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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

2022-11-22米海洛夫斯基周来顺

现代哲学 2022年2期
关键词:夫斯基马克思劳动

[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著 周来顺/译

过去,我国颇为盛行对“推翻权威”之举横加指责抱怨之风,此种抱怨,广见于相当多的文学作品中。未必能说,这种抱怨之风如今已彻底不再。就在前不久,拉多夫斯基先生(1)格·拉多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Радовский,1842-1915),俄国记者,政论家,社会活动家。——译者注(本文注释均为译者所注。)在与波兰“和解”的辩论中老调重弹,指责对方没有充分尊重祖国的那些哪怕被普遍认可的权威。但现在这种指责和抱怨,不论怎么说都变得更少见。这取决于许多原因,而权威本身的成员及特征的改变几乎构成了最重要的原因。实则,这些抱怨毫无意义,只是对推翻权威的愤怒而已。原则上,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去捍卫权威,权威只是自我捍卫而已,即这些自我捍卫的权威都相互承认对方是权威,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人们掩饰自己真实态度的意愿及可能性是出于对权威人士某种原则上的尊重,且其唯一原因是在一定的时期,只有一定的人群才有望摘取权威的头衔,这也势必会造成特定人群中的人颇具相似性:捍卫或否决他们中的任何一员就是捍卫或否决其他所有成员,而他们所处的地位距权威学说及权威名望已“相距不远”。问题在于,那些对推翻权威的行为抱怨不已的人根本没有消失殆尽。可是他们却不想承认现今权威人士的权威性,如达尔文在生物学领域的权威,康德或斯宾塞在哲学领域的权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巴克尔在历史学领域的权威,等等。相关文献中出现对新权威的批评观点时,他们不仅不责难报怨,反而搓手顿足十分欣喜。这是人之常情。虽然此种对批评的容忍态度是非常片面的、不可靠的,但这毕竟比推翻权威的叫嚣要好。老实说,那种叫嚣是虚伪的、不诚实的、是极其有害的。它们是有害的,不仅因为对社会和文学造成威胁并阻碍其正常发展,而且还能激起另一种非常有害的内在反应。设想一下,那些诸如卡特科夫和梅谢尔斯基(2)弗·梅谢尔斯基(Влади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 Мещерский,1839-1914),俄国作家,政论家。之流,以及一些不知姓名的,认为权威不可侵犯的捍卫权威的先生们,每逢遇到达尔文、康德、斯宾塞、马克思及巴克尔的学说遭致批评时,都会执意反对,或因破坏权威而胆战心惊的场景吧。这些滑稽的场景也不足以掩盖其完全不可笑的另一面。此类刊载之絮絮叨叨不厌其烦的行为,根据反作用法则,只会使读者对达尔文、康德等权威产生过度崇拜之情,之后却要在众多现代权威的著作中耗时多年区分良莠。不论是什么原因令反对“推翻权威”的论调噤声,都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的确有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天赋异禀或者勤于笔耕,能够完全奴役读者的思想。以至于对权威们苛责的批评本身,不论该批评造成的后果如何,都能够给被批评者带来极大的益处。当然,批评的成果,或者说对某位作家切实存在的优缺点进行明确的批评是上述成果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无端谩骂,除了展现自己的粗野无礼、心术不正和轻率鲁莽之外,表明不了任何东西。毫无疑问,这并非难事,可是却无丝毫益处。这将不再是对权威的否定,而有的只是批评者自取其辱。例如,安东诺维奇和茹柯夫斯基(3)尤·茹柯夫斯基(Юлий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Жуковский,1833-1907),俄国经济学家、政论家、社会思想史学家,生于贵族军人家庭,1853年毕业于皇家法学院,先后任职于司法部、财务部等,1883年任四等文官,1889年任国家银行行长,1901年任枢密官。茹柯夫斯基19世纪50年代末就走上了创作之路,先后在《同时代人》、《欧洲通报》等杂志刊发文章,并曾在《人民纪事》等杂志担任过编辑工作。主要论著有《从历史科学与法律角度审视俄国社会关系》(1859年)、《16世纪政治和社会理论》(1866年)、《蒲鲁东和路易·勃朗》(1867年)、《19世纪政治文献史》(1871年)、《卡尔·马克思及其〈资本论〉》(1877年)、《货币与银行》(1906年)、《19世纪及其道德文化》(1909年)、《工业》(1910年)、《农民实业与公共倡议》(1911年)等。先生试图“推翻康德权威”的结果必然招致责难,自取其辱。

卡尔·马克思是能够以压倒性的方式影响读者,是最难理解的现代权威之一。他具有罕见的逻辑思维能力,丰富而广博的知识,甚至连他的反对者也承认这一点,这些促使人们毫无批评地接受他的理论,因而不能对其理论完全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我们举一个例子解释以上阐述的看法,这个例子同样适用(我们)之后要阐述的思想。

在《资本论》第六章,有一节的题目是《所谓原始积累》(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33页及以下。这一卷即《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1版的中文翻译,这个德文版也是米海洛夫斯基所用《资本论》俄译本的底本。。在这里马克思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最初阶段的历史特征,但却不止于此,而是分析了整个哲学史观。这种哲学史观立意新颖,对我们俄国人来说尤甚。

资本化进程为了自身存在的实现和发展,需要两种人的存在:首先,应有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通过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加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其次,应有可以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奴隶或农奴以及自耕农都不适于做自由劳动者。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参与者,他们不应属于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也不属于他们,因此,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与劳动资料或生产资料和所有权分离的过程。历史表明,这一进程开始于欧洲各国废除农奴制后不久。其进程的几个主要阶段如下:封建贵族被消灭后,大量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双重意义上“自由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以削减或消灭教会及其代表的封建权力,解散僧侣等为内容的宗教变革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与废除农奴制直接产生的这些因素相比,直接的暴力也起到了巨大的杠杆作用。用暴力的或欺骗的方式把国家和教会的财产划归公有,用各种借口和方式占领公社农民的土地;也就是限定物权的封建所有制变成无条件的私有制。用议会或非议会形式,打着“公有地圈围法”和“清除领地”的名号,甚至不打任何旗号,暴力将农民的土地掠夺走,这本身已使农民脱离他们的劳动条件。然后再把耕地转化为牧场,把一部分牧场又转化为猎场。所有这些因素,加快了把农民驱逐出土地的速度。进而出现了大批流浪者、乞丐、盗贼,进而政府颁布了血腥的法律惩治他们。被驱逐出土地的流浪者又能去哪呢?他们或重返土地,成了新的土地所有者们的雇农或佃农,或流入城市,加入新兴的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大军。国外,美洲金银矿的发现,土著居民被剿灭和被奴役,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猎场,贸易战争,国际信贷,所有这些国际事件促使劳动从一开始就与所有权相异化,劳动者与生产条件相异化。因此,原始积累只是形式上改变关系,也就是把被奴役的奴隶和农奴变成雇佣工人,同时剥夺直接的生产者,也就是消灭建立在个体劳动基础上的个体私有权。这是一个困难的、艰苦的、长期的,同时又是必然的过程。中世纪形式,是拥有生产资料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独立自主的劳动形式,对小块土地和生产工具的占有是该形式的先决条件。这些形式与实行合作社、劳动分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相对立,总之,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发展阶段上,这种方式自然而然会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778页。。但是,这一过程不会在这里停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将进一步产生劳动的社会化。这时,不是劳动者被剥夺,而是资本家本身被剥夺。一些资本家战胜另一些资本家,少数资本家剥夺多数资本家,大资本家的数量不断减少,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与此同时,“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工艺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共同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6)同上,第779页。。这一过程伴之以贫困、屈辱和压迫,落在了“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7)同上,第779页。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群体头上。最后,资本主义的外壳与“剥夺剥削者”这种社会化不能相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建立”(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780页。这一反向的过程,应该比剥夺多数人的过程结束得快的不可同日而语(9)作者原注释为“见《资本论》俄译本第615-650页”。此处作者引用的马克思《资本论》俄文第一版是Карл Маркс.Капитал.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СПб.: Издание Н.П.Полякова, 1872.。

