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帆

（百色学院，广西百色 533099）

当自然成为人们观察和描绘的对象，说明人类已经在认识和解读自然了。广西西部聚居着众多少数民族，其大量审美经验来源于自然界。这里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特色鲜明的生态意识，这种生态意识可以从民族传统服饰这一文化符号呈现。隆林各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隆林）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西北部。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隆林还保留着大量原生态的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苗族是生活于隆林的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其各个支系的服饰图案、工艺中，蕴含着大量的生态文化信息，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解读出这个民族对待自然的观念，以及很多源于自然的审美体验。传统服饰文化是苗族与自然界关系纽带的一部分，体现了苗族及其先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态度。随着世界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倡议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在此背景之下，本文拟从生态角度审视和分析隆林苗族服饰文化的生态意识，分析其形成的深层原因，探讨其推广应用价值。

一、隆林苗族服饰文化表达的主要主题

（一）关于迁徙记忆中自然环境的表达

隆林群山环绕，远离海洋，但是隆林苗族的服饰文化中却有关于海洋的描述。据隆林苗族服饰的非遗传承人李ZX口述，这表现了他们漂洋过海来到隆林的过程。隆林桠杈龙洒发现的杨姓《族谱》记载：杨氏祖籍山东，后辗转四川、重庆、贵州等省市，最后来到广西隆林。隆林苗族的服饰文化体现了苗族先民的海洋渊源与迁徙历程，他们用色块的方式表达了迁徙过程中自然环境色彩的体验。

如百褶裙是隆林苗族妇女特别喜爱的一种服饰，不同村寨的苗族妇女皆爱百褶裙。在一些学者的观点中百褶裙也承载了苗族人关于迁徙记忆的表达，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百褶裙的每一个褶都代表着苗族人翻过的每一座山，也有观点认为褶皱是关于水的一种表达，表示湖水的波浪纹，苗族用褶子表达自己对祖先所居住的洞庭湖的怀念。[1]39隆林苗族及其先民关于迁徙过程的图案源于对自然界的观察，苗族先民迁徙的路线自然条件艰苦，迁徙过程塑造了他们的自然审美观。

如被当地人称为“红头苗”的隆林苗族妇女制作裙子通常由裙首、裙腰、彩带、裙角4个部分组成，其中裙腰是蓝色蜡染画布，彩带宽约17厘米，舒展后长约6米，有白、红、黄三色刺绣。对于百褶裙中的黄色和蓝色两部分，有苗族群众认为其分别代表黄河和海洋。这种百褶裙制作工艺精湛，褶皱定型后立体感很强，但很难看清其间的蜡染图案。将百褶裙的褶皱展开，我们可以看到百褶裙的蓝色部分蜡染图案是以多个连续外轮廓是正方形图案组成，正方形的轮廓内是一些比较抽象的几何纹样。据隆林苗族服饰的非遗传承人李ZX口述，这些花纹体现了对海洋的记忆，描绘的是贝壳、海龟等海洋生物。

有的苗族裙子裙腰上的蜡染图案非常抽象，目前流行的很多图案已经较过去有所简化。其中，蜡染图案中的直线和曲线表达了走过的直路、弯路、河流等，而其中的圆点一说为“鱼子”。[2]209由于鱼的繁殖能力很强，很多苗族服饰蜡染中常用小点代表鱼子，这也是苗族及其先民生殖崇拜的一种表现。

虎眼花也是苗族裙子上的一种花纹。由于苗族先民长期生活在丛林地区，老虎常常出没，他们相信在服装上绘虎眼纹可以避开老虎的威胁。[3]在早期，苗族裙子裙腰蜡染中也常常出现虎眼花纹，同样表现了其先民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但是近年来裙腰蜡染中已经较少出现虎眼花纹，渐渐简化为形似太阳的小圆点。

（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表达

隆林苗族服饰上有特色鲜明的固定图案，这些图案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关于一些图案的意义也存在一些争议，但总的来说都与苗族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认识有关。各种类型的图案都是对自然元素的描摹，体现出苗族及其先民关于“天、地、人”三者融合的认识。

