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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现场、文本细读对鲁迅《明天》的再解读

2022-11-23

保定学院学报 2022年3期
关键词:罗家伦宝儿新潮

赵 蕾

(华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河北 廊坊 065201;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鲁迅的小说《明天》自发表以来,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施蛰存的“性爱说”[1]、陈西滢的人与人隔膜冷漠的“人生悲剧说”[2]、龚莺揭示旧式妇女受压迫的“妇女解放说”[3]及阎浩岗的“母爱亲情说”[4]等,都是研究者对小说进行的多维解读。新时期以来,随着文艺思想的活跃,批评视角更加多元丰富,为研究《明天》提供了新思路。本文秉承“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首先理解并说明鲁迅和他的创作意图”的原则[5],深入考察鲁迅创作这篇小说的历史现场,梳理《明天》的创作动因和文化语境,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解析小说的人物形象、主题指向与叙事特色。

一、对《明天》创作现场的历史回顾

鲁迅小说《明天》最初发表于1919年10月北京《新潮》月刊第2卷第1号。该杂志于1919年1月创刊,主要创刊人为当时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人。刊物以“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文义,革新的文词”为宗旨,极力追随《新青年》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虽是学生刊物,但颇富号召力,在社会上的反响一度和《新青年》旗鼓相当,甚至“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人的同情更多一点”[6]140。鲁迅在《新潮》刚刚创刊时就对其有所关注并给予高度肯定,他在1919年1月16日给许寿裳的信中说:“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作所,间亦杂教员著作,……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7]鲁迅不仅一直关注《新潮》,还与傅斯年保有书信往来,1919年5月《新潮》第1卷第5号曾刊发鲁迅写给傅斯年的信,其中婉转批评了杂志出现的不良倾向,细致地点评了《新潮》刊发的部分文学作品,希望年轻作者们在创作“纯粹科学文”时,“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8],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新潮》办刊的意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作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为拯救民族危亡奔走疾呼,《新潮》月刊一度停刊。由于主任编辑傅斯年6月份毕业且忙于出国留学事宜,复刊《新潮》的事务便交由罗家伦主理。对于办刊,罗家伦素有想法。1919年4月,他曾在《新潮》上发表题为《今日中国之杂志界》的文章,批评商务印书馆的几种杂志是“杂乱”派办刊的代表,借以抨击当时杂志界守旧僵化之种种现象。此次复刊主办《新潮》,罗家伦更是精心筹划复刊号的选题、选稿。鲁迅的《明天》之所以会发表在1919年10月的《新潮》复刊号,便与罗家伦亲自约稿密切相关。据《鲁迅日记》中的记载:罗家伦在1919年7月1日上午曾与孙伏园一起来鲁迅家中拜访。而7月8日晚上,鲁迅托钱玄同“寄交罗志希信并稿一篇”[9],虽因鲁迅与罗家伦通信的遗失不能获悉其中更多具体内容,但其中的“稿”应该就是后来发表在《新潮》复刊号上的《明天》。

罗家伦在这期复刊号主打“妇女解放”主题,亲自撰写了万余字长文《妇女解放》,登载的文学作品除诗歌之外还有小说三篇,分别为Ks(汪敬熙)的《砍柴的女儿》、俞平伯的《炉景》和鲁迅的《明天》,另有潘家洵翻译的话剧《华伦夫人之职业》。其中《砍柴的女儿》将礼教化身为“丑陋的老太婆”,控诉其将自由快乐生活的少女逼迫烧死的故事。《炉景》以对话的形式讲述有钱的丈夫买贫苦人家的女儿做妾“不过是当个玩意”,而太太因为经济不独立也只能接受。《华伦夫人之职业》是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著名社会问题剧,讲述接受新思想洗礼的新女性摆脱对家庭和男性的依赖,独立奋斗追求自我价值的故事。不难确定,鲁迅的小说《明天》作为《新潮》复刊号主打作品,其“妇女解放”的主题是毫无疑义的。

