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芃昊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一、“诗意”与“常识”失衡下的生存困境

在封建婚姻制度受到“五四”思潮的冲击之后，随着个体意识中“现代性”的觉醒，许多接受新思潮的人们开始冲破以“延续香火”为首的伦理观，转而追求爱情上的“灵肉合一”。相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老舍对婚姻这一主题的诠释更多了些烟火味。《离婚》所讲述的是一群市井阶层的小科员的家庭琐事，全书出场的人物可以按照“现代性”立场划分为三类人——“现代人”、“旧派人”与“伪现代人”。故事层在此种三角型的对立关系下所揭示的则是人物的生存困境。

(一)“诗意”的释放

作为全书中唯一的“现代人”，老李虽然和其他人一样每天都进行着庸碌的工作，但其始终追求着他所谓的“诗意”。与其说是诗意，不如说是生命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恰如康德所言：“公众启蒙自己，只要允许他们的自由，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1]这种理性与自由在老李对于爱情的追求上释放出来，他对张大哥说：“我要——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孩子，情热的像一首诗……我大概是有点疯狂，这点疯狂是，假如我能认识自己，不敢浪漫而愿有个梦想，看社会黑暗而希望马上太平，知道人生的宿命而想象一个永生的乐园。”[2]306从这段老李的独白中可以看出，其看似浪漫幻想的背后所彰显的却是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这里“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孩子”，表层上是老李对于爱情与婚姻的向往，“女孩子”在语言的能指范围下则是一个意象体系，有着对于理性追求的丰富意蕴。他更是愿意如此守护他的“诗意”：“到了这种境界，他才能觉到生命，才能哭能笑，才会反抗，才会努力去作爱作的事。就是社会黑暗得像个老烟筒，他也能快活，奋斗，努力，改造；只要有这么个妇女在他身旁。他不愿只解决性欲，他要个无论什么时候都合成一体的伴侣。不必说话，而两颗心相对微笑。”[2]467在老李内心的意识活动中，爱情中灵肉合一的平衡感得到了完美诠释，然而在现实中作为“现代人”的老李却不得不面临着“诗”与“肉”的失衡状态。

(二)“诗意”的抗衡

老李在这种失衡状态下始终处于天平的弱侧。生活中，他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努力反拨张大哥的“中庸哲学”却往往以失败告终，实际上，这种“斗法”代表着现代性思想与封建文化的抗衡。具有吊诡意味的是，老李的现代性立场在现实的矛盾中都发生了转变。

从老李到张大哥家吃饭的情节中可以剖析他的内心活动[2]298-315：老李到张大哥家里看到家中内饰家具时，“有点羡慕——几乎近于嫉妒——张大哥”；在张大哥决定用人情保二兄弟出来时，老李拥有着含混的价值判断，“他不知是佩服张大哥好还是恨他好”；随后当张大哥拒绝与老李谈论道德问题反而逼问老李的苦闷时，“老李觉得张大哥很讨厌”；当张大哥用孩子来说服老李将李太太接过来的时候，老李则完全败下阵来，“张大哥攻到大本营，老李无话可讲”；最后，老李回到自己的公寓，产生了对生命态度的怀疑，“张大哥是圣人。张大哥的生命是个完整的”。

在道德层面上，隐含作者对张大哥的道德肯定又与现实生存功利反思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张大哥对老李是热心的，甚至说是无微不至的帮助，他始终用自己传统旧派的处世态度来关照所有人，他拥有着传统伦理道德善的一面；另一方面，张大哥则应许二妹妹也能利用人情把庸医“二兄弟”保出来，而这种行为就是对现代理性价值的践踏，“功利”成为他利益天平上可以拨动衡量的游标。而正是这种内在矛盾，成为老李的“诗意”抵不过张大哥“常识”的症结所在。

韦伯在现代性的论述上，将黑格尔所建立的理性标准上升到衡量社会各个层面进步性的标准。“理性主义”也呈现出相应的独特性，他划分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关注目的本身的合理性，它关心的是价值与终极目标，以道德、义务、尊严、审美、宗教等价值为根据。工具理性则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在文中，张大哥的“阴阳眼”——不顾内容的合理化与道德价值，运用他的“中庸哲学”来达到目的——的外现则是工具理性的现代性弊病[3]。