这就是马克思哲学史观的简要概述。马克思并非仅在《所谓原始积累》一节中偶然提及此观点,在《资本论》这一鸿篇巨著的其它篇章,及马克思的其它著作中都有所阐释。不妨设想一下,倘若如今俄国人将此历史理论视为真理,对此深信不疑,将会怎样。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马克思善于为自己的论述披上普遍科学的外衣,使人深信不疑。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马克思以自身的普遍的科学特征使人产生无限信任,包括他援引的历史理论,实例方面非常详实,逻辑关系方面也非常严密、完整,也正因如此才十分引人入胜。像这样的俄国人,若非他仅仅生活于自己的臆想中,完全脱离于现实生活,势必会陷入极端妄诞的困境。这个既有利又有弊的,既可怕又有益的,不可遏止的“劳动社会化”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马克思阐述的这种社会化形式,在我们神圣的罗斯发展缓慢。我们的农民远远没有达到既脱离土地,又脱离生产工具的程度,而这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蓬勃发展来说恰恰是必需的。相反,作为土地的占有者和耕种者,不论其处境如何悲惨,即使将人性本能因素忽略不计,其它众多因素依然会使其固守在土地上。另一方面,与欧洲人相比较,我们的资本非常微小。因此,我们将会紧随欧洲去经历整个过程,对于这一过程马克思已经有所描述并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但区别在于,我们不得不重复该过程,也就是自觉地完成它。至少,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确信不移的俄国人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当然,马克思没有隐瞒这一过程中令人苦恼和厌恶的方面。相反,他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我认为在这里有必要援引他的简短评语:“如果说在欧洲大陆上,由过度劳动、分工、机器的奴役、未成年人和妇女身体变畸形、极差的生活等等造成的破坏人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将像迄今为止一样,同在扩大国民军、国债、赋税以及以优雅方式进行战争等等方面的竞争手拉手地向前发展,那么,正像半个俄罗斯人但又是完全的莫斯科人赫尔岑(顺便说一下,这位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非常认真地预言的,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靠鞭子和强行注人卡尔梅克人的血液来返老还童。”(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01页。需要指出的是,此处俄文版《资本论》与本卷有一定出入,俄文版为“如果说在欧洲大陆,资本主义通过过度劳动、劳动分工、人从属于机器、摧残儿童和妇女身体、恶劣的生活等方式来迫害人类,而这一影响将持续扩大,正如现今在募兵、国债、税收、优雅地进行战争等领域,已携手展开了一场盛大的竞争。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会不可避免地最终使欧洲通过鞭子以及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来自我革新。关于这一点,正如那位半俄罗斯和全‘莫斯科’人赫尔岑,曾苦口婆心地多次预言的那般。顺便说一下,这位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Карл Маркс.Капитал.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СПб.: Издание Н.П.Полякова, 1872, С.613.)无需深入叙述 “鞭子”和“卡尔梅克人的血液”的细节,单单从其语气中就不难发现,马克思是如何看待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所做的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尝试。事实已经多次证明:做这些尝试,完全无需成为笃信俄国高尚的民族精神的斯拉夫主义者或者神秘主义者,只须从欧洲历史中汲取教训就足矣。但是,从马克思的评语中可以看到,我们要避免这样的尝试到底有多困难。事实上即便不进行类似的尝试,俄国人民也会经历同样沉重的苦难,以至于为这一结论增加了一个马克思所指出的“深入到人类种族中”的方式。马克思的刻意为之显然是颇具讽刺性的。他完全相信,不需要任何其它方法就可振兴欧洲,因为它是通过劳动社会化进行自身的内部发展来达到复兴。当这一过程的大部分也是最艰巨的部分已经完成,讽刺挖苦对他来讲倒是容易,但我们却又完全陷入了另外一种境遇。我们还面临着所有“对儿童和妇女身体的摧残”等等,根据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仅不应以卵击石地抗议这些摧残,反而应为这些艰难的,但最终会到达幸福的殿堂所必经的阶段而高兴。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很难接纳这种在不同的运用场合中,每走一步都令他们心灵备受煎熬的矛盾。他仅仅是一个观察者的角色,以一种如皮缅(11)皮缅(Пимен),一位埃及的古代基督教僧侣,以宽容著称。般的客观态度将正反两个方面的发展事实都记述在编年史中。他完全不适应其中卑劣的一面,而任何符合道德要求的活动只是延缓和缩短这一进程。顺便说下,如果他是马克思的学生,他的理想便是劳动和所有权的统一,也就是土地、工具和生产资料属于劳动者所有。但与此同时,如果他在哲学史观方面是马克思的学生,他应该为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而高兴,为解除劳动者和生产条件之间的联系而高兴,这是必要且有益的过程的第一步。他应该欢迎铲除自己思想当中不成熟的想法。当然,这种道德与历史必然性的冲突最终会以历史必然性的胜出而终结。有的人心里的道德情感会反抗死亡的在场,但终有一天,他将与自己的道德抗议一道躺进棺材。在此棺柩中,还躺着那些从未发声抗议过的人。但问题在于,必须还要了解,历史进程确实与马克思的描述一样。现在我们看到,需从马克思本人那进行哪些理论上的修正。但显然,在任何情况下,在一下子将除了德国经济学家提出的出路外的所有道路都否定掉之前,我们应多考虑考虑其他出路。总之,需要批判。

你们就有这样的批判,茹柯夫斯基先生在《欧洲通报》(12)《欧洲通报》(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是俄国19世纪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政治类综合期刊,创办于1802年,在不同时期以半月刊、月刊、季刊等多种形式发行,中间也由于读者量较小等原因阶段性停刊(1830年),十月革命后彻底停刊(1918年)。该杂志最初由俄国文学家、历史学家卡拉姆津(Н.М.Карамзин)创办于莫斯科,此后苏马洛科夫(П.П.Сумароков)、卡切诺夫斯基(М.Т.Каченовский)、茹柯夫斯基(В.А.Жуковский)、伊兹马伊洛夫(В.Измайлов)、斯塔秀列维奇(М.М.Стасюлевич)、阿尔谢尼耶夫(К.К.Арсеньев)、奥夫夏尼科-古利科夫斯基(Д.Н.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等都曾担任过主编,主要刊发文学、科学、外交政策、文学评论、国内外政治生活等方面文章。该杂志培育了几代俄国知识人,奥斯托洛夫斯基、屠格涅夫、安年科夫、阿·托尔斯泰、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都曾在此杂志刊发著述,知名作家冈察洛夫的三大名著之一《悬崖》就于1869年首次在此杂志刊发。第9期(13)这是指尤·茹柯夫斯基于1877年9月在《欧洲通报》杂志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及其〈资本论〉》,这篇文章亦是本文作者的主要批驳对象。上的文章就是其代表。

我不是第一次说这位作家,也就是尤·茹柯夫斯基先生,我们有一定的理由为之前谈论有关他的内容而骄傲,因为在其中包括一些很快被证实的预言,而这些预言来自于茹柯夫斯基先生作为一名作家的普遍特质;应该这样思考问题,作家的语言中一定包含着真理的种子。请允许我用一种崭新的形象——孔雀(14)这里的“孔雀”喻意指装模作样的人,用于讥讽茹柯夫斯基。,来重申一下这种特性。的确,茹柯夫斯基先生与孔雀的形象颇相类似:当孔雀展开五彩缤纷的尾屏时,是那么地华美壮观,顾盼自雄,在它的眼中,就连自己的足迹都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但由于天性使然,孔雀又不得不时时放下尾屏,于是它又会擦除掉自己刚刚留下的足迹,直到再次展开五彩缤纷的尾屏。正如茹柯夫斯基先生所作所为。很早以前,他就开始从事文学活动,早得连自己都已遗忘了始于何时,正如放下尾屏,擦掉了自己足迹的孔雀。起初,他的理论是必需借助政治经济学以达到法学改革的目的。虽然,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个理论,但他所预言的改革并未实行,未来也不可能付诸实行。是因为他将自己的目标搁置在一旁,完全把政治经济学作为工具。未来也不可能实行,是因为这需要新的改革——通过数学分析改造政治经济学。这个新的改革被隆重地宣布,但是之后的遭遇却是:茹柯夫斯基先生醉心于研究改革的工具,也就是微分学和积分学,他忘记了目标,甚至曾以为只要把李嘉图的理论从文字转换为数学符号,就是把数学分析应用到经济现象中去。与此同时又宣布还有另一个改革,即通过物理学和机械理论改造整个社会科学殿堂。但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改革也仅限于纸上谈兵:茹柯夫斯基先生又沉迷于改革工具物理学之中,开始写作光学理论,虽然一直没有写完(至少还没有出版),但是早在1871年的报纸上就已对外公布了。茹柯夫斯基先生的行进轨迹,我说不出他是在向前还是向后,是向右还是向左。只见他在一个空间里,忽而张开其五彩斑斓的尾屏,忽而又用它擦除掉自己的足迹,总之,正如法国人常说的那样,留一些猜测,让人们以为他还有无数的秘密,而且这些秘密……,他会留待下次揭晓。

《北方通报》一位不知名的专栏作家,对《欧洲通报》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指出:“《欧洲通报》与它的同行是不同的。它的那些同行们,有时与读者卖俏,有时在幕后发出邀请,许诺向我们展示一些有趣的东西,实际上除了闹剧什么也没有。” 这位新闻编辑指的是哪些著名杂志的“同行”,他没有说,我们也没有必要知道。但如果他指的不是杂志,而是个别作家,那么在他们中间找不到一个比茹柯夫斯基先生更适合该评价的了(该评价用在新闻编辑身上也极为合适,但它与我们无关)。

向人们承诺将发动一场科学变革,却简易地将某种闻名已久的理论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这不正是预示着“某种新奇的东西”和“制造闹剧”吗?或者像茹柯夫斯基先生那样,早在约八年前就曾宣称:他了解“真正实证性的专业研究著作。这些著作虽为数不多,但却是弥足珍贵的劝谕性文学作品,也许,这些作品并不为俄国读者甚至俄国新闻工作者所知,它们很早以前就把实证主义者对这一课题(数学对社会学的关系)的旧观点,甚至将康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置于自身应有的历史地位中了。”茹柯夫斯基先生使俄国读者和俄国新闻工作者八年毫不知情!这不是卖弄又是什么?念及被茹柯夫斯基先生视为弥足珍贵的“劝谕性文学”作品既不为俄国读者所知,又不为俄国新闻工作者所知,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还不算是个闹剧吗?非著名的不可能成为著名的,最简单的原因源于它们根本不存在。因为喜欢卖弄,茹柯夫斯基就说了假话。可是,茹柯夫斯基先生不能总是作显而易见的伪证。卖弄的本性就是热衷于精心策划的表演,到达一定程度时甚至相信其缺失的尊严依然在场。一个长期处于达到目标的半途中,不断研究达成目的的手段的人,自然就喜欢不仅给读者,也给自己留下一些事情来猜测。法学不能令人满意,不具有真正的科学形式,需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改造法学。好吧,茹柯夫斯基先生文章的读者是否猜到,法学在改造后获得了哪些新形式?猜到了!但不是因为茹柯夫斯基先生本人,而是因为他所处的环境,主要有赖于他所在的杂志所呈现出的性质。茹柯夫斯基先生本人是否知道被改造的科学大厦之内容和特征呢?总体上,他很可能知道,但我们可以说,他本人对第二次改造的结果绝对没有明确的认识,否则他也不可能将用数学语言改写李嘉图的理论当成科学改革。在这里他与其说欺骗自己,不如说欺骗读者。一些肤浅的想法促使他走上完全黑暗的道路。他自己不知道的是,在这条道路的尽头除了闹剧什么都没有。而他自以为距离掌握那些秘密已经如此之近,下一次,他就能够为大家提示这些秘密了。第三次改革方案具有一些其它特征(至少不太像一场闹剧),尽管茹柯夫斯基先生在尚未对第三次改革方案结果形成确切认识之前,就阐述了该方案,读者也被误导到这个令作者本身也费解的领域。这就是茹柯夫斯基先生模糊的文学面孔。文学活动由两部分组成:理论科学活动和实践应用活动。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科学活动,自然到目前为止还不完整和明确,这是因为刚刚宣布了通过经济分析改造法学的必要性,随后便宣布必需彻底改变这场变革的方法,即政治经济学;显然,第一次改革的直接成果完全不知所云,直到第二次改革结束,人们还没有形成关于第一次改革成果的清晰的概念。与此同时,又一个新的改革方案业已推出。对科学成果进行科学分析所形成的模糊性,被茹柯夫斯基先生以非常著名的语焉不详表现在其文学实践中。确实,我们看到如下情况:最初,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政治思想概况已经相当清晰,一部分是来源于他参与的杂志,另一部分来源于他现在可能不愿意回忆的几篇文章。我不想让他内心因为回忆这些而为难。之后,茹柯夫斯基先生(在《宇宙》(15)《宇宙》(Космос)杂志创刊于圣彼得堡,系大众科学评论杂志,主编为西蒙诺夫(Л.Н.Симонов),尤·茹柯夫斯基亦曾任该杂志编辑。该杂志办刊周期较短,创办于1869年,上半年为周刊,后改为月刊,1870 年 5 月停刊。中)已经暗示,有人将他与某些“粗俗的浪荡公子”混为一谈,这使他很伤心。后来暗示转变为直接的抱怨。茹柯夫斯基先生解释说(在《19世纪政治文献史》(16)尤·茹柯夫斯基代表作,出版于1871年圣彼得堡,该著作集中探讨了以大卫·李嘉图等学者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他只是阐述了经济分析的部分结论,从来没有忘记出于“严谨问题”的考虑应当对这些结论做一些修改,由此指责茹柯夫斯基先生不尊重“严谨”原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最终,茹柯夫斯基先生写了一篇关于卡尔·马克思的文章,在其中已经完全承诺以“严谨”为基础,并以他一如既往喜欢的表达方式让大家明白,他有这样或那样的秘密,而有些秘密我相信连他自己也无法解开。

