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涵颖

镜像理论是法国学者拉康吸取了黑格尔哲学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等多方学派思想提出的一套关于“人性”方面的理论论述，他认为自我是受他人影响所产生出的一种意识，个体通过他者及其周遭环境的的影响逐渐完成自我的建构。拉康在研究人的主体性时提出人的三种精神秩序，即个人的主观领域、被他者支配的超然秩序以及无知的本我状态。本文基于镜像理论，对托尼·凯德·班芭拉(1939—1995年，以下简称班芭拉)小说《教训》①中黑人的身份建构进行探讨，以此来揭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开展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一、班芭拉及其作品研究综述

作为一名西非裔的女性作家，班芭拉以文学为武器一生致力于黑人的民权运动，笔触直指社会的根源性问题，她的作品多关注贫困地区恶劣的生存环境，为黑人发声，身份的找寻探析是其创作的中心主题，她用个人的社会影响力为民权运动的发展贡献力量。她的一生创作了多部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力的作品，她从文学、哲学、语言、心理、社会等多个维度自内到外的关注黑人的生存境况及精神价值追求。早年间她参与收录了女权主义作品集《黑人妇女》，其中不乏有休斯、沃克等人的作品，也不难看出前辈们对其创作中的影响和启发。1972年她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大猩猩，我的爱》(Gorilla,My Love)，1977年出版另一部小说集《海鸟仍然活着》(The Sea Birds Are Still Alive)，并于1980年凭借其第一部小说《食盐者》(The Salt Eaters)一举斩获美国图书奖、兰斯顿·休斯学会奖和佐拉·尼尔奖。在其去世后的几年间，有人先后整理出版了她的《深度视察和救援任务》(Deep Sighting and Rescue Missions，1996)和《那些骨头不是我的孩子》(Those Bones Are Not My Child，1999)这两本仍可视为杰出的代表作品。

《教训》(The Lesson)是班芭拉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大猩猩，我的爱》(Gorilla,My Love)中一篇极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虽不是其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但无论是从叙事话语、心理剖析、语言风格的运用，还是从对“黑人性”的探讨抑或是“民族性”的深层挖掘，小说都颇具作者独特的创作风采，她用简短的篇幅在寥寥数语中将黑人小孩心理的逐步成长与找寻身份的存在意义相联系，进一步揭示民族文化自信的必然意义。

目前国内能看到的最早关于小说《教训》的研究是文培红老师于2007年发表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上的《试析小说〈教训〉的叙事视角与话语模式》，她从叙事学理论及小说文体学的角度切入，通过对叙事视角及其功能的分析，展开对生活在纽约的黑人女孩的“经验自我”展开讨论，并通过人物的话语模式表达出人物的个性特征，最后通过对叙事语言风格的分析反映出小说创作者对黑人提高经济地位的迫切展望[1]。罗青于2015年在《海外英语》上发表的《从边缘角度试析〈教训〉中方言特点及功能》则从语言学角度切入，从语言特征和方言两个方向对小说进行文本的阐释。国内关于班芭拉及其作品的研究还未达到成熟的阶段，未有成型的专著对作者及其作品进行详尽的评析。但学界对她的获奖作品《食盐者》的研究相对较多，如乐轩的《治疗美国黑人两性关系：对〈吃盐的人〉的文化解读》、刘晓露《生命不可承受之选择——〈爵士乐〉和〈吃盐者〉中身份构建之对比研究》以及《集体观照下的身份选择与构建——解读班芭拉的小说〈吃盐者〉》。另外，还有两篇学位论文对《食盐者》进行解读，分别是董小萌的《文化相对主义视角下的〈食盐者〉解读》和李新灿的《论〈食盐者〉中的疗愈主题》[2]。

国外对班芭拉的研究相对成熟且系统，有相应的专著供学者参考，如法拉·贾斯敏·格林芬的《托尼·凯德·班芭拉：自由地生活在宇宙的任何地方》(Tony Cade Bambara:Free To Be Anywhere in the Universe)、珍妮儿·柯林斯的《产生的力量：班芭拉〈食盐者〉中的裂变、融合和后现代政治》(Generating Power:Fission,fusion,and Postmodern Politics in Bambara's The Salt Eaters)，以及THABITI LEWIS所著的《与托尼·凯德·班芭拉的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Toni Cade Bambara)等代表性著作。

班芭拉的作品包含着极鲜明的黑人文学的特征，无论是从种族、身份、黑人话语、叙事策略，还是表现兄弟姐妹情谊，均在小说中有明显的创作倾向和书写策略。学术界对小说《教训》的关注度较低，但在这部小说中班芭拉抓住了孩提时代意识苏醒对黑人民权运动存在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作者从对莫尔小姐为孩子们上课的描述中，致力于表达黑人种族身份意识的苏醒对身份的找寻中突破自我的重要性。

