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彦智

(长春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22)

柳冕(？—约805)，唐代散文家，与柳宗元同宗[1]。柳冕博学富文辞，著有《语笔》一书，已佚。柳冕的文论思想主要集中在《全唐文》所辑录的论文书信中。

在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以前，早有文人率先反南朝骈俪文风，主张复古，强调尊圣、宗经，以儒道来指导文学，柳冕就是其中一位重要倡导者。他的文论主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文以载道”思想。由于预先假定了文的这一工具性作用，他往往不能分清一般儒家著述与诗赋等纯文学作品的区别。二是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他认为“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2]165，一味强调教化乃至否定一切文学性作品。他的这种态度以及文艺观点客观上对改变齐梁以来淫丽空洞、千篇一律的文学现象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把文完全当成了一种政治工具，从而彻底抹煞了它独立的艺术价值。与柳冕强调文章的教化功能不同，柳宗元的文论思想更为中正。本文主要通过对柳冕矫枉过正的文学思想和柳宗元相对中正的文学思想的分析，探求正确的文学发展意识和文学演变的一般规律。

一、文与道关系的异同

柳冕十分重视文与道之间的关系，主张文与道结合，文以载道，文道并重。柳宗元在《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中说：“门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即圣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盖言教化发乎性情，系乎国风者谓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浅，故文有崇替，时有好尚，故俗有雅郑，雅之与郑，出乎心而成风。”[2]169在柳冕看来，“圣人之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文章是用来表现圣人之道的，通过文章可以了解和把握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与圣人之文的关系就是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圣人之文表达了圣人之道，因此，圣人之文，就承载着圣人之道。在《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中，柳冕进一步说：“圣人之道犹圣人之文也，学其道不知其文，君子耻之，学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耻之。”[2]165这就是说，“圣人之道”与“圣人之文”是一体的，把握“圣人之文”即可把握“圣人之道”。所以，柳冕的“文以载道”的关键是文道并重。他在《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中说：“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徳胜，文不知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2]167道与文是一体的，“有其道，必有其文”，因此，他既反对“道不及文”，也反对“文不知道”。他在《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中说：“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2]169可见，柳冕是主张“文而知道”的。但他同时认为，“文而知道”二者兼之是很难的，古来作家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很少。他在《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中说：“文而知道，二者兼难。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尧、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贾生、董仲舒也。”[2]165

在文道并重的思想上,柳宗元有相似的表述。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3]897他在初学写作时，注重文章的辞采，年长以后，开始懂得著文应该明道。他主张以道为内，以辞为外，主张文道并重，反对形式主义。同时，他写文章是很注重继承的，而且博采百家，他以《书》《诗》《礼》《春秋》《易》等五经为取道之原，又旁及骚史、诸子，其自称“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柳宗元的“道”与柳冕的“道”也有不同。柳宗元在《送徐从事北游序》中说：“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4]这里看出，柳宗元使道的内涵从儒家道统扩展到客观事物和人类社会的自身规律。这一见解使其文论有着独到之处。

首先，与柳冕相比，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观更注重创新，反对拟古，正如在《与友人论为文书》中提到“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是说只用古人外在的东西来唬人。而倡导复古，也就是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所以他称赞韩愈“词必己出”。其次，他尊重古人但不迷信古人，所以他认为韩愈的文章同司马迁的文章不相上下，而已经超出扬雄的文章很多。再次，他对文学批评史上的荣古虐今的现象有着非常冷静的认识，他指出“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众焉”，这在当时以复古为主旋律的古文运动中，无疑是吹入了一种清新的空气[3]901。在文学史上能对这一现象提出尖锐而鲜明批判的人是罕见的。最后，他主张在继承的基础之上有所创新，这是其反对拟古和迷信古人的见解的深入和具体化。作者的这种文学见解，显然同其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其审美价值观的具体化。

