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2014 年11 月，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从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成为当前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高频词、主题词和关键词，也是指导中国对外关系布局的规划纲要和实施细则[2]。“中国特色”与“大国外交”犹如一个体系的双核，既喻义有各具深意、自成一派的独立单元，更据实为不可分割、环环相扣的统一整体[3]。其中，“中国特色”是开展“大国外交”的初心和灵魂，“大国外交”则是体现“中国特色”的前提基础和必要条件；中国外交特色与大国外交优势的同向发力、加速结合，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穿透力、理论解释力和政策执行力在新时代完成正向进阶和升级换代。

一、中国的“大国外交”之路

所谓“大国外交”就是世界大国、世界强国外交政策及其指导下的外交活动。它应具有两个核心因素：一是相关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具有大国所具备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力；二是它们能够提出足以影响地区和世界安全、稳定、发展的外交方针并开展相应的国际活动[4]。中国是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自古就是亚洲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大国。长期以来，中国都居于亚洲的中心，鼎盛时期甚至做到“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并且一度领先世界超过150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灾难深重、内忧外患之中，甚至差点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故而，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旧时代，在弱国无外交的旧世界格局中，受制于国家实力弱小，“大国外交”基本与中国无缘[5]。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大国定位从事国际关系活动，成为贯穿中国外交工作全过程、各领域的指导方针和进取方向。

（一）1949-1978 年“站起来”的中国大国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亲手奠定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基石，先后登上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的多边舞台，向国际社会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全新风貌和大国风度。尽管当时中国中央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无故被剥夺，但事实上中国新政权的大国地位已在1954 年美、苏、英、法、中五国日内瓦会议被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6]。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中国很难参与全球进程，尽管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后期遭到苏联压制，甚至一度同时面对来自美苏两个方向的战略压力，导致中国身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严重恶化、国际活动空间显著萎缩，极大地制约和影响中国开展大国外交的外部条件。诚然，从1954 年日内瓦会议初登国际舞台，到1971 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实际影响和作用距离大国外交的严格标准存在一定不足。但期间中国仍然注重和强调以大国身份定位参与对外交往活动，如20 世纪50 年代会同缅甸首倡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五项原则，树立起大小国家间“和而不同”“平等相待”“友好往来”的表率和典范；20 世纪70 年代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重塑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运筹和促成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思路、开创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等。特别是20 世纪70 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在准确判断国际战略形势和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推出和运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进行以既与美斗争、又“联美遏苏”为主旨的重大战略调整，扭转了中国“两面受敌”“双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并使中国获得了远超出自己既有实力的国际地位，形成影响世界格局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展开全方位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开辟了道路[7]。

（二）1979-2012 年“富起来”的中国大国外交

1971 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1978 年之后，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更为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和多边外交，先后于1980 年4 月和5 月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2001 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以社会主义大国身份全面完成融入和接轨世界的工作，为改革开放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建设性地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开展更加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大踏步地走向外部世界，成为中国这一时期大国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在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始终名列前茅，综合实力快速增长，国际身份也在发生多方面的转型，即开始由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转型，由国际体系的反对者向合作者转型，中国大国地位也随之不断得以强化[8]。从1971 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历史性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是中国大国外交以“富起来”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时期。在此阶段，中国综合国力和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大国外交的物质基础不断巩固，更加接近世界领导中心，中国的大国底蕴和成色愈发坐实，大国外交的智慧与担当也更趋显明[9]。不过，中国虽然在外交上一个大国，同时也是一个飞速发展、不断崛起的经济大国，但中国在软实力和军事上都不是大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相对大国[10]。

