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泰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0)

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教育体系中，对中国东北的殖民教育一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05年，日本就开始对中国东北的教育进行渗透、控制，而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便开始肆无忌惮地在中国东北推行殖民主义教育政策。中学殖民教育在整个中国东北殖民教育体系中占有重中之重的地位。伪满时期，日伪当局在中等教育阶段大力对中学推行殖民教育政策，向青年学生灌输其奴化思想，以快速培养大批可供日伪驱使的奴仆，满足日帝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主义教育政策是分阶段实行的，每个阶段都有其各自的特点，是与其推行殖民侵略战争不断演变的趋势相伴随的。这不仅破坏了东北原有学制以及教育生态，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国东北青年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

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中学殖民教育政策特点

首先，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弱化国文教育。日语课程的设置是日伪控制下中学殖民教育的重要一环。在1935年南满中学堂课程设置中，日语课程课时不仅比国文课程课时多，而且在预科学年设置了多达20课时的日语课程，占据了同年总课时的一大半。甚至英语课程的课时都比国文课程要多。在关东州，旅顺高等公学校中学部的课程设置中也出现了日语和英语课程课时比国文课程课时多的情况。在1932年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所编纂中小学教科书中，日语教材多达9种，而国文教材只有3种。

其次，强行灌输“日本精神”。日伪当局以《教育敕语》为准则，大力宣扬并灌输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在历史和地理课程中，主讲经过日伪当局刻意修改的东洋历史、日本历史、满洲地理以及日本地理。其教材也偏重满洲历史、日本历史、满洲地理以及日本地理。利用修身课对中学学生进行思想控制，其作为精神教育的重要课程，教材多达6种。日伪殖民教育思想也弥漫在图画唱歌等科目的教学中。农业科目对教学与教材的编纂也标志着教学体制正在向“以实业教育或头务教育为主眼”的“新学制”中学课程过渡的形态。在伪满洲国，日伪发布多项文件、加大力度对中学教学与教材编纂进行监控、审查。

再次，过渡性。“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当局在东北原有教育体制的基础上逐步推行中学殖民教育政策。“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的中学(除关东州与南满中学堂)实行三三制，伪满洲国成立后，实施普通中学教育的学校，在新学制实行前，仍沿用“九一八”事变前的学制。为了培养任其驱使的奴仆和劳动力，日伪当局在中国东北加强同化教育的同时，对中国人施以为低限度的“实业”教育。伪满洲国刚成立时，规定高中有实科中学。1936年始增设一批农、工、商诸科的实科高级中学。1936年开始把地方初级中学改为职业学校。为彻底取消中学三三制做好了铺垫。

1932年5月2日，伪满洲国民政部训令《关于发布之重要教育命令、改废法规、编纂教科书之件》规定：“关于编纂各种教科书，现已由文教司着手进行，唯无论属于何种决定时，均须经本部之审核许可。”在伪满洲国，女子中学增加家事、裁缝、手艺等科目的讲授，减少历史、地理、理科的课时数。中学原有概论课程均被删除，削弱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加强实务教育、职业教育课程。这种课程设置可以说是向“新学制”中学课程过渡的形态，为“新学制”在中国东北的全面实施做了铺垫。

二、“新学制”下中国东北中学殖民教育政策特点

首先，“新学制”缩短了中等教育的学习年限，降低了教育水平。日伪当局强调，从小学开始，注重学校与家庭的联系，取消升入上一级学校的任务。并且缩短年限，从整个学制的学习年限看，初等教育学习年限没有变化，而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年限与原学制相比有所缩短，中学学制从6年缩短至4年，整体学制从12年改为10年。“改为修业年限4年之国民高等学校，以实业教育为根基，兼授以实际生活上有用之文理科教育……”[1]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北青年学生的知识文化水平。这充分表现了日伪当局在教育上所采取的愚民政策。

