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梅艳

(中国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3)

文化自信是指在全球化各种思潮冲击的复杂状况下，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定力的心理根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22，从而使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持续性、传承性和创造性。因此，坚定文化自信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文化强国的前提和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22。因此，我们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中不断坚定文化自信。

一、不忘本来：在传承中激活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2]文化自信建立在对自我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人民进行自我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以及文化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学习、认识、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是实现文化自信的关键，是构建民族凝聚力的力量源泉，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精神动力。

(一)理性审视传统文化及其历史定位

要实现民族文化自信，就要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一个理性的认知，分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明晰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华文化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的历史定位。中华民族拥有极其丰富的传统文化思想，我国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开始，开启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辉煌历史，从诸子百家到先秦时期儒、道、法三家争鸣，再从秦汉到唐宋儒释道三足鼎立，宋明理学将传统文化学理化为极致，明清时期“经世致用”新儒学兴盛，中国文化空前繁荣，形成了一整套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历时性发展的牵引线，其积极文化因子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被不断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形成了不同时期具有指导意义的价值观，至今仍熠熠生辉。儒道两家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廉、耻”和中庸之道一直被后代所遵从，这种崇尚和谐、爱好和平、天人合一、与人为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的伦理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拥有一个“同心结”——传统文化伦理价值观，成为中华民族建立起稳定性、持续性和传承性文化认同的基石，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在传承传统文化中积极文化因子的同时，要扬弃消极文化因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一贯重视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3]可见，传承发展传统文化，需要剔除糟粕、承续精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价值共识、协调思想行为，并结合时代需要给予全新的理解和阐释，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动力和塑造民族形象的积极因素。

(二)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学习和认知机制

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文化自信中起奠基性作用，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继承，是从内心深处建立起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关键，这种文化自信具有持续性和不可动摇性，能够从根本上克服文化自卑心理，因此构建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学习和传承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讲，需要从三个方面制定和建立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学习和认知系统性机制：第一，要重视家庭教育在文化观念树立中的基础作用。家庭教育是指父母对子女进行的教育，即家长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和家庭实践活动或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活动，潜移默化地对孩子形成教育目的的行为，对人的影响最深、时间最长，是一种终生性和传承性的教育。因此，家庭教育是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起点，对提高传统文化的认识具有直接性的作用，要重视通过家庭教育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给孩子，为孩子将来树立正确文化价值观念打上底色。第二，学校是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关键场所。我们知道，现代大学教育是以知识教育为主体的教育，学科分支精细，缺乏知行合一的综合性教育，即使高校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也只是当作知识进行传播，并没有建立起知识与道行的统一，教育内容的系统性和实践性整体有待提高。要认识到学校教育中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引导青少年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践行者，是伟大民族的未来和希望，青年强则国家强[3]，青年大学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后继主力，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靠青年一代继承发扬。因此，促进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教师要采取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促使大学生正确认识优秀传统文化，辩证看待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以树立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创新意识。第三，政府要建构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机制，营造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环境，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利用好当前快速发展的大众传媒，构建网络文化宣传平台，通过互联网等电子媒体宣传正确的价值观：(1)可借助微信、QQ、头条、抖音、快手等各种新媒体，营造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人们正确的文化认同观；(2)发挥报纸、电视、广播等主流媒体的引导性作用，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保障；(3)政府可通过政策鼓励各企业和社会组织主动担负起文化宣传和发展的责任，积极主动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高全民对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和认知的力度，营造传统文化全民学习氛围，提高国民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和凝聚力。

(三)激活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推动开放包容共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4]164，为激活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指明了方向。首先，古为今用是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所在，也是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历时性特征。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在当今条件下，更是实现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当代新文化建设中，不仅要继承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还要结合当代改革建设实际，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入阐发中国传统文化，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文化形式赋予创新改造，激活其生命力”[5]。创造性地继承和激活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民本”“诚信”“辩证”“和合”“大同”等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始终不渝地坚持与弘扬丰富的革命文化，这一方面夯实了我国文化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激发了我国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是我们实现文化现代化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必然要求。

其次，从文化的交流发展看，文化存在与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形态，具有与生俱来的向外扩散和向内吸收的内在张力，这也是文化内具的共时性特征。文化的开放包容也是文化进步的内在要求，凸显文化发展的动态性。这种开放性和动态性最直接的现实表征，是通过文化交流互鉴来实现的。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永远不会静态存在，而是处在永不间断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任何一种活态的文化都有先天的对外吸收和扩展的需求。也就是说，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各民族都在努力维护自己的文化特性，维系自己的文化根脉，保护自己文化的主权和文化的安全，这是尊重自己民族文化的一种正当要求。

