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立，魏日升

冀东文史研究

唐山大城山文化遗址述评——“唐山原点”回顾

王士立1，魏日升2

（1. 唐山师范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0；2. 唐山师范学院物理系，河北 唐山 063000）

唐山大城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遗物，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冀东滨海地区龙山文化类型。大城山文化遗址扩大了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丰富了龙山文化的内容，展现了4 000多年前唐山先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大城山是唐山市区的原点。

唐山；大城山；龙山文化遗址；唐山市区原点

一、唐山大城山文化遗址的发现

唐山大城山文化遗址是1955年初（农历正月初四）发现的，发现人是当时唐山工人速成中学的教导主任张金声和教师魏日升。

1955年3月，河北省文化厅派人做了实地调查，后经呈报国家文化部批准，于1956年10月20日，由河北省文化管理委员会组织了对唐山大城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发掘工作11月30日结束，出土了大量遗物，考古工作者整理撰写了挖掘报告，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这一发现曾轰动一时。1982年，大城山文化遗址被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唐山大城山遗址的文化遗迹和遗物

大城山位于唐山市区陡河西岸，分东西两峰，西峰称大城山，东峰称二城山。文化遗址在大城山东峰东面的山坡上（准确地说应该是在二城山），位于陡河西岸城子庄与雹神庙之间的路北区采石场，隔河与贾各庄相望。东峰的海拔高度为75.37米，山坡的倾斜度为20度强。遗址总面积约9 000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开掘了10个探方，发现了许多文化遗迹和大量文化遗物，除大量陶片外，共获标本568件。

根据1959年公布的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陈惠、唐云明、孙德海等人整理撰写的《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所示，大城山遗址的文化遗迹有5类：

一是白灰面。白灰面北部有圆形微凸的红烧土，可能是烧火的地方。

二是土沟，可能是排水沟。

三是人工铺石。

四是墓葬，发现有两处。一处有人架1具，头向东北；头前有狗架1具，横卧，狗头向西北。人架俯身曲肢，下面及四周散布着约20余块大小不同的石块。另一处有并列的人架4具，头向东南。都为仰面伸直葬，依山势呈头低脚高的现象。人架周围没有任何棺椁痕迹。在一个人架头部左上方有陶网坠9枚。在另一个人架的下肢南边，有完整的陶盆、陶甗、陶缸各1件。此外，还有穿孔铜牌1件及与其共存的陶盘、陶缸、陶片、燧石、蚌壳等。发掘报告对上述陶器等物与人架的关系虽未作出说明，但可以认定这些都是随葬品无疑。

五是灰坑。坑内有穿孔铜牌，以及石器、玉器、陶器、骨器等。

大城山遗址出土了大量遗物，除陶片外，以陶环、网坠、蚌壳和燧石最多。

一是石器50件。分为打制和磨制石器两类。打制石器多为细石器，绝大多数为燧石，也有用玛瑙制成的。有大量石片和石核，其中经过第二步加工的有石叶、石镞、石钻、刮削器、燧石片等。磨制石器多为大型的，有石斧、石石奔、石刀、石铲、石镞、石矛、石凿、石环等。

二是玉器5件。

三是陶器很多。有泥质灰陶、泥质红陶、细泥黑陶、细泥白陶、夹砂灰陶、夹砂红陶等。绝大多数陶器采用轮制，也有手制陶器。陶器有各类陶罐，还有盆、碗、钵、盂、杯、盘、豆、圈足及三足器、器盖、器口缘、器耳、网坠、纺轮、陶球、陶环、弹丸、窝头形器等。陶器大多为生活用具，也有用于纺织手工业和渔猎的工具。

四是骨器，数量很大。大都制作精细，打磨光滑，保存完整。有骨镖、骨钩、箭镞等渔猎工具；骨锥、骨针、骨匕等日常生活用具；骨笄等装饰品；还有卜骨、加工骨料等。

五是蚌器。

图1 唐山大城山主峰

图2 唐山大城山遗址出土的石刀、石斧

六是动物骨骼与蚌壳，出土数量非常多。

七是铜牌，共2件。

这些遗物为论证大城山遗址的文化性质和研究原始先民的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佐证。