其次，中等教育职业化，强调“实业教育”。“国民高等学校……置根基于实业教育，授与国民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培养劳作习惯……”[2]、“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授与女子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培养劳作习惯……”[3]这一原则贯穿中国东北学校教育各个阶段。“新学制”不仅缩短了学习年限，而且将中学完全改为职业性质的中学。从所设置的课程看，普通文化基础课减少，实业课程增加。在每周40学时的课程中，日语科目的课时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是“满语”课时的二倍。为青年学生传播科学知识的数学和理科科目的课时也被压缩至2～4学时，甚至商业和商船实业国民学校的第三、四学年不开设理科科目。实业课程的总课时最多，占所有学科总课时的27.5%～50%。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修业年限缩短到三至四年。所开课程大体和国民高等学校大体相同，只是增加了家事、裁缝手艺，三、四年级增加了教育，而没有语学。实质是为了培养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技术的劳动力，服务于日帝经济掠夺以及供应军事需求的目的。

再次，强化精神教育。日伪教育方针首先强调的是精神教育，提出教育的第一目标是“实践显现”“建国精神”。向中国东北青年学生灌输殖民意识。要求中、小学生必须“真心实意”地效忠于伪满皇帝与日本天皇；必须赞颂“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伪满洲国是“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必须竭尽全力拥护“大东亚共荣圈”以及“大东亚战争”，并甘愿为战争效劳。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道德教育、精神教育置于各学科之上，占全部课时的近一半。中学均设有“国民道德”，以“皇道”“建国精神”等反动思想内容毒害东北青年学生。除此之外，还把日语定为必修科目之一，增加其课时，在中国东北各中学全面实施。而将原有的国文，即中文，改称为“满语”。其课时数之寡薄，仅为日语的一半。日伪当局企图以语言教育来同化中国人，消除东北青少年的国家民族意识。

三、战时教育体制下中国东北中学殖民教育政策特点

首先，继续加强精神教育。日伪当局对中国东北的精神教育，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12月发布《基本国策大纲》和《国民训》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更进一步加强。

各省均以《基本国策大纲》《国民训》及本省的实际情况为根据，制订了适用于本省的教育方针和省训或教育重点，如吉林省的《教育训》是：(一)吾等恭谨敬拜天照大神；(二)吾等尽忠于皇帝陛下；(三)吾等行孝道于父母；(四)吾等以日本为中心努力于一德一心；(五)吾等努力练成勤劳。龙江省的教育方针是：(一)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二)养成北边镇固之国民；(三)兴农立国；(四)锻炼附于大东亚长期战之体力、精神；(五)日本侧之教育满洲侧之教育成为一体化。各个学校也制定了适用于本校的教育纲领或重点。

在战时教育体制时期，日伪当局对时局教育极其重视，要求每天朝会，都要诵读“国民训”，由校长讲话；每天讲解时局新闻以及播放侵略战争相关电影；要求学生必须书写“时局日记”以增强时局认知；通过各科的教学活动，特别是“建国精神课”的教学，灌输“大东亚圣战必胜”的信念。[4]日伪当局不仅将时局教育列为学校教育的重点，还在部分学校设立了时局教育委员会。

这个时期进一步加强敬神、拜神的教育。日伪当局宣扬日本天照大神是“满洲国”的建国之神，以此为依据，大肆宣扬伪满洲国从属于日本。并修建“建国神庙”对“伪满建国之神”——天照大神加以供奉。“建国神庙”建成后，为了加强对学生思想的“清洗”，供奉“神玺”活动在伪满的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展开。伪满各级各类学校均有供奉“神玺”的地方，凡有学生在校经过此地，都必须要向“神玺”行九十度礼，如对“神玺”不敬，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5]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日帝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后，进一步加强了敬神、拜神的教育，以麻痹和奴役青少年学生。[6]