应该指出茹柯夫斯基先生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的另一个特征,而且这个特征与以上阐述密切相关。这一特征就是他非常喜欢谈论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差别,但却没有清楚地了解这些逻辑范畴的真正区别和界定。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您贫血,医生建议您多吃些肉,您通常会吃炸牛肉饼。茹柯夫斯基先生走过来,非常认真,甚至准备使用数学分析的方法分析这件事,他会发表意见说炸肉饼只是一种形式,牛肉还可能被做成煎牛里脊,煎牛排等其它形式。您说这些您完全知道,但是由于您的牙齿不好,所以您更喜欢剁碎的肉。茹柯夫斯基先生就会说:“话虽不错,但还是请您记住,将肉制作成炸肉饼的形式食用是无关紧要的。”这令人厌烦,但至少是合理的,甚至符合事实。但是茹柯夫斯基先生转了一圈又一圈,左思右想,然后,又过去对您说:“肉本身是什么?它只是存在的形式,物质的形式,它的潜在力量在一定条件下构成您的机体的生命力量。”这完全正确,但根本与事情本身无关,茹柯夫斯基先生本人应该明白这点;但是他喜欢对所有“形式”和“现象”不屑一顾,对滥用“本质”的行为也同样嗤之以鼻。他可以进一步进行阐释,说这种潜在的力量实际上只是力量的一种形式,是处于紧张状态下的一种力。与此同时,他一边诱导您越走越远,走向所谓的本质,自己却退到离讨论的话题千里之外的地方,不给您展示任何东西。实际上,他完全不了解他所滥用的逻辑范畴的有效特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可能会误把数学化的叙述方式当作是一种重大的科学变革。他还使用一些不恰当的表述,如“稀有的现象”。不恰当是因为“феномен”(稀有现象)就意味着是“явление”(现象)(名称与本质相矛盾),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феноменальный”(稀有的)一词,那么只是因为在俄语中有一个从名词“явление”(现象)中派生的形容词——“явленный”(现象的),它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我们看下茹柯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的反驳,首先我们发现,反驳中没有任何独创的观点。我甘愿相信,茹柯夫斯基先生是凭着自己的智慧提出这些观点的。但如果汇总这些奇怪的情形就能发现,在他那里(或在他的反驳中),实则包含着很多德国人此前早就提出过的相同观点。区别仅在于,德国人是如实地进行研究,而茹柯夫斯基先生是猜测。

最主要的,几乎是唯一可信的观点表现在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格外偏爱上。确实,马克思尽管批判黑格尔哲学,却喜欢甚至过于喜欢借助黑格尔辩证法,毫无必要地使自己的结论更加复杂,更难于理解。这早就被大家发现(特别是杜林在自己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中,就这一情况对马克思予以了极不公正的抨击),《资本论》再版时,马克思本人认为必须回应这些批判。但茹柯夫斯基先生抓住这点马克思的过失不放,他应该明白,正是由于自己的无知,言之无物,使黑格尔辩证法有时像是偶然形成的简陋的框架。作者在这个框架内不是通过先验的方式,而是通过纯粹分析事实的方式得出结论,“形而上学的形式”可能只是机械地附加在它的内容上,不受内容的制约。从前(也不是很远的从前,1866年),茹柯夫斯基先生正是用这样的话,来描述蒲鲁东曾对黑格尔的偏爱(在单行本《蒲鲁东和路易·布朗》中)。与此同时,蒲鲁东和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全部差别在于,不同于蒲鲁东的道听途说,马克思是真正熟悉黑格尔辩证法并巧妙运用于实践中,但两者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都过分多了。

必须指出,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眼中,马克思是双料的罪人,是双料的形式主义者:首先是黑格尔形式主义哲学的学生,其次是社会主义者。遗憾的是,茹柯夫斯基先生在檄文中将这两点混为一谈,我们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让我们跟随檄文的作者往下看吧。

作为名副其实的经院哲学家,茹柯夫斯基先生开始把社会科学领域划分为两个门类,相应地就有了两个方向,包含在每个学科中,也就是:法学研究形式方面,经济学研究物质方面。这种分类方式在科学史进程中最初有些道理。法学的产生早于经济学,因而最初可以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现象,且至少也是独立于经济学的现象来寻求对社会形态的解释。“在这种形式下研究它们,法学最初追求的就是对这些形式以及必须由这些形式和抽象的基础所决定的内容间关系进行解释。对于法学来说,这些解释有时是为了实现最高的真理与公平,有时则为实现在自身逻辑过程形式阶段发展中形成的并最终达到认知自身的善的理念。”对社会形态的这些解释,实际上并不令人满意。与此同时,法学家们并不希望依靠的经济学,已发展壮大起来。经济学中出现了一个激进的、缺少耐心的学派,“该学派竟然以经济学理论来介入社会形态问题,可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耐心来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如果那个时候,它(这种介入)的确发生了,形式事实和经济事实之间的联系就应得到证明,而如今的形式,这种联系完全未被破解,个别形式的经济意义也完全未能详细的说明。同样,他们在社会物质或经济方面的研究也不够深入,更没有将两者间的差异清除。而这些差异恰好与人的天性有关,或者这些天性本身决定上述的差异”。那些激进的人们并不了解这些,也不想了解。物质方面的不足与形式的不足有关,所以,消除物质状况的弱点取决于消除形式的不足。至于后者,形式向这一方向的敞开取决于人的意志,而非取决于个体的成长和物质条件。激进者不是去对自己的论断作科学的检验,而是直接告诉他们所取得的经验,他们如此草率,最终失去了威望。

马克思属于这种激进者。试问一下:作为学派最新的代表,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功克服普遍存在的缺点?实际上,他没有克服,“一方面,自己的研究确实受到形式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他也没有认真地研究物质方面。确实,他在这个方面比他们的前辈更加审慎,他没有完全忽视物质条件的意义,但同时他回避直接的研究。”茹柯夫斯基先生援引德国作家的以下论断作为论据。马克思讲到,法律关系和政治关系不是独立现象,而是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它们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人所共知的法律关系和政治关系不仅在现实中,而且在意识中,都不可能早于相应的生产条件的物质基础而存在。因此,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看到旧制度与新制度开始斗争,如果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产生对新法律关系的需求,那么意味着产生它们的物质基础已经准备好。

茹柯夫斯基先生绞尽脑汁研究马克思的诸多观点,虽不失偏颇地从中发现马克思颇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对马克思的评价却大失公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公然将马克思称为回避研究法律关系的物质条件的“形式主义者”,而形式主义者往往回避对法律关系意义上的物质条件的分析。

我们现在拥有所有能够正确评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批判方法的资料。由于在以上提到的《所谓原始积累》这一节中最便于检验它们,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批评家如何对待以上阐述的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自然,我建议读者关注茹柯夫斯基先生是以怎样豪爽地、华丽地姿态提出问题的。茹柯夫斯基先生曾在亚姆松(Г.Ямсон)的硕士论文所写的文章中,挑剔受人尊敬的教授的笨拙表述,他以这样的论调说:“尊敬的博士,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人的精神以什么结束——众所周知,一切痛苦都会过去,而是哪怕是60年或100年后撒克逊人的土地会如何,300年后俄罗斯的土地又会怎样。”(《经济学和实证主义》)。现在亚姆松有充足的权利把这些感叹返还给茹柯夫斯基先生,因为后者在经济学问题上总是忙于用“熵”(17)原文是Энтропия,“熵”是19世纪60-70年代物理学的一个新概念,大意是指一定物质体系的能量总会变换,物体间能量差值越小,熵就越大。比如,热的物体贴着冷的物体,就会发生热传递,热的物体变冷,冷的变热,最后达到均衡,这时熵最大。这个概念很有启发性,物理学领域以外的人也喜欢挪用。此处“熵”的隐喻意思应与文中括号里的解释相似,即认为一切事物都会相互转换,不好的方面也会转化为好的方面。理论进行解释(一种可以解释包括灵魂在内的一切都会有所好转的解释方法),而不去关注俄国土地和农民的命运这样(现实的问题)。茹柯夫斯基先生注意到了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形成和劳动社会化过程的如下几点因素。他说,“从对社会法学基础的态度,能够看出马克思是脱离于社会主义者学派的。如果我们把批判个人所有制的因素作为社会主义学派的特征,那么应该承认,马克思的研究遵循另一个基础:他仍然在被极端社会主义者所否定的个人所有制基础上;只是视这一因素为因素,而他的全部研究皆指向一点,即欧洲社会生活所有的黑暗根本不是由于这个因素的存在,而是对劳动者而言该因素已被破坏”。接着在文章的最后,茹柯夫斯基先生非常简略地用几句话说明《所谓原始积累》这一节的内容。其实说得简略点也并无大碍,但他做得极其不完整。因为马克思称之为劳动社会化的那部分,批评家茹柯夫斯基在文章中根本一次都没有提到。他仅仅说,这一过程是劳动者与生产条件的分离,具体来说即丧失土地,并做出如下结论:“形式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进程的原因如此简单,以至于他们认为改变它的方法也是如此简单。看来,对于马克思,所有的问题都局限于为劳动者争取利润的权利。”他还说“物质条件问题既存在于劳动者的个体发展阶段中,也存在于生产的物质条件中”——对于马克思不存在这些问题。