如果将张大哥归类为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旧派人”，那么相比之下马少奶奶可就“现代”得多了。她亲近自然，真诚地追求自由恋爱，也曾反抗旧礼教，女性个体的生命意识在她身上得到了极大彰显。然而作为老李唯一所追求的“诗意”，马少奶奶的结局是妥协于原有的婚姻状态，其性别身份成为了她反抗的枷锁，终究成为临界状态下的“伪现代人”，也正是因此成为击溃老李现代性立场的最后一根稻草：生命只是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别人还可以。她！她也是这样[2]496！在老李这种绝望的慨叹背后，可以看出老李在诗意与常识的夹缝中痛苦地生存着，他不断地争取他的“诗意”并与阻力抗衡，他不禁追问自身存在的意义，这种无根的状态，也正是现代性焦虑的病源。

(三)“诗意”的挣扎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诗意”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于世俗社会的“常识”，实际上更多的则是老李自身的一种挣扎，他能够运用理性去看清迷雾后的东西，但又唯唯诺诺，终究成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裂变中的牺牲品。他不断地反思着自己：“前面一堵墙，推开它，那面是荒山野水，可是雄伟辽阔。不敢去推，唯恐那未经人吸过的空气里有毒！后面一堵墙，推开它，那面是床帏桌椅，炉火茶烟。不敢去推，恐怕那污浊的空气有毒！站在这吧，两墙之间站着个梦里的人！”[2]314又或者进入生命意义的玄思，在心底呵斥自己“只有你不敢浪漫”，并不断追问：“既要敷衍，又觉得不满意。生命是何苦来，你算哪一回？”[2]365

不难看出，老李的生存困境在于他的理性仅仅限于“思”上。他看到两条路：一条是“去空洞地做梦”，一条是“切实地活着”。但是结果有目共睹，他并没有任何实践上的行动，反而对于思的产物选择了一味的搁置与逃避，他的理性仅仅限于分析问题，而陷入一种自我挣扎的困局中。

二、“嘲讽”与“同情”失衡下的叙事重奏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离婚》中叙述者的话语。文本以一种“零度聚焦”的叙述策略俯视着所有人物，每一个人都逃不过这种掺杂着京味幽默的讽刺，语言形式上的诙谐与内容上国民性批判的深刻形成对比而产生巨大的叙述张力；同时又如舒乙先生所说，老舍的讽刺同样是一种“含泪的微笑”，在批判中有着人文关怀的倾注，在叙述中构架起富有哲学意味的生命阐释。在叙述声音“讽刺”与“同情”的重奏中，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失衡的阅读空间，作者运用含混话语、象征体系以及意识流手法丰富着动态的矛盾，进而凸显作者的现代性焦虑。

(一)叙述话语中的含糊指向

在文本叙事话语中，出现了大量带有揣测意味的日常语言(肯定性话语与否定性话语)。“似乎”“好像”“大概”“仿佛”等一系列推测副词大量出现在叙事者的口吻中，不仅构成了“京味儿”幽默的重要的话语要素，更诱导着读者去揣摩人物内心，明显地带有肯定意味的指向背后透露着冷嘲热讽的声音。如“这种敷衍目下的办法——虽然是善意的——似乎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而使人人乐意生活在黑暗里。偶尔有点光明，人们还许都受不了呢！”[2]304。作者借老李之口讽刺了理性缺失的黑暗社会，对于洞见人性麻木、是非颠倒的老李以语言中的“似乎”与“还许”之类的含糊话语流露出了知识分子焦虑背后的无奈。

文本中还有对丁二爷的描写，更是将底层市民“被压抑的痛感”刻画得淋漓尽致：

“由于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环形赛道，所以我提前在谷歌地图上查询了一下，以便计划可行的拍摄角度和地点。我发现这片树林正好在终点线后方，于是为了让照片变得有意思，我决定从树木间拍摄骑行者，然后运用后期制造出了这种动态模糊效果。”

他指了指酒盅，“拿这个好歹凑合着度过一天、一月、一年，一共三年！很能喝点，一斤二斤的，没有什么。”他笑了笑，似乎是自豪，又像是惭愧。[2]389

在“似乎是自豪，又像是惭愧”的话语中，形成了伊瑟尔所谓的文本中的“召唤结构(Response-inviting structure)”。丁二爷，这一为底层发声的符号，将个人的苦痛与辛酸浓缩进了短短的“似乎”与“又像”中，使读者对人物复杂的道德评判在这种推测话语中填充进来。正是含混话语的应用，让文学语言的虚构性在读者的头脑中建立想象的客体，叙述层面上的批判意蕴也就显得余味悠长了。

