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凯峰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宋代，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林立，海外贸易繁荣，宋朝与周边政权和海外诸国的外交往来和军事战争极为频繁，由于各民族和政权语言不通，因而催生出大量从事不同语言翻译和解释工作的人，这类人在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方面表现活跃，成为研究宋史的重要窗口。学界对宋代译者研究较多①参见崔峰《宋代译经中梵语翻译人才的培养》，《五台山研究》2009年第3期；乌云格日勒、宝玉柱《宋辽金时期翻译制度初探》，《语言与翻译（汉文）》2010年第4期；程民生《宋代的翻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姚腾《唐宋国际五台山巡礼之口译者考论》，《五台山研究》2020年第2期；贺爱军、侯莹莹《宋明时期译者的地理分布规律索隐》，《上海翻译》2020年第2期等。，或从制度层面探讨宋代官方翻译问题，或从群体视角分析译者的能力，但对宋代译者的源流和内涵、职业和作用、出身和地位等问题，研究尚显不足，仍有可补充之处。

一、宋代译者的源流和内涵

译者是指翻译和解释不同语言或方言的人。译者起源很早，至西周时期，精通四方语言的译者，已得到统治者重视，被纳入官僚系统，但因译语不同，称谓各异。秦汉以来，随着语境的变动，译者内涵被扩展和重构，至唐宋时期基本定型，不仅包罗四方，而且不分远近，周边民族语言、海外诸国语言、地方土著方言、梵语佛经的翻译者，皆可称之。

（一）宋代译者的源流

译者起源很早，先秦时已出现翻译官，据《礼记正义》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孔颖达疏曰：“通传东方之语官谓之曰寄，言传寄外内言语；通传南方语官谓之曰象者，言放象内外之言；其通传西方语官谓之狄鞮者，鞮，知也，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其通传北方语官谓之曰译者，译，陈也，陈说内外之言。”[1]537-538由此可知，周朝不仅设官员负责语言翻译，而且分工明确，按照方位不同，称谓也有差异，东语翻译官称“寄”，南语翻译官称“象”，西语翻译官称“狄鞮”，北语翻译官称“译者”。另据郑玄对《周礼·象胥》的注解，可知因“周之德先至南方”，因此“象”可视为翻译官的统称[2]1315，具有更高的地位，内涵更为宽泛。

秦汉以来，随着中原王朝南部疆界的基本定型，南方诸族已基本纳入中原版图，华夏族的外交趋向和民族重心逐渐转移到北方，使翻译北语的“译者”地位不断上升，逐渐取代“象胥”，成为翻译者的总称，如《说文解字》解释“译”为“传译四夷之言者”[3]86，就说明了这一点。唐宋以来，随着少数民族内迁和中外交往的政治需要，统治阶级对译者愈加重视。五代至宋的300多年中，关于译者的记载日益增多，译者的内涵也得到重新诠释，如周密《癸辛杂识》专列“译者”词条，并解释说：“北方谓之通事，南蕃海舶谓之唐帕，西方蛮徭谓之蒲义（去声），皆译之名也。”[4]89由此推知，至宋代，译者成为翻译官的统称，具体而言，翻译北方、西方、南方语言的译者，又可称作通事、唐帕、蒲义。

实际上，宋人对翻译者的称呼并不像周密说的那么严格，除“通事”作为北语翻译官较常出现于宋辽、宋金交聘中外，唐帕、蒲义并不常用，宋人更习惯于以“译者”统称之，不过在具体语境中略有差异而已，如译人、译语者、译语人、译语官、译语殿侍等。