再次，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开放、包容、交流、共赢发展成为文化发展的必然性选择。对于如何开放性发展，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应“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还“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6]。当然文化的开放不仅包含吸收别国文化的特性，更具有走出的特性，即我们要不断坚持文化走出去战略，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吸收外来：在开放中完善现代文化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不同民族、区域之间除了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交集，文化和思想层面也不期而遇。如果不持有开放多元、交流互鉴的文化发展心态，那么文化思想领域的冲突必然加剧。实际上，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是大国文化自信树立的必经之路。随着经济和文化发展全球化的推进，21世纪文化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们要坚持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大一统和包容开放的优秀品质。一方面，要坚持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融入国际先进文化秩序之中，推进国际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学其所长，为我所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发展；另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促进“一带一路”文化发展共同体的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7]，并通过中华民族的复兴带动周边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共同发展，取得共同进步。需要明确的是，文化的开放发展是一个双向性的行为。一方面，对质优的外来文化要取其优长加以利用和发展；另一方面，要在激烈的文化冲突中积极推广和宣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坚定文化走出去战略，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价值观、历史观、道德思想发扬光大，为国际社会解决相关问题贡献中国智慧，这就是文化开放发展的双向路径。

(一)坚持文化开放包容姿态，推进文化交流互鉴

文化的迁移、交流、融合是文化得到发展的重要保障。要保持文化的发展，任何一种文化都要以开放的方式兼容并收、创新发展。尤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是无法回避的必然趋势，一个国家如果单纯为了保持其文化个性，忽略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最终结果只是权力的假象和自说自话[8]。中国文化建设正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也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内生性需求，各个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再单纯依赖历时性发展而更多仰仗共时性发展。即全球化使得国家与国家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交织互联，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文化、政治等领域，各个国家都无法将自身发展独立于“他者”而存在。因此，文化发展也必然要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作为一个拥有辉煌灿烂的文化大国，只有选择更加主动地进行文化交流和对话，扩大文化影响力，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在人类相互依存的现代时空中，文化交流不仅是民族国家之间增进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手段，而且还是展示民族文化品牌、塑造国家形象、建立民族自信心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文化只有交流，才能显示其强大的生命活力和全球话语权，才能增进民族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力和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国际交往中建构全球文化多极均衡、多元共生的和谐局面。因此，我们在积极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推动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和交流共处的时候，应秉承平等和尊重的态度，理性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认识到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做到取长补短，使得多元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和谐共处，让世界文化变得丰富多彩。

(二)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增强文化认同

文化自信的建立，不仅要从内部确立起文化认同感，还需要在不断的文化交流融合中确立起文化认同感。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9]因此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高本国文化影响力和认同感，是实现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建立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一方面，要重视培养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把培育、弘扬和创新民族文化发展作为树立文化自信心的重要举措，力图在全球文化大交融时代守护好民族的精神家园、延续好民族的文化血脉，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独特的国家品牌；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文化走出去战略。近年来随着国内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和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发展的政策支持，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推进全球孔子学院发展，让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文化思想在国际上发声，不仅增强了中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而且中华文化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不断得到提升。

(三)增强文化间的同步互塑，完善现代文化

1.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是文化历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与西方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中面临着难以绕过的深层暗礁，这就是不同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和挑战，正如葛兰西所言：“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冲突往往通过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表现出来。”[10]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11]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有意识地把推行其价值观视作全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2]，西方国家在理论上从“主权有限”到“人道主义干预”、从“人权高于主权”到“先发制人”，意识形态霸权不断升级，其目的是把自己置于法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把西方意识形态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标尺，为行使意识形态的霸权提供合理依据。针对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实行霸权主义，汉斯·摩根索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是通过攻占他国的领土或控制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的头脑，即通过征服和控制人心，并以此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工具，改变两国之间的强权关系[13][14]。可见，不同价值观、社会制度和政治力多元并存是客观事实，两种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与摩擦不可避免，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也必将长期存在，中西文化交流始终受到意识形态霸权的阻挠。