如有苗族村寨制作的服饰飘带上有一个核心的图案。这种图案外轮廓为方形，以米字分割成8等份，每一份内有旋涡纹1个，两两以细线链接的圆点12个，该图案被认为是服饰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其做工非常考究，乍一看很难弄清其工艺。这种具有立体感的花纹是以白布覆在黑布之上，用剪刀小心剪掉需要露出黑色底的部分，然后在白布的边缘小心地用细密的针法绣边才得以制作出来。据隆林苗族服饰非遗传承人李ZX口述，这种图案被认为是当地服饰的核心图案。在这个图案中，旋涡代表人的活动（一说代表田里的螺蛳），小点代表辣椒籽，而正方形中间米字型的线条代表犁地后在土地上产生的沟壑。这个图案表明了大地、动物、植物在当地苗族群众眼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万物互相关联共存的和谐关系。

有苗族村寨制作的服饰图案有秤钩花纹，当地人将秤钩花纹解释为杆秤的秤钩，其形状与土家族的“四十八钩”非常相似。苗族和土家族关于这种花纹的含义有很多解释，其中植物说认为花纹是对于钩藤的表达；太阳崇拜说认为其中的钩型象征着太阳和光明；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其代表着阴阳相合，其中的菱形象征“阴”，钩型象征“阳”，这两种形状结合在一起象征着阴阳相合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的理念。

（三）源于自我的自然审美体验的创造

苗族是一个爱美的民族，苗族妇女的传统服装上点缀着各种花纹给人以花团锦簇的感觉，这些花纹除了纯粹的装饰作用外，也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有苗族村寨制作的服饰袖子上的一段花纹形似牡丹。据李ZX口述，这一段花纹表现的是螃蟹花。不过，究竟是动物还是植物还有待考证。有苗族村寨制作的服饰花纹遍布整个传统服饰，图案上有瓜苗花、核桃花、芽口花、蕨菜花等花纹，其中瓜苗花用几何形精彩地表现了南瓜花自然形成的褶皱，体现出对于花卉形态的深入观察；芽口花体现的是植物的嫩芽；核桃花则抓住了核桃果仁的槽纹进行表现。这些纹样都是对于植物的表现，但是形态各异，抓住了不同植物的外形特征，是来自丰富自然审美体验的创造。

源于自我的自然审美体验的图案变化相对于关于迁徙记忆中自然环境的表达图案来说显得更为多样，这一类图案多为花草纹，而且会不断地改良更新。在苗族服饰的图案当中有些部分是一套服饰必须具备的，还有图案则来自服装制作者的创造，有一些花纹的含义难以考证，所以关于这一类的纹样，苗族女性很难说出具体的文化内涵，通常都会解释这些是根据平时看到的花花草草绣的。这类的图案在苗族服饰图案中占据了一定的比例，体现了源于自然的审美体验已经深入到苗族妇女的服饰文化之中。

二、隆林苗族服饰的生态审美文化形成原因探究

（一）享受自然带来的愉悦

自然给人带来的愉悦是人类共同的一种天性。路德维希·费尔诺在《罗马研究》一书中认为：“自然景色缓和了灵魂的激烈情绪，释放了灵魂的不安和紧张，将它分散的力量聚合在一起，邀它进入冷静的沉思，并且使它更有力量、更有生气、更振作起来。”[4]67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自然审美体验“表现在对自然界山水外在形式的自然美的自觉而普遍的赏玩、热爱、流连与追逐上，同时也体现在对自然事物（自然山水、自然风景等）本身的自然而然，天成天然的内在本性的自然美及其玄理的欣喜、体察、感悟与审美类比之中”[5]153。这种人类共通的愉悦审美体验，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隆林苗族服饰图案中有大量来于自然的元素。华兹华斯认为人类自然审美体验的第一个阶段是一种原始天然的“动物”反射，第二个阶段为自然是一种灵感的源泉，他在诗歌《廷腾寺》中写道：

轰鸣的瀑布

似汹涌激情，将我纠缠不舍;