（二）宋代译者的内涵

宋代怎样的人才可称得上译者呢？首先，指的是翻译宋朝周边民族语言的人，主要有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西夏语、吐蕃语、回鹘语等，如乾兴元年（1022）仁宗即位，辽国遣使朝贺，仁宗赐宴招待，两府宰执作陪，契丹使环视诸臣，询问译者曰：“谁是无宅起楼台相公？”坐中无人应承，丁谓让译者回答说：“朝廷初即位，南方须大臣镇抚，寇公抚南夏，非久即还。”[5]178契丹使所问“无宅起楼台相公”即寇准，被丁谓构陷，天禧四年（1020）罢相，后屡遭贬斥，仁宗继位时，正任雷州（今广东雷州）司户参军。在这次宴会的交涉中，译者搭建起了双方沟通的桥梁，而宋朝每年招待契丹、西夏、吐蕃、蒙古诸使的活动非常频繁，可以肯定，参与外交活动的译者数量众多。

其次，指的是翻译海外诸国语言的人，主要有阿拉伯语、印尼语、日语、印度语等。如至道元年（995），黑衣大食遣使入贡，译者代奏云：“父蒲希密因缘射利，泛舶至广州，迨今五稔未归。母令臣远来寻访，昉至广州见之。具言前岁蒙皇帝圣恩降赦书，赐以法锦袍、紫绫缠头、间涂金银凤瓶一对、绫绢二十疋。今令臣奉章来谢，以方物致贡。”[6]14119-14120黑衣大食指阿拉伯帝国阿拨斯王朝，都城巴格达（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由于陆上丝路不通，以黑衣大食为代表的海外诸国多选择海路至宋，宋朝商旅也常赴东南亚、日本、高丽开展商贸活动，因此，在东南沿海精通外语的译者也不在少数。

第三，是指翻译周边境内土著民族方言的人，主要有方言、刻木等形式。根据周去非的记载：“方言，古人有之。乃若广西之蒌语。如称官为沟主，母为米囊，外祖母为低，仆使曰斋捽，吃饭为报崖，若此之类，当待译而后通。至城郭居民，语乃平易，自福建、湖湘，皆不及也。其间所言，意义颇善，有非中州所可及也。……余又尝令译者以《礼部韵》按交阯语，字字有异，唯‘花’字不须译。又谓‘北’为‘朔’。因并志之。”[7]159-160淳熙八年（1181），周去非出任静江府通判，在职期间处理过一个刻木报案事件：

译者曰：“左下一大痕及数十小痕，指所论讐人将带徒党数十人以攻我也。左上一大痕，词主也。右一大痕，县官也。牵一线道者，词主遂投县官也。刻为箭形，言讐人以箭射我也。火烧为痕，乞官司火急施行也。板十余窍而穿草结绉，欲讐人以牛十余头，备偿我也。结绉，以喻牛角”云。[7]426

这类掌握原始交流方式者，也可看作是译者。

第四，译者还可特指翻译佛经的高僧，如僧赞宁曾写道：“东僧往西，学尽梵书，解尽佛意，始可称善传译者。”[8]3-4僧法云也说：“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9]671宋代佛经对魔波旬的记载各不相同，僧志磐认为这是“译者用义之不同”[10]41所致。显然，佛教领域的诸多译经者，也可纳入译者范畴。

综上所述，译者之称始于西周，西汉史料始有记载，特指翻译北方之语者。宋代译者的内涵扩大，所有翻译和解释不同语言和方言者皆可称之。具体而言，译者既可指宋朝周边民族语言和海外国家语言的翻译者，也可指宋朝疆域内土著方言的解释者和译经高僧。

二、宋代译者的职业和作用

宋代译者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或出使交聘，充当外交翻译官；或随军征伐，充当军事翻译官；或从事司法刑狱，充当外族人词讼翻译者；或从事边境互市贸易活动，充当外族商人的商贸中介；或翻译和解释不同语言，充当人际交流的媒介。总之，译者在宋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外交使者

宋代的对外交往事务非常繁重，不仅与辽、西夏、金、蒙古等周边政权外交往来频繁，而且与东南亚、南亚等地的国家维持着朝贡外交，因而宋代充当外交翻译官的译者数量最多。例如开宝八年（975），辽遣耶律霸德使宋，太祖“因令从猎近郊。上亲射走兽，矢无虚发，使者俯伏呼万岁”，耶律霸德深感佩服，于是私下对译者说：“皇帝神武无敌，射必命中，所未尝见也。”[11]344宣和二年（1120），宋派赵良嗣使金：

