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苏琪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2016 年英国开始公投“脱欧”，意大利公投修宪，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2018年法国爆发“黄背心”运动，全球化遭遇一系列冲击，特别是美国政府频繁“退群”，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程导弹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一系列国际协议，并且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等一系列多边组织，致使世界贸易组织被迫“停摆”，使“逆全球化”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逆全球化”是欧美国家共同启动的，来源于资本全球逐利、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全球化红利主要偏向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资本获利更大，但主要集中在少数资本拥有者或精英阶层，他们获利比例越来越高，广大劳动阶层分配比例越来越低，欧美领导人利用全球化和贫富差距的相关性，祸水外泼，转移矛盾。这种状况不会因为某个领导人的退出而改变其趋势[1]。

一、“逆全球化”的现实表征

“逆全球化”首先是从经济方面凸显出来。2017 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中国开展 301 调查开始，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拉开序幕。2018 年，USTR 发布《基于1974 年贸易法301 条款对中国关于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宣布对中国部分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征税商品集中于高端装备制造、高铁设备、工业用机器人等中国新兴核心竞争力行业，中国相对应的也将部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提高25%，中美贸易战打响。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从经济领域蔓延到科技领域，在深海、航天、5G信息化等高科技领域展开博弈。

2016—2017年欧盟针对中国的光伏反倾销一波未平，2018年接着宣布对中国不锈钢无缝钢管反倾销税延长5年，涉案产品征收税达48.3%—71.9%；2020年3月又对产自中国的钢制车轮加收费用，费率最高达66.4%；4月起对玻璃纤维加收费用，最高费率达99.7%，期限为5年。

在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贸易战中，同为发展国家的巴西，四次对来自中国的陶瓷餐具、尼龙纱线、摩托车轮胎和自行车轮胎等多种产品收费；越南对中国的彩涂钢铁产品加收为期5年的费用，费率最高达34.27%。除了东西方对全球“制造工厂”中国的限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两个阵营之间贸易摩擦也在升级。美、欧两大飞机制造商早在2016年就开始对峙，先是美国对欧盟的空客飞机生产国英国、法国、德国及西班牙加收75亿美元专项税，2020年美国又将欧盟进口飞机关税从10%提至15%，还对加征25%关税的产品名单进行扩充。从数字税到飞机税、从农业到科技、从制造业到大工业，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步步攀升，欧盟也不停调整反制政策，全面反击美国。

各国为了维护经济利益，掀起贸易保护主义，在争夺国际经贸领域的话语权中，本土主义盛行，为抢占科技领域制高点，不惜损害多边关系。这不仅造成了国际关系的紧张，也将全球经济增速拖入了泥潭。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数据库的统计，2000—2007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为4.48%，2008年金融危机时，经济增速还保持在3.70%，但2009至2018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3.41%，降低了1.07个百分点，预计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下滑到3.3%，2020—2022年继续下降到3.2%左右。[2]中国经济的增速，在21世纪前十年，保持在双位数高位，印度每年的GDP增速也在7.50%左右。2010—2019年，中国稳定在6.6%—7.2%之间，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导致世界经济利益格局发生新变化。发达国家为开脱自己经济发展无力、国家治理的无能，将国内分配不平等产生的民众不满情绪，转嫁给全球化，将资本寻求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利用发展中国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资源配置，迁移到发展中国家所造成本国经济空心化，就业机会转移而失业率高涨，也嫁祸给其他国家，以平息国内民怨，以大国经贸博弈顽守全球价值链顶端。

为配合经济政策，在政治方面布局造势，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在意识形态上大肆宣扬民粹主义。在全球，以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盾牌，维护自我利益，反对、排斥其他国家和民族；不仅具有排他性，而且把这种民族情感异化成对其他民族的憎恨，反移民，反难民，具有灭他性特征。在国内，将“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对立起来，主张政治是人民普遍意志的表达，强调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这既是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分化加剧的现实反映，也是真正的精英阶层隐藏只为“精英”谋利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的一种策略，从而在政治上达到对国内民众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在国际上，地缘政治风险急剧上升，影响了市场、企业、国家的未来信心和政治决策。

在社会管理上，共建共享意愿降低，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却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削弱或降低全球管理责任，随意性增大，表现出非理性和不可控性。公共破坏性事件频出，造成全球公共领域管理和治理的难度加大，增加了国际合作的成本。美国不断退出国际组织，逃避自己的义务，对全球的气候变化、海洋治理、核管理、外太空及南北极地管理等国际公约，都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也使全球公共管理机构公信力失威，全球环境治理和公共管理领域面临危机。