(1) 在低周反复荷载作用下，节点试件破坏形态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即弹性段、带裂缝工作段、屈服强化段和破坏阶段，试件节点域主要发生剪切破坏，节点核心区剪切变形明显；

高山，巨石，幽深昏暗的丛林，

它们的形态和色彩，都成了我的

强烈的嗜好;那种爱，那种感性，

本身已令人餍足，无需由思想

给它添几分韵味，也无需另加

不是由目睹得来的佳趣。[4]16

在与隆林苗族妇女访谈的过程中，她们常常提到很多服饰上的花纹是“平时看到的花花草草觉得好看，我就想把它们绣出来”，这种不带功利性的单纯喜爱与华兹华斯在诗中提及的对自然物形态和色彩感官的体验是何其相似。

（二）源于对自然的深入认知与敬畏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图腾崇拜普遍存在。在苗族的《枫树歌》中，枫树和蝴蝶是苗族人的先祖，一些地区的苗族认为竹子是他们的图腾，由于图腾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保护神，所以他们对图腾有着一种敬畏和崇拜，这种崇敬表现在“在自己的身体上描绘或刻刺图腾的图形”“绝不允许随意杀害或毁坏图腾物”[6]47等方面，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隆林苗族的刺绣、蜡染中常出现蝴蝶纹样。苗族的信仰是一种“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出于这种崇拜敬畏之心，很多地方的苗族都会主动保护其生活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例如云南东北部的苗族认为造天地的神灵居住在石洞和树林里，因此要在村寨附近选一座山作为神山来祭奉，任何人都不能乱动山里面的树和石包，就连山里面长的草都不能动。[7]225-226贵州西北毕节、赫章、云南麻栗坡和砚山等地的苗族也有类似的习俗。此外，一些地区苗族群众将村寨、族人的运势与自然环境联系到一起，例如“广西融水县的苗族村寨有种植风水树的习俗。他们……在被视为有缺陷的地方种上树木，以保佑村寨平安”[7]228。这种认知虽然有其蒙昧的一面，但是也体现了苗族及其先民的原始生态意识。栖居之地生态良好，人们自然也就能有丰富的生活资源，保证这片土地上的人类的繁衍生息。

隆林苗族对自然界的情感不仅仅是精神上的畏惧，也有现实的原因。美国学者康克林在其《哈努诺人与植物界的关系》博士论文中，向人们展示了哈努诺人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在哈努诺人的语言中，有150多个名称表示植物的各个部分和属性，这为辨认植物和讨论区分各类植物提供了类目，并可以表明植物的药用和营养等方面的特性。[7]2与哈努诺人相似，苗族也是对自然界有着深刻认知的民族。苗族先民在迁徙过程中不断实践摸索，掌握了大量草药治疗方法，建立了庞大的自然医疗系统。自然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精神崇拜的对象和审美体验的来源，同样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熟悉各种植物的特性，至今仍保留着绩麻织布、植物染布、制作各种竹编家什的传统。正是源于古老的生存智慧和长期以来与自然形成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自然在苗族人的观念中其美学价值与实用价值并存，形成了苗族生态基因的一部分。

（三）源于对迁徙经历与居住环境的记忆

在对苗族服饰图案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苗族及其先民用服饰图案记录族群的迁徙经历与居住环境。如被当地人称为“素苗”的隆林苗族服装图案抽象程度高，很难说清一些服饰图案的具体内涵。在“素苗”的裙边，七星花的造型是一种固定纹样。七星花在田林瑶族服饰中也经常出现，有田林瑶族群众说明七星花表现的主题是人们的生产生活，象征着用柴火架起来的灶台。隆林“素苗”服装中的四边形几何纹样也与南丹瑶族的服装图案构图相似。在南丹瑶族服饰中，这样的纹样代表的是城池、宫阙的含义，因此“素苗”服饰上的正方形纹样含义可能是其先祖家园的布局地图。此外，一些隆林苗族裙子裙腰部的道路、河流图案以及百褶裙上的正方形图案都以一种“地图”的形式呈现。地图代表了一种“拥有”的隐喻，17世纪的荷兰画家着迷于地图的绘制，甚至地图的意义已经不再是一种实用工具而更像是一种特殊的风景画，例如克莱斯简兹维斯彻的《高卢》（1650）就是这样的一件地图志作品。当时的荷兰人正在扩张贸易通路，并且希望能够强化自身的民族特征，这种历史背景也是导致荷兰这种绘画风格形成的原因。[4]31在人们绘制地图的过程中，对大地、山川持续的关注，也是一种人与自然交流的过程，这种过程能够给人以愉悦感。

