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雨琦，艾志强

(辽宁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1)

虽然随着超级计算机以及核能等新型技术的不断开发利用，人类社会在经历工业时代的洗礼后将迎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但是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环境问题以及生态危机亟待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在20 世纪70 年代提出了“生态城市”这一概念。在新旧时代的交接之际，“生态城市”紧密衔接着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在发展思想领域的转变。它作为对以往工业时代城市化运动的辩证否定，体现了旧工业时代与现代文明发展相契合内容的继承与弘扬、摒弃内容的否定与湮灭，是人类自觉惊醒并挣脱传统发展模式的桎梏，走向绿色时代的一次城市建设理念的重要转变。

一、生态城市理论

生态城市理论发端于20 世纪70 年代，是指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的人类居住模式。该理论基于生态学原理，将城市管理发展视为囊括城市自然生态、经济生态、管理生态等多种生态在内的综合模式。“生态城市”这一高度和谐的城市运行系统，其内部的资源配置、信息传递、能量循环等过程紧密联系、环环相扣，构成一个动态循环的生态圈。这一生态圈具有实现能量循环再生、资源充分利用、经济稳步前进、社会稳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效。

“现代生态城市思想直接起源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1]59-66随着生态思想的传播与环境研究的深入，生态城市理论的主体框架建设及体系内容被不断完善与丰富。MAB 报告（1984）提出的有关生态城规划的5 项基本原则，即“生态保护战略、生态基础设施、居民的生活标准、文化历史的保护、将自然融入城市”[1]59-66，为后来生态城市理论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相较于国外，国内对生态城市的研究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生态城市建设结合，提出了“天城合一”、山水城市等构想。这种理想中的生态社会是经济、自然、人类高度和谐发展的社会，能量与信息在其中高效流转，人类的生产生活和自然达成一个良性循环。

尽管学界对于“生态城市”系统内各要素的构成和阈值有着不同见解，并且这个理论也在持续发展中，但仍然能从各家所言中看出共性，即面对生态环境恶化、世界人口爆炸增长等现象，人类力图创造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环境。这一共同的发展目标，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发展观中的核心内容不谋而合。

二、生态城市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契合之处

（一）类似的时代背景

恩格斯在其早期作品《乌培河谷来信》中曾这样写道：“下层阶级，特别是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只消过上三年这样的生活，就会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把他们葬送掉。”[2]后世的读者以小见大，足以窥见工业时代以来，野蛮、罪恶、黑暗的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环境与劳动人民造成的巨大危害。

由于近代科学的兴起，直接影响了西方近代机械自然观的形成。与自然的稳定关系被人为抹杀，人类不再膜拜或平等看待自然生态环境，而是逐渐凌驾于自然之上，进而向自然攫取生态的“宝藏”。由于自由市场的逐利行为、人类的盲目竞争与资源索取，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进一步加剧。

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描述：“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3]在其《资本论》中，他更加深入地揭露了这种破坏表象下的实质。在物统治人的异化世界中，由于贪婪的资本对其自身普遍化的不可遏制的追求，它在无限扩张的进程中必然会破坏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马克思早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就看到了穷苦的人民在面对荒诞的法条压迫下的悲惨命运，并由此深刻地分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这两种在现实世界中交相呼应、错综复杂的关系，剖析了这两种关系在历史上产生的动因，由此揭示了实践生活中出现的环境破坏、生态退化的历史根源与内在逻辑。这种根源与逻辑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其无限扩张、追求增值的天性，其表层结果是导致人和自然之间逐渐背离共生共济、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其深层后果则是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自然观自始至终都是逻辑统一、立场鲜明的。这种对资本的真知灼见、入木三分的批判从青年马克思时期起就出现了萌芽，并贯穿于这位思想家一生的伟大实践中。

城市是人类文明改造自然的产物，属于目前人类群居模式的高级形式。生态城市理论伴随人类文明进程发展而不断衍生壮大。生态城市这一理论提出于人口爆炸式增长、环境空前恶化、生态严重退化的时代大背景下。两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带来的遗毒和阴云与战后全球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导致了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加大，贫穷、饥荒、暴力与毒品等世界范围难题是生态城市理论针对的现实问题。全球范围内，生态保护运动兴起。自此，人类越来越意识到传统工业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环境破坏与生态退化之影响深远。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生态危机成为了全人类的危机。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给人类敲响了警钟，生态文明思想、绿色低碳生活、可持续发展等新理念随之成为热门话题。