三、关于唐山大城山遗址文化性质的讨论

陈惠、唐云明、孙德海等人整理撰写的《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在《结语》中写道：

大城山遗址中出土的陶器，有多量的小平底罐和豆、杯、鬹、甗、鼎、碗等，有器盖、把手和器足，还有薄如蛋壳的黑陶片和白陶片。除磨光和素面陶器外，绳纹、划纹、凸弦纹、方格纹、篮纹、附加堆纹和镂孔等，是一般常见的纹饰，尤以绳纹、篮纹、附加堆纹为多。这些情况，有不少与山东城子崖、两城镇的陶器是类似的。石器大多是偏刃的，除了扁平有孔石斧和双孔石刀以外，单刀小石石奔、束腰石铲和石凿均有发现。并有骨制鱼钩、鱼鳔等，还有卜骨出土。

从出土遗物来看，它们与北至辽东半岛、南至华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有相似之处；尤其与山东、河南两地的龙山文化更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就其中的细石器来看，它与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细石器文化遗址所出土的类似。这是因为唐山接近内蒙古草原，可能受了细时器文化影响，故打制石器较多。在龙山文化中出土细石器，这里似乎还不能算作是典型的，过去我们在河北蔚县庄巢村也有发现。

遗物中所出现的敛口侈唇罐、深腹绳纹盆以及鬲形器等，都与河北商代遗址中所出土的无显著区别[1]。至于若干探沟中出现汉代的绳纹瓦，又指出了遗址的上层属于汉代的扰乱层[2]。

上述发掘报告发表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许多学者对大城山遗址的文化性质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1960年康捷在《关于唐山大城山遗址文化性质的讨论》一文中认为：唐山大城山遗址除了报告中提到的龙山和汉代遗存以外，其中可能还包括了其它时期的遗物在内。大城山遗址里扰乱层比较普遍，有的扰乱层深达两三米，表明这里至少有一部分不是原来的堆积。在冲积层和扰乱层里会有不同时期的遗物在内。康捷认为大城山遗址出土的陶器大部分属于龙山文化，和山东城子崖和日照两城镇相似，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但有一部分陶器是典型龙山文化中所没有的，却与分布于长城地带大约相当于周代或稍早的遗存接近。这种情况说明唐山大城山遗址的堆积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康捷还认为唐山大城山遗址出土许多细石器，并不一定是受了北方细石器文化的影响。在龙山文化遗址有细石器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唐山大城山遗址细石器比较丰富，可能与附近出产适于打制细石器的材料有关[2]。

此后，大城山遗址的发掘者兼发掘报告的执笔者之一唐云明1964年发表了《关于唐山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对发掘报告作了补充说明。唐云明肯定了康捷的一些意见，他认为遗址中除龙山文化遗物外，其他时期遗物分别接近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殷商时期）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约当西周或稍晚），以及战国至西汉的遗物。大城山遗址文化不是典型的山东龙山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也不同，而是沿海地区龙山文化中地方性比较浓厚的一支[3]。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有一批学者对唐山大城山遗址的文化性质发表了多篇文章。如1984年文启明在《冀东商时期古文化遗址综述》一文中指出：“就大城山遗址整体说，延续时间很长，上至龙山，下至商末周初，很难用一种文化来定性。原报告最大的问题是把一些相当于冀东商代时期的文化遗物统统归并到龙山文化遗物中，以至得出上下两层内含物‘基本相同’的结论，从而给后来分析遗址文化性质带来很大混乱。”文章认为：大城山确有龙山遗存（下层），但只占少数，多数是商时期文化遗存。大城山的龙山遗存虽然内含一些与山东、河南等龙山文化相似的因素，但从总的特征看，与二者的差距较大。大城山的遗存“地方特征比较明显，如将大城山这部分遗存称作冀东滨海地区龙山文化一种类型则是可以的”[4]。

2002年张锟发表了《试析大城山遗址》一文，认为大城山遗址的遗物可分两类。一类属海岱龙山文化系统的河北任丘“哑叭庄类型”，绝对年代约当公元前2200-公元前1900年；一类属于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系统，与先商文化晚期接近，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600年。这两类遗存代表了大城山遗址自龙山文化晚期至夏、商之际古文化的发展历程，在以唐山为中心的冀东地区应有一定的代表性[5]。