(二)叙述逻辑与意象体系

庞德对于意象作过如下阐释：“一个意象是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内层是“意”，是诗人的“情结”，外层则是“象”，即“形象在视觉想象上的投射”[4]。同样，通过细读文本，可以发现《离婚》中存在着蕴含作者理性批判的意象体系。

首先，从文本主题“离婚”二字中就不难看出这是对于一种现代性的反抗。“离”即背离，是一种跳脱与否定；“婚”则象征着一种稳固的、群体的、传统的封建伦理秩序。在张大哥眼里，消灭离婚成为他“捍卫传统”的使命，然而它却制约个体生命的独特性，更成为现代性萌芽生长的强烈阻碍。同样，“离婚”作为一种现代行为，其蕴含着老李的身份追求，老李品尝着“现代人”的孤苦焦虑，甚至与整个传统文化秩序为敌，但在破碎、无根的生命形态的背后，则是追求理性与自由的现代性底色。

其次，与前文论述过的“诗意”相对立的，便是有着浓重小市民色彩的意象群。如“涮羊肉”“西四牌楼”等，当老李品尝完热腾腾的涮羊肉后，“才佩服了张大哥的生命观”并认同“肚子里有油水，生命才完整”。老李的“诗意”终究抵挡不住涮羊肉的“热力”。同样，老李在西四牌楼下看鱼龙混杂，吃早点的食客被叙事者形容如同行尸走肉，老李经过一番沉思后，“立在那里，喝了碗豆浆”。随后的章节立即笔锋一转，开始叙述老李接妻的过程。不难看出，无论是“涮羊肉”还是“西四牌楼”，都是张大哥“常识”的具象化，这些意象化的叙事细节更为老李“妥协于生命”的结局埋下了伏笔。此外，文中更是反复提到“中堂上一幅没有上款的对联”，这种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符号在文本语境中的缺失，同样预示着老李的生命意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完满”的失衡。

最后，随着老李的生活轨迹，一条以空间状态为线索的意象体系也显现了出来，即“公寓”、“四合院”和“衙门”。代表着私人空间的公寓是文中老李最初的住所，他追求的“诗意”也在这狭窄的空间里栖息着。后来随着张大哥执意要将李太太接过来，老李的住所变更成了四合院，私人的“诗意”暴露在了相对宽阔的院子中，然而“回”字形的四合院更像是由世俗“常识”的砖块垒筑的牢笼，让老李不断地在家庭纷争中陷入困局。此外，作为老李的经济来源，衙门被叙述者以一个公共空间呈现出来。老李是这里的异类，他受到同事们的排挤挖苦，而“诗意”在世俗中慢慢消磨殆尽，到衙门上班成为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困境。叙述者不禁发出这样的慨叹：“可老李天天得往这怪物肚里爬，现在又往里爬呢！每爬进一次，他觉得出他的头发是往白里变呢！可他必须往里爬，一种不是事业的事业，不得不敷衍的敷衍。”[2]334

(三)意识流叙述

如果说含糊的叙述语言与隐喻的意象体系是作者为深化讽刺的叙事策略，那么意识流技巧的运用则透露出批判背后的“同情”。老李在尝试与李太太交流但终归失败后，他躺在床上陷入了一种焦虑性的沉思：“风把一切声音吞起来，而后从新吐出去，使一切变成惊异可怕的叫唤……全世界都要跑。人不敢出声，犬停止了吠叫……老李独自听着这无意识的恼人的风……生命何苦来，你算哪一回？他觉得自己还不如一粒沙子呢，沙子遇上风都可以响一响，跳一下；自己，头埋在被子里！”[2]365

叙述者将其内心大段的意识流动直观地展现给读者，外部环境的恶劣与内心世界的挣扎在这苦闷的酱缸中融为一体。在这叙述中，作为“现代人”的老李展现给读者更多的是他可怜与苦闷的一面，叙述者的同情立场和关怀温度在无意识中渗透进来。在意识流动下，老李的“诗意”逐渐转换为一种“虚无的状态”：“他有些摸不清他是干什么呢，这个世界干什么呢。他又看了看星们，越看越远越多，恨不能飞入黑空，像爆竹那样响着，把自己在空中炸碎，化为千万小星。”[2]397在老李对马少奶奶的爱意无果后，叙述者的同情立场也变得无奈，可见现代性焦虑在叙述层的显现。这也印证了老舍引述叔本华对于悲剧的阐释：“我们看到生活的大痛苦与风波，其结局是指示出一切人类的努力与虚幻。”[5]143