罗家伦如此看重妇女解放问题并以之作为复刊号主题并非偶然,既缘于其个人对该问题的持续关注,同时也与《新潮》杂志之前的办刊经历有关。早在1918年,罗家伦就曾和胡适共译易卜生被誉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的代表作《娜拉》,并于当年6月15日在《新青年》第4卷第6期的“易卜生专号”发表。1919年3月《新潮》第1卷第3号发表他的小说《是爱情还是痛苦》,揭示当时青年男女遭受婚姻束缚的痛苦。5月11日,罗家伦在《晨报》发表文章《大学应当为女子开放》,这篇文章为“鼓吹”大学开女禁而作,开宗明义地提出“在这解放时代,女子问题实在是最重要的问题”。6月初美国哲学教授杜威来北京讲学,其夫人作为女权运动者在北京女子高级师范学校发表演讲《初等教育》介绍美国儿童教育,次女露丝(历史学家)与同行教授史密斯夫人也各有一场公开演讲,由胡适口译,罗家伦记录后发表。她们提及美国“现在的女子教育,从初等起至于高等,都完备不遗。这是世界人类的进化。而盼望中国的女子,早早有这种光明”[10],这更加推动了罗家伦提倡“女子教育”、宣传妇女解放的想法。另外,罗家伦在回忆傅斯年的文章《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中曾提及与傅斯年办《新潮》时“我们甚至于主张当时最骇人听闻的妇女解放”[6]139。罗家伦之所以有此说,还有着一段《新潮》办刊的典故。他在1931年口述文章《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中曾回忆:1919年2月《新潮》第1卷第2号发表了叶绍钧的文章《女子人格问题》,主张女子人格独立,因此被京师图书馆馆长江瀚拿去给当时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并声言“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那还得了”,于是徐世昌拿这本《新潮》转交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处理,“傅示意于蔡孑民,要他辞退了两个教员,开除了两个学生,就是当时所谓四凶,这两个是《新青年》的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蔡孑民先生当时坚持不肯,他复林琴南的那一封信,不只是对林琴南说话,并且是对徐世昌而发的。林琴南的背后是徐树铮,也就是段祺瑞,是代表当时军人派之意见;而徐世昌也是所谓北洋文治派的领袖,当时北大同时受北洋文武两派之反对,其情形之危险也可想而知了”[11]。据罗家伦的这番追述,其人其刊因为发表妇女解放的言论曾遭到政府高层的极力反对,其中授意被开除的两个《新潮》编辑,就是他和傅斯年,因蔡元培坚决反对才未施行。妇女解放引起的轩然大波给罗家伦留下深刻记忆。因此,历经五四运动而更加勇毅成熟的罗家伦,特意在《新潮》复刊号高举妇女解放大旗是别有深意的,这代表了其个人和刊物面对当局的态度和立场。为了站稳脚跟、扩大影响,寻求鲁迅这样新文学名家的帮助当然是上策之选,所以才有了他对鲁迅的约稿。

就鲁迅方面而言,他创作小说《明天》供稿给《新潮》发表也有各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当然是源于鲁迅对《新潮》杂志及办刊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的肯定,对《新潮》复刊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则与社会潮流和鲁迅自身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持续关注有很大渊源。妇女解放的呼声,早在戊戌变法前后既已形成过风潮,但多拘泥于“缠足穿耳”等妇女受迫害的具体问题上。辛亥革命时期,发展到“妇女是以变相的男子而求平权”[12],最著名的当是“女界英雄”沈佩贞为求参政权而脚踢议院门口守卫事件[13]597,虽轰动一时但终以闹剧而收场。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自创刊之日起就将妇女问题列为重要议题,特设“女子问题”专栏,掀起妇女问题的讨论,广泛加深了人们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和认识。五四运动中,女学生、女工人积极参与爱国活动,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妇女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进而引发新一轮的妇女解放热潮。而通过妇女问题观察剖析社会、批判旧礼教,也是鲁迅创作的一个重要视点。鲁迅在1918年7月发表第一篇白话论文《我之节烈观》,深刻批判“表彰节烈”的反动政府,揭露礼教对女性的迫害;在1919年1月发表的《随感录四十》中指出,“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进而发出“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14]322-323的呼喊。

通过上述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可以确定,鲁迅的《明天》就是应罗家伦约稿为《新潮》杂志的“妇女解放”主题所作,其创作动机和主题意向与五四运动后新的妇女解放热潮紧密相关。

