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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功能定位、风险及应对

2022-11-22

社会科学 2022年1期
关键词: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

汪 彬 阳 镇

一、引 言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既是一个理论概念也是一个实践概念。从理论上看,“产业链”这一概念起源较早,最早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的分工理论部分予以体现,即基于劳动分工形成产业分工环节等思想。此后,产业链主要涉及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以及产业的关联性与协作性。1958年阿尔伯特·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通过研究分析产业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后提出了产业链这一概念。随后,产业组织学派对产业竞争的一般过程进行深度分析,贝恩等人提出了“S-C-P”范式,搭建了产业竞争环境以及产业竞争力的基本分析框架,也为管理学中的企业竞争、企业间关系与市场垄断与规制政策等领域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从实践上看,在自由市场理念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促进了全球产业分工不断细化,世界各国凭借各自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了相互依赖、深度嵌入的全球产业链条,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向纵深发展。然而,近些年来,由于受到国际政治形势和突发事件因素的影响,产业链供应链遭受了巨大冲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首先,以5G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促进产业变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智能化、数字化、平台化、绿色化的趋势发展。①郝挺雷、黄永林:《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数字文化产业链现代化》,《江汉论坛》2021年第4期,第127—133页。其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主导权的争夺竞争日趋激烈,美欧日等国试图通过标准和规则的源头锁控来主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②屠新泉、杨丹宁、李思奇:《加入WTO 20年:中国与WTO互动关系的演进》,《改革》2020年第11期,第23—36页。产业链供应链成为政治化的工具。最后,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遭受生产中断和停摆的脆弱性问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系统重构,多元化、分散化、区域化趋势明显。③朱晓乐、黄汉权:《全球供应链的演变及其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改革》2021年第4期,第60—67页。

为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给产业链带来的巨大不确定风险,中国高度重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以此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首次提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概念,强调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④《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2836566317584505&wfr=spider&for=pc 2020-07-21。随着党中央提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这一重大战略举措之后,学术界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这一问题展开了探讨,集中探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主要特征、⑤盛朝迅:《推进我国产业链现代化的思路与方略》,《改革》2019年第10期,第45—56页。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的制约因素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共融路径与现代化的路径机制等问题。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张其仔:《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路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2期,第80—97页。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产业体系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如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成为重大议题。目前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文献较少,尤其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的功能定位,以及如何化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的诸多风险有待进一步研究。基于此,本文将重点探讨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析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的新趋势、新动向,厘清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主要风险与制约因素,由此提出应对措施。

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内涵界定与价值维度

(一)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内涵

理解“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理论内涵要把握“产业链供应链”核心内容和“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目标方向两个层次。国内对产业链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研究这一问题。综合现有的文献来看,产业链是同一个产业或不同产业的企业,以产品为对象,以投入产出为纽带,以价值增值为导向,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标,依据特定的逻辑联系和时空布局形成的上下关联的、动态的链式中间组织。⑦刘贵富:《产业链的基本内涵研究》,《工业技术经济》2007年第8期,第92—96页。对于“供应链”的研究则是在产业链之后才兴起的,马士华认为,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络结构。⑧马士华、林勇:《供应链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一般而言,产业链中存在供应链,供应链深度嵌入于产业链,供应链将不同产业链中不同产业环节中的产品服务最终传递给相关的供应商与消费者,因此,产业链的价值延伸依赖于供应链的价值传递集成与延伸能力。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产业链与供应链存在融合效应,即产业链与供应链融合后呈现出消费者终端服务价值的提升,实现价值传递与价值增值的放大效应。因此,产业链、供应链在研究中通常称为“产业链供应链”。 “现代化”则源自18世纪工业革命,它是人类发展达到和保持世界前沿的过程。①刘雷、何传启:《世界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历史与分析》,《理论与现代化》2019年第4期,第5—13页。现代化的广义概念是指包括经济、科技、社会、政治、文化、组织与管理制度等社会各个方面达到现代发展水平的变革过程。现代化狭义概念则是指运用现代科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就中国而言,建国之初,中国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国家现代化必然伴随着产业体系的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也是价值链不断延伸和扩展的过程。如果从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的逻辑关系分析,产业链供应链是基于价值链理论的多角度延伸,提升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指一个国家推进其产业链供应链向高附加值延伸、强化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能力、实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升级的过程。②黄群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11日。如果从多角度、多层面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进行界定,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提升应包括创新能力更强、附加价值更高、更加可持续、更加数字化、更加安全可靠、更加公平、更加协调顺畅等维度。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张其仔:《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路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2期,第80—97页。鉴于现有文献研究和现实发展趋势,本文倾向于将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界定为: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优化升级、结构布局调整等措施,发展成为更具弹性、核心竞争力、高附加价值、自主安全可控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三大价值维度

