择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活动中，译者除了具有语言性语码转换的译者身份以外，还扮演着其他社会性角色。个体的身份角色和主体意识，贯穿了翻译过程的始终，直接影响着译者的译介行为[10]。译者在翻译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制度化”和“市场化”两种主要身份。制度化译者受到国家或政府机构的约束，扮演译者和实现国家政治价值的“国家公务员”的角色[11]；而市场化身份的译者受市场机制的影响，以满足客户需求为目标，从而获得最大化效益。译者身份和译者角色影响着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对于规范的遵守或违背，抑或是体现着对于规范层级连续体内某个层级的倾向性。

1.施晓菁的制度化译者身份与其译本选择

施晓菁出生于南京，少年时代在日内瓦度过，曾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工作4年，并在国内杂志社担任笔译和审校，后一直任教于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高级翻译学院，并兼任联合国资深同声传译员和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顾问、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会员及亚太区主管，这些都是国家级的翻译机构，具有高度的制度化特征。她也因此受到国家政治行为和翻译政策的制约，在翻译中需要遵守特定的翻译规则和规范。1981年，在《中国建设》杂志工作的施晓菁通过在《中国文学》工作的杨宪益的推荐，开始翻译《骆驼祥子》，并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外文出版社是由原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设立的，是国内主要的对外出版机构。作为国家机构成员的施晓菁在选取译本时并不是由于个人喜好，而是出于国家机构赞助和机构人员推荐，因此在翻译时，主要履行国家翻译职责，而将市场反馈放在次要位置。

2.葛浩文的市场化译者身份与其译本选择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曾在1961年大学毕业成为美国海军军官后被派往中国台湾地区并专门学习了中文，后在旧金山州立大学获得了中文文学硕士学位，并进入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文系完成了博士学习。博士毕业后先后在美国多所大学工作，同时从事教学、学术研究、编辑和翻译等工作，在此期间，他曾身兼翻译家、汉学家、编辑、批评家和作家等多重身份，这种经历也使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翻译惯习，而不需要服从任何组织的安排。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处在美国文学多元系统中的边缘地位，在此情况下，葛浩文的翻译目的是引起西方读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和兴趣。他曾表达过自己对于《骆驼祥子》的3个英译本的不满，认为读者需要阅读到流畅易懂的英译，从而体会到这部作品的过人之处。他在选择作品时既关注市场和读者需求，又注重自我的兴趣和审美，选取自己感兴趣并可以译好的作品，同时也会考虑市场接受度等因素。

两人的译者身份对其翻译规范和个人惯习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制约，具体体现在对译文中的语义内容、语言形式和语境意义等在“求真”和“务实”两个行为维度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倾向。

三、翻译规范和个人惯习影响下的“两可型”话语英译的译者行为

《骆驼祥子》中运用了以自由间接引语为主的引语模式来体现小说的独特风格。其中包含汉语中独有的直接式和间接式的“两可型”话语模式：一种是省略直接主语，介于直接引语(有转述小句，但无双引号)和间接引语之间；另一种是介于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之间[12]。黄立波[6]将“两可型”话语划分为两类：书写/思想话语表达和言语/思想话语表达。《骆驼祥子》中的“两可型”话语英译中，施晓菁和葛浩文在译文表现中展现了不同的译者行为。

1.施晓菁和葛浩文对于“两可型”话语的英译

(1)“两可型”话语表达中的书写话语表达是3种表达模式中出现频次最低的，而其中叙述者再现的书写话语表达出现的频次最多[13]。《骆驼祥子》中的书写话语表达常同思想话语表达同时出现，共同体现祥子内心的声音。

例(1)：作别的苦工，收入是有限的；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地点就会遇到一些多于所希望的报酬[14]。

施晓菁译文：The pay for other hard manual jobs was limited whereas pulling a rickshaw offered more variety and opportunities，as there was no telling when and where one might earn more than expected[15].

葛浩文译文：At the other jobs his wages were fixed；pulling a rickshaw offered more variety and opportunities，and you never knew when and where you might do better than you thought[16].

例(1)的划线部分是对祥子拉车的心理活动描写，属于书写/思想话语表达。画线句为汉语小说中独有的“两可型”话语的其中一种，主语“他”或“我”被省略。施晓菁运用了第三人称代词“one”来叙述人物心理，运用自由间接思想的方式表达了拉车对于所有有着和他一样境遇的人的重要性，实现了语义的求真；而葛浩文采用第二人称“you”，用自由直接思想的方式展现了祥子的内心想法，拉近了读者同小说中人物的距离，同时达到了语义内容的求真和语境的务实。

例(2)：祥子明知道上工辞工是常有的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14]。

施晓菁译文：Xiangzi knew that finding a job and quitting it was nothing uncommon，that if one place didn′t want him，another would[15].

葛浩文译文：Xiangzi knew that finding and losing jobs happed all the time——you′re not wanted here，so you go some place where you are[16].

例(2)划线部分运用书写话语表达了祥子的洒脱心境。“爷”在中文中指对地位尊贵的人的尊称。施晓菁运用了自由间接引语第三人称“him”进行翻译，译文中规中矩，只是达到了语义的求真；而葛浩文用自由直接引语第二人称“you”，邀请读者一起分享他的心情和意愿，体现了对话性和互动性，也贴近原文的语气表达，做到了语义的务实。

(2)《骆驼祥子》中使用了大量的自由间接引语和一定数量的“两可型”话语描述祥子的心理活动，通过祥子的视角展开叙述，展现其悲惨境遇中的生死有命的心理状态。

例(3)：他要打算逃命，还是得放弃这几个累赘。走吧，走，走到哪里算哪里，遇见什么说什么[14]。

施晓菁译文：If he wanted to get away，he had better leave these encumbrances behind.Better press on，no matter where he ended up，and cross that bridge when he came to it[15].

