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倩,孙德忠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0)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揭示自然规律及人与自然、社会辩证统一关系的经典著作，其中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生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的论断，就是《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划时代运用。深刻领悟、把握《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对于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对于推进我国绿色转型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理论渊源

研究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离不开对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及其自然观的把握。自然观即人对自然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自然观的形成依赖于自然科学研究活动的展开，在自然科学研究水平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的自然观。恩格斯以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大量最新成果为基石，批判借鉴前人的自然观，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生态自然观。

(一)古代自然科学及朴素辩证自然观

古代社会的自然科学处于萌芽阶段。人类在劳动中了解、认识自然，伴随劳动工具的改进、人类认识能力的提升，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这一时期的知识体系尚处于分散、不系统的状态，自然科学探索与哲学思维交织融合在一起，自然科学的探索之路即为哲学研究的发展过程。

古代的自然哲学是从探索世界的本原开始的。泰勒斯认为“水”是世界的本原，万物生成源于“水”，赫拉克利特主张“火”是万物的伊始之源，德谟克利特指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尽管古代哲学家们关于世界本原的观点各异，但都将万物的本原归结为物质的具体形态，在具体的物质中寻求世界多样性的统一。古代朴素辩证自然观从自然本身解释自然界，以整体性、普遍性的视角将自然界看作统一的运动有机体。在这一有机体中，自然及其内部的各个元素相互联系并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而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则在于事物本身的内在力量。在此意义上，古代朴素辩证自然观包含着关于自然的看法和观点，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16—18世纪自然科学及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

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出版，自然科学宣告自己的独立并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浪潮中蓬勃发展起来。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人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一旦形成就不会再发生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随后的两个世纪，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大步向前迈进。牛顿提出了著名的运动三大定律及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确立了数学演绎与实验证明相结合的归纳演绎方法论。在此前提下，新物理学、近代化学与近代生命科学得以飞速发展。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显著特征即把自然数学化，赋予自然以数学结构，将宇宙描绘成一台大机器，各个天体在其各自的轨道上有规律地进行位置移动，我们地球上的一切动植物无一不在这台大机器里有规律地生存、运动着，甚至人体内的一切器官都可以视为机械的各个零部件。对此，恩格斯指出:“认识这种机械运动，是科学的第一个任务，然而也只是它的第一个任务”[2]127。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虽然坚持了物质第一性与物质运动的属性，但也有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即撇开事物之间的固有联系，孤立、片面、静止地看世界，把世界看作一台持续做机械运动的大机器，“它用位置移动来说明一切变化，用量的差异来说明一切质的差异”[2]127。正是在这样的思维模式及方法论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不顾自然承受力而无节制地掠夺自然，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加深，导致了与经济危机相伴而生的生态危机。

(三)19世纪自然科学及实践唯物主义生态自然观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自然科学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知识材料。依据各研究领域内部及研究领域间知识的联系，系统地整理这些材料成为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显然，无视事物联系与发展的观点越来越不够用了，“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2]42。

在辩证思维方法的影响下，自然科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归纳总结了物理学、力学领域物体运动的内在规律，显示了自然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生物进化论揭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生存原则，突出强调了自然选择下物种进化的规律；细胞学说则打破动植物的界限，发现了细胞的基本结构及生命变化的规律。三大发现的确立，使恩格斯意识到在数学、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进行一次彻底“脱毛”的必要性。恩格斯汲取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成分，运用联系、发展的观点反思自然科学知识，肯定自然界的发展变化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作用关系，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实践基础上，从客观实在的自然界中找出辩证法的内在规律并将其阐发出来，从而实现了对黑格尔“头脚倒立”而又神秘的辩证法的扬弃，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生态自然观。

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下能动地认识自然，将辩证法贯穿于整个自然界内在规律的研究中，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以客观实在的物质为载体、在现实世界的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人脑的主观映像。自然界中人与自然事物始终处在联系、发展、变化的现实运动过程之中，实践唯物主义的生态自然观揭示了物质世界固有的规律，这无疑为恩格斯从劳动视域分析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核心主旨

《自然辩证法》包含着自然界中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以实践为基石，对自然界的辩证法做出阐述之后，通过分析现实的劳动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作用，论证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劳动视域下人、自然、社会的辩证统一