2.不同文化间同步互塑是文化共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时指出：“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5]也就是说，文化发展如同物质生产，是不可能局限于一个民族成为私有产品。因此，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交往、信息交流乃至文化产品的扩散都不是一个国家力量可控制的，全球市场竞争突破了一切形式的文化壁垒，某种超越国家的国际调控力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的全球化一定会促使文化交融成为必然趋势。一方面，文化的发展交流并不主张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或者实行文化霸权或扩张，而是要求不同文化之间持有积极开放学习的态度，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是排斥与开放性的统一，既要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排斥性、对立性、差异性和独特性，同时也要注意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性、统一性、共同性和普遍性。可见，文化的交融发展需要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互相包容、和而不同的原则。全球化的经济合作给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碰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我们在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应博采众长，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并不断增强不同文化间的同步互塑。另一方面，国际间文化的交流也恰恰使得各个国家的自我认同与民族自尊得到加强。这是因为在国际交流中人们感知到与别国文化间的差异，使其更加确知自己，进而在内心深处更加认同自己的文化。可以说，各国在国际间文化交流中确知了“自我”，进而也更加明晰了作为“他者”的文化与自我之间的差异。如此，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融合不断激发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在不同文化的对话交流中，不断开拓文化创新，增强了文化间的同步互塑，产生了文化发展的协同效应，达到了共赢发展、平等发展的目标，也同步促进完善了现代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文化基础。

3.坚定文化走出去战略是增强文化间的同步互塑，完善现代文化的必然路径

现代文化的发展与完善是国际间不同文化包容、合作、交流，借鉴、促进、融合的必然结果，我们要以理性的目光来看待自身文化，并在多元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促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也在不断增强。美国学者雷默曾指出：“中国要加强与世界的沟通与了解，多谈谈国家的创新、不断涌现的新思想以及应对诸多问题的新举措。”[16]中华文化“走出去”既是历史使命，也是时代主题。一方面，我们必须采取主动对外输出的方式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塑造有独特魅力的大国形象，应该进一步规范文化输出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实现孔子学院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17]，增强文化输出的增长效应，提高国家软实力，让世界不断领略中国文化瑰宝的魅力。另一方面，面对当今某些西方政客对中国的污名化，中国只有通过文化交流来告诉全世界：中国及其文化是和谐的、非对抗性的，主张的是和平共处。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秉承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三、着眼将来：在超越中创新中国文化

一部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史，说到底就是一部文化的创新史。“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8]133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内在生命力，是文化本身内具的特质，也是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一项创造性活动。要建构与提升国家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竞争力，就必须提高本土文化自我创新能力。只有创新，才会使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文化艺术创作生产“出奇制胜”的法宝，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保持旺盛活力的内在要求和不竭动力。文化创新主要涉及价值观、科学知识体系、思维模式和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产品方面的创造和创新，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突破性、革命性和超越性。继承、创新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重点做好文化科技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它不仅要求将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糟粕和负面因素予以摒弃，同时要求在传承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积极文化因子的同时，不断推进传统文化在内容、形式和思维模式上的创新和发展，从而不断推动科学技术、文化理论以及文化思维模式的发展，同是也促进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是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的过程。因此，文化创新不是文化发展的一种量的积累，而是在量的积累和传承的基础上实现了质的飞越。国际文化间竞争的关键在于文化的先进性，文化的先进性取决于文化的创新性和科学性，文化的创新性和科学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源和基础，因此要提高文化自信，就必须保持文化的创新发展能力及其科学化水平，才能从心理根基上建构起坚定的文化自信，并在国际文化竞争发展中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

(一)坚持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发展

国际文化竞争的关键在于文化的先进性和创新性，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国际文化交流占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所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指“根据时代要求和时代特点对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造，通过赋予全新的文化内容和表现形式激活它的生命力”[4]164。而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是指，“按照时代的新进步和新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4]46。文化创新发展主要是指加强文化领域的自主创新，国家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制定一系列发展计划，投入大量经费支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培育和加强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自主创新性能力，需要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要坚持树立文化创新意识。创新意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文化创新发展就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勇于批判和突破旧思想和旧观念，不断地解放思想，寻找新思路，开拓新境界，不断促进文化思想创新。第二，推动文化思想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3]可见，不同的时代承载了不同的文化思想，文化思想的创新发展是时代赋予文化的基本特质。理论创新是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的创新，但哲学思想、文化理论及其思维模式的创新不能离开实践和时代背景，时代背景下的实践活动才是文化创新的先导、前提和基础。因此要推动文化思想创新必须要促进实践活动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让“中国制造”尽快成为 “中国创造”，在实践的基础上推动文化理论的发展。第三，重视知识和科技文化内容的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更是文化创新最积极、最活跃的构成要素。人类依靠科学告别愚昧，也是依靠科学走向文明。实际上，科技创新是文化创新的内核、驱动力和“出奇制胜”的法宝，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保持旺盛活力的内在要求和不竭动力。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就必须有强大的科技文化创新作为支撑，选择具有较强技术关联性和产业带动性的重大战略产品，实现关键环节与核心技术的突破与创新，创造出更多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质量、受国际社会欢迎的优秀文化产品[19]，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文化产业。第四，坚持推进文化产业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换。文化产业是民族文化的承载体，如果没有文化产业，文化自信也很难建立起来，创新发展文化产业就是为了在国际上捍卫自己国家的文化主权。文化的创新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事情，文化的自主创新必须建构在更深层次的技术引进和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之上，只有加强先进科技文化的引进与吸收，推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结合，才能创造出高质量、高科技、高效率的文化形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在科技领域的创新要“加强战略对接，开展重大科技合作，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为促进民心相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推动建设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1)参见2018年11月4日，习近平致“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二届“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国际研讨会的贺信。。