综合上述各种意见，有的是对大城山遗址出土的全部遗物的性质作了论述，有的只涉及到其中的部分遗物。诸位学者见仁见智，各成一家之言。但是尽管意见不一，也有趋同之处。即唐山大城山文化遗址的性质复杂，除包含龙山文化外，还存在晚于龙山文化的遗物，应区别对待。笔者认为，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唐山大城山遗址存在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存，距今约4000年。由于没有进行过碳14测定，难以确定绝对年代。大城山遗址出土的遗物与山东龙山文化有相似之处，但又具有地方特征，可采纳文启明先生意见，暂定为“冀东滨海地区龙山文化类型”。这种情况表明唐山大城山文化除了由于与山东龙山地区临近、文化交流的原因外，主要是当地先民自己的创造。唐山大城山遗址出土的遗物，不完全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还有商、周乃至汉代的遗物，如汉代的瓦片、瓷片和铜钱等。按照唐云明先生意见，商、周的遗物分别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相接近（夏家店文化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赤峰近郊药王庙和夏家店，亦称药王庙文化）。关于大城山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细石器，是龙山文化自身的特点之一，其来源并非是受到内蒙古地区细石器文化的影响，而是如同康捷先生所言，可能与附近产适于打造细石器的石料有关。唐云明先生证明说，不仅发掘时从探方（沟）内获得不少细石器，而且在陡河两岸和河底的乱石中拾到过许多玛瑙石、燧石；原报告所说的296件石片、石核，绝大部分是从陡河岸边采集到的。关于墓葬，人架排列整齐，保存比较完好，未经扰乱，应该是新石器晚期遗存；关于两块“铜牌”属于原生堆积，也应该认为是新石器晚期遗物。

四、对新石器时代晚期唐山大城山先民生产与生活状况的分析

唐山大城山文化遗址包含了新石器晚期先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展现了4 000多年前今唐山市区原始先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生产力有了发展，采猎经济（采拾和渔猎）之外，形成了生产经济，出现了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和原始手工业。

原始农业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从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到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原始农业为大城山的原始先民生活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保证，使之实现了定居生活。唐山大城山原始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生产工具的改进。出土的大型磨光石斧，最长的柱状两面刃石斧有27.5厘米。还有石石奔、石凿（状同柱状石斧）等，这些石器的使用提高了开垦土地的效率。磨光的无偏刃石铲、石刀，便于翻土、播种和收割农作物。并且出现了原始金属工具红铜刀具。显然，这个时期的农业已进入锄耕阶段。

原始人在寻求石料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红铜这种金属，发现它具有光泽并有展性，可以用来制造工具。唐山大城山遗址出土铜片2件。原发掘报告称为“铜牌”，铜质呈红黄色，似末掺锡。形状为梯形，上端有两面穿成的单孔，边缘厚钝无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们被某些学者认为是装饰品，这是不正确的。由于遗址发掘时的历史原因，这两件铜片未能经有关部门鉴定。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专家重新鉴定，这两件铜片并非边缘厚钝无刃，而是一长边有薄刃，局部锋利，是切割用的刀具。也有学者认为是斧形器。据清华大学化工分析组用光谱定性分析的结果和考古研究所化验室化学分析的结果，两件铜片均以红铜制造，而不是青铜。这两件铜片无铸范痕迹，表面凹凸不平，当是采用冷锻法制成的较原始的金属工具，表现了红铜器独具的特色[6]。这是目前国内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很少的几件铜制工具之一，实属珍贵。这一发现说明唐山大城山的先民已经进入了金（铜）石并用时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唐山历史的重大进步。可知唐山大城山的先民在认识和使用金属方面是比较早的。红铜虽然不如青铜有那么高的使用价值，但红铜原始工具的出现，为以后青铜工具的制造开了先河。