1.创新驱动的价值维度。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下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首要特征是科技创新自立自强,即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所依托的创新链属于自主可控的本土创新网络与创新链,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本土创新链与海外创新链高度融合,但是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的技术链本质上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其关键核心技术由本土产业网络以及相应的企业所掌握,难以在产业的部分环节存在关键核心技术的断链风险。

2.产业融合的价值维度。一方面,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是新经济、数字经济下的新型生产要素与传统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基于数据集成与智能算法形成基于数据算法驱动的现代产业链与供应链,对传统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创造过程、价值创造形态以及价值属性产生全方位的迭代优化。另一方面,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表现为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各环节的深度融合,如研发设计与生产制造、研发设计与销售服务等实现用户驱动、消费驱动下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与销售服务的价值一体化,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型制造是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下的融合表征。

3.韧性与稳定性兼具的价值维度。突发事件冲击下容易导致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和停摆,世界大国正谋求建设富有韧性、稳定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突出特征在于产业链内各个环节的回旋余地大,且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运输以及终端服务等各个环节能够深度协同,具备价值传递的循环体系,在产业链供应链的布局上兼具全球视野与本土深耕,具备完备的面向内循环体系下的本土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体系,具备安全可控性与循环稳定性。

三、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功能定位

(一)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新趋势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根据中国现阶段发展环境和条件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重塑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④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管理世界》2020年第12期,第1—13页。经历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往“两头在外”发展模式,以及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要素禀赋和效能已经日益弱化,内需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国际局势发生了明显变化,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也因国际关系、政治因素和疫情冲击发生了深刻变革,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1.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分散化、区域化趋势。由于日趋激烈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主导权之争,各地区都开始反思生产过于集中、区域大跨度的全球产业链体系,谋取建立相对稳定安全、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未来产业链将由高度集中、单一的链条朝着多元、分散和区域化的方向布局。首先,各国基于安全考虑,将更加积极地拓展寻找多元合作供应商,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促使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其次,为了降低产业链供应链物理距离过长带来的风险,各国会尽量缩短供应链的空间距离,促使供应链由全球布局转向区域性布局,局部区域化生产推动形成区域性供应链中心;最后,产业链供应链将表现为分散集中化趋势,既兼顾效率又保证安全,供应链将集中于几大区域基地。

2.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将面临系统性重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建立遵循了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各地区根据自身要素资源禀赋,专注于从事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经历了各国相互依赖不断加深融合的过程,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分工协作体系。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和疫情冲击给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了重大挑战,导致各国都开始反思生产采购某一环节过于集中依赖某一地区,或者产业链地区跨度过大,容易导致本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和停摆,产业安全风险日益上升为重要议题,各国都开始谋求建立独立自主、安全可控的产业体系,这将极大冲击现有的产业分工体系,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系统性重构。

3.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成本将不可避免上升。自由贸易将世界各地的材料、设备、知识产权和产品转移到执行每项活动的最佳地点,全球化给全社会带来了成本节约和技术进步。然而,现在追求低成本、高效率的单一目标已经被统筹效率与安全两个目标所替代。以芯片产业为例,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做出预测,如果每个地区建立平行的、完全“自给自足”的本地供应链,以满足其当前的半导体消费水平,至少需要再增加1万亿美元的前期投资,导致半导体价格总体上涨35%至65%,最终提高终端用户的电子设备成本。