(二)创造性建构中国文化话语权

福柯指出，话语是社会团体为将其意义传播给其他团体，让对方所认识并确立自我社会地位的过程[20]。话语权是文化传播中形成为文化软实力，是社会关系、社会身份和信仰价值体系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形式，因此“文化话语权的确立离不开本土文化的输出”[5]。当今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全球化和信息化不断地加速着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政治经济层面的基本交流已经成为这个时代背景下推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一种强大动力，进而带动文化层面上的深入拓展。多维度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中起到更多的促进作用，形成世界发展的强劲驱动力；而且在多元文明的共存成为常态的情况下，要想得到普遍的尊重，一定要拥有文化话语权和主动权。在国际交往当中，往往因国际话语权力度不够，导致无法有效发声，不少理念也无法全面宣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背景下，别人就是信口雌黄，我们也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18]210因此，必须增强中华文化对外宣传，“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18]210。

中国需要积极主动地创新和创造符合自身核心利益的话语体系和文化标准，认真探究承载着中国特质的文化交流与输出方式，创造性建构中国文化话语权，进而推动中华文化在走出去过程中更加广阔地展示于世界文化之林，才能从根本上维护自己的文化特性，维系自己的文化根脉，保护自己文化的主权和文化的安全，才能让人民从内心深入建立起文化自信心。同时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非常有必要建立有效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特色，从而消除外界误解，回应国际关切，展现新时代中国大国的良好形象，重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正确认识。党的十九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新的时代新阶段需要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发展理念需要新的发展格局和新的话语体系，在前所未有的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我们应该顺应时代和现实发展的要求，用新的话语体系和价值承诺，将中国的发展新理念和发展新优势转化为对外交流话语优势，通过构建符合时代发展契机和愿景的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世界人民福祉贡献中国智慧。

(三)开创发展新局面，增强文化影响力

要想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开创新局面，一方面，要创办多种文化聚焦的品牌活动，有效利用我国当前新媒体短视频，激活民间与国际其他国家之间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活动，宣传中国文化，增加中国文化影响力。火遍全球的“李子柒”就是宣传中华文化的有效的民间方式，这种文化交流和宣传方式具有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民间的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交往，人员间的相互学习，对于宣传我国文化，提高我国文化对外话语权打下良好的文化和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我们要实施坚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除了正常的文化交流，还要利用各种国际会议、国际会展和双边、多边的文化交往搭建的交流平台，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中华文化稳步走向世界，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国际形象，从而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在全球文化交流和发展中的影响力[21]。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一方面要凝聚民族文化力量，强化自身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另一方面，认真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发展涉外文化产业，为诸多国家提供文化便利，担负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世界文明共同发展的重任。同时，要促进文化交流合作领域的机制日臻完善，建立卓有成效的文化交流合作关系，国家和政府要搭建各种文化交流平台，如通过互办旅游年、文化年、语言年等丰富多彩的“国家年”活动，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2014、2015年举办的“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2015年与拉美国家举办的“文化月”和“文化年”活动，2016、2017年举办的“中俄媒体交流年”“中拉文化交流年”“中欧文化高峰论坛”“中欧文化对话年”等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发挥了国家间文化交流互鉴的积极作用，密切了国家间人民的关系。要秉承包容互鉴的态度，让大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形成宽领域、多层次、高水平的格局，在文化交流中，要增进战略互信、谋求包容互鉴，实现共同发展。同时，在文化交流中，要特别重视各国间的人文交流，尤其是青年人的交流，要培养一批懂得国际市场规则，熟悉融资、营销和市场运作的专门人才，推动更多的民族文化精品走向世界，从而不断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