21 世纪也是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世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与科技的蓬勃发展为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与空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的浪潮无法阻挡。而新的阶段会产生新的矛盾，例如人口的集聚与流动、资源的紧缩与浪费、环境的恶化与污染等。城市原有的环境承载力在矛盾的激化中接近阈值。“生态城市”理论也是为解决这些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以及推动城市建设而提出的解题方法。“生态城市”内在蕴含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地位平等的观点，对近代西方自然观提出了挑战。

（二）契合的核心思想

人类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以粗暴的生产方式向自然进行了无度的索求。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在机器的轰鸣中被破坏，转变为二元对立关系。“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4]63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环节。这种“和解”是对原有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必然途径。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没有为生态文明这一思想单独出书论著，但是其生态思想是融入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当中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4]519能够看出，马克思将自然基础作为了考察人类历史的基点，并在考察中深刻体现着他的生态思想，例如，有关劳动实践基础上的人化自然思想，有关人与自然、社会的系统关系思想，唯物史观中蕴含的社会发展思想，以及对资本主义非可持续发展的批判思想等。

站在自然生态发展的角度透视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当中富含着生态智慧。在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蕴含着人与自然相协调的观念；在政治经济学中，异化观点、自然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的辩证关系体现着变革生产方式，促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回和谐状态。以上都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城市理论上的相通之处；人类的两大和解——“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4]63与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两大主义——“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的思想”[4]209，都展示出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着的深刻生态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中，马克思则从物质新陈代谢的科学原理中解读出人类社会也在发展的思想。他对资本主义不加节制、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进行严厉批判，并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将和自然生态高度和谐。对比生态城市理论，我们不难发现，该理论所提出的和谐、生态良好循环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中都有着详尽的阐释，可以说，生态城市的核心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高度契合。

三、生态城市理论在实践中面临的困境

（一）真正的生态城市在现实中尚未建成

21 世纪以来，随着生态学如火如荼地发展，生态城市的理念也不断丰富。许多国家、城市正在将生态城市的理论框架与内容视为城市整体发展与规划的指导思想，如印度的班加罗尔、巴西的库里蒂巴和桑托斯等。我国江西省宜春市从1986 开展了生态城市的试点建设，并取得了良好效益[1]59-66。上海市也于20 世纪90 年代提出了生态城市的建设，但项目尚未真正完成。

时至今日，世界上也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随着科技进步，全球化产生的效应不仅影响到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也会波及自然生态环境。在当今社会，一个生态城市的系统设计与规划不仅要考虑区域环境，更要从全球角度来规划城市、调配资源。换言之，应该从全球生态系统出发，来筹划现代城市建设。多次人工“生态圈”实验的失败表明，在生态城市的实践建设中应该明确城市的生态极限。“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隐含着极限问题。”[5]城市系统的荷载能力与物质能量的容量问题都应该在实践中得到重视。而从我国现实实践的情况来看，生态城市的建设呈现这样一个局面：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高城市化地区与低城市化地区在生态城市建设上有着较为悬殊的差距，前者不仅在数量上多于后者，还在质量水平上优于后者。生态城市建设面临的困境与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一致的，即都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全局性矛盾。

（二）理论上没有公式化的生态城市建设方法

专家学者们对“生态城市”的具体概念有着各自的见解。而各个城市都有不同的地理、文化、经济条件，在进行生态城市建设时都有不同的方法。在现实实践中不存在“一招鲜，吃遍天”的公式。