(二)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功能定位

1.从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定位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凭借土地、劳动力和资源等相对低廉的要素成本优势,以及规模庞大的市场,引进了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经济体量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依靠门类齐全、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带来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逐步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国际竞争优势,成为全球分工体系和国际大循环的重要参与者。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全球产业分工面临新的重大调整,不仅大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有自给自足的倾向,小国也趋向于本地化和区域化,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可能快速传导至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的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为应对可能的变化趋势,中国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顶层制度设计战略目标。从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二者的关系来看,国内大循环是基础,国际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延伸,双循环的重点在于推动实现国内国际循环的良性互动。产业是畅通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的中观载体,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既是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础和前提,又是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重要纽带,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

2.从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源泉定位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从供给端来看,中国拥有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从国内大循环来看,现阶段国内供给质量不高、产品低端、品质欠佳,不能有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无法满足国内消费升级的需求。从国际大循环来看,中国产业供给体系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未能培养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和独特的不可替代性,导致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之间无法实现动态匹配和良性互动。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不少国家面临生产中断、供应链停摆的供应链风险事件后,在考虑产业链供应链配置问题上,不仅要考虑全球化的经济效率,而且要统筹考虑经济效率和产业安全,果断采取措施把关键产品生产环节转移至本土或邻近区域以降低断供风险。在当今世界产业链布局多元化、区域化的全球趋势下,中国只有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产业供给质量,促进供需精准匹配,才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源泉。

3.从新发展格局的国际竞争态势定位产业链现代化。从国际竞争态势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增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循环,扩大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回旋空间的必然要求,也是重塑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随着全球化发展和产业分工深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看似是产品、企业和产业的竞争,本质上是纵横交错、相互关联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即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取决于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综合竞争力。①张占斌等:《当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仍然存在基础不牢、水平不高等问题》,《经济日报》2021年1月31日。尽管我国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配套能力,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了显著的规模、体系和转换优势。但是,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新形势,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加剧了产业链外移压力和断供风险,叠加疫情影响造成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分散化、区域化发展趋势,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风险隐患进一步凸显。如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与经济社会循环,推动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国际大循环的价值链条中赢得核心竞争地位成为“十四五”时期的重要战略目标。

4.从新发展格局的产业基础定位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从发展着力点看,制造业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基础,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产业基础。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是巩固国防、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制造业是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首先应是制造业的现代化。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强调: “要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优做强,把提升全产业链水平作为主攻方向”,②《习近平在吉林考察时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新华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3088250540700588&wfr=spider&for=pc。十九届五中全会中首次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例基本稳定”。③《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些提法都把制造业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和高度,这是适应中国新发展阶段要求的必然选择,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实现路径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因此,充分重视发挥制造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主战场主力军作用,保持制造业在GDP比重中的稳定,显著提升制造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质量效益和国际竞争力,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从新发展格局下的发展目标定位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从产业转型升级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十四五”时期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形成由一系列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供应链组成的现代产业体系。④黄群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11日。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仍处于中低端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产业基础不牢、水平不高、竞争力弱,尤其受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行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链供应链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风险更加凸显。2020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 “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人民日报》2020年5月15日。中央从产业转型升级视角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今后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培育头部领军企业,推动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