这就是俄国批评家对德国作家做的总鉴定。我敢说,它是一个由一系列小谎言组成的大谎言。因此,为了弄清被告人真正的嘴脸,很难决定应该从哪里着手,谎言令人目不暇接。我们就从他指出马克思对个人所有制的重视开始讲。其实,这个问题毫不相关。我们这里指的是作为学者身份的马克思,而对于他的实践活动则并没有涉及。而茹柯夫斯基则认为,马克思的任何一部学术著作中都没有专门讨论过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但是,我们清楚地记得,他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之一。根据茹柯夫斯基先生的理解,这份文献的标题就与其内容不符,应该反过来理解对于这么明显的谎言,可以不费笔墨,立刻就为之画上句号,而转向下一个谎言。但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茹柯夫斯基先生要在这个问题上把《欧洲通报》的读者引入歧途?或者他自己的谬论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我们看到,马克思的哲学史观纲要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以私人劳动为基础的个人私有制的否定;然后是对这个否定的历史否定,重新恢复个人所有制,但这种恢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成果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建立在自由劳动者协作和对土地及劳动者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之上的。这幅图景的最后一部分再次清楚地表明,应该在什么程度上反过来理解茹柯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基础的态度。做出将土地和生产资料公有的预言及主张,何谈尊重个人所有制一说呢?茹柯夫斯基先生显然对“个人”一词困惑不解。问题在于,马克思在自己的纲要中插入了两个一向被茹柯夫斯基先生严厉排斥的黑格尔辩证法公认的焦点问题,但这一次,茹柯夫斯基先生却没有发现,或假装视而不见。首先,整个纲要是建立在黑格尔三段论定律上的:先是论点、论题,然后是否定、反题,然后再否定,最终在否定基础上是合题。其次,这种合题是建立在个体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的矛盾同一性基础上。这里,“个体”是辩证过程中具有特殊和假定意义的项,不可以以此做任何根据。确实,茹柯夫斯基先生主要是依据马克思历史特征的实证部分。但是,实际方面之所以称为实际的,是因为它是陈述事情经过的。不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经济学家,茹柯夫斯基先生也好,马克思也罢,抑或是狄德罗,还是彼得大概在陈述事实时几乎都是同样的。差别只在于事实的阐明。马克思是从劳动者与生产条件分离的角度阐述,在各种各样的现象中深入研究这一总的趋势。比如我们看到,他说明了消灭封建贵族,出让公社土地,出卖教会地产等的意义。因此,关于实证方面,茹柯夫斯基先生只是说走了嘴。目的是什么?——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可能仅仅因为他根本不懂。

但他对黑格尔主义学说的指责仍是马力十足。但我们看一看,根据茹柯夫斯基先生的解释,该学说是否也被马克思仅作为一个外部框架而存在,如同在蒲鲁东那里一样。作者茹柯夫斯基给这个框架做出结论,不是通过先验的方式,而是通过严格分析事实的方式得出结论。茹柯夫斯基先生不仅不允许这样,甚至加重自己令人吃惊的批评:马克思是个黑格尔主义者一样的形式主义者,同时又是“偏激的人”。马克思作为双重的形式主义者,虽然承认经济条件对于法律和政治形态的意义,但是以“形式主义的方式”回避对它们的研究,甚至认为,既然在现代主义者的认识中出现新的形式,那么意味着,产生它们的物质条件已经准备好。除此之外,马克思作为双料的形式主义者,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局限于为劳动者争取利润的权利。(炸牛肉饼,是什么?不过是形式罢了!)而为保证工人的利润权需要什么条件,马克思甚至都不想知道。这就是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指责。如果对马克思的理论完全不熟悉的人看到这些指责,那么这个不幸的人将会对《关于马克思及其著作〈资本论〉》有非常畸形的认识(这就是茹柯夫斯基先生文章的标题)。实际上,从以上指责中应首先得出,受指责的是在《资本论》中论证劳动者利润权的法学作家。与此同时,实际上,《资本论》以及茹柯夫斯基先生援引的马克思的其它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都绝没有这个目的。“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页。,马克思如此谈及自己的《资本论》,并严格遵守这个纲领。确实,对于他来说,劳动者的利润权是毋庸置疑的;话又说回来,他确信,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最终会使人们最终承认这个权利。因此,在全书各处,尤其是在注解、序言和结语中都可以找到对劳动者权利的说明。但是他根本没想系统地证实。《资本论》完全用于分析生产条件和经济关系,因此完全无法理解茹柯夫斯基先生关于马克思没有研究“物质条件”的说法。假设我们没找到我们的批评家装腔作势的鲜明例子,那就完全无法理解马克思了。这就是茹柯夫斯基先生,他对马克思做解释的同时,却巧妙地“绕过”了整个马克思——这是确信无疑的。

马克思说,“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20)同上,第16页。。暂且放下茹柯夫斯基先生不提,我们再问:我们从英国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中将汲取什么样的教训?马克思指的是他的祖国——德国,他特别关注英国工厂立法,亦即关注在英国被提出关于政府干预调整劳动日、女工及童工等问题被提出。这里是马克思自己借用自己对历史进程确定不移的必然性的了解而进行的修正。工厂立法至少原则上是为了限制工人受摧残,为了给工人提供毫无障碍地发展人的能力的机遇。因此,将不可避免进程可能缓和到一定程度;正如马克思所形象的表述的那样,可以减轻分娩的痛苦。但对于我们来说,显然这些还不够,因为不管我们多么不想往工厂立法的方向发展,它都只能吸引相对来说数量很少的人,因此必须寻找直接绕过马克思所描述的中间阶段的道路。

我们完全不想仅仅听到这位硕士的只言片语,恰恰相反,我们愿意听听这位“硕士”(21)这位“硕士”是指前文中提到的亚姆松(Г.Ямсон)。像茹柯夫斯基先生那样来发表自己的一系列真知灼见。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许多错误,更遗憾的是,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同样的错误。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用自己选择的例子检验批评家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批判。再举一个他自己也曾用过的例子。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只言片语为依据,他认为马克思作为形式主义者——黑格尔主义者,符合以下表述:新社会形态下的意识能够确保该社会形态所需的物质条件。如果马克思只写了这么个序言,那么茹柯夫斯基先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因为马克思还做了很多,那么茹柯夫斯基先生就分明再次说了假话。如果从《资本论》中去除黑格尔辩证法的晦涩的、笨拙的、多余的外壳,撇开这本著作的其它优点,那么我们将在该书中看到为解决形式与存在的物质条件问题上所形成的深入研究的材料,看到对私人领域相关问题的精彩论述。

茹柯夫斯基先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把肉做成烤牛肉饼的形式并不重要。烤肉饼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只是和其他形式一样有自己的方便或不便。人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是一种以独特的方式掌控存在之进程的生物机体,烤肉饼的存在也只是一种形式,针对这种形式来说烤肉饼也是一种存在的物质条件。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形式强大到烤牛肉饼还不止包括肉,还有任何其他食物形式进入到人的机体中,构成维持这一形式的材料。人吃肉、面包、鱼、萝卜、喝格瓦斯等,但人仍然是人。看起来,众所周知的机体形式,完全使进入机体的可塑材料从属于自身,但这只是看起来如此。实际上,众所周知,存在的条件尽管缓慢,也能够改变机体的形式。因此,在形式和存在的物质条件之间形成相当复杂的关系,形式暂时处于支配地位,但最终也会被改变。社会形式也发生类似情况,没有人比马克思更好地说明了这点。其实,整个《资本论》也承袭了这一点,即所出现的社会形式是如何一直发展、强化自身的特点,并在不断积累发现、发明时,使生产方式改善;新市场和科学本身屈从于社会形式自身,使它们能够为己所用,以及最终这种社会形式如何无法承受物质条件进一步的变化。

马克思的著作确实存在大量冗余的辩证法的细枝末节,需大幅清理、修改,但对社会形式及其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的分析将永远成为作者逻辑严密和学识渊博的文献。茹柯夫斯基先生居然有精神上的勇气要使人们确信,连这个问题,马克思者也予以了回避。我们真是对他无计可施了。只能大为吃惊地眼看着这位为博观众一笑大翻跟头的批评家,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样的惊险动作。其中一部分观众当然就已明白,他们面前不过是个勇敢的杂技演员在表演,而另一部分观众恐怕将这样的奇观理解成另外的意义。

接下来茹柯夫斯基批判的方向自然就很确定了。对于他来说,已经找到了批判的途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是一个分析经济实例的人,而是在形式上维护劳动者权利的保护者和辩护士。他使用的方法“非常便于将资本家的得利和劳动者的不利处境大白于天下”,但在科学意义上讲,这些方法毫无用处。马克思关于工作日的论述,“早就是老生常谈,见诸于几乎每一部研究贫困的著作,这些论述颇能引起读者对劳动者的状况广泛的同情,但只描述了资本家对自己权力的滥用,更多地描述的是人的共同的恶,使人们陷入深思,如何方能消除这些滥用”。确实,该书的某些章节非常精彩,这些章节阐述了劳动分工和机器的进步对劳动者命运的影响。但是,“其实,以上这些情况并没有展示出任何新的东西,早就在每本阐述西方贫困的著作中都有过此类论述,以及这些著作所固有的仁爱”。归根结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劳动者权利所做的辩护,实际上是非常不成功的,也是非常站不住脚的。