其次，强化军事训练。为了使教育配合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在战时教育体制下，日伪当局进一步强化对中国东北青年学生的军事训练。于1940年2月，向学校派遣教官，以加强对学生的军事训练。1941年规定学校实施教练，开始讲授“军事知识”，以便养成学生将来成为“国兵”的需要。同年12月，在修改后的“学校规程”中，明确规定在“国民高等学校”“师道校”“职业学校”等均开设教练科。并在第8条中规定：“教练以施行军事的基础训练，培养至诚至忠之精神，实行心身之实践的锻练，提高国民资质，增强国防能力为要旨。”[7]

从此，所有中等以上的学校中，统一实行军事训练。并于同年12月颁布的《时局诏书》，要求学生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战争服务。日伪当局于1943年3月公布了《战时学生体育训练要纲》，将中学的体育科改为体练科，增加大量军事训练，以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特别是中学与大学的军事训练，不仅增加了“终日训练”与“实战训练”，总训练时数大大增加，而且在训练中极力向东北青年学生灌输“大东亚圣战必胜”的观念和为日帝献身的精神。[8]

再次，在中学全面开展强制劳动，奴役东北青年学生。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伪当局企图采取“统制”措施，于1938年12月1日公布了《劳动统制法》，然而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1941年9月10日，日伪当局发布了核心政策为“国民皆劳”的《劳务新体制要纲》，即为支持长期的侵略战争，驱使“全国”人民去负担各种艰苦的劳役，首先是建立所谓国民皆劳奉公制度。1942年10月26日，日伪当局公布《国民勤劳奉公局官制》，成立了国民勤劳奉公局，为伪民生部所属。不久又公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和《勤劳奉公编成令》。至此，所谓勤劳奉公制度便在伪满全境确立。1942年12月23日，日伪当局又公布了《学生勤劳奉公令》。1943年3月31日，修改《学校规程》时把“勤劳奉公”列为授业的日数。将学生勤劳奉公制度从大学扩展到中学和小学。[9]1944～1945年，东北青少年学生每年勤劳奉公的劳役时间大大增加，对中国东北青少年的身心造成了极大摧残。

协和会的勤劳奉仕运动，是和勤劳奉公制度相类似的奴役人民的办法。开始于1939年。是勤劳奉公制度建立的基础。不过勤劳奉仕运动奴役的对象更加广泛，以青少年为主，包括机关的职员，中、小学生等各个阶层。以“勤劳奉仕”的名义，迫使人民服役。“勤劳奉仕”的内容包括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两种。城市学校学生到农场、林场劳动；修筑公路、挖防空壕和种麻，为日伪军打军草，以及清扫“忠灵塔”“神社”“孔庙”等地。农村学校学生的劳动内容多为农田除草、消灭病虫害或修路劳动。1943年以后，学生勤劳奉仕的劳动内容更加强化军事性质。送到北满边境参与道路或飞机场的修筑工作，或者送到军需工厂从事辅助劳动。1943年3月31日，“勤劳奉仕”被列为授业日数中，规定中学“勤劳奉仕”的日数为：中学男生每年为20天以内，女生为15天以内。[10]并将其列入修正后的学校规程中。

综上所述，日伪当局在伪满时期分三个阶段，在中国东北推行中学教育殖民政策。在“九一八”事变后，呈现出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弱化国文教育、强行灌输“日本精神”以及政策过渡性等特点。在“新学制”下，呈现出缩短中等教育的学习年限，降低了教育水平、中等教育职业化，强调“实业教育”以及强化精神教育等特点。在战时教育体制下，呈现出继续加强精神教育、强化军事训练以及全面开展强制劳动，奴役东北青年学生等特点。通过对以上方面殖民教育政策特点的研究，能够发现从“九一八”事变后临时性与过渡性政策的实施，到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强化各项教育政策从而保证殖民教育体系建立，再到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对教育政策的再度加强，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其殖民奴化教育政策控制力度逐步增强。中学教育阶段是青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初步形成的关键阶段，所以日本在东北实行的殖民教育危害性是很大的。这不仅破坏了东北原有学制以及教育生态，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国东北青年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随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推行的殖民教育体系土崩瓦解，日本帝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彻底宣告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