在全世界的优秀生态城市建设范例中，巴西的库里蒂巴在土地利用与公共交通一体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能源利用率高、污染率低，该城也被公认为是最接近生态城市的代表。丹麦的哥本哈根则侧重于市民素质的提高，以增强对环境保护责任感与参与度为主要内容，致力于可持续性发展的城市建设。澳大利亚的怀亚特作为一个资源贫瘠地区的城市，在生态城市建设上开辟了自己的道路，即节约资源、循环利用，开发绿色能源。在国内，上海市在21 世纪初采取优化用地结构、提升人口素质、加快产业升级、推广清洁能源和增加绿化建设的综合措施作为建设生态城市的方法。而进入新时代，面对变化的社会环境情况，上海市生态城市建设的模式也发生着变化：建设理念从改善城市环境转变为维护生物多样性，从以人为本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范围从城市中心扩展到整个城市及其周边区域；管理方式由计划式转化为全域生态空间管控，关注更广大生态空间的综合统筹。由此不难看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条件下，生态城市建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种多样的。

综上所述，比起现行的普通行政城市的规划建设，生态城市的内涵以及城市系统的规划设计要更为复杂、困难。生态城市建设涉及许多方面，并不仅仅从环境保护这个角度进行规划设计，在对现行城市模式进行生态化改造中，既要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角度去设计城市规划与建设，也要在思想与文化上，加强绿色低碳的生态文明教育与精神文明建设；既要治理环境污染与“城市病”，也要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产业结构与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既要重视城市内部能量与物质的小循环，也要重视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间的大循环。因此，在进行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中，需要博采众长，吸取多学科的知识、兼顾多专业的优势，进行多部门的合作，并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使生态城市理论框架不断完善，实践内容不断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生态城市建设的启示

（一）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建设在现实中的探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城市生态化过程中，各种城市问题层出不穷。如，生态城市的成熟程度、发展程度的提升，生态城市建设难以为继、后劲不足等。要解决上述问题，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大历史贡献。要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就必须牢牢把握住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中蕴含着的生态思想。唯物史观追求的是自然、社会与人类的解放，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透析世界本质的真理为实践提供了指导。在正确方法论的引领下，终将解决矛盾，走向真正的、和谐的共产社会。

在全球化的时代，生态城市建设绝不能是某个地区发展的能量、物质小闭环，应将每个城市视为一个个节点，融入世界生态的整体建设网络中去，形成各地互联互通的交流体系，达到资源与能量的高效率应用。而对于如何能在整个人类文明的维度来进行生态文明下的生产与建设这个庞杂晦涩的难题，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依然有发人深省的智慧光芒。宏观上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高度契合，各要素互利共生；微观上每个人都拥有自由发展、选择未来的权利，这是一种更高级的人类居住模式。

在生态承载力不足这一普遍存在的城市问题上，要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去理解与解决。从狭义上看，单个城市所占有的空间以及多方面资源是有限的，因而任何城市的生态承载力都会有确切的阈值；而从广义上看，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人居环境，即人类活动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存在着对人类活动承受力的上限。人类必须有所收敛，才能维持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在这点上，马克思生态观念中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是可靠的现实实践的理论支撑，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不二法门。

我国正在进行的生态城市建设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实质是一个经济问题。我国生态城市理论的研究并不逊色于国外，然而受限于财力、物力，一些城市的生态建设仍受到现实条件的桎梏。这正是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在生态建设问题上的一个缩影。由此可见，在发展问题上，唯物史观所闪耀着的发展生产力思想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念，建设符合中国实际的生态城市

习近平作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践家，在生态治理方面，探索出了中国道路。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在应用于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灌注于实践的土壤，并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创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注入了新的智慧。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深入基层调研，立足实际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使得绿色发展观成为了浙江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的思想引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基于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邃思考，提出了“生命共同体”思想，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6]。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十四五”规划为实现“美丽中国”的远景目标，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提出了多项规划措施与任务路径。环境保护重点从优化土地资源、绿色低碳发展、清洁生产和污染治理等四个方面展开；生态修复着重从严守生态红线、国家公园、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生态系统评估等方面建设。许多城市纷纷响应国家号召，如成都、上海等提出建设公园城市；广州打出“无废城市”的口号；江阴、长沙等地为建设“智慧城市”拉开新篇章。

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生态建设提供了提纲挈领、总揽全局的宏观战略，各个城市以此为指导因地制宜地建设新时代的生态城市。国家远景目标中的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2050年建成美丽中国绝不是纸上谈兵，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为生态环境保护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奋斗。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生态城市建设会实现高水平发展，人居生态环境将更加宜居，自然将更具活力，从而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