四、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主要风险与制约因素

(一)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较大

从技术创新来看,中国技术依存度仍然较高,尤其是许多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上都存在着关键核心技术的安全隐患。例如,计算机及电子信息业制造环节的中间投入品通常需要大量从海外进口:高性能运算芯片、模拟芯片、射频芯片对美国企业的依赖程度较高,EDA工具国产化率非常低,高端硅晶片、高端光刻胶、抛光液以及溅靶材料等高端半导体材料基本被日本、德国、美国等垄断,光刻机、PVD等关键设备基本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中国在此行业的全产业链对外依赖度较大,面临着较大的“断链”风险。与此同时,疫情爆发也显著增大了产业链条较长、技术复杂性高、需要大量从海外进口中间投入品的行业的“断链”风险,很多原材料在国际物流运输通道关闭或无法发挥原有运输能力的情况下,无法顺畅地进入生产和流通环节,导致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中间品的“后向参与”能力下降甚至消失。①李雪、刘传江:《新冠疫情下中国产业链的风险、重构及现代化》,《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第55—61页。综合分析现有形势,从长期来看,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主导权竞争日趋激烈和多元化、分散化、区域化趋势明显的状况下,部分发达国家可能利用政府规制和超市场力量实施技术封锁和“断链”行为,从而达到长期保持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的目的,这将给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和风险。

(二)要素成本攀升及国际局势变化,导致国内产业链外迁压力较大

国内产业链外迁压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要素成本上升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近几年来,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加上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渐被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东南亚、南亚国家所取代。二是疫情之下产业链加速重构导致的外迁风险增大。新冠疫情将在全球范围内对经济发展造成长期消极影响,②戴德颐、王春艳:《新冠疫情背景下我国企业供应链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探索》,《价格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11期,第22—25页。疫情的全球蔓延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运输、消费环节受限,全球经济的增长放缓是必然趋势,这不仅对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供应链以及进出口贸易造成较大阻力,还将增加其他国家产业链转移和供应链重构的成本。尽管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他国家在综合考虑供应链安全和风险成本后,可能会更倾向于产业链供应链的本土化布局。③胡德宝、赵静:《新冠疫情和贸易摩擦双重不确定性下中国供应链重构的策略研究》,《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1期,第21—28页。三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计划带来一定外迁压力。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制造业振兴和回流计划,甚至承诺为企业回流本国提供优惠的政策措施,部分国家甚至提出由政府为企业报销厂房、设备、知识产权、基建等费用,这些都将冲击或加剧外资企业转移海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地区外迁逐步从单个厂商的行为,演变成供应链相关企业的一致行动,特别是中高端制造业企业带动配套企业的供应链集群式外迁趋势需加以重视。

(三)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较弱

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取决于两个方面因素:其一,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能否占据市场绝对支配地位,获取市场绝大部分超额利润。其二,能否绝对控制某项资源或技术。中国具备全球最大生产能力和最完整产业门类体系,但各行业、产业控制力低、脆弱性高,整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大而不强、宽而不深”的问题较为突出,对全球资源的整合和控制能力不足,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仍处于产业链高度不完整状态,上中下游不配套,在产业链中话语权较弱。同时,中国一直面临着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和发达国家“高端回流”的双层竞争,陷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锁定”和“高端封锁”困境。④Schmitz H, “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 chains: Recent Finding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Sussex, 2004;刘志彪、张杰:《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GVC与NVC的比较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5期,第39—47页。而对于关键核心技术至关重要的关键人才培养和储备,一方面受到国内的体制机制、政策措施、就业环境等复杂因素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国家安全审查”等国际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从根本上说,即便工业体系的部门分类再齐全、各产业规模再庞大,只要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长期处于中低端位置的被动局面。

(四)典型的“世界工厂”模式,资源能源对外依赖程度高

能源供应稳定是产业链供应链牢固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典型加工制造模式,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以出口加工为主的“世界组装车间”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导致能源资源消耗量不断上升,在大量进口能源和资源过程中,能源资源对外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虽然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是原材料、能源矿产等初级资源人均储量并不高,比如,能源、铁矿等人均占有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2,除钨、稀土较高之外,其他主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水平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作为第一制造大国,对资源能源的需求巨大,因而能源资源的供需缺口不断加大,供需矛盾相当突出。例如,中国的铜储量仅占全球2.99%,铜精矿年产量占全球8%,然而中国铜粗炼产能占全球42%,精炼产能占全球38%,铜消费量占全球53.6%。铜精矿产量和冶炼产能、消费能力极度不匹配,决定了中国需要大量进口铜精矿来补充产消缺口,一旦收到外部或内部冲击,恐将导致铜行业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条中断。