二、对小说人物象征意义的文本细读

鲁迅的小说代表了新文学创作的高度,文化启蒙是贯穿其所有小说作品的思想内核。这篇“应约而作”的《明天》是新文化运动中较早关注妇女解放问题的小说作品之一,是鲁迅呼应五四运动后新一轮妇女解放热潮,从文化启蒙的深度对妇女问题所作的一次文学剖析。正如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何小仙》中所说:“《明天》是一篇很阴暗的小说,……这里并没有本事与模型,只是著者的一个思想借着故事写了出来,所以这与写实小说是不一样的。”[15]35这里明确道出了小说《明天》借故事阐释思想的文本特征,而这个思想就是以妇女解放切入批判封建礼制、揭示蒙昧国民性的文化启蒙。比照鲁迅其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我们会发现,单四嫂子没有子君的自我觉醒与抗争,也缺少祥林嫂、爱姑身上浓厚的悲剧意味,人物塑造也谈不上鲜活丰满,她更大程度上是文本叙述的线索人物,作为母亲、女性、邻居等不同角色在不同情境下与他人发生关联。作者借由她的丧子遭遇、精神反应及与周围人的交往和关系,辐射揭示出陈腐而强大的封建文化场域的存在,牵衍出旧中国女性问题背后封建礼教与蒙昧国民性的大罗网,在这暗黑高压的封建铁屋中,所有人都沦为吃人社会的牺牲品而不自知,都成为吃人者甚至自食身心而不自觉。

单四嫂子作为母亲,在儿子宝儿病后求神签、发愿心,喂吃单方、贻误病情,拿出全部积蓄抱着宝儿问诊中医,让毫无医术医德的何小仙要了宝儿的命,相当于间接害死宝儿。对比于祥林嫂不熟悉深山生活导致狼吃掉阿毛的偶然性悲剧,宝儿的死则完全是由单四嫂子等人的封建愚昧造成的社会性悲剧,愚昧无知的母亲直到儿子死去也不会去想、也想不明白儿子为何而死,儿子的死、自己的不幸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那无德无术的庸医面对幼小生命的逝去则早已习以为常,不会有丝毫的愧疚和改变。这样的情形下,类似悲剧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而且将会继续发生下去。

埋葬宝儿是简短的《明天》中最重要的情节之一,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老拱》中提到《明天》中隆重地埋葬宝儿等一系列情节“这在当时都与实际不太相符”,“如照事实来讲,不可能有那么的排场。宝儿死时说是三岁,照乡下通例,是不算怎么一回事的,这就是说简单包敛掩埋,不大要多少人帮忙的,费用或者只是几百文吧”[15]37。刘洪强就此曾考证“《明天》最核心的来源是《金瓶梅》中的李瓶儿丧子”,认为这“与实际不太相符”的情节产生原因“是鲁迅直接借鉴于《金瓶梅》,而不是取材于现实生活”[16]。笔者以为《金瓶梅》中官哥的丧事是西门庆按自己的主张完成,以西门庆的富庶,隆重发丧夭折的儿子是完全说得通的。但是鲁迅笔下宝儿的丧事,基本是在王九妈的主持下,由鲁镇上的一干人等集体完成的,所以这一幕和实际不相符的情节,不是借鉴于《金瓶梅》,应是鲁迅有意为之,借宝儿的丧事以展现王九妈、咸亨老板等鲁镇一干人的行为、态度,从而详尽展示封建礼教对人的扭曲和钳制。在办丧过程中,王九妈是绝对的主角,她对宝儿的病情一无所知,对丧礼礼数却了如指掌,办丧中“气愤愤”地脱开单四嫂子,对单四嫂子孤苦凄凉的心境和生存状态全然麻木不觉,却更看重办丧礼数的周到与否。而单四嫂子自己不仅对宝儿的死没有反思,对自己生存境况也浑不自觉,“现在的事,单四嫂子却实在没有想到什么”。依此看来,单四嫂子如果有幸活到老,很可能就是又一个王九妈。两人行事完全遵从旧道德、旧礼教的习惯和规范,恪尽礼数、遵从维护,无丝毫反思觉悟之念。与单四嫂子间壁而居的咸亨酒店老板及其他帮忙处理丧事的人,也都以礼教虚伪的“热心”,打着“帮忙”的幌子,洗劫了单四嫂子仅有的财物。一干人等统一遵从陈规旧礼,在意丧礼各项环节,对单四嫂子却没有丝毫源自人性的体恤和关心,丧事结束之后便麻木冷漠地“终于都回了家”。而也只是在这时,单四嫂子才强烈感受到“这屋子太静,太大,太空了”。这场丧礼集中展现了单四嫂子与鲁镇一干人等的关系,揭示了鲁镇人在封建礼教下,人性的沦丧和情感的异化,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人与人隔膜、冷漠的社会关系。