显然,《资本论》根本与任何辩护无关,其次,绞尽脑汁对“这本著作所固有的仁爱”进行指责是不智之举。而且仁爱不是应该被鄙视的东西,好像它的存在可能会危及到科学著作的声誉似的。例如,仁爱丝毫没有损害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几篇旧文章。我记得他的文章《麦克劳德(22)亨利·麦克劳德(Генри Даннинг Маклеод,1821-1902),英国经济学家,法学家。的经济理论》,文中思想的变化也使我震惊:“总起来看,麦克劳德所坚持的价值理论仅仅向我们公开揭示了所有陈规惯例的残酷性,而将其视为科学原理,不啻于将不支付劳动报酬视为原理。”此处不是我在强调这几个字,而是茹柯夫斯基先生自己用斜体字突出这几个字,用以说明这个仁爱论据的重要性。我还记得他有一篇关于法国劳动者联合会发展状况的文章,文中可谓是“充满了仁爱”。况且,我记得的茹柯夫斯基先生“充满仁爱”的文章还少吗,这些著作并没有因充满“仁爱”而妨碍其成为受人尊重的学术著作,甚至是比他后来在数学、物理和杂耍方面的研究更具有学术性。自己忘了,是因为孔雀的习惯如此,要定期开屏闭屏,擦除掉自己的足迹。无论如何,茹柯夫斯基先生站在了一个对批评家来说非常适宜的视角,来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既已认定马克思并没有研究经济现象的规律,而仅仅是为劳动者的权利辩护,那么也就没什么太大的必要进行自己的科学批评了。既然著作的重心在辩护上,就是说只需找到另一方与之抗衡便足矣。茹柯夫斯基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但由于他只是在重复一个德国人的思考,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德国人。这个德国人是著名的海因里希·冯·西贝尔(23)海因里希·冯·西贝尔(Генрих Фон Зибель,1817-1895),德国历史学家,著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5卷)、《威廉一世创建德意志帝国史》(7卷)。,而他早在1872年的单行本中就阐述过自己的思想。应当指出,这是在巴门做的两场公开演说,两场演说我们都不了解其具体情况,但其听众显然却是不同,根据第一篇演说的开场白就能判断得出:“如果我,一个学院的学者,要在这里,这个集合众多我国工业实践者的团体中,探讨工业世界诸多重要的问题中的一个,那么”,然后是下面的演说。由此看出,海因里希·冯·西贝尔是在与工厂主交谈。他根据这一点进行谈话。

《桥隧施工及养护》课程是高等职业学校铁道工程技术专业的一门核心专业课,是铁道工程施工和维修养护的施工员、质检员、桥隧工等职业岗位人员必备的专业技能,是铁道工程技术类专业领域的桥隧工程技术人员、桥隧施工及养护人员必备的技能之一。

西贝尔简要阐述了《资本论》的内容乃至剩余价值学说,然后继续说道:“我向您概括地阐述这些学说为的是直观地展示其条理性、完整性和连续性。如果您接受第一个理论,那么就应该承认所有其它的理论。但是我们已经说了,立足点是错误的。这个立足点就是:人的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和标准。实际上,劳动不是自然就成为这样的源泉,而是由于劳动满足了的人类需求。问题不在于工作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工作的目的性。很容易看到,这个差别对于整个问题而言多么重要。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剩余价值是唯一从人的劳动中产生但又比劳动本身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这对于独立的劳动者是有益的,但对于雇佣工人却是致命的特征。但工厂主的利润果真只是建立在剥削劳动者,和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之间的差别上吗?工厂主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真地只局限于监督被其预定的劳动的完成情况吗?在我看来,与日常经验告诉你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详细分析一下马克思的例子。工资等于劳动6个小时的价值,也就是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与此同时劳动者出售自己一整天的劳动力,也就是12小时;因此,工厂主按一天1塔勒支付给劳动者,自己获得2塔勒的收入。突然有那么一天,在劳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厂主加倍提高工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他这样做就是在放弃所有利润,因为他阻止了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实际上,情况是这样的:情况还没有改变时,工厂主已经敏锐地看到即将来临的变化。他比别人更清楚地预见到,两个月后,由于外部事件,对他的商品的需求将急剧增长。他预见到,一旦竞争者们也观察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将相互争夺优秀的劳动者。因此,他加倍为工人提高工资,也就保证了一段时间后,自己商品的价格成四位增长。劳动者工作12个小时不是获得6个小时的交换价值,而是获得12个小时的交换价值,而资本家根本不是靠剥削劳动者发财致富,而是靠掌握行情,进而预见市场发展趋势获得财富。剩余价值,资本家的利润,毫无疑问,是由劳动创造的,但劳动不是指劳动者的手工劳动,而是指企业主的脑力劳动。无法想象比这更应得的获利。我们都知道,此类情况层出不穷,这就是普遍的规则,利用市场行情的变化做投机生意,这其中的利润,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无关,而仅仅取决于市场的波动。再往下看。毫无疑问,人的劳动是任何价值的源泉,没有人的劳动不可能产生任何价值。试问一下:为什么人的活动赢得了劳动的光荣称号?为什么劳动成为价值的源泉?马克思本人给我们的回答是:‘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过程。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8页。因此,人的活动之所以成为劳动,是因为服务于人的目的,之所以成为经济上的有用劳动,是因为这个目的满足人的需求。因此,只有那个赋予劳动以合理性,确立了有益的目标,为实现该目标提供所需资金并将其投入运营的人,才赋予了劳动以真正的价值。我们将此观点应用到大型工场手工业或工厂的工作过程中去。这里谁是目标的创造者?谁使被加工的东西具有价值属性?我认为,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工厂主,而不是工人。工厂主一个人设定工厂的目标。他研究市场的状况,确定生产的种类和规模,提供机器,改善工厂,并雇佣工人(体力劳动者)。可能,他有一些从事脑力劳动的雇员,技术人员,工程师,销售专家。可能,他(如铁路的股东)雇佣专业人士管理所有已然建立的企业。但所有这些情况并未改变事情的本质:工厂主、资本家是目标的创造者,同时还是所有正在产生的价值的创造者。这里与他的雇佣工人无关。工人是他手中的工具,有生命的人类的工具,但是在工厂的劳动过程中——工人是和机器一样的工具。没有工人,工厂主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正如没有煤、车轮、螺丝就不可能达到目标。当然,他不应忘记,除此之外他们拥有全人类所共有且值得尊敬的目标。但是在工厂的劳动过程中,他们像机器一样参与价值的创造。烧锅炉的工人知道工厂的目标和任务吗?摘棉花杂质的小男孩了解生产的普遍联系、目标和生产资料吗?脑力劳动者,工程师或者企业经理当然知道目标,但是不能创立也不能改变目标,而是从工厂主观念那里获得目标,并且像任何劳动者一样准确地服务于目标。他们的劳动报酬包含在商品的价格中,正如对剪刀和针支出部分包含在裁缝缝制的礼服的价格中。然而没有人会说,针和剪刀创造了礼服及其价值。同样地,在大型工业部门中,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不是使用机器的劳动者的手工劳动,而是管理工厂的工厂主的脑力劳动。”

之所以翻译西贝尔的这段让我烦闷的谬论,是基于多种原因。第一,对于阅读而言,它本身使人开心。第二,它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辩护。第三,茹柯夫斯基就像歌德作品中的玛格丽特那样,重复着Nur mit ein Bischen anderen Worten(25)该句出自《浮士德》,中文版译为“不过语句稍许两样”。(参见[德]歌德:《浮士德》,钱春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24页。)这句话。也的确是一点点(不同),因为主要的改变就在于茹柯夫斯基给西贝尔原本朴实、清晰和坦诚的思考附上了一股学究式的腔调而已。简单地说,西贝尔也考虑到自己的听众,把整个世界置于工厂主的脚下。茹柯夫斯基先生没有这么简单,他的听众也不是这些工厂主。因此他从根本上保留了西贝尔的论据,扩展之,并将工厂主的“敏锐眼光”以“精神劳动”来替换。其结果却没有什么变化。茹柯夫斯基先生这样论述:您用钩形的棍子挖菜地,用这个原始的方法挖地需要二十天。但是您用五天制作锹,用锹挖菜地只需要五天。您获得了十天时间的纯利润。这个利润从哪里来?从新的劳动分工、劳动方向及劳动组织方式中来。此前,您将自己全部的劳动用在耕地上,而现在您花费一部分劳动制作锹,利润由此而来。但是劳动方法的改变要求脑力劳动。这种精神劳动在自然力量的参与下构成利润的来源。“历史表明,利润的享用者总是劳动的实际组织者,政府全体成员或者将某项发明或改进应用到实践中的人。” 精神劳动可能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在科学中技术占主导,在实践中企业主和资本家占主导,配合或直接利用自然力;第二个方向是立法者和管理者为一方,企业主和资本家为另一方,配合或管理工人的劳动,这便是道德和政治科学的任务。在这个广泛的意义上必须承认所有利润,作为精神劳动的结果,都是进行劳动的这些阶级活动的结果。马克思称为剩余劳动时间的那部分劳动时间,“只在表面上构成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像我可以存放在您口袋里的一个卢布,表面上看起来,它属于您而不是我的财产。又如我挂在钉子上的裙子,给人以裙子属于钉子的假象,但与此同时,它仍然是我的裙子,不会有人认为它不是我的。在缩减工作的问题上,工人正如钉子一样,对劳动的了解和组织将所有多余的力量都被加诸于其上,但在创建过程中与工人是完全无关的。他没有创造雇主希望他参与创造的利润,这个利润实质上无法衡量,正如马克思假定说,工作日的长短与它只是表面上的形式相一致,正如裙子之与挂裙子的衣架。马克思口中的劳动者创造的利润或剩余价值,刚好像一根起杠杆作用的扁钢,可以提重和聚力,却只不过是劳动知识和劳动组织手中的工具而已。创造利润的力量处在他之外,与他异己,与他无关,正如杠杆把手上发挥作用的力量”。如果利润的源泉是精神劳动,在文章的另一处,批评家继续推断道:“或者说精神劳动既是在实质上也是在形式上改变使用体力劳动的顺序,总之,就是劳动的知识和组织,那么原始资本就是这个劳动的产物,也就是精神活动的产物。资本的使用权落在了那些资本产生的发端者的手中,也就是组织阶级的手中。而那些既没有任何发明,也无从成为组织者,只能长期被他人组织的工人,却没有任何依据对此有任何不满。”