第一，劳动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桥梁。在物质相互作用、变化发展的某个节点上，自然界有了生命的出现。这些原始的生命经过漫长的演化产生了人类世界。自此，自然界不再是单纯的无机物的自然界，而是有了人类活动烙印的自然。从类人猿进化为直立行走的人类，手脚的分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手的自由使得人不断掌握新的技能，直到人自身可以制造工具以满足生活需求，人类才真正进入到劳动阶段。随着劳动生产水平的提升，劳动规模的扩大，单个的个体愈发不足以完成生产。在个人为了完成生产而不得不加强与他人沟通与协作时，语言产生了，猿脑也逐渐发展为人脑。伴随人脑发育起来的意识、抽象与推理能力又反作用于语言与劳动，有目的性地指导人类进行生产劳动，真正意义上的人和人类社会才得以产生。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劳动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劳动是猿过渡为人的前提，是人生存发展的基础。因此，恩格斯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303。但人类终究是从自然中发展进化而来，无论是其生存还是发展都要依赖自然。劳动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是实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桥梁。人在劳动中发挥其独有的能动性，从自然界获取自身的生存发展资料，给自然界打上人类的烙印。在这其中，劳动始终是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物质变换的中介[3]。

第二，人是受动性与主动性的统一体。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体。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其实就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首先，人具有受动性。自然界先于人类，早在人类产生之前，自然界早已存在。人在自然中进化发展而成为人，在人产生后，自然为人提供生存所必需的水、空气、土壤、阳光等条件，为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精神生产活动提供物质基础。人类依靠自然生存和生活，这体现着人的受动性。其次，人在受制于自然的同时还具有其独有的主动性。动物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如果它们真的可以对自然产生某些影响，那也只是无意识的活动。而人则与之不同，人往往带有某种主观想法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并试图有计划地改变、支配自然。这里谈的支配自然并非实践主体对客体的统治，更多地是指人所独有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4]。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时，总是受到自然的限制，人越是受到自然的限制，就越能激发人利用其能动性认识、改造自然，这一循环前进的认识过程正是人的双重属性的体现。因此，我们既不能固守过分夸大人的能动性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也不应消极地放弃人的能动性而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立场，而是要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第三，人在生产实践中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不尽相同，这直接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生态环境的性质。恩格斯对比了两种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及对自然规律的把握程度，揭示出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生态问题。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缺乏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充分了解，追求局部利益而违背自然规律，如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等地的人民为了扩大耕种面积不惜毁坏林地的行为导致那些地方成为“不毛之地”，这表明当时的人与自然就已经存在着诸多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原则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为达此目的不惜牺牲环境利益，极大程度地索取自然资源，无节制地向自然排放生产生活垃圾，致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这种只顾经济不顾生态、只顾当前不顾长远的行为，不仅影响当代人类自身的生产生活，还损害了后代人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恩格斯强调自然界的整体性，告诫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尊重自然、遵守自然规律。

(二)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与化解路径

恩格斯通过剖析劳动发展史，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以及遵循自然规律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不同社会生产方式的生态问题，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产生根源及其化解路径。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产生根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在资本逐利的本性下疯狂地追求剩余价值，这样就必然会加大对自然的破坏和对工人的剥削。原材料的充足是生产过程得以完成的必要条件，原材料本是自然界生态系统内的元素，人类通过劳动在自然界中获取生产原料，对其进行加工、销售，从而获得利润。人类本应对为其提供生产原料的自然满怀敬意，理应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但在资本家的眼中却看不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能看到的只是作为物质生产及精神生产的原料提供者和废料、生活垃圾的终极消化地的自然。随着生产规模持续扩大、生产效率不断提升，资本家为了获取利润，无节制地破坏自然、疯狂地压榨工人，单位时间内工厂所能生产的产品数量明显成倍增加、产品利润成倍增长，人对自然掠夺的限度不断加大，以至于超越了自然的承受能力。因此，社会生态问题越发凸显，经济危机与此同时爆发。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诱发经济危机的爆发与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带来的自然破坏导致生态危机不断加重，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相互作用，又反作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经济危机会加速生态危机的爆发，生态危机反向加重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性。这一系列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化解路径。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资本家只顾获取利润的最大化，割裂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忽视自然的承载力，无视工人的生产生活环境，使得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5]。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从事物质生产实践，但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他自身所得到的就越少；工人创造的财富越集中到资本家手中，他的生活环境就越糟糕。工人本是劳动产品的创造者，本应享有丰富的财产和不断改善的生活环境，但这一切却被不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资本家所占有，留给工人的只有财富的贫困和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全体工人理应都享有呼吸清新空气的权利，而在资本主义方式下，资本家不顾及全体工人的生态利益，把生活垃圾与生产过程中的废气、污水、工业废料等工业垃圾肆意丢弃给自然界，对引发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及工人恶劣的生活环境却选择视而不见。人与自然的矛盾终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反映，只有真正地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矛盾才能得以缓解，生态危机才能得以解决。因此，恩格斯明确指出:“要对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2]315。只有在生产方式及制度层面上进行变革，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全面和解。