二、“个人主观领域”下西尔维娅的身份意识觉醒

西尔维娅是《教训》中那个被迫接受“教训”的黑人小女孩，小说通篇都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回忆性的叙述，故事以“回到过去”开始，这表明西尔维娅实际年龄已经很大了，小说用回忆的口吻追忆年少之事，“Back in the days when everyone was old and stupid or young and foolish and me and sugar were the only ones just right…(在过去的日子里，每个人都是又老又笨的或者年轻又愚蠢的，只有我和Sugar算正常的……)”[3]220-226后来的西尔维娅明白自我意识已经在个人的主观领域下苏醒，并生根发芽。前面提到过，拉康提出了三种精神秩序，即想象界、象征界和现实界，而想象界便是其个人主观领域。象征界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它既是无意识语言结构也是父亲之名/他者语言，而现实界是一种原始混沌的本我状态，它无法被主体感知也不能被言说[4]。在小说《教训》中有这样一段自述：“She shuts up,and Miss More looks at me,sorrowfully I'm thinkin.And something weird is goin on,I can feel it in my chest.(她闭上嘴，莫尔小姐看着我，我觉得她很悲伤。有些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我能感觉到它在我的胸口。)”[3]220-226西尔维娅面对莫尔小姐的“课堂教育”心里已隐有不舒服之意，莫尔小姐让其讲述出来，可她选择闭口不谈，但有些言说不清的情绪已在胸口酝酿。在这里西尔维娅个人主观领域下的意识觉醒开始引出小说除身份找寻外的另一主题——民族性的认知。班芭拉习惯在创作中用大量笔墨表达“黑人性”与“白人性”间的社会对立以及黑人在白人主导社会下艰难的生存困境。就像《教训》中纽约街上所标的一小丑玩具的价格就能让乡下的贫苦黑人拥有一张舒适的双人床，巨大的价值差异与社会贫富差距正是作者极力呼吁并倡导改变的现状，物质上的差距应是黑人民权运动中所需要关注的焦点。

文培红在分析《教训》里西尔维娅的人物特性时提到“叙事自我”与“经验自我”两个概念，作者刻意用两种叙事视角将读者引入小说的理解中，长大后的西尔维娅对年少自己的批判，是让“读者意识到叙事者的主观、片面，其叙述是不可靠的，读者的思考和判断对建构小说的意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文培红分析读者的反应正是作者借小说要传达的关于黑人需要找寻的实际价值，“读者需要看到文本中作者的意图：揭示美国社会白人与黑人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以及黑人争取经济平等地位的迫切性。”[1]通过对小说的阅读，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文本中莫尔小姐相对于西尔维娅而言是处于“他者”处境的，她们是分离的却又在长大后的西尔维娅的意识中完成了统一。站在主人公的个人主观领域去看莫尔小姐，她对其是有丑化与排挤的，“他者”的存在让她反感，但同时由“他者”的引领却逐渐完成了自我的身份建构，莫尔小姐的存在使主人公产生了与生存环境相反甚至真实自我相异的认知。这其实也验证了拉康的“镜像”理论，主体在认定一个影像之后自身会发生变化，而后语言帮助自我重建主体功能[5]。所以，在小说中心理语言和肢体语言都在以鲜活的姿态表达出主人公在一步步地自我构建，当西尔维娅开始想象如果向母亲要一个35美元一个小丑玩具，母亲会说的话，“Thirty-five dollars could buy new bunk beds for Junior and Gretchen’s boy.Thirty-five dollars and the whole household could go visit Grand-daddy Nelson in the country.Thirty-five dollars would pay for the rent and the piano bill too.(35美元可以给朱尼尔和格雷琴的儿子买新的双层床。35美元全家人就可以去看望乡下的纳尔逊爷爷。35美元还可以付房租和钢琴费。)”[3]220-226母亲强调语气下的一笔笔账是底层黑人民众刚需外的奢望消费，然而这在白人的世界中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玩具，更别说小丑旁边标价1000美元的玩具帆船了。在这里西尔维娅已经有主体意识的觉醒，通过对母亲语言的想象，莫尔小姐的肢体与表情语言的现场表达，西尔维娅开始对自我的身份产生认知，这也是作者向读者所传达的理念：黑人民权运动的成功仰仗着成千上万的黑人民众的自我苏醒，从精神的困境中解脱自我，挣脱身份带来的社会束缚，追求公平的物质生活和社会资源，实现实际意义上的平等价值。