茹柯夫斯基先生以其特有的谦虚宣称,他新发现的生产因素即精神劳动,“到目前为止完全被经济学忽视”;“所有发明者,知识劳动者,组织者,管理者等的精神劳动是如此巨大,构成了生产的因素或者要素,但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仍未被发现,精神劳动对于政治经济学仍然是隐蔽的”,直到1877年9月1日,《欧洲通报》的读者才有机会在茹柯夫斯基先生学术光辉的照耀下开蒙。很显然,俄国也能出自己的柏拉图和睿智的牛顿,此真乃国之大幸啊,可我却要非常遗憾地说,这个科学的光辉并非产生于1872年3月9日,而是在这之前很早的一段时间已普照大地了。至少,海因希里·冯·西贝尔早在1872年3月9日,就向世界宣布了茹柯夫斯基先生在1877年9月公开揭示的内容。茹柯夫斯基先生和海因希里·冯·西贝尔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没有经验的读者乍看起来,我国作家端给我们的这碗汤汁内含新的生产因素,似乎更为浓稠一些,但这既非重大区别,更非实质区别,不过是“现象的”和“形式的”区别而已。不错,茹柯夫斯基先生就像著名厨师一样,既不吝惜葱花,也不吝惜辣椒,只要达到“炙手可热”之效果,他往自己的热菜里加入了些或忠实于科学或背叛于科学(我已经不知如何正确地表达)的毫不搭界的物理学及哲学的汤料,但这也只是换汤不换药罢了。最主要的是,西贝尔和茹柯夫斯基先生的宗旨完全一样。对他们而言,马克思之所以重要,不体现在他是一个代表着某种科学理论的被评批的对象,而是体现在他是一个政敌,一个需要敌手的雄辩的学者。

但因为马克思确实是立足于科学,这使得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辩护营造出一种类科学的环境,他们也正是竭尽全力、竭尽所能地完成这一表演的。但奇怪的是,茹柯夫斯基又为何总是抱怨,在潜心进行经济因素学科分析的那段时间里,他不得不因对“严谨”原则不够尊重而被迫做出回应?确实,马克思本人无权抱怨僭言中伤,但首先,马克思的俄文出版物——不是马克思本人翻译的;其次,茹柯夫斯基先生要求区分两个领域的精神劳动:理论研究领域和实践结论领域。为纪念如今他声泪俱下哭诉的这些个人的遭遇,他真应当把马克思更多地看作是一个分析经济事实的作家,然后,再去进行辩论,如果他认为有此必要的话。

当然,西贝尔和茹柯夫斯基先生之间存在差别。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茹柯夫斯基先生把西贝尔的资本家概念扩展到所有精神劳动承担者的概念。从合乎逻辑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一种改进,但这又是完全可以解释的,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这是由两个学者的听众身份差别不同决定的。还有第二个差别,比如说西贝尔竭己所能一再表明,自己绝非另有用意,其目的昭然若揭、显而易见。而善于卖弄的、神秘的茹柯夫斯基先生却不然。尽管勤勉可嘉,他却无法不以秘密来吸引读者,而这些秘密对茹柯夫斯基本人来说也还只是秘密。例如,他这样结束自己的辩护:“在历史进程中从劳动大众中产生并成为社会集体劳动组织者的阶级,是过去社会精神劳动的代表,至少从表面、形式上来看,更有权力享有剩余价值。这个理论如果我们不去寻找分配利润的其它依据和规则之前是不可动摇的,此外,马克思也接受这个规则,并且根据这个规则每个人占有他所生产的全部东西和他为剥削者生产的产品的份额。”您看到发生了什么翻来覆去的转变了吗?是否应当这样来理解这其中的整个迷雾,从核心的实质层面看,若有机会,茹柯夫斯基先生可能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解释马克思和被其保护的利益?是否要等待他自己在某个时候来动摇自己现在的这些辩护,虽然这些辩护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是毫不动摇的。这种观点,正如茹柯夫斯基先生对它的表述,可以用奇怪的公式表达:à сhacun selon ses oeuvres。(26)法语“à сhacun selon ses oeuvres”,可译为“按劳分配”。是否,茹柯夫斯基先生希望用另一个奇怪的公式代替它:à сhacun selon ses besoins?(27)法语“à сhacun selon ses besoins”,可译为“按需分配”。也许,一有机会,他也不会反对再写一部充满“仁爱”的作品?也或许,他不过是顺口胡说而已?一切都不得而知。因为,茹柯夫斯基先生暗示说,他还有一个惊天的秘密,秘密之大,甚至足以击毁他自己和他先前所有的辩护,暗示之后,批评家便把自己隐藏在了云层中……

但暂时我们还要面对那些无可动摇的争辩。我们不为力所不及之事,撼不可撼动之山。我们看一看,西贝尔和茹柯夫斯基先生建立的堡垒,只是貌似科学的环境。

西贝尔,作为完全坦诚的、天真的和头脑清楚的人,非常简单地解释道,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的精神劳动不会起到生产的独立因素的作用;在创造利润方面,这样的精神劳动,就像体力劳动一样;他认为,马克思所忽视的新因素是最高管理者、全部生产的组织者和目标的建立者的精神劳动,以及他们关注市场局势的敏锐眼光等等。茹柯夫斯基先生拓宽了西贝尔的论据的同时,也失去区分两种精神劳动的可能性。实际上,这两种精神劳动间的区别是存在着的,且需要解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因此,俄国学者的优势在于他们的研究更为广泛,而他们的同行德国学者对研究的把握更为明晰。例如,后者非常明确地把投机活动放到精神劳动的范畴里,但同时有一个必要条件,既该投机行为的主体是直接经营人,因为交易所的代办,不过是执行投机这一精神劳动的粗活儿部分,不过是被雇佣的劳动者。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体系中,投机人的地位还不明确,似乎介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我们与茹柯夫斯基先生一起假定,体力劳动是粗糙劳动,而精神劳动是精细劳动。但遗憾的是,这没有推动我们向前,实际上,从经济学观点看,精神劳动领域内的劳动千差万别,但其中的关系与组织劳动的阶级和被组织劳动的阶级间的关系如出一辙。我们有诗人兼出版商赫尔伯(28)尼·瓦·赫尔伯(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ербель,1827-1883),俄国诗人,翻译家,文学家,出版商,编辑和传记家。,他编辑和出版诗集。利用允许出版他人著作但不可超过一页的规定(29)根据当时的出版法规,编辑出版他人的作品超过一定数量需付相应稿酬。,赫尔伯从所有的国内诗歌中编选最好的来出版,出售他人的诗歌作品获利,却一个戈比都不支付给真正的作者。类似事件确实令茹柯夫斯基先生陷入困境。一方面,他应该承认,赫尔伯是组织者,是用自己的精神劳动赋予诗集以价值,而诗人们从本质上讲只不过是被组织者,因之在创造利润的活动中,他们的参与是如此之少,如同举起重物时的杠杆。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些诗人毫无疑问是精神劳动的代表,这一劳动是有组织力的因素所认可的。怎么办?可能有人会说,赫尔伯的行为是个例外,放在这里不合适,因为这位诗人兼投机商人,并没有给被动成为工作人员的其他诗人支付每一位工厂工人都能从主人那里获得的工资。好吧。那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以杂志出版为例,以茹柯夫斯基先生本人的活动为例。不可否认,虽然他那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是渊博学识的成果,对《欧洲通报》的读者产生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毫无疑问属于组织的阶级,也就是用自己的精神劳动创造新价值的阶级的代表。但同时,我们应该承认,茹柯夫斯基先生只是枚钉子,而斯达修列维奇(30)米·斯达修列维奇(Михаил Матвеевич Стасюлевич,1826-1911),俄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欧洲通报》的编辑。先生作为企业家和组织者,把额外的力量加到钉子上。因此,茹柯夫斯基先生不是组织者,而是被组织的精神劳动的代表,不论是他,还是其他工作人员都丝毫没有参与为《欧洲通报》创造利润的活动。全部利润是斯达修列维奇先生精神劳动的成果。如果设想一下,有非常大的可能:在斯达修列维奇先生的位置上,是一位没有多少文化,但有资金,头脑灵活的出版商,那么各种形式的精神劳动的相对意义势必陷于混乱的境地。如果除了文学活动之外,茹柯夫斯基先生还在某个办公室任职,那么尽管精神伟大,他也不过是双料的钉子而已。如果他还有闲暇,还掌握着一定的知识,就可以在某个工厂从事技术工作,那么他又是一颗钉子,一颗被完全可能是个不学无术的工厂主随意用榔头敲打的钉子。从这可以看出,一直瞒着经济学家编造新的生产因素,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为什么具备充足技术知识的茹柯夫斯基先生可以成为被工厂主操纵的杠杆?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此工厂主是资本的代表,却完全不是新出现的精神劳动的代表。没有资本,他就像茹柯夫斯基先生和最底层的短工一样是被组织的人之一,然而现在工厂主不需要知识,甚至不需要组织能力:他可以雇佣组织者和专业人士。就像地主收租决不是因为他从事精神劳动,而只是因为他是地主。相反,不管被雇佣的农艺师兼管理者多么内行,多么能干,他的收入也只是工资,且该收入受工资法律调控。最终,精神劳动只有下列情况下方能当之无愧被称为精神劳动,即该劳动能够产出产品,该产品不是受一个因素,而是受三种因素制约:天分、知识和劳动本身,即当前力量的消耗。这些因素早在1877年9月1日之前就已成为共识。实际上,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一天来临之前,所有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生产有三因素:首先是自然力(天赋),其次是生产资料、工具(知识),第三是劳动(特别是精神劳动)。如此一来,赫赫有名的精神劳动全都有赖于这三个早已公认的因素存在,因而绝不会构成独立因素。也应该指出,被组织的阶级缺少精神劳动这样的论断,只是西贝尔先生和茹柯夫斯基先生的发明。西贝尔先生希望在这方面依靠被他批评的作家,但是他小心谨慎地只引用他援引的《资本论》那一段的前半部分内容。后半部分内容是:“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过程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做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8-169页。茹柯夫斯基先生在分析生产的精神因素时真该关注一下这种专注力。此外,如果组织他人劳动的劳动是应受到高度评价的劳动,那么作为被组织者也不容易,也需要耗费相当大的精神。