经济、政治和社会治理上的政府政策与表征，必然通过文化表现出来。全球化中的文化是多元的，但文化的多元化正在遭受侵蚀。美欧的移民文化是包容的，但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特别是拉美和非裔的人口大量入美，对社会稳定安全的破坏力增加；冲击欧洲的难民潮，尽管带来了一定的劳动人口，但同时也带来了治安的压力和犯罪率的上升，本土文化在反噬中抬头，文化的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扩张，对政府政策形成压力，美欧国家对来自非洲、墨西哥、中国、印度、越南等地的移民者，采取排挤和限制措施，表面上是平衡人口数量和观念的冲突，实质上是西方文化软实力的同步衰减，文化影响力的下降，文化凝聚力的涣散，民族精神取向的疲软。

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我国并不是全球化的主导者，而是全球化的跟随着，并在全球化中展现出自己的优势，在全球风口转向“逆全球化”，我们同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在全球增速缓慢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在国内，保证了可持续发展势头，经济结构得到改善，供给侧改革成效显著，社会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就业率稳步上升，人民的幸福感不断提升。在国际上，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与全球化高度契合，市场容量和潜力巨大，成为提振全球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带动全球经济正向驱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样本，也为全球经济摆脱衰退带来信心，更是为全球产业链的搭建、调整提供了回旋空间，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但在“逆全球化”的裹胁下，我国也受到发达国家经济衰减的下拉力，增速放缓。2017—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6.9%、6.7%和6.1%，增速逐年回落[3]。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尽管我国最先从疫情防控中复工复产，但经济复原缓慢。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为GDP增速为-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经济增速为4.9%，带动前三季度总体增速由负转正，呈现稳定恢复增长态势。

经济的全球化使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共振，美国和欧元区作为中国两大主要贸易伙伴，它们的经济状况直接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2020年1月的《全球经济展望》发布了世界银行的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预计增长5.9%，比2019年实际增速低0.2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增长预计为1.8%，比2019年实际增速低0.5个百分点；欧元区经济增长1.0%，比2019年实际增速低0.1个百分点(World Bank,2020)。全球经济增长萎缩，使我国经济负重前行，想要短期内“康复”，在保持自己的中高速增长之外，既要拉动低增长的同向共进，又要抵御负增长的消耗，压力巨大，困难重重。

在全球政治格局中，我国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人民至上，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宗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民共同富裕，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拥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与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不同，它们在国内保证集团的利益、权力和资本的安全，并在全球获得超额利润。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从来都没有消除，为诋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排除异己，对中国政治制度“污名化”，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惯常的手段，把我国作为转嫁政治危机、转移国内矛盾的“替罪羊”。美国善用“人权高于主权”对我国政治制度横加干涉、指责，在公共事件中，更是抹黑、诬陷，手段层出不穷。在全球抗疫斗争中，美国的政客和媒体罔顾事实，将新冠肺炎说成是“中国病毒”，在全世界散布病毒是“中国制造”“黄祸”，甚至指责武汉封城是“侵犯人权”“缺乏民主观念”。尽管现实给予这种言论响亮回击，世界人民对中国抗疫的贡献也给出了公正的评价，但美国从没有停止对公共卫生事件在内的任何事件进行政治化操作，穷尽手段打压和遏制中国的发展，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排他性和灭他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仍会继续采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举动。

在社会治理上，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不逃避自己的责任，积极承担国际事务，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观，把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的世界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这与“美国优先”包装之下的利己主义完全不同。欧盟虽然对美国的举措有所腹诽，但它与美国政治上合作，军事上依赖、经济上竞争的关系框架基本没有动摇。当美国以自己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而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为由，不反思制度失调、分配失公、政策失衡，而将国际经济影响力和国际地位降低嫁祸于全球化时，欧盟集体噤声，并快速跟从，致使某些国际管理机构瘫痪，协调贸易、社会、生态、气候、海洋、国家关系的某些领域出现“真空”，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滋生埋下隐患；同时美国主导的单边主义政策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以邻为壑加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将全球社会治理和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问题带入不确定状态，增加了全球风险。

中华民族文化，经过几千年的融合和发展，形成了包括爱国主义传统、集体主义本位观念、民族认同感、国家主权神圣感的核心内容，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尚和合、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讲仁爱、求大同，它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还能产生广泛的创造创新能力。讲好中国故事，利用文化传承，创造文化精神产品，进行传播和交流，并通过文化产品和规模化的文化服务进行价值创造，将民族的、独特的精神力量通过文化产业展示出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形成了实用主义、物质主义，个人本位的文化属性，表现出来的开拓冒险、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特征。东西方文化各有千秋，文化互鉴共融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但美欧习惯于西方文化中心论，自工业革命以来暂时领先的优越感，使西方文化难以容忍中国崛起带动的文化反超，拒斥、贬低、排挤中华文化态势凸显。