（四）源于对“天人合一”审美体验的获得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理念。中国文人钟情于山水画，因为在山水画的绘制过程也是人与山水的一种“神交”，而对山水画的凝视也能让人达到一种与自然融合的忘我境界，给人一种“天人合一”超脱世俗的愉悦感。地理学家丹尼斯克斯罗夫（Denis Cosgrove）曾指出，那些依赖土地构造全部生活、把土地作为生计和家园的人们并不把土地当做风景，而是将自身置身于大地之内的“内部人士”。[4]29在谈到风景画时他提出：“对于‘内部人士’来说，在自我与场景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离。”[4]30中国手工艺美学注重人工与天工的关系问题。《考工记》提出手工业活动中的“天时、地利、才美、工巧”4种要素，说明手工艺品制作过程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体验过程。隆林的苗族妇女一遍遍地描绘着祖辈经历的山川、身边的花草鱼虫、家园大地，也是一种人与自然的交融体验。苗族群众在制作蓝靛的过程中讲究“天时”和“地气”，他们认为蓝靛也是有生命的，具有生命活力的蓝靛能够染出他们心仪的颜色。在一些苗族聚居区，苗族群众还会在染坊摆放神位，在染缸上贴红纸，这体现了他们对于手工艺品的认知：一块布染得成功与否不单单是靠人的技艺，还须顺应自然规律。笔者在隆林考察时，看到许多苗族妇女在市场上、在公路边等一些杂乱的环境中仍然可以全神贯注地画蜡染、做刺绣。这种浑然忘我的体验不亚于古人绘制山水画时的境界，因为这种体验是使人愉悦的。很多非遗传承人也在传承传统手工艺时注重“沉浸式体验”。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生活中，这种不带功利目的、对传统手工艺全身心的投入也是值得被追崇的。这种投入能够给人一种返璞归真、融入自然的愉悦体验，这种体验是工业生产所不能带来的。这也是隆林苗族妇女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崇尚手工制作服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隆林苗族生态文化的创新发展途径及应用价值

（一）挖掘、凝练苗族视觉文化中的生态美学内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苗族作为一个崇尚自然的民族，其文化当中的生态美学蕴含在其服饰文化、生活方式、传统习俗当中。但是总体而言，隆林苗族群众对生态美学的认知是模糊的。苗族先民并没有明确的“生态”认知，他们的生态保护观念一般来自祖祖辈辈积累的生活经验。类似于云南元阳的哈尼族村落往往会将村寨附近的一片林地划为“寨神林”，它可以保佑村寨幸福安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因而这一片林地作为神圣之地不容侵犯。这种带有自然崇拜色彩的观念通过将自然的力量“神化”从而达到保护区域生态环境的目的，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生态文化。在元阳梯田农耕文明的基础之上，哈尼族凝练出“四素同构”的生态理念，在哈尼族人的农耕技术、社会习俗、歌舞礼乐等方方面面都挖掘出尊崇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思想，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范本。类似这类古老的生态智慧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需要学者进行挖掘、凝练，并进行合理地阐释。从这种角度来看，人们对包含隆林苗族服饰文化在内的视觉文化及其蕴含的生态理念并没有充分挖掘，隆林苗族视觉文化还是一种具有极大挖掘空间的“活态文化”，因此，学界可以对隆林苗族审美文化的特质进行挖掘、凝练，以及吸收同一区域内其他民族的审美文化，就可以建立起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美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8]394一种审美模式的形成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民族的生态文化影响着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居住在隆林的苗族群众及其先民传统上尊重自然，与自然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如果能够将苗族审美文化中科学的、生态友好的内容融入对民众的宣传、教化当中，所产生的生态效应会更加牢固，更有利于这一地区形成群众共同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社会风气，提升当地群众的审美品位，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风尚。