遂出御笔与金主议，约以燕京一带本汉旧地，约夹攻契丹取之。金主命译者曰:“契丹无道，其土疆皆我有，尚何言？顾南朝方通欢，且燕京皆汉地，当特与南朝。”[12]2388

大中祥符五年（1012），宋“遣指挥使杨知进、译者郭敏送进奉使翟符守荣还甘州，会宗哥怨隙，阻归路，遂留知进等不敢遣”[11]1951。大中祥符八年（1015），郭敏回朝，晓谕宗哥族，使开朝贡之路；次年又“遂遣郭敏赐宗哥诏书，并甘州可汗器币”[6]14116-14117。可见译者郭敏不仅兼通回鹘语、吐蕃语和汉语，而且可以单独充当外交使者，从事外交活动。

海外诸国与宋的朝贡外交中，译者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太平兴国二年（977），东南亚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渤泥国，遣使蒲亚利等贡玳瑁、象牙、檀香等，其奏表译为汉语云：“渤泥国王向打稽首拜，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又言：“每年修贡，易飘泊占城，乞诏占城今后勿留。”[13]205渤泥国奏表译为汉字，需要精通渤泥国文字的译者。大中祥符八年，印度半岛南部的注辇国王罗茶罗乍，派遣使者婆里三文等来贡真珠、衫帽各一，及真珠、象牙、香药等，译者道其言曰：“愿以表远人慕化之意。”[11]1948应是对注辇国语的口译。

宋朝在外交活动中的译者多数出现在外使入宋的活动中，这类译者身份高，作用突出，除充当使者幕僚外，亦有部分可直接充当外交正使，全权处理外交事务。

（二）军事交涉

宋朝周边政权林立，民族复杂，相互之间战乱频发，为了满足在军事交涉中对敌沟通的需要，多数统帅和军事征伐者都会随身带有翻译多种语言的译者，如雍熙三年（986），西南诸族发动叛乱，攻掠南宋州郡，宋朝出兵平叛：

夷人相顾惊曰：“中国官亦至此乎！”即发诸兵率象马数万，夜过江抵君所，长槊劲弩，环之数重。有译者泣报曰：“贼刻日且焚杀矣！”公叱曰：“尔敢为间耶！”因拔剑指曰：“来日渡江，敢复言者斩！”[14]94-95

绍兴四年（1134），金军进攻川陕门户仙人关，吴玠调兵遣将准备迎战，于是“遣统制官姓郭者往抄虏，至褒城界，遇浑女郎君部伍将归，与战，得生女真四十人，言皆不可解，使译者问之，始知虏人已引去数日矣”[15]67。嘉定十五年（1222），长春真人丘处机为阻止蒙古军杀戮，西行中亚面见成吉思汗，史载：

译者问曰：“人呼师为腾吃利蒙古孔（译语谓天人也)，自谓之邪？人称之邪？”师曰：“山野非自称，人呼之耳。”译者再至曰：“旧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阳师学道，三子羽化矣，惟山野处世，人呼以先生。”[16]62

成吉思汗西征，本很少见到说汉语之人，但其军中却有精通蒙古语和汉语的译者，由此可知，蒙古军中精通各类语言的译者不在少数，且类型多样。

在军队中服役的译者是军事统帅的随身幕僚，不会轻易离开主帅，或随主帅远征，或随主帅戍守边疆，其类型因作战地方语言种类的多少而有所差异，一般而言，军中的译者种类多，可翻译多种语言。这类译者不仅可以对敌沟通，亦可侦刺敌情。

（三）司法诉讼

宋朝边疆地带，生活着大量内附的少数民族，西北地区熟羌、蕃落遍布，西南、东南地区又生活着各类语言不通的土著居民。宋朝为了加强对这些民族的管理，缓和民族矛盾，采取夷汉共法的措施，因而在审判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司法纠纷时，尤其注重译者的职业水平和职业道德。