《明天》中两个“重要人物”是蓝皮阿五和红鼻子老拱,单四嫂子在文本中以女性的性别存在与他们发生关联。以往的分析多简单地认定他们就是只想着占便宜的流氓,并以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的意见①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曾提到:“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23页。来说明其引诱单四嫂子而又不承担恶名和责任,进而更深入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不公的压迫,凸显单四嫂子被欺凌的无助。但是细读文本会发现,站在蓝皮阿五、红鼻子老拱们的立场出发,如果他们仅仅是想调戏引诱单四嫂子的流氓,是没有必要、也不会在咸亨酒店一再关注单四嫂子的动静的。《明天》开篇即是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在咸亨酒店注意隔壁单四嫂子那里没有声音,两人揶揄“你又在想心思”。宝儿刚死,听到哭声冲进来“门内是王九妈蓝皮阿五之类,门外是咸亨的掌柜和红鼻老拱之类”。小说结尾,宝儿离开单四嫂子的晚上,老拱的小曲早已经唱完,出了咸亨酒店,“却又提尖了喉咙,唱到:‘我的冤家呀!——可怜你,——孤另另的……’蓝皮阿五便伸手揪住了老拱的肩头,两个人七歪八斜的笑着挤着走去”,老拱出了咸亨酒店这段唱给单四嫂子的暧昧唱词,明显蕴含着对单四嫂子孤苦无依状态的怜悯意味,虽然以尖声小曲的方式唱出来看似油滑不安分,但是作为老拱最常用的表达方式在此也是自然不过的。从这段怜悯的唱词中我们看到了蓝皮阿五、红鼻子老拱身上正常人性的一面,简单将他们定义为是麻木的看客、不知廉耻的流氓、封建礼教帮凶的看法是片面的。我们不妨从社会与人性的双重角度细致解读他们在文本中的生存命运和象征意义。

从社会的层面看,礼教节烈的主要指向是女性,“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14]117的节烈观让女性承受之苦令人发指,但是和婚恋相关的节烈却并非仅仅关涉女性。在对封建礼教具有重要意义的《二程集》中曾明确论及:“孀妇于理似不可娶,如何?”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道:“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17]清初的方苞在《岩镇曹氏女妇贞节传序》中记录:“盖夫妇之义,至程子然后大明。……其论娶失节之妇也,以为己亦失节,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则村农市儿皆耳熟焉。自是以后,为男子者,率以妇人之失节为羞而憎且贱之,此妇人之所以自矜奋与!”[18]可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男女都有份的。因此在“有些古风”的鲁镇上,一方面单四嫂子在丈夫死后就只有守节一条路,面对蓝皮阿五们的骚扰,作出的反应是抗拒性地“十问九不答”,即便需要帮助,内心里“却不愿是阿五”,丝毫不敢有任何越雷池的想法和举动。而蓝皮阿五、红鼻子老拱们,他们有正常男性的欲望和组建家庭的社会需求,但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他们经济条件以及周围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只有资格‘想’女人,而没有资格得到女人”[19]。在“有些古风”的鲁镇上,他们可以“想”的女人、可能的婚恋对象也只能是像单四嫂子这样孤零零的寡妇,在整个鲁镇只有蓝皮阿五、红鼻子老拱们,真心不愿意单四嫂子做遵从传统礼教的节妇烈女。他们面对礼教束缚虽有避重就轻的痞性和个体心性的欲望,却没有冲破礼教束缚的自觉和勇气。所以蓝皮阿五只是在单四嫂子确需帮助的时候,趁机突破一下男女授受不亲的大防,红鼻子老拱也只敢在黑夜之中借着小曲表达自己的心意,此外就只能压抑真实的情绪和欲望,在咸亨酒店以喝酒来宣泄自己的生存苦闷。由此看来,蓝皮阿五与红鼻子老拱们同样也是深受礼教之苦而无力挣脱的受害者。