（二）发挥生态审美功能，促进传统工艺传承发展

隆林服饰文化所涉及的传统手工技艺不仅是一门技术，还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不管是种麻绩麻、制作蓝靛，还是全情投入的画蜡、绣花染布，都是苗族人民与自然的交流过程，是“人工”与“天工”的融合。由于时代的变迁，虽然隆林苗族对传统的手工艺仍然推崇，但是低廉的工业染料和高效的工业化设备也对隆林苗族原始的服饰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笔者在对一些服饰技艺传承人、服装从业者的访谈当中发现，他们更多的是传承了传统的技艺，但对服饰的样式、图案更多是比较表面化地照搬照抄前人的样式，并没有理解和继承其文化内涵，他们对于民族服饰的“改良”趋势也向着减低成本和工业化生产的方向在发展。在手工艺产品追求超商品化、超功利化的过程中，其审美属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因此，必须扭转这种趋势。“在全社会日益现代化的时代，目前占据主体地位的机器工业和正在崛起的数字化全智能工业是社会发展最仰赖的生产力，手工艺作为人类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既要发挥好它的经济辅助作用，更要实现好它独具的文化价值。”[9]当前，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日本民艺运动与我国传统工艺振兴都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产生，强调工艺的自然审美属性，保留手工艺制作中的原始性、民族性、本土化。那么，挖掘、弘扬苗族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基因，构筑出相应的审美欣赏模式，将其运用到隆林苗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当中，凸显手工艺中蕴含的自然之美与文化基因，就可以更好地推动传统工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将自然审美理念融入乡村建设规划当中，建设特色鲜明的美丽乡村

2017年3月，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制定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提出：“加强文化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鼓励各地对传统工艺集中的乡镇、街道和村落实施整体性保护。结合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注意保护传统工艺相关的文化空间和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10]由此可见，将苗族手工艺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可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美国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Jusuk Koh运用“生态美学”来探索如何协调建筑和自然景观，以达到一种整体和谐的状态。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受到法国哲学家卢梭自由哲学思想与自然审美观的影响，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代表人物威廉·莫里斯设计和创作了大量花卉与自然的图案，被英国家庭用在壁纸、窗帘、桌布等上面作装饰；其设计的乡村住宅“红屋”由花园、药用植物园构成，其中种植了大量英国野生植物，这些野生植物与自然花卉装饰图案相得益彰。英国乡村景观中体现出自然审美意识，促成了其独具特色的乡村建设。在“生态美学”思想影响下，云南元阳的几个哈尼族村落的自然生态、传统建筑和民族文化得到了比较有机的结合，在保护生态环境和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开发旅游，实现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隆林苗族村寨也有丰富的服饰文化底蕴，也可以挖掘服饰文化中的生态美学基因，进行手工艺文化与生态环境的整体建设，推动传统文化传承、生态文明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相统一。

四、结 语

人类起源于自然，从自然界获取各种生存物资，在长期与自然共存的过程中，隆林苗族形成了本民族的生态审美特质，这种特质在他们的服饰文化中通过色彩、抽象图形、工艺等手段转化为视觉元素。从隆林苗族的服饰图案来看，其自然审美的体验是丰富的。隆林苗族的审美取向与自然相一致，就不会为了满足审美需求去破坏自然，过度地改变自然。在隆林苗族的观念中，人类并不是万物的主宰。隆林苗族对自然充满了崇拜和敬畏，也正是这种顺应自然的生态智慧使这个民族的文化延绵不绝、生生不息。遗憾的是，当下很多苗族人对于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了解得还不够深刻，很多服装制作者只是继承了祖辈的服装制作工艺，但是却没有继承民族服装的文化内涵。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挖掘、记录隆林苗族服装中承载的文化价值，并进行创新性的发展和合理的利用，推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建设富有地方特色的美丽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