（三）2012 年之后“强起来”的中国大国外交

国际金融危机后，确立了G20 机制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地位。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认知定位也发生调整，由规则的随从者和被动接受者向坚定的维护者改变。就此而言，中国已经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入中心，成为世界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超大型经济体和新兴发展中大国[11]。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大国要有大国的担当。今天的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还是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和130 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最被看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之一。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多项工业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并且，自2010 年起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就位居世界第一，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也位居世界第一[12]。此外，“两弹一星”、载人航天、蛟龙深潜、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北斗导航、青蒿素、高速铁路等越来越多的重大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超级计算、电子商务、特高压输变电、网络支付、5G 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许多方面的创新成就甚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3]。由此可见，中国已经具备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承担更大责任的能力和条件，也拥有开展“大国外交”的本钱和依靠，更具有推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资本和底气。

回首中国的“大国外交”之路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立起便称得上是一个大国，中国也始终强调并按照大国的身份属性和定位要求开展外交工作、参与国际活动，中国外交也一直具备大国外交的核心要素和基本特征。但是，平心而论，在进入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前，中国的大国身份还不够鲜明，大国地位也不够突出，在国际事务和外交领域中，中国更多的是以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来发挥作用[14]。随着外部环境的整体改善和应对国际形势变化能力的全面增强，中国在继续标定自己“大国外交”的基础上，更加偏重推进“中国外交”与“大国气场”“大国风度”相协同，更加强调推动“大国外交”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相结合。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外交更是迈入以加力促成“大国外交”与“中国特色”深度融合为概要总纲，以“立足大国”“彰显特色”为行动指南和发力方向的新时代。

二、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

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的不同，在落实对外政策过程中的外交行为和方式也有差异，这些既是国家间差异的结果，也是国家特色的表现[15]。按照现实主义理论，大国外交终究是大同小异，难有长期性的“特色”存在，全球体系下的生存、竞争、博弈压力最终将导致大国选择相同的策略，只是在具体实践上存在差别，基于不同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差异，可能呈现出明显的“特色”[16]。但作为世界上唯一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和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与人类历史上传统的大国外交有着本质区别。

（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之源”

中国古代很早就懂得将“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运用它来处理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的邦交关系，从而形成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和“以民为本”“以和为贵”的政治思想[17]。因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伦理价值和支撑理论既有历史的传承、又具文化的源流，既有传统思想、又具现代精神，是古代哲学思想、近代历史遭遇、当代国际理念和现代外交实践知行合一、激荡交织的产物。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既是中华民族5000 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古老传统和优秀文化的成功实践，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最高领导层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新作为的集中展示和生动体现。总之，中国古老的历史和悠久的文明积淀深厚、涵量广博、底蕴丰富，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和“魂”，现今仍对国家间开展对外交往和处理彼此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未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仍要继续积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有益之处和致世之道，通过从中探求智慧、吸收营养、汲取精华，找寻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今时代特征、世界发展潮流的同质性与共振点，促成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对外工作相向而行、同放异彩的局面。

（二）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之基”

外交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理念意志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总章程和主路线自然成为统领中国外交指路导航、举旗定向的“灯塔”，成为引导中国外交工作重心迁移、角色定位变更的“航标”。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出台一系列专项规章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功能，分别于2013 年10 月、2014 年11 月和2018 年6 月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和两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从着眼于内外兼顾、通盘筹划、统一指挥的角度出发创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改组和优化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职能，有力地加强和改进了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推进，为对外工作不断锐意进取、胜利前行提供强大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证。因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充分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与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行事原则和责任担当，是党和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实践经验同集体智慧熔铸而成的结晶[18]。

（三）“以人为本、为民服务”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之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始终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将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当代中国外交的起点和归宿，把“外交为民”作为中国对外工作始终如一的坐标系和基准点，一直将面向广大民众贯穿于中国政治文化交流和对外交往联络的各领域、多向度、全过程。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大幅跃进、国际地位和影响空前提升，中国“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大国外交更加强调既立足本国、也放眼世界，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兼顾对内对外两大事项，即不仅是谋求自身的壮大与发展，为本国人民自身幸福尽职，同时也要推动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也要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进步尽责。应当说，“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将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作为开展一切外交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和着力点，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始终遵循的宗旨和原则，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区别于其他西方霸权大国的“特色之本”。