正如萨特所说的“在与他人的联合中发现我们自己”[20]。《明天》通过对单四嫂子与他人交集关联的叙述,主题指向远远超出妇女解放的范畴,在更广泛的层面深刻揭示了封建礼教对人的压制和迫害,刻画出愚昧、麻木的社会众生相,让读者赫然发现各色人等在旧道德、旧礼教的钳制下沉沦于“吃”与“被吃”的生存绝境,藉此发出每个人都“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地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13]598的启蒙呼声。

三、对文本内外世界意义指向的叙事分析

德国汉学家顾彬提出,鲁迅的《呐喊》“娴熟地驾驭了把内外世界相结合的技巧”[21]。据此启示,我们可以用文本“内外世界”的视角深入审视《明天》的叙事技巧及其文本意义。单四嫂子等各色人物生活的鲁镇社会构成小说文本的内世界,而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妇女解放、思想启蒙、社会变革的时代潮流则成为文本外世界的典型特征,作者在建构小说文本连接内外世界的同时,又着意以叙事冲突、叙事镜像和叙事隐喻制造文本叙述张力,传达其关于内外世界差异的强烈暗示,在叙事策略和意义指向上颇具“鲁迅特色”。

一是以叙事者身份介入文本内世界的叙事冲突,构成作者关于外世界女性个体意识的反讽。小说文本中的单四嫂子并不“粗笨”,在丈夫死后能够纺纱线养活自己和宝儿,宝儿生病后多方设法医治,应对蓝皮阿五的骚扰坚决而得体,在丧子之痛中流露出细腻的母性情感。但是作者却一再借用叙述者的角色介入文本,多次强调单四嫂子的“粗笨”,甚至直接说明“我早已经说过,他是粗笨女人”,这颇具反讽意味的冲突性叙述,形成小说内外世界交界的文本缝隙,暗示了文本内外世界的差异。有生活能力、有细腻情感、行为得体的单四嫂子是文本内世界的人物描述,而“粗笨”的界定则是外世界作者的观感。单四嫂子粗笨之处在哪里?是什么造成了她的粗笨?这样的差异反映了作者在作品建构中的思考,既而造成阅读的疏离和疑问,引导读者穿越文本内外世界寻求答案。答案当然就在文本中:单四嫂子“粗笨”在不学无识、愚昧奴化;而造成她“粗笨”的原因,不是有形的哪个人、哪件事,而是代代沿袭的封建旧道德、旧思想。在旧秩序的钳制下,单四嫂子们头脑中的奴性已根深蒂固,只有一条“粗笨”顺从的死路。也正因如此,文本中的单四嫂子无论是对儿子的死还是对个人的处境都茫然混沌,更丝毫提不到反思和改变,作为“悲惨的弱者”,她不是常规表述的“无力呼号”,而根本就是“无由发”也“不想发”出呼号。这种“粗笨”顺从的心理范式是鲁迅对于妇女问题最关注、最痛心、阐释最多的层面。也正是从这毫无自我意识的单四嫂子开始,鲁迅在小说中对各类顺从缄默的女性心理陆续进行多侧面、多视角的挖掘与批判:无论是寄托希望于“偶像”的祥林嫂和爱姑,还是勇敢踏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第一步的子君,她们的人生悲剧固然是社会“罪与罚”的恶果,但个体性自我意识缺失,困窘于封建礼教集体无意识的麻木、顺从与蒙昧,也成为她们深陷悲惨命运而不能自拔的重要因素。解决妇女问题需要的不仅是社会力量的释放,更离不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立足“人的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对旧中国女性心理特征的揭示和批判,成为鲁迅“立人”思想在妇女解放思潮中独具深度的探索和贡献。