司法诉讼中的译者可以决定诉讼双方的成败，其语言翻译的准确性和职业道德的高低甚至决定诉讼者的生死，据《藏一话腴》引《松漠纪闻》云：

有外国人来广东，必重译而后辨其语。顷有索逋来投有司者，译人受债家嘱。时适久旱，有僧焚身而祷。就诬来投者，以为例欲舍身。太守不察其所以，竟叱诸卒推而焚之，终不能辨。生死之机，发于译者之口。今人秉佥拟之笔，专鞫勘之权。长史不审，而判照即行也。何异外人视译之言而生死哉？[17]23-24

由于部分海外国家的语言难以直接翻译成汉语，必须“重译而后辨其语”，因此在语言的多重转换中很容易出现误译，甚至与原意截然不同。因此，译者的水平和职业道德决定司法诉讼的公平性和客观性。宋朝统治阶级针对司法诉讼中的译者，制定了专门法律条文，加以规范和惩戒，力求减少涉及夷人和外族的冤假错案。如《宋刑统·诈伪律》载：“诸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贰等，译人与同罪。”此处“译人”指的是“夷人有罪，译传其对者”[18]344。《宋刑统》以《唐律疏议》为蓝本，对译者误译致冤者，也以唐律为据治罪，具体规定如下：

传译番人之语，令其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谓减所出入罪二等，译人与同罪，若夷人承徒一年，译人云承徒二年，即译人得所加一年徒坐，或夷人承流，译者云徒二年，即译者得所减二年徒之类，故注云谓夷人有罪，译传其对者。律称致罪有出入，即明据证及译以定刑名。若刑名未定而知证、译不实者，止当不应为法，证、译徒罪以上从重，杖罪以下从轻。[19]407-408

宋朝疆域内民族众多，各有民族语言，多不通汉语，且因区域差异，同族间也会有语言隔阂，因此宋朝州县官署中，多设有精通民族语言的译人。

司法诉讼中的译者负责在刑案中与不同语言的民族沟通，可翻译夷人的供词、证词和自辩语。宋朝政府对这类译者要求极为严格，不容出丝毫差错，且以极为严密的司法惩戒条例加以规范，充分体现了宋朝对法制的重视和对民族问题的高度关注。

（四）商贸中介

宋朝虽与周边民族和政权之间战争频发，但双方之间的互市活动从未终止。随着航海技术的有效提升，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宋朝的海外贸易非常发达。这就推动专门从事商贸中介的译人的出现。

淳化元年（990），生活于川西的邛部蛮首领“诺驱自部马二百五十匹至黎州求互市，诏增给其直。诺驱令译者言更入西蕃求良马以中市”[6]14233。宋太宗封诺驱怀化大将军，其部属、子孙等191人皆封官，以示加恩。诸如邛部蛮这样的沿边少数民族，大多不通汉语，他们与汉人的贸易必须通过译者才能进行，也就是说，译者是互市贸易的重要前提。

边境互市必须以译者充当谈判媒介，译者的职业道德决定边境互市能否顺利进行，如绍兴四年，宋朝将广西买马司移于邕州（今广西南宁），负责与西南诸部族战马互市，史载：

岁捐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语不通，一听译者高下其手，吏因缘为奸，非守倅廉明则弊幸滋甚。凡蛮人将以春二月市马，必先遣数十骑至寨，谓之“小队”，如先失其心，则马不至矣。[20]590

邕州博易场的发展，使邕州的互市贸易日益繁荣，译者趁机“平价交市。招马官乃私置场于家，尽揽蛮市而轻其征，其入官场者，什纔一二耳”[7]194，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

宋代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十分频繁，前文所介绍的黑衣大食、阇婆国、注辇国等都是因海外贸易而催生的。远离中原或不常往来的外族，其与汉族的交流极为困难。如景德元年（1004），日本国僧寂照等八人来朝，却“不晓华言，而识文字”，故问答只能以“笔札”的形式进行[20]8928。后晋天福十二年（947），辽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同州郃阳（今陕西合阳）县令胡峤为翰掌书记随入契丹，记载见闻道：