(五)国内产业发展环境亟待优化,国际竞争软实力有待提升

从营商环境看,中国在融资环境、市场体系、人才供给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制约了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首先,从融资环境来看,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解决,虽然政府近几年来聚焦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不敢贷、不愿贷、不能贷”的问题出台各项政策,要求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融资纾困。但是,部分金融机构在具体落实政策时不到位,资金支持方向与重点扶持领域有偏差。其次,从市场体系来看,中国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部分领域改革不彻底,公平竞争机制不健全,市场准入隐性壁垒依然存在,要素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不完善,政府对微观企业干预仍不少,产业政策缺乏精细化设计等问题。最后,从人才供给来看,中国高端产业链还存在着较大的人才缺口,早在2017年三部委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预计达到2985.7万。

五、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一)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以创新驱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

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从根本上看,确保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和价值链体系中占据有利和优势地位,最终还是依靠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一是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围绕产业链供应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供应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创新能力。整合各方面科技力量,联合攻克面临断供风险、关系产业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基础和关键领域创新突破,①陈劲、阳镇、朱子钦:《“十四五”时期“卡脖子”技术的破解:识别框架、战略转向与突破路径》,《改革》2020年第12期,第5—15页。尽快实现关键领域自主可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科技支撑能力。二是强化产业基础共性技术供给。充分利用各级财政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和引导基金,建设制造业协同创新体系,构建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核心节点、以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为重要支撑的制造业创新网络体系。进一步增强技术改造、共性技术研发、核心零部件生产和节能设备更新能力,构建技术转移扩散和首次商业化应用的畅通机制,完善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三是大力实施“数字+”战略,挖掘产业发展新动能,以数字化变革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抓手,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效率、韧性和弹性,打造数字时代产业竞争新优势。

(二)强化弹性化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化解产业链断链风险

产业链供应链应对外部冲击时所具有的弹性能力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产业链供应链应对风险时,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平衡供应中断带来的损失;二是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危机后,能够反应敏捷,并快速地调整到稳定状态的能力。鉴于国际疫情持续蔓延,外加美国等发达国家技术打压和断供威胁,国内部分产业链因零部件库存耗尽面临断供风险,需建立支持企业发展的风险预警机制,防范突发风险。一是提供企业资金、政策、人才全方位的帮扶,支持企业开辟新的技术创新路径。对国内生产替代零部件的供应商制定合适的产业扶持政策,确保关键环节、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实现本土化,并为国内首台(套)设备以及新技术、新材料打开市场应用创造时间窗口。二是通过建设产业链安全数据库,设立计划、采购、制造、销售、回收全流程、各领域协同合作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预警机制,评估监测国内外供应和需求两端的风险,一方面实现对国内企业的生产、库存、中间产品进出口数量、价格等情况的实时监测,另一方面也要时刻关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重点检测上游关键零部件企业的产品生产情况和重要能源资源出口国家的政策倾向。三是针对中小企业现金流不足,遇到突发事件容易资金断链的风险,政府进一步完善供应链金融,协调关键领域企业、供应链企业与金融企业关系,给予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优惠,降低融资成本,帮助其快速恢复供应链运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核心企业以及供应链平台的数字化水平,增强产业供应链弹性,促进供应链快速恢复和调整。①黄群慧:《重视供应链安全 推动产业链水平现代化、价值链高端化》,《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20年第4期,第41—44页。