总之，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就是指中国特具独有而其他国家没有或罕有的某些环境、指导思想、操作原则和具体抓手，而这既是中华文明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逻辑共同演绎的结果，也是中国根据自身历史文化、实践经验，积极适应国际格局变迁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变化，主动做出政策改变和战略选择的产物[19]。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是以大国的责任和担当为原则纲要，对人类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为定位使命、方向路径，而不是与世界上其他大国争夺霸权和势力范围[20]。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是以人类前途命运为宗旨依归，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担负更大责任，而不是依仗实力对地区和国际事务谋求主宰或者垄断。据此可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归根到底是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计利当计天下利”的优良品格与人类文明中崇尚和平友善的普遍诉求相结合为指导思想，以兼顾中国自身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为基本原则，以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参与全球化，谋求共同发展并引导全球治理向更高水平迈进为终极目标[21]。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体路径和践行方向

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脉络经纬和思想渊源可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问世不是凭空而造、随机偶然的产物，而是在探索古今文化激荡碰撞的共振点、中外文明交融并蓄的共鸣点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激荡的综合结果，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22]。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源于悠久灿烂、渊源绵长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思想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等政治与伦理维度的共性交集，也是个人修身与天下情怀的完美结合。事实上，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为世之公理，认为“以和为贵”“以善为本”应是一以贯之的道德礼法和伦理信条。中国古代往圣先贤很早就提出了“万国咸宁”“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并将其运用到处理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的邦交关系之中，形成以天下情怀、人文关爱为中心主题的治国思路和理政经验[23]。尽管古代中国人对“天下”的理解是以“神州”为中心所构建的地理想象，但这种认知依然彰显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便具备朴素而真挚的全球视野和世界情怀[24]。毫无疑问，也正是因为长期接受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孕育了中国人既讲爱国主义、又讲国际主义，既有家国情怀和天下观念、又有全球视野和世界胸怀的民族格调与精神境界。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凝聚着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于从中国革命、建设到改革的不同历史维度和空间向度，深化了关于人类社会整体性、协同性、联动性的认识。“为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思想的重要内涵，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切政策和工作的出发点就是让中国和世界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立党的初心就是在公在民[25]。从初建伊始，中国共产党便一直从全世界、全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始终把为人类提供新的、更大的优质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职责任务，把为世界作出好的、更多的国际贡献作为一以贯之的初心和一脉相承的使命。因此，中国推行独具特有的大国外交无论是作为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树立国家间交往的典范，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率，还是坚持人民在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中的主体地位，以合作共赢来定义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处方式和关系状态，都是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角度出发认识和改造世界，也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世界交往理论的具体实践，与建立一个“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高度一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信念的最高追求深度契合。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哲学根基和价值本源方面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高度相通，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思想创新和理论贡献，既为世界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本质内涵提供了重要视角，也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新篇章[2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同发展为导向、以共同繁荣为己任，是对“和衷共济、四海一家”等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阐发和弘扬传承，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关系理论的转化与提升，既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智慧光芒，又延续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长期政策取向[2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权责共担为基准、以成果共享为原则，既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基本特征，也反映出新一代领导人对当前国际形势、现实国情的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以及新中国外交实践相互融合、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产物，是客观历史进程和人类理想追求相互统一、浑然一体的结果，从而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事业提供了方向指引、确立了政治坐标、奠定了理论基础[28]。

四、结论

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地位和作用的稳步提升，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全力推进以“大国境界”“大国责任”为“硬核”的中国特色外交，加速推动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内核”的新型大国外交，将成为未来中国外交工作的总体方向和战略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必将能够走出一条以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为中心主线，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为核心内涵，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为目标遵循，理论内涵更深邃、实践目标更高远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