契丹尝选百里马二十匹，遣十人备乾面北行，穷其所见。其人自黑车子，历牛蹄国以北，行一年，经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为屋，其语言无译者，不知其国地、山川、部族、名号。其地气，遇平地则温和，山林则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铁甸语，其言颇可解，云地名颉利鸟于邪堰。[21]907-908

由此可见，距宋的远近程度决定译者的数量和职业水平。临近宋朝边界的互市译者属于官方性质，数量较多，职业水平和职业道德被严格规范。远离宋境、少有往来的西伯利亚、日本等国，缺乏相互交流的译者群体，其偶然的交际多依靠民间译者进行，职业水平较为有限。

三、宋代译者的出身和地位

宋代的译者主要从事周边少数民族、海外诸国语言的翻译工作，此外还包括宋朝内部土著居民方言和刻木记事的解释工作。由于这些少数民族、海外商贾、僧侣、游民、土著居民几乎全部生活在宋朝四周的边疆地带，故译者也主要出现在与之相对应的宋朝边疆地带。

北宋时期，燕云十六州作为契丹与宋之间缓冲的交界地带，此地区的汉族多精通汉语和契丹语两种语言，故中原与辽交涉中的译者多为燕云和定、代地区人士。例如：

刘重进，幽州人，本名晏僧。梁末隶军籍。晋初，以习契丹语，应募使北边，改右班殿直，因赐是名。迁西头供奉官，再使契丹。契丹主以其敏慧，留为帐前通事；俄南侵，署重进忠武军节度。[6]6044

（耿延毅）皇祖讳崇美。家于上谷。……聪敏绝伦。晓北方语，当李唐末。会我圣元皇帝肇国辽东。破上谷。乃归于我。初授国通事。应天皇后器之。恩抚有加。[22]118-119

此外，耿延毅祖父耿崇美也是“善骑射，聪敏绝伦，晓北方语”，曾担任通事职务，多次随辽太祖、太宗南伐中原，进行交涉，据《资治通鉴》记载：辽会同十年（947），辽太宗“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诱谕其众，众皆降；璘不能制，遂为崇美所杀”[23]9565。政和七年（1117）四月，宋朝派武义大夫马政、平海军卒呼延庆等出使女真，商讨攻辽事宜。平海军治登州（今山东蓬莱），是宋朝与女真交往的门户，呼延庆长驻登州，与女真必然有所接触，故“善外国语”[24]3，懂女真话，这是其能出使的主要因素。

宋朝西北地区的汉族、吐蕃、党项和回鹘各民族杂居，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中，这里多有精通党项语、吐蕃语、回鹘语和阿拉伯语的译者。如真宗朝时，秦凤经略使曹玮奏曰：

以镇戎军据平地，便于骑战，非中国之利，请自陇山以东，循古长城堑以为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习障塞蹊隧，晓羌语，耐寒苦，官未尝与兵械资粮，而每战辄使先拒贼，恐无以责死力，遂给以境内闲田。[6]8984-8985

庆历六年（1046），西夏遣“杨守素持表及地图来献卧尚庞、吴移、已布等城寨九处，并理索过界人四百余户。然所献城寨并在汉地，但以蕃语乱之，其投来边户，亦元属汉界，不当遣还”[11]3818。由此可见，秦陇地区习羌语、蕃语者数量极多，宋神宗时期，熙河经略使李宪建议“选择深晓蕃情及善羌语使臣三两人”[11]8301，联合河湟吐蕃首领阿里骨，夹击西夏，这里所谓的“善羌语使臣”应该也是在陕西招募。

宋朝海外贸易发达，故中外商人、僧侣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外国商人、僧侣和游民等大量定居东南沿海地区，促使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许多翻译海外诸国语言的译者。周辉在泰州（今江苏泰州）时，“倭国一舟飘汎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馆谷之。或询其风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译者，乃明州人，言其国人遇疾无医药，第祼病人就水滨杓水通身浇淋，面四方呼其神请祷”[25]35。淳化三年（992），爪哇岛阇婆国遣使朝贡：