(三)优化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缓解产业外迁的负面影响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应以本土产业链供应链为主导,构建面向不同区域生产网络的现代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首先,在应对制造业劳动力密集型环节企业外迁压力时,中国应立足市场规模庞大、工业体系完整、基础设施完备和社会环境稳定的基础优势,持续深化改革,推进减税降费行动,改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制度性成本。其次,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本土化的趋势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的趋势符合产业转移规律,是难以逆转或避免的。转换固有思路,主动引导外迁企业转出加工组装等低端环节的同时,重点防范中高技术制造业外迁,留住对经济发展和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更为关键的研发设计、总部运营中心等高端环节,转型生产产业链中高端的高附加值产品,推进中国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②孙华平、魏伟:《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韧性及断链风险》,《经济研究参考》2020年第6期,第91—98页。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供应链分工体系,提高对全球资源的整合能力,确保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最后,深化产业发展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明确不同区域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为平台基础,打造一批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集群。发挥国内战略纵深优势,有针对性地出台政策以引导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推动中西部地区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发挥不同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的互补性,优化区域供应链布局,防止部分产业链过快外迁。③盛朝迅:《推进我国产业链现代化的思路与方略》,《改革》2019年第10期,第45—56页。

(四)锻长板和补短板并重,保障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安全稳定

拥有一批优势长板既是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面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对外反制能力的重要手段。④苗圩:《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经济日报》2020年12月9日。在坚持锻长板和补短板并重中推动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锻长板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立足中国的市场优势、产业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的先发优势,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掌握前瞻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凭借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丰富应用场景,加大新兴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培育新兴产业良好生态,延伸产业链,尽快形成产业集群,增强产业链本土根植性和国际竞争力。二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凭借国内完整产业体系优势,推进新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尤其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制造业新业态、新模式。三是追踪、瞄准国际科技前沿最新领域,开辟新赛道,锻造一批具有威慑力的“杀手锏”技术,提前布局新技术和新产业,防止出现新的短板,建立良好的技术创新生态,锻造更多的长板。补短板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针对不同关键核心技术产品,要分类施策、精准应对。对于国内具备基本技术能力的产品,重点通过规划和政策引领、优化完善首台(套)政策、推动核心领域供应链安全管理、优化产业组织达到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促进国内技术产品更新迭代。对于国内技术空白的薄弱领域,要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科技项目进行联合攻关,优化科技资源组织方式,实施“揭榜挂帅”制度。对于涉及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的基础性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等领域,建立起以我为主、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技术体系、创新体系。具体而言,就是在关键核心领域尽快实现国内生产自主,加强供应链管理,避免依赖单一供应源,实现供应链可控。二是增强企业微观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培育“链主”型企业。通过实施兼并重组、深化体制改革,实现优势互补,培育壮大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链主”引领型的龙头企业,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打造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隐性冠军。

(五)积极参与全球资源能源合作投资,推进进口市场多元化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多措并举、综合施策,确保国家能源安全。一是,从源头上促进能源消费减量化,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强资源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管理,调整能源生产消费结构,限制高耗能、高污染的新建项目,实施能源、水资源消耗以及土地、环保等方面更为严格的产业准入标准,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加快资源生产和利用方式的变革,提高资源使用和利用效率,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建立能够反映能源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等完全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将低成本使用资源的鼓励政策改为高成本使用能源的约束政策。二是,开拓多元化进口市场,降低单一国家对外依存度。为解决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大宗商品进口国的渠道单一问题,为规避资源出口国政治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应积极开拓新的能源和资源进口渠道,推动进口市场多元化,降低能源资源供应端中断和不稳定风险。三是,深化能源国际合作方面,加强与“一带一路”周边沿线国家建立资源能源合作关系,加大对境外自然资源的开发性投资,加强与发展中国家战略投资合作,以国内先进开发技术为支撑,积极参与全球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在开拓海外市场新机遇中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

(六)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持续增强产业发展动力与活力

从长远和根本上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重点是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一是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各类要素自由流动,构建市场化交易机制,达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形成稳定发展预期。二是强化科技、金融、人才对产业的支撑作用。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构建金融有效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强化人才支撑,建设与中国产业相匹配的劳动者大军。三是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破解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自由化流通,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化解实体经济内部结构、金融与实体经济、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扭转“脱实向虚”的倾向。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破除制约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精心设计产业政策,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四是在开放中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坚持对外开放原则,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吸引更多外资高端制造业项目落地,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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