因此,茹柯夫斯基先生所臆想的精神劳动,也如他臆想的利润的创造者一样,是微风就能吹倒的纸房子。不论是从生产和分配的角度,还是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看,——它都不具有独立的意义,而是分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向四周散开,淹没在科学的旧真理中,就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现在我们看看其中的一个旧真理。

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著作中有一个特点,更确切地说是有一个漏洞,这个漏洞使他明显区别于马克思的所有批评者。在这一点上,也有别于自己大部分的著作,我们的批评家观点独特新颖。茹柯夫斯基先生刻意着笔评述马克思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完全无此必要。他对马克思与其他“偏激者”的关系研究甚少,但至少还有所提及。但是他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与经济学家的关系,对他们只字未提。因而这就更值得引起注意,此前茹柯夫斯基先生用古典名著的标准检验每一位经济学作家,没有一篇文章不提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什么他突然不愿意从亚当开始?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偏偏是针对马克思时,这种愿望消失了?要知道不论是赞成者还是怀有敌意的所有批评家都在尽力把马克思和亚当本人,或者说在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之间建立起某种有机的联系。其实,无需尽力去建立联系,因为这种有机联系是毋庸置疑的,无需寻找,无需研究,但却有必要指出。问题在于以什么形式指出。在茹柯夫斯基先生说这番话的同时,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它以尽量不同于法学的形式,分析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关系。顺便说一下,这正好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时代。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之后的经济学家手中,这种分析在该社会生活形式面前变成了偶像崇拜,在经典著作中已有雏形,随后庸俗经济学继续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创始人。而此时,偏激的人适时出现,其中一些人从经济学角度闯入法学领域,抓住某些经典理论。这个事实非常可能表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并不完全适合做这些崇拜者,亦即后来的经济学家们的该社会生活形式的创始人。他们毫不迟疑地与他们断绝关系,当马克思带着自己从古典经济学及其进一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出现之时,这种决裂就更是彻底而决绝的。因此,在对马克思的批评中,明确他在一系列经济学家中的位置以及他与亚当·斯密,特别是与李嘉图的关系是丝毫不奇怪的。马克思的追随者在这种继承性中看到与他自身的说服力无关的力量保证。这就是为什么西贝尔努力在他的论文中研究这一关系,并令人遗憾的在第一卷中暂时中止了对李嘉图著作翻译的原因了。马克思的反对者们又一次明白了推翻斯密和李嘉图业已形成的权威的全部益处,而马克思正是他们的背叛者。我们看到,他们对马克思的攻击皆指向经典。譬如,拉夫莱(32)埃米尔·路易·维克多·拉夫莱(Емил Луи Виктор дьо Лавеле,1822-1892),比利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庸俗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和雷斯勒如此,西贝尔亦如此,甚至我国的学者邦吉(33)邦吉(Николай Христианович Бунге,1823-1895),19世纪的俄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在对丘普洛夫(34)丘普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Чупров,1842-1908),俄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社会活动家。关于铁路经济的著作的研究中(刊登在《欧洲通报》上)也如此做。当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使大家厌烦时,茹柯夫斯基先生沉默不语!没有无缘无故的行动,也没有毫无原因的沉默。也就是说,有无故之无为,此次亦然。

我应该意识到,几句话阐述过经济学说史后,茹柯夫斯基先生有权对我不无悲哀地说:吃水不要忘了挖井人啊!实际上,我们有两个作家,非常愿意讲述经济学家为什么又是如何先是痴迷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然后又背弃他们的。这些讲述是我们的经济文献中最有趣的作品之一。一个天才地、生动地、清楚地阐述,另一个费劲地、拙劣地、乏味地阐述。茹柯夫斯基先生是这里的另一个人,我向他学到一些东西(当然不只是向他一个人学习);学了那么多,现在才完全明白,为什么茹柯夫斯基先生放弃自己的亚当。这可以用我们批评家的特殊理论来解释。连接马克思与经典作家的主要纽带: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和尺度的理论。这是纯粹科学的、理论的、被充分研究的命题,在这里需要论证它。读者可以在关于马克思和穆勒的俄文文献以及关于李嘉图的译著中,在西贝尔的毕业论文中,在茹柯夫斯基先生早期的文章中找到论证,这个命题被多次如此反复地努力论证,以至于仅存的羞耻之心令茹柯夫斯基先生无法轻慢经典作家,像他对待马克思那样。在这一点上,因受他的过去所制约,他更喜欢沉默。在一、二处地方,就个别及无关宏旨的问题,他甚至做出维护斯密和李嘉图免受马克思批判的姿态,此种行为更加深了自己在那些无知读者面前的过错,这些读者真的会以为古典作家与马克思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让读者迷惑,对茹柯夫斯基先生十分有利。他说古典主义者只研究生产的物质条件,因此如果马克思是他们的后继者,就意味着马克思不能回避这个研究。但茹柯夫斯基先生又说“通过形式方法回避”。所以一个错误产生另一个错误。何况,我们现在拿着一把刀找古典主义者算账,把这把刀放在了他们的经典著作上。这就意味着我们找便雅悯(35)便雅悯是雅各和拉结的小儿子,出生在从伯特利到以法他的路上。拉结生他的时候难产而死,死前给她儿子起名叫便俄尼,意思是“忧患之子”。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直译为“右手之子”(创世纪35:15-18),意味着幸福与繁荣。雅各临终前给他的预言是:“便雅悯是个撕掠的狼,早晨吃他所掠夺的,晚上分他所掳获的。”(创世纪 49:27)摩西的祝福是:“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在耶和华旁边安然居住;耶和华必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中。”(申命纪33:12)算账,他可是雅各最小的、最喜欢的孩子。

茹柯夫斯基先生回避了马克思对待古典主义者的态度问题,对古典主义者也闭口不言,但他却无法回避对曾经被他推崇有加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背叛,正如不可避免地做过的其它背叛一样,他令人遗憾毫无诚意地公开承认了自己此前的观点让人误入歧途。例如,反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的来源不仅是劳动,还有树木,土地和牲畜的观点,他反对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李嘉图,虽然他没有提及这一点。我们仅仅看看与马克思交锋时他采用的方法就知道了。关于剩余价值的问题,可以用几句话来解释这个理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和尺度,因此物品根据它们所耗费的生产劳动价值量进行交换。劳动一经进入市场,自身便转换成物品,转换成商品,而商品的价值又是由劳动决定,也就是由劳动数量、用于维持工人的工作小时或工作日的数量决定。维持工人的费用,就是工人的工资。假定,劳动者的工资相当于6个小时的劳动量。因此,劳动6个小时,劳动者赚取自己的工资,所做的工正好等于用于自身的费用。这个工作日接下来的时间,例如还是6个小时,他已经在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这就是最泛泛、最基本的形式上的剩余价值理论。茹柯夫斯基先生希望驳倒剩余价值理论。他一点不像狮子那样勇猛地攻击猎物,希望用自身的力量捕获活的战利品。他像豺狼一样挑选那些看起来并无防御能力的动物,无需进攻,便可坐享其成。他正是这样长期只揪住马克思的计算不放,翻来覆去从各个角度、得意洋洋地进行批驳。如果不去看一下马克思的原著,有些读者也许会真地以为茹柯夫斯基先生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发现,更可能正因此我们的批评家才干脆不标注出被他批评的内容的页码。但是,如果读者肯去寻找马克思的原著,就会发现,马克思似乎早已预见到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计算方式会赐予茹柯夫斯基先生何等的力量和勇气。原文165页的注释中我们读到:“我们引用的这个计算材料只是作为例解。”(3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14页。马克思已预先声明了为茹柯夫斯基先生带来廉价胜利的计算值只是大概的、假定的,解释性的,而茹柯夫斯基先生却对本应予以关注的“以前所有的阐述”全然不提。

其实,茹柯夫斯基先生后面的论据可以归结为两个诡辩,我们只是从论据诚信度的角度对其第一个诡辩予以分析。他是这样阐述的:我们假定给劳动者——纺纱工人6小时为自己劳动。但是这样吗?要知道,他创造了产值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劳动,还因为劳动中有工具和原材料的参与。评家深刻地发现:“自然,没有这些工具他完全不能生产这么多数量的纱。”结论不言自明。只是我们发现,令茹柯夫斯基欣慰的是,假如没有棉花和工具,纺纱工人什么都生产不出来,甚至不能称之为纺纱工人。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假如没有未加工的原料、资本和其他工具以及体力劳动,任何“精神劳动”能生产出什么?况且,如果茹柯夫斯基先生看一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一节(关于此,他也是装聋作哑),很多自己不理解的问题都可以找到答案。令人好奇的是第二个诡辩,很明显,这一诡辩非常受无远见的报刊评论家喜欢。茹柯夫斯基先生说,每个工人做工6小时可以挣够自己的工资是不正确。如果是这样,那么资本家的直接利益在于无限扩大工人的数量,同时我们也知道,这种无限的扩大绝不是有利的。任何生产到达一定的阶段,就会出现新工人带给主人的利润越来越少的情形,因而当工人带来的利润只够其工资,主人就不会再另行雇佣新工人。因此马克思没有任何权利说:剩余价值的总量等于一个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乘以工人的数量。最后雇用的工人工作一整天只能挣到自己的工资;主人雇用他,是由于其他劳动者带来利润。而最后这个工人的劳动也不能使生产工具创造出价值;有无生产工具对于他来说效果都是一样,如同他徒手劳作一样。这就是纯劳动,这个独立于工具的人的劳动就是劳动的价值尺度。工资由它决定。由于极其缺少仁爱和健全的思维,茹柯夫斯基先生问道:“如果工人的劳动实际上高于他的工资,那么是什么促使工人去工厂?”由此可见,很显然,支付给工人生活费用的工资就等于支付了他的全部劳动。