二、文与教化关系的异同

与“文道并重”相联系，柳冕主张“文章本于教化”。他在《与徐给事论文书》中说：“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2]166在柳冕看来，文章的根本在于教化，真正的“君子之文”，必然是“化成天下”之文。同时，从教化的角度指出“文”对“道”的反作用，“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公书》)；从“文章本于教化”的思想出发，柳冕坚决反对“为文者本于哀艳”。他说：“自屈宋已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虽扬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子不为也。……盖文有余而质不足则流，才有余而雅不足则荡，流荡不返使人有淫丽之心。此文之病也。雄虽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推荀、孟、贾生、董仲舒而已。”(《与徐给事论文书》)[2]166对于“屈宋”以后的文章作者为文“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的做法，柳冕批评其“失古义”，未能真正从教化的角度出发，不仅不能对社会起教化作用，反而“使人有淫丽之心”，如扬雄所说：“讽则讽矣，吾恐不免于劝也。”柳冕认为，扬雄虽然知道了为文不本于教化的害处，但“不能行之”，而能够推行教化思想的，只有“荀、孟、贾生、董仲舒”。

从“文章本于教化”的思想出发，柳冕坚决反对“文与教分而为二”。他在《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中说：“及王泽竭而《诗》不作，骚人起而淫丽兴，文与教分而为二。以扬马之才，则不知教化；以苟陈之道，则不知文章。以孔门之教评之，非君子之儒也。”[2]167柳冕认为，“文与教分而为二”现象是由于“骚人起而淫丽兴”造成的。文章与教化“分而为二”，文章不关教化，必然“使人有淫丽之心”，“溺于淫丽怪诞之说”(《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因此，文与教化不可分，文章必本之于教化，才有其存在价值，否则，则是无足轻重的。他在《谢杜相公谕房杜二相书》中说：“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别是一技耳。当时君子，耻为文人。《语》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文章，技艺之流也，故夫子末之。”[2]164柳冕是一个具有浓重功利意识和复古思想的文章作者，受这方面的局限，其文学观念往往显得偏激，甚至可以说近乎荒谬。他对屈原以来的文学发展几乎作了全盘否定。他极力反对作者以诗赋来表现自己情感，认为屈原等人的作品乃是亡国之音，而司马相如、扬雄等所继承的也属同类。另外，唐代批评者大都以“淫丽”一词来概括齐梁文学之特征，但柳冕则将它的涵盖范围扩大到了建安两汉诗赋，这无疑是十分荒谬的。

柳宗元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特别强调文采的重要性：“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直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也。”[3]905为文的目的不一定处于教化的考量，而不仅仅局限于儒家道统，这一见解与韩愈对“明道”的要求显然也有别。也正是此差别，使得他的文论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且具有进步性。同时，从文质并重的观点出发也强调了文采的重要性。在《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中，柳宗元指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殿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廉，得其中者汉氏”。柳宗元以为，汉以前的文章重质而轻文，汉以后的文章又过于讲求形式，而汉文则文质并重，所以它们是值得推崇的。早期的古文运动倡导者，大都推崇殷周的文章而轻视西汉的文章，韩愈开始殷周两汉并尊，柳宗元则更进一步，把汉文推举到殷周之上，这是因为他更自觉地重视文的作用[3]910。再如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作者柳宗元着重论述了文釆和不同文体的艺术特征的见解。他首先指出，不讲文采也能写成文章，但是这样的文章“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3]911。作者所强调的文采，实际上就是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他是从作品的社会作用推论出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重要性，这实质上也是讲文质并重，这在当时强调复古和载道的文艺思潮中是独具特色的。

三、文与人关系的异同

柳冕论文亦十分重视作者的才情，他明确提出“文生于情”的理论主张。他在《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中说：“文生于情，情生于哀乐，哀乐生于治乱，故君子感哀乐而为文章，以知治乱之本。”[2]165这里的“情”与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5]中的“情”相同，都指人的感情。但柳冕把“情”的活动产生只归于治乱，不免狭隘，这正说明了他重道的一面。柳冕的思想中非常重视“情”，认为“情”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他在《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中说：“夫天生人，人生情，圣与贤在有情之内久矣，苟忘情于仁义是殆于学也，忘情于骨月是殆于恩也，忘情于朋友是殆于义也，此圣人尽知于斯，立教于斯。……明仁义之道，斯须忘之，斯为过矣；骨肉之恩，斯须忘之，斯为乱矣；朋友之义，斯须忘之，斯为薄矣。此三者，发于情而为礼，由于礼而为教。”[2]167柳冕强调人天生就有情，不仅普通人有情，圣人一样有情。但情是要用“礼”来约束的，仁义之情，骨肉之情，朋友之情，都要遵循正统的儒家的伦理道德。