通过以上分析，恩格斯揭示了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本性，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根源所在。针对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反生态本性带来的生态问题，恩格斯进一步提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张，这是解决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根本路径。

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与自然应当和谐共生，尊重规律、保护自然是人类的共同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通过加强思想引领、落实各项环保政策法规，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要认真研读和感悟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蕴含的生态思想，推进我国经济社会以绿色为基调的高质量发展。

(一)加快培育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绿色生态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中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6]，这一理念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强化绿色生态理念，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绿色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第一，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沙的整体性意识。生态系统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是构成这一生态系统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我们要强化辩证思维能力，充分认识并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沙的整体性思想，按照生态系统的内在统一性统筹兼顾各部分，协调推进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与修复的一体化。

第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人类的生存、发展与自然界息息相关，人类凭借其能动性利用、改造自然，而自然有其承载限度，当人类不顾及自然的承受能力而肆意改造甚至掠夺自然的时候，自然便以其自己的方式惩戒、报复人类。近年来，不少国家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但没有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内在联系，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大量地消耗自然资源，应验了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因此，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应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使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自然规律为前提，正确看待自然所固有的生态价值，对待自然要像对待我们的眼睛一样，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谐共生。

第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的“绿色发展”理念着重强调了我国在新时代的发展中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深刻把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6]。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自然界的绿水青山就是人类的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发展不应对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环境保护也不能舍弃经济发展缘木求鱼”[7]。如果人类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兼顾自然承载力，发展生产力可以做到与保护环境协调一致，则可以促成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同频共振。当前，我们应该坚持问题导向，根据新的发展要求切实解决好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践行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规范、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

(二)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当今世界，全球生态环境面临巨大挑战。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增加、地球森林面积减少、土地荒漠化、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现象的频发，日益显现出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这是人类无节制地攫取自然资源、破坏人与自然动态平衡所致。诚如恩格斯所言：“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取得上述成果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后果，竟然完全是另外一回事”[2]316。因此，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我国应进一步健全绿色发展的制度保障，推进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

第一，健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制度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不仅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引，还需要严格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8]。因此，首先要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坚持“谁污染，谁赔偿”，提升企业破坏自然环境的成本，使其在加工原材料、处理生产废物的过程中依据国家环保政策，增加环境保护成本的投入。其次，要落实排污许可证制度，以制度规范污染物的排放，完善污染物处理机制。再次，相关部门应加大对生态环境的监督与管理，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严格的制度体系为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保驾护航。

第二，促进生产方式绿色化。生产方式绿色化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为进一步改变生产方式，生产企业应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量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推动煤改电、煤改气的完成，促进资源利用方式及能源结构的改进与升级。要转变生产方式，要加快供给侧结构绿色化转型，推动绿色物流、绿色产品、绿色产业链的实现，减少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快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发展，推动生产方式的绿色化转型[9]。

第三，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生活方式的绿色化，需要引导人们在消费、出行、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上的绿色化转变，以绿色生活方式促进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型。在消费方式上，要倡导节约、理性消费。商品的原材料来源于自然，商品的使用价值未得到充分实现其实是对自然资源的一种浪费。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应节约用水、用电，减少一次性产品的使用量，不浪费饭菜，合理消费。在出行方式上，要提倡乘坐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减少碳排放，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动助力。在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上，要完善垃圾处理规定，大力倡导垃圾分类，加强垃圾分类的公共宣传，使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能践行垃圾分类规定，做到“美化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从而合力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转型。

(三)强化科技创新，为科技生态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科学技术的发明与运用不仅改进了劳动工具，加快了生产力的进步与人类文明的演进，还提升了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促进了人类思维和自然观的进步。在新时代，加快科技创新、引导科技生态化发展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我国绿色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

第一，加快科技创新，为绿色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撑。科技创新是提高科技水平的前提，也是绿色发展的科技支撑。科技工作者要努力突破技术瓶颈，深入研究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离激元人工光合等关键技术。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青年群体的创新潜力，加大对科技创新项目的投入，举办生态与技术创新系列活动，利用我国的制度优势保护创造者的劳动成果，提高创造者的积极性，从而加快科技创新，切实推进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

第二，大力发展绿色低碳技术。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中方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0]。这一目标的实现无疑要对生产、生活方式进行一次深刻的变革，而绿色低碳技术的应用则是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绿色低碳技术是在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下，针对依赖高碳项目拉动经济增长，方便人民生活的行业领域而研发的低碳、零碳改造技术，目前该技术已经在能源、建筑等领域展开应用。为进一步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还应加强对清洁、低碳能源材料的研究与运用，减少生产生活的碳排放，以绿色科技创新推动生态环境改善与经济效益提升互促共进，切实有效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