先是朝贡使汎舶船六十日至明州定海县，掌市舶监察御史张肃先释奏其使饰服之状与尝来入贡波斯相类，译者言云：金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数往来本国，因假其乡导来朝贡。[20]9150

明州、泰州、广州等沿海诸州是日本、高丽和东南亚、西亚诸国泛海来宋的主要门户，精通海外诸国语言者多聚集于此。

西南各族成分复杂，语言各异，或以方言交流，或无文字，直接采取刻木记事之法以传递信息，故宋与西南地区的语言沟通多选择懂得汉语的当地人为译者。如至和二年（1055），邛部川蛮称安南侬智高欲寇蜀，知益州张方平“得邛部川之译人始为此谋者斩之，枭首境上，而配流其余党于湖南，西南夷大震”[11]4306。可见，邛部川的译人负责其语与汉语之间的翻译，所言所为都是在邛部川蛮首领的命令下进行，故其本身应是邛部川人。

由上可知，宋朝与周边民族及海外诸国之间交流的译者多出现在宋朝四周的边境地带。虽然译者在宋代的作用极为突出，但出身地域的落后性和边缘化，促使译者地位低下，其中多数是以俘虏、遗族、流民、商贾、贫民等充当，如后晋磁州（今河北磁县）人张砺被辽俘获，辽太宗待之甚厚，令其任通事，也就是翻译官，后张砺密谋逃归时被发现，辽太宗对通事高彦英说：“吾尝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若失之，安可复得耶？”对彦英加以笞刑，以示惩戒[26]23。统治者对译者也可随意惩罚，如嘉祐七年（1062），宋朝派张宗道使夏，与夏臣产生争执：

虏曰：“君有几首，乃敢如此！”宗道大笑曰：“有一首耳。来日已别家人，今日欲取宗道首则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恐夏国必不敢耳。”逆者曰：“译者失辞，某自谓有两首耳。”宗道曰：“译者失辞，何不斩译者，乃先宗道？”[27]870

显然，在张宗道看来，外交纠纷难以调和时，当权者经常归罪于译者，使其充当政治牺牲品。

宋代的译者多出身于四周的边界地带，由于地域关系的缘故，这些译者经常通晓多种语言，成为宋朝绥服境内诸族、开展对外活动的重要媒介，正因如此，部分译者跻身高层，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但绝大多数译者地位低下，常充当交涉双方冲突的替罪羊。

结语

译者起源早，最初指翻译北方外族语言者。秦汉以来，随着北方民族问题日益突出，译者的范围逐渐扩大，取代先秦时期“象胥”的地位，成为统指翻译所有外族语言的代名词。入宋以后，译者的内涵进一步发展，译者广泛活动于社会各个领域，不仅可指外族和外国语言翻译者，而且还包括土著方言解释者和译经高僧。他们或充当对外交聘和往来的使臣或其副手；或充当与周边民族或政权的谈判者；或可参与涉及夷人的司法诉讼，为夷人上陈词状、证词和辩护发言；或活跃于沿边互市和海外贸易活动中，充当平价者和语言沟通者。

宋代译者多出身在四周沿边地带，且因接触民族的不同，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和专业性。活跃于北疆的译者多精通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语言，称作通事；东南沿海地区的译者多能翻译日本、占城、渤泥、阿拉伯等海外诸国的语言，命以唐帕；西北边界的译者多通晓党项、吐蕃、回鹘等民族的语言，叫作蒲义；西南边疆的译者，熟悉西南诸族语和土著方言。这些译者虽作用突出，但身份低微，多由俘虏、遗族、商贾、游民等充当，为统治阶级的附庸，可被主人随意惩戒和处死。

宋代译者的大量出现，一方面说明民族问题突出、民族矛盾尖锐的社会困境，迫使宋朝不得不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另一方面表明了当时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有文化交流的动力与意愿。这种异质地域语言的交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途径，推动了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政治理想，从而促进了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