茹柯夫斯基先生用从李嘉图那里借用的“形式主义”的方法理解这个结论,尽管李嘉图是在另一种更合适的情况下使用该方法的。假设给一个国家各种各样肥沃程度不同的土地。第一批移民自然耕种最好的土地。然后当人口不断增加时,就有了耕种二等土地的需求,或者向最好的土地的所有者支付一定的土地使用费才有权使用他们的土地。接下来的过程是,第二等级的土地的所有者出租自己的土地,第三等级的土地的占有者也出租土地等。利用自然的帮助得到的收入就是地租,显然,地租由每个等级的土地带来的收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最差的、最后开垦的、没有地租的土地的收入之间的差别决定。茹柯夫斯基先生把这种土地自然递减的生产力用于解释劳动与利润的关系,是真正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方法。劳动者在最后耕种的土地上没有创造地租,而仅仅挣到自己的生存费。茹柯夫斯基先生正是这样断定:工厂雇用的最后一个工人没有创造利润,而只是挣回自己的工资。问题在于,涉及地租问题时,确实存在着土地肥沃与否的真实差异,然而关于最后一个工厂工人的说法,就是无稽之谈。从生产力的角度看,没有先、后雇用的差别,所有人都使用同样的工具,加工同样的原料。以假设事实上不存在的和逻辑上不可能的最后雇用的劳动者为基础的所有结论,不具有任何意义。最后一块土地确实收不到地租,但是最后一个工厂工人和第一个工厂工人肯定在创造同样的利润。因此,马克思完全有权说,总的剩余价值等于一个工人的剩余价值乘以雇用工人的数量。

关于地租的问题,令人不禁想起不甚遥远的过去,那时茹柯夫斯基先生还喜欢从亚当·斯密着手写文章。这个问题是他最喜欢的主题,他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没有荒谬到认为地租是通过组织体力劳动的精神劳动产生。他根据李嘉图的观点,仅仅通过耕种各种等级的土地所必要的劳动量的差别来解释地租。茹柯夫斯基先生现在抛弃了这个解释所特有的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这是他的问题。他有自己的理由和权益。但这并不表示,他有权把这个完全不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错误或功绩推到马克思一个人身上。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一方面,他生长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土壤上,另一方面生长在某个社会倾向的土壤上。茹柯夫斯基先生使它脱离以前的科学,使读者失去评价的机会,马克思的许多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学的,完全不取决于任何实践结论。为了不绕圈子请翻到学识渊博、性情温和但又崇尚自由的穆勒(37)约翰·斯图亚特·穆勒(Джон Стюарт Милль,也有译为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原理》《论自由》《代议制政府》等。的《原理》第1卷第467页。在那您能找到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雏形:“利润产生的原因,是劳动生产出超过为维持其本身所必需的生产物。农业资本之所以产生利润,是因为人们生产的粮食数量,超过在其生长时期(包括制造工具和其他一切必要准备所花的时间)供应他们口粮所必须的数量。其结果是,如果一个资本家在生产物归其所有的情况下供养劳动者,那么,他的手里除了他收回的垫款之外,还会有若干剩余的生产物。”(38)[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赵荣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65页。茹柯夫斯基先生在经济学家中丝毫不提马克思的理论,断言只有形式主义者和辩护士才会说类似的事情。难道穆勒也是辩护士!人们目瞪口呆,两个重要报社的评论家对茹柯夫斯基先生和布利奥赫(39)伊万·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布利奥赫(Иван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Блиох,1836-1902),波兰银行家,铁路金融家。先生的文章同时刊登在《欧洲通报》上深感震惊。一个评论家直接指责杂志亵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名字。另一个大加赞扬茹柯夫斯基先生(明显的愚蠢),斥责布利奥赫。而这全部的区别在于,布利奥赫呼吁读者向铁路承租人的精神劳动致敬,而茹柯夫斯基先生发展和总结这一呼吁。这只是从辩护的角度看。从科学的角度看,区别当然更多。但就两种角度而言,亚当·斯密都是不存在的,虽然茹柯夫斯基先生从前喜欢从斯密下手。因此,那些用过去的眼光看待茹柯夫斯基先生的人应该明白,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不是以前的那个茹柯夫斯基了。他以前文学活动的朋友和敌人应该明白这点。

因文中提到的文章有些散乱,且希望读者至少关注到茹柯夫斯基反真理的过失,我敬请读者注意到以下几点:

1)马克思对所有制形式的态度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描述正好相反;

2)关于马克思没有研究物质生产条件以及没有考虑劳动者的发展条件的说法也有违真相;

3)马克思赋予劳动的社会化过程重要的意义,《欧洲通报》向读者隐瞒了这一点;

4)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态度,也就是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态度也同样被隐瞒;

5)“精神劳动”作为利润的唯一创造者(指的是自然力),是无序的综合体,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不是完整、独立的。

总之,即使将各种诸如“形式主义”现象和“炸肉饼”形式意义之类滑稽可笑的东西搁置一旁,也足以使《欧洲通报》的读者对马克思产生一些片面的认识,一些完全歪曲的理解了。毫无疑问,权威用这种方式是推不翻的。当然,总会有些不求甚解者,在这些荒谬无稽的批评中看到“分量”(вескость)和“渊博”(солидность),哪怕其中只有“唬人的”伪科学。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文章正是为这些不求甚解的人而作的。

【译者按】尼·康·米海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民粹主义理论家,曾就读于彼得堡矿业武备学校,1860年起在《黎明》杂志开始学术创作活动,1868年起在《祖国纪事》《民意报》《北方通报》《俄国思想》《俄国公报》等杂志广为撰稿,先后任《祖国纪事》《俄国财富》杂志编辑,其代表性著述有《社会科学中的类比法》(1869)、《关于马克思俄文版书籍》(1872)、《列夫·托尔斯泰的左右手》(1878)、《残酷的天才》(1882)、《英雄与人民群众》(1882)、《法国象征主义的俄国反映》(1887)、《再论英雄》(1891)、《再论人民群众》(1893)、《再论尼采》(1896)、《论高尔基及其主人公》(1898)、《浅谈梅列日科夫斯基和托尔斯泰》(1902)等。

米海洛夫斯基发表于《祖国纪事》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刊发于《祖国纪事》第234卷(该卷主编是涅克拉索夫,全卷共356页,有25篇文章),发表时间是1877年10月,马克思的后来名为《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针对性回应,通常推测为写于1877年10-11月。

《祖国纪事》杂志是俄罗斯19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政治、学术类综合期刊之一,创办于1818年,查封于1884年,首尾共计66年,中间因故有过停刊。《祖国纪事》杂志最初由俄罗斯历史学家、作家、旅行家П.П.斯维因(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Свиньин)创办于圣彼得堡,主要刊登斯维因本人的文章或插画,涵盖俄罗斯历史、地理、生活、习俗等主题的内容。1818年、1819年各出版了两个合集,从1820年5月到1830年改为每月出版一期。初期,刊物不大关注政治等重大时代问题,读者不多,收入不佳,于1831年停刊。1838年《祖国纪事》杂志由斯维因复刊,1839年1月租给А.克拉耶夫斯基(Андрей Краевский)。斯维因去世后,克拉耶夫斯基成为杂志所有人。克拉耶夫斯基有着丰富的出版经验,认为当时俄罗斯民众迫切需要一本合法而且带有社会批判性质的刊物,遂改弦更张,将《祖国纪事》办成了以科学、文学、政论等为主题的月刊。月刊每期大约40印张,设有“俄罗斯时事纪要”“科学”“文学”“艺术”“家政、农业、工业”“批评”“当代图书纪要”“杂谈”等专栏,内容更加丰富,意义更加重要。1868年,克拉耶夫斯基与Н.А.涅克拉索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Некрасов)签订合约,由涅克拉索夫接管该刊,刊物收入的三分之一归涅克拉索夫所有。根据合约,刊物的所有者仍是克拉耶夫斯基,但刊物的实际掌控人已是涅克拉索夫,广义的进步文学和评论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也日益引人注目。1878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刊物的掌控人为М.Е.萨尔蒂科夫-谢德林(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副主编是Н.К.米海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此外,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也曾参与过该杂志的编辑工作。编辑部成员及大多数撰稿人信奉民粹主义,或者有着民粹主义倾向。随着内容日益切近现实,《祖国纪事》杂志与沙皇政府的关系也时常变得紧张,1874年5月份的第214卷就曾被审查机关砍掉。1884年4月,在新闻出版部门负责人叶夫盖尼·费奥克蒂斯托夫——也是《祖国纪事》杂志社的前雇员——的私人命令下,《祖国纪事》被关闭,杂志最终停刊。《祖国纪事》杂志前后出版将近700卷,每卷文章数30篇左右,页码总数不固定,少则200多页,多则400多页。

《祖国纪事》杂志在19世纪的俄罗斯影响巨大,这个平台培养了一大批作家、诗人、评论家、政论家,塑造了近代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群体。莱蒙托夫、柯里佐夫、赫尔岑、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格里戈罗维奇、谢德林、奥斯特罗夫斯基、格·乌斯宾斯基、马明·西比利亚克等都在《祖国纪事》杂志发表过大量作品。奠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坛地位的中篇小说《穷人》、赫尔岑的名篇《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涅克拉索夫的代表作《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等具有重大思想意义的作品,最初均在该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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