三、“逆全球化”思潮的启示

全球化大势不可抵挡，“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4]。但全球化也遵循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按照矛盾规律的否定之否定逻辑，熟悉其全程，把握其脉搏，洞察其起伏，利用其优势，驾驭其趋向，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嬗变震荡中，我们应该主动作为，深入分析，积极应对。

全球化能够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是因为全球化过程中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投资，扩大了国内就业，改善了经济结构，提升了经济实力，但发展中国家也要看到，粗放经营型经济增长已经过去，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规模增长正在被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提质增效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所替代，政府的经济调整是关键，政策的顶层设计成为未来制胜之器。欧美国家的资本外流、国内经济体空心化、国际公共负担份额大、负担重的现状，致使政府政策会继续抵制全球化，“逆全球化”仍会扩张，两种流向的碰撞与深度对抗，不仅决定了经济增速的走势，还决定了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全球治理来彰显了政府责任，各国政府对全球的责任承担和财政付出，不仅预示着未来国际话语权和公信力，也向世界展示了人类对地球家园的道义和正义，予少取多、不予反取，不仅是短视的、狭隘的，而且也是不负责的，是绝路一条。从科技的迭代看，信息化的物联网与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数据产业、机器人)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席卷了几乎所有的产业，各国的安全边界被科技上的边界安全所模糊，人们内心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面临着二重奏。一方面，多元化文化趋同文化融合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民族性的文化会更加清晰、更加坚定。民族性的文化不是封闭的、保守的，而是开放的、变化的、发展的。它在自己的历史行程中总要吸纳外民族文化的精粹，融于自己的血肉之中。全球文化互鉴与共融，必定会使人们观照自己的精神内核、文化价值，反思全球化带来的观念冲突，回望民族文化中蕴含的潜力，振兴民族文化，复兴本土文化已经崭露头角，民族文化复兴成为一种态势。

四、“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立德树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首先要使我们培养的接班人和建设者，了解自己国家的“家底”，包括当前的现状、国家大势、国家战略，加强对我国经济政策新发展格局的理解和掌握。

发展才是硬道理，无可置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首当其冲。我国14亿多人口的福祉，依赖经济的发展；“十三五”计划的收官和“十四五”规划的制定，都需要经济增速来保障；建设小康社会，国富民强，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实力是物质基础。发展离不开与时俱进的改革、调整，更依赖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调，也是深植爱国主义的基础。经济要增长，必须理解、支持国家的重要战略选择，深入领会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入理解在全球经济衰退现状中，增加我国经济抗风险的韧劲，挖掘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潜力，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同时，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区域化优势，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以区域经贸协定促进我国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打造合作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因“链”施策，顺势而为，多维度构建合作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5]

保持政治自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突出我国的“四个自信”，坚定“两个维护”是重中之重。将我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贯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思想武器，以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满信心，增强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的自豪感。维护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我们凝聚力量的所在。邓小平曾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6]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集中表现为五个“显著优势”：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

以全球视野彰显人类情怀，维护世界公义是应尽之份。在国内，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厘清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体系、结构层次、执行监察和运行效能，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历经实践检验，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也是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改革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正在进行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奋力提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社会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效能。在国际上，积极践行世界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一带一路”开启全球治理模式的地域探索。以“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为承载，从中国出发，一头连着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通向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不把中亚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和经济发展的“洼地”，而是依托运输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的区位合作为平台，致力于维护开放型经济与全球自贸体系，实现各国经济提速发展的宏大愿景，使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国家经济潜力充分彰显，政治互信更加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文明互鉴更加多元，共同打造经济融合、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倡导所有国家求同存异，同舟共济，超越狭隘的一国私利，以天下为公之道，共同呵护和建设好荣损与共的地球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科技要创新，首先要注重基础教育，打好基础，要用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基础研究，只有基础研究充分、牢固，创新创造才能展开，科技发展才能行稳致远。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养成学生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并不是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持否定态度或吹毛求疵，而是保持敏锐的思维、好奇的探究，全面考虑各种可能的观点和解释，不拒绝非流行的观点，同时保持反省，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偏见歧视，自觉避免或减少这些对判断的影响。在追索问题中，尝试用不同角度看待问题，通过评估、比较、分析、探索，理性的批判伦理道德或学术观点，识别推理和逻辑过程中的错误，愿意用多种方法解决问题，并更加关注寻求真理。培养学生的辨别力、洞察力、判断力是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是科学探索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科技创新的源泉。最后，培养学生顽强拼搏和越挫越勇的意志，敢于接受挑战，不怕失败，敢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在国家容错纠错机制保障下，既不知难而退，也不半途而废，而是敢于担当，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滩，保持逆流而上的勇气和愈挫愈勇的坚韧，将“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作为信念，始终秉持“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雨兼程是状态”，具有攻坚克难、顽强奋斗的意志和乐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