二是以内世界人物关系微缩反映外世界社会关系,在叙事镜像中凸显妇女问题的社会性。小说文本以地位卑微、命运悲惨的单四嫂子为子治病和举办葬礼作叙述线索,集中展现了“有些古风”的鲁镇世界中各色人物形象,并以单四嫂子为连接点建构起人物间的关系网络,深刻揭示了“古风”之下人与人关系的畸形本质,小说内世界的情节和人物成为外世界社会关系、生存状态的镜像和隐喻。在单四嫂子空间轴上的每个人都是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的成员,同时每个人又都是蒙昧可悲的受害者。这个由单四嫂子、宝儿、何小仙、老拱、阿五、王九妈、咸亨掌柜等组成的并不复杂的人物网络,借由一场内世界的悲剧、闹剧,成为外世界社会的微缩映射,立体呈现出外世界庞杂的社会关系以及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回顾《明天》的创作背景,从反对妇女缠足、批判妇女节烈观到五四运动后掀起新一轮妇女解放热潮,妇女问题一直是清末到五四时期社会变革的焦点,变革者们深切看到了旧礼教、旧制度下妇女遭受的痛苦,频频开出妇女解放的药方。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下药”远远未能触及妇女问题的关键。比照同时期《这也是一个人?》《是爱情还是痛苦》《炉景》《砍柴的女儿》《贞女》等女性题材小说,鲁迅清晰地意识到女性问题的根本不全在于性别待遇的差异,而关键是社会文明的落后与国民性的蒙昧,没有整个社会系统的救治,妇女问题绝得不到彻底解决。因而《明天》在主题指向、思想内涵上更加深刻地关注了封建伦理对包括女性在内的全体社会人个体精神的压抑和钳制,从深层社会关系、文化伦理的层面揭示出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并将妇女解放纳入“人之解放”的大命题进行全面思考。这与马克思关于“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22]的观点是一致的。

三是以“暗夜”与“明天”暗示内外世界多维的意义指向,在叙述隐喻中折射出丰富的文本内涵。《明天》是一篇简单平淡却引人探究的短篇小说,情节与人物都很简单,人人都读得懂,但文本蕴含的隐喻象征却又使得人人都不尽懂。小说结尾处点题的一句“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更是引发无数读者不尽的联想与感慨。在文本内世界,单四嫂子在朦胧中睡去时已至深夜,鲁镇和鲁镇上的人们都落在了寂静里,“暗夜”与“明天”指代了时间意义上的黑夜与白天;而在此基础上,人们又很容易将“暗夜”与鲁镇世界的蒙昧、落后联系在一起,而“明天”则对应打破这蒙昧暗夜的未来和希望。类似《野草·这样的战士》中由“无物之物”组成的“无物之阵”,“古风”笼罩下的鲁镇,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早已内化于每个人的头脑身心之中,每个人都深受毒害而不自觉,旧礼教、旧思想的“无物之阵”无处不在,这孤寂、冷漠、异化的内世界,还有走向觉醒、打破枷锁、改变明天的希望和可能吗?由此看来,小说的结尾点题,当然是在提示“暗夜”会变成“明天”,“明天”是由“暗夜”而来,但阴暗的色调则更加强烈地暗示内世界的鲁镇和外世界的中国由“暗”到“明”的艰难性、复杂性,流露出作者对于文本内外世界未来的怀疑、矛盾和苦闷,几千年来深入人心骨髓的旧账又岂能轻易一笔勾销。事实上,这暗色也一直是鲁迅大部分小说作品共有的底色,从试图呐喊、唤醒“铁屋子”的敲钟人到荷戟独彷徨的受伤战士,久经人情世故、革命变故的鲁迅,面对妇女解放、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努力与阻力,又何尝不是在希望与绝望中抗争,这意味深长的“暗夜”和“明天”正是作者内心绝望与希望之辨的象征性隐喻。而赋予小说标题以光明之义,《明天》题名本身就表达出作者对未来希望的看重和期待,这希望既是针对文本内世界的鲁镇,更是有意为《新潮》那些有志改造社会的新青年读者“加一点积极成分”[23]。当然,我们也不妨理解为是作者藉此为在暗夜之中搏击虚妄的自己所添的一丝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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