《离婚》中，叙事层有意识的失衡与错位，营造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普遍的人性与生活意蕴在这种张力中阐述出来。但叙事者同样有着某种逃避——在如何建立“现代性”的生活新秩序上，叙述者和书中人物一样，同样流淌着现代性焦虑的血液。

三、“告别”与“复归”失衡下的生命焦虑

老舍在其“创作谈”中讲道：“在写作《离婚》时，我的立意是幽默……我真希望我能写出一些震天响的笑声，使人们真正痛快一番……哭与笑原是一件事的两头儿；而含泪的微笑却两头都不占。”[5]143可见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同样表现出了一种挣扎，《离婚》故事随着老李最后返乡的结局也变成了一个略有酸味的悲剧。隐含作者同真实作者的身份重叠，形成了形而上层面对于生命存在意义的思考。

故事的结局中，老李的心已经完全凉了，发出了“生命只是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的悲叹。他辞了职，带着具有侠义精神的丁二爷回到了“不是很清楚的乡间的风景之中”。老李通过此种方式“告别”了他所厌恶的一切。文本通过这一角色将所谓的“现代性”精神在时代语境下的生存状态拉到审判席上：现代精神作为一种人生观和道德观，应具有价值层与实践层两个维度的体现。在价值层上，老舍更多地用人道关怀弘扬了老李这一现代人的理性与主体性，他向往诗意，它具备其他人不具备的“思”的能力，并在态度上作了价值肯定。然而在实践层次，老李却是退却的，在无法完成自我定位的大前提下，理性被很大程度地消解了；相反，在理性逐步被“常识”弱化的同时，主体性在存在层的问题也被加深了。可见，在这种无法解决的焦虑中，老李的遁逃反而成了唯一的出路。

同样，故事中“离婚”的线索，却以谁都没有离成婚为尾声，那些苦闷的、焦躁的小市民终究恢复了人生的常态，这更为故事蒙上了一层荒诞色彩。与老李的“告别”相呼应，常识围困下的“复归”则成为天平失衡的砝码。张大哥在文末意味深长地说道：“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你们看着吧！他还能忘了北平和衙门？”[2]497实际上，包括丁二爷展露的狭义精神在内，作者在面临种种困局时，却无法为理性找到一个遁逃的出口。老李回到乡下的存在，与海德格尔《人，诗意的栖居》里面的“精神还乡”是不同质的，在没有完成现代化过程的中国，乡间仍是黑暗的，并非是能够培育出“诗意”的那片精神沃土。不妨设想老李的结局：回到乡下后更加地焦虑，逃离了“北平城”，却来到了一座更大的“城”——一个道德模糊、无法反抗的“常识之城”。

在老李生存状态“告别”与“复归”失衡状态的猜想下，文本并没有给出解开“现代人”生存困境的谜底。《离婚》给人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即现代精神与世俗之间应该如何平衡存在的问题。这种世俗“非真理性”与现代“真理性”的矛盾中，人们产生了价值层与实践层无法统一的现代性焦虑。当现代精神作为实践信仰进入实践领域后，中国历史的特殊语境使承载着“科学”“理性”的先进知识分子必须面对这种“诗意”与“常识”的分裂，理论上的清醒思考与角色定位，并不能代替现实话语“功利”对于角色的厘定。

四、结语

综上，老舍的《离婚》以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谱写了对人生困境与无奈的挽歌，小说在种种“失衡”之间，一方面体现出了作者身处启蒙立场的现代化追求，以及对传统弊端的审视与批评，另一方面又以符合人性与传统道德的视角展现出“现代性”降临下的民间真实。所以，文本同时具有了现代性追求与现代性反抗的双重品质, 从小说人物的生活方式到生命思考，都深刻体现了现代性的内在悖论。来自历史发展中的现代性发生，呈现出了文本中种种“失衡”的张力，并指向知识分子对“传统/现代”之间平衡支点的追求。当然，这种焦虑的忧思是拥有意义的，自“五四”一代，到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现代性哲学层面的思考便是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心理与文化层面的填充，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探索，才使得现代性的“焦虑症”逐步被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