三、象征界“他者”影响下西尔维娅的身份探索

在小说《教训》中，西尔维娅通过想象母亲的语气开始意识到想象中的自我远没有现实中的自我真实，她开始意识到莫尔小姐带领孩子们来到的纽约大街就像一面镜子，所映照的是不同于自我的所谓的白人的世界。意识的觉醒是身份开始建构的标志，西尔维娅在镜像中开始了自我的身份建构历程。小说里的另一主人公莫尔小姐相对于西尔维娅而言是“他者”，她对莫尔小姐的排斥和厌恶在心里开始有了明显的民族差异意识后被持续放大，直到长大后西尔维娅在回顾历史中才对莫尔小姐有了微微的愧疚之情。她讨厌西尔维娅大学生的身份，讨厌家长们人前对她的尊重，讨厌她明明不是老师却要对孩子尽着教导之责，也讨厌在玩具店上的那堂影响终身的课。西尔维娅拒绝表达那堂课所带给她的震撼，但作者借休格的嘴实质已表明了自身的立场，“I think that this is not much of a democracy if you ask me.Equal chance to pursue happiness means an equal crack at the daugh,don’t it？(我认为，如果你问我的话这算不上什么民主。同样追求幸福的机会也意味着同样的努力，不是吗？)”[3]220-226休格认为，追求平等并不仅仅在于意识到不平等，黑人民众的穷和白人民众的富也是有根溯源的，我们(黑人)所追求的平等，是同工同酬，是同等付出下的同等回报，是民族上的平等，是社会资源分配上的平等。在文中，西尔维娅对休格所说的话很是生气，这其实从侧面反映出休格表达了她的观点，也证明莫尔小姐这堂课的意义已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

根据拉康的观点，个人的心理变化不应成为首要关注的焦点，他提出的自我建构理论强调主题的形成受制于“他者”，主体唯有通过他人的认可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自我的建构存在于其与外界的关系之上[5]。在代表社会语言的象征界中，白人的绝对话语权就隐含在文本的中心思想中，莫尔小姐的存在价值就是带领孩子们从内部去认识并思考这套话语体系的不合理性，从而去争取本就属于黑裔美国人和白人之间的社会公平。当西尔维娅产生关于贫富间的困惑时，莫尔小姐是鼓励她自己进门去探索的，“Let's go in.Only she don't lead the way.(我们进去吧。只是她并不领路。)”[3]220-226由此可以看出，莫尔小姐在小说中起启发式作用，就像她的外貌、学历、身份、社会背景以及人情往来对西尔维娅在身份认知的影响只起引路人的作用。作者向读者也在传达一个意识：黑人只有主动去找寻身份的平衡点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完成自我救赎。班芭拉借莫尔小姐的身份，以文学对文化进行观照，西尔维娅的觉醒是新一代黑人积极响应时代诉求的象征。

除莫尔小姐外，小说中作为“他者”的其他孩子的讨论也对西尔维娅的身份建构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上文提到从休格的陈述中已然揭示了西尔维娅的真实想法，在参与其他孩子的讨论中，西尔维娅的意识逐步觉醒，她在认可中逐步走向认知，像小说结尾的叙述：“But nobody gonna beat me at nuthin.(没人能轻易打败我。)”[3]220-226这更像是一种宣誓，蕴含着作者对黑人未来生存展望的美好寄予。班芭拉以黑人特有的语言说话方式(如方言、俚语及口语表达方式等)来表达黑人的话语权，在文学作品中艺术地表达作者的政治倾向，“为政治而艺术”[6]一直是班芭拉创作中的一个核心输出方式，小说以一堂课的方式给孩子们带来了印象深刻、来自生活甚至关乎生命的“教训”。

四、结语

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从主人公的个人领域和“他者”的影响两个维度分析小说《教训》中西尔维娅身份的建构，从想象界和象征界的两股交织力量下促成黑人身份意识的觉醒是这篇小说的主旨所在。联系时代大背景研究小说作者班芭拉的创作倾向可以发现，除却对黑人运动的高度支持外，更有作者关于黑人生存困境的政治性考量，文化之根是黑人抗击美国不平等社会的有力武器，身份找寻是民权运动目的得以实现的必由之路。她曾这样说：“我们要在全新的地方(美国)创造出被忽视的古老的力量，在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灵魂，以及我们的日常智慧中，每一件事都建议我们必须这么做。”[7]班芭拉善于在作品的取名上标新立异，无论是选自《大猩猩，我的爱》中的《教训》还是她的长篇小说《食盐者》，都能从名字中一眼窥见作者借题发挥的意味，从文学外部直指文化的内核之中，直击美国强势的白人话语体系。黑人文化身份的建构有助于黑人的社会形象塑造，有助于置换掉主流文化中心下歪曲的形象和认知，对美国历史的重新定义有新时代的要求，黑裔文化是美国多元文化大背景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黑人的发声、种族身份的追求和阶级意识的觉醒一直是班芭拉在作品中着意讨论的点，三者并立才是黑人去争取社会平等地位的有力武器。

注 释：

①本文引用的小说《教训》来源为：TONI CADE BAMBARA.The lesson[M]//HANS P.GUTH,GABRIELE L RICO.Discovering Literatureed.NJ:Prentice-Hall,Inc.2000:22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