柳冕十分重视作家才能的修养。他认为，文章是无穷的，但人的才能却是有限的，如果才能不足而强为之文，则不能写出好文章，因此，他特别强调要“养才”。他在《答杨中丞论文书》中说：“天地养才而万物生焉，圣人养才而文章生焉，风俗养才而志气生焉。”即使是圣人，也必须养才才能写出佳作。不过，这里的“养才”又不完全等同于刘勰所说的“积学以储宝”，因为柳冕是把“养才”视作文章产生的原因，而不是具体写作的辅助手段。那么，如何“养才”呢？他说：“夫君子学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虽不薄，道则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于患不知之。既知之，则病不能无病。故无病则气生，气生则才勇，才勇则文壮，文壮然后可以鼓天下之动，此养才之道也。”[2]169看来“养才”的关键是“无病”，所谓“无病”，就是不要学习前人文章写作的弊病，摈弃了前人的弊病，就能一身轻松地开发自己的才气，从而写出好文章。柳冕谈“养才”也提到“气”，认为“气”亦是文章写作不可或缺的因素。他在《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中说：“夫善为文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直则气雄，精则气生，使五彩并用，而气行于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腾光，气也，日月之文丽而成章，精也。精与气天地感而变化生焉，圣人感而仁义行焉。”[2]169“文壮”“气雄”都是指文章的气势，“气”靠鼓动而来，还要靠正直的心胸和有活力的头脑来形成。他们讲养气,还指社会风气的培养,所谓“风俗养才而志气生焉,故才多而养之,可以鼓天下之气”[2]169。

柳宗元也非常看重为文者的人格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在《濮阳吴君文集序》中说“好学而善文。居乡党，未尝不以信义交于物；教子弟，未尝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贤士，率与亢礼”[3]919，称道吴君不仅在为人上是一位志向高洁的谦谦君子，而且在为文上也颇有可观，除了反映文学的社会功能，更重要的是把人格的评价高悬于文采的评价之上。在《校书郎孤独君墓碣》中对人与文关系上有全面的分析，作者称道独孤君为文是“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赋颂，其要成归于道”[3]926。可见，这是一种深笃厚重的文风。不似委曲深细，更非剑拔弩张，而是极富内美，意味深长的类型。文如其人，独孤君的为文与为人是密切相关的。文章里亦称道他为人的“和而纯”“端而明”。并且，“内之为孝，外之为仁，默而智，育而信，其穷也不忧，其乐也不淫……”完全是一位忠敬笃实的君子。儒家论文，重视人与文的“合一”，人以文见，文以人传，这样也可说彼此间存在着“互见”的关系，由此也促使人在为人与为文上皆持有严肃、郑重的态度。在《志从父弟宗直殡》中有进一步的表述，这里柳宗元思考了一个老问题，即正直而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难以摆脱悲剧命运？柳宗元总是把“人”与“文”的成果联系在一起思考、评价。“从父弟宗直，生刚健好气”“作文辞，淡泊尚古，谨声律，切事类”。从文章对亡弟文学成就的称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认出，柳宗元的文学观永远是“人、文合一”的境界：有其人方有其文；有良知、有深情的中国士人一向钦敬那些以生命为诗的崇高人格境界[3]927。

四、结语

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柳冕与柳宗元在文论上的异同，这正体现了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柳冕与柳宗元的文论思想对古文运动的发展有前后的承接关系：柳冕从“道”和“教化”的角度对六朝以来绮丽浮靡的文风进行了过度的批评，以期文风回归文质并重的道路；柳宗元则从更全面的角度出发，调和了文与道，文与教化之间的关系，使两者有机结合，既扩展和丰富了道的意义，同时也强调了文的地位，这对古文运动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