葛浩文译文：His only chance of getting away was to abandon the camels，since they were holding him back.Let′s go，keep walking.We′ll wind up somewhere and deal with whatever′s waiting for us there[16].

例(3)划线句是从客观叙述直接转为言语/思想话语表达，是对祥子决心逃走的心理活动描写。画线句中连用了几个动词，均无时态标记，施晓菁运用了“press on”和第三人称“he”的过去时时态的自由间接引语为主、自由直接引语为辅的混合叙述方式，转述祥子逃命时的心理活动，拉开了同读者的距离，只是达到了形式的求真；而葛译文运用了第一人称“we”和“us”以及现在时和将来时的自由直接引语表达方式，其中，“we”的使用显示了祥子同骆驼之间的生动对话，将祥子在危急关头视骆驼如命、自己的命运同骆驼的命运系为一体的感受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将读者带入了祥子所处的境地，同时达到了翻译内的求真和翻译外的务实。

例(4)：一闭眼，他就有了个地图：这里是磨石口——老天爷，这必须是磨石口！——他往东北拐，过金顶山，礼王坟，就是八大处[14]。

施晓菁译文：He had only to close his eyes to see a map before him：here was Moshi Pass，——Merciful heavens，make it Moshi Pass! If he headed northeast past Gold Peak Mountain and Prince Li′s Grave he would get to Badachu[15].

葛浩文译文：He shut his eyes and tried to picture the route：Moshi Pass is here——I hope to heaven I′m right! Head northeast，past Gold Peak Mountain and Prince Li′s Grave，to Badachu[16].

例(4)划线句是从客观叙述直接转为言语/思想话语表达，是对祥子害怕逃跑被抓的心理活动描写。画线句无时态标记，施晓菁运用了祈使句式“make it”的自由直接引语来显化原文语义，运用了第三人称“he”的自由间接引语对应原句的人称表达，达到了语义内容和语言形式的求真；葛浩文运用了第一人称“I”，并用“I′m right”强调祥子当时迫切希望自己到达的是正确的逃离地点，原文中并未出现这样的表述，葛浩文译文是对原文语义的进一步推进，增强了叙事的情节性，可以将读者带入当时的场景，引起他们的兴趣，体现了译者从市场和读者角度考虑译文的务实性。

例(5)：假若他把那位杨太太摔了，摔了就摔了，活该[14]！

施晓菁译文：If he had spilled that Mrs.Yang，it would have served her right[15].

葛浩文译文：If he′d thrown Mrs.Yang，for instance，so what! It would have served her right[16].

对于例(5)划线句的翻译，葛浩文使用了可以表达强烈情绪的感叹句“so what”，更准确地再现并强化了原句中祥子对杨太太的愤恨情绪，是对人物心理的挖掘，体现了语义的求真和语境的务实；而施晓菁译文省略了此处人物情绪的表达，只达到了部分语义的求真。

孙会军等[5]认为祥子是个未受过教育且寡言少语的人，因此描述其内心活动的自由间接引语或“两可型”话语仍应译成自由间接引语，即通过叙述者转述才能将他的内心活动展示出来。但是笔者认为，老舍笔下的祥子，尤其是堕落前的他，虽然沉默寡言，但是他好胜、要强，原作中就这一特点运用自由间接引语和“两可型”话语等淳朴的语言对祥子为代表的下层民众的心理进行描述，充分地展现了他虽不善言辞但拥有丰富的内心活动和思想变化。葛浩文将其译成第一人称的自由直接引语，使得小说人物隐蔽的思想意识活动能够完全展示出来，具有真实感和带入感，使读者感觉身临其境，易产生共情，因此，他的译文达到了形式的求真和内容的务实；而施晓菁译文尽量遵守翻译规范，只是达到了形式的求真，但并未突出原作特有的语言风格，没有做到内容和语境的务实。

2.翻译规范和译者惯习对施晓菁和葛浩文译者行为的影响

译者通过对原文进行删减、显化、改变等体现译者行为的能动作用，遵守翻译规范并将个体惯习反作用于翻译规范。翻译规范用来规范和制约译者的行为。在翻译规范层级连续体上，处于一端的最具约束力的“规则”与约束力稍弱的“规范”同时对于具有制度化身份的译者施晓菁和市场化身份的译者葛浩文发挥作用，在翻译“两可型”话语时，他们都尽量做到语义内容的求真。而葛浩文作为市场化译者，本着对读者负责的理念，以读者和市场需求为导向，遵从个人惯习，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将位于翻译规范连续体另外一端的“个人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体现了其适度的主观性，译文的语义内容和形式做到了求真，语境意义达成了务实。由此可见，一个优秀的译者需要使译文具有尽可能接近原作的艺术感染力，尽可能传译出原文的风格[17]。

四、结 语

译者恰当的翻译行为是翻译规范和译者惯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而对于翻译规范的遵从程度和译者惯习及主体性的彰显程度则受到其制度化身份或市场化身份的影响。译者不同的身份决定了其在翻译行为中达到的不同的求真度和务实度。制度化译者身份的施晓菁在翻译实践中遵守翻译规范，达到了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的求真，满足国家政治需求；市场化译者身份的葛浩文的译文大都达到了语义内容和语境意义的务实，以读者兴趣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突显个人语言风格。他们都是根据翻译规范连续体中的层级不断调整自己的翻译策略，以求译文达到译内求真和译外务实的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