由于农业技术的提高，农作物产量有了增加，因而有了许多盛装粮食的大型陶罐（或称瓮），有的口径达38厘米。出土的陶杯和陶制三足器是饮酒器，只有粮食多了才有可能酿酒，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弓箭的制作能够猎取更多的野生动物，为发展家畜饲养提供了条件。唐山大城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牛、羊、猪、狗等动物骨骼，但六畜之中尚未发现马和鸡的遗骨。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有了发展，特别是制陶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大城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绝大多数使用轮制法。所谓轮制法，即由专人转动一个圆盘状的操作台，制陶者利用陶轮急速旋转时的离心力，加上双手的配合，把陶胚做成一定的器形，形状规范，厚薄均匀，较手制陶器不仅提高了效率，且器形美观精致。一部分小型容器和炊器、纺轮、网坠等仍用手制，手制陶器一般有捏塑法和泥条盘筑法。从出土的泥质灰陶器物火候相当高和细泥黑陶器物火候高、陶质硬的情况来看，当时烧制陶器用的陶窑比原来烧制手制陶器的窑，可能有了不少改进，窑室扩大，火膛加深，火口缩小，温度可能提高到1 000摄氏度以上，一次烧制的陶胚可能在10件以上。出土的细泥黑陶器罐、豆、盂、钵、杯等，内外纯黑，外表多磨光，薄如蛋壳，厚度在0.07厘米至0.2厘米之间；与山东龙山城子崖的著名蛋壳陶相似（城子崖的轮制黑陶器一般厚0.05厘米至0.1厘米之间，个别的仅0.03厘米）。另外，有细泥白陶器，厚度在0.5厘米左右。这些薄壳陶器的制作反映了手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唐山大城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繁多，造型多样，纹饰各异，比较美观。陶器可以煮食，可以储物，为原始先民的定居生活带来了很大方便。其次，纺织手工业也有发展。大城山遗址出土4件扁圆有穿孔的灰陶纺轮，其中一件边缘有凹槽，形似滑轮。唐山学者唐云明为这一件滑轮式纺轮曾专程去北京向纺织学专家王若愚先生请教，1978年7月29日王若愚先生回信，认定此纺轮为绢纺工具[7]。遗址同时出土了柄部似刀柄、扁平无刃的骨匕。这种骨匕既能理丝，又能打纬，反映了丝织技术的进步。

唐山大城山文化遗址，属于原始社会后期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墓葬中随葬品多寡不同，似乎已出现贫富分化。在这个父系氏族（或部落）内，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紧密结合是主要的经济形态。虽然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生产经济有所发展，但并没有代替采拾经济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渔猎经济仍然是大城山先民的重要生活来源。大城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渔猎工具和大量的野生动物骨骼，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渔猎工具如石箭镞、骨箭镞、弹丸、有侧钩的梭形骨镖、有倒刺的骨钩、石矛、网坠、刮削器等；野生动物骨骼有鹿、野狸、田鼠、水鸟、鱼、蚌、淡水生青蛤、海生的文蛤，以及田螺等。

唐山大城山原始先民，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通过劳动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物质财富，表现出开拓进取精神。同时也创造了精神文化，主要是原始艺术与原始信仰。原始艺术，如玉器的制作很精美。有玉圭，体扁平，玉色为乳白而有褐色小斑点，磨琢光滑；柱状体，横断面为不规则的五边形柱状体，通体白色，平底。玉铲，为长方形，刃端稍窄，两面刃，柄部有相邻的两个圆穿孔，系由一面钻成；通体光滑。还有骨笄和中心有孔的陶球，穿孔的蚌壳等，都是装饰品。有一端穿孔的石环，是改制的佩饰。这些都反映了原始人思维的发展与爱美观念的产生。这些玉、骨、石、陶制品，既是生活实用品，也是精美的工艺品，是唐山大城山的远古居民创造的艺术结晶。

原始信仰，如灵魂崇拜。墓葬有一定墓式，死者头朝东南或东北，反映了大城山先民的信仰习俗。死者身体附近摆放相当数量的石器、陶器、蚌壳等随葬品，还有陪葬的狗，祈望死者到另一个世界享用。原始先民承认神灵的存在，为了祈问神灵吉凶祸福，进行占卜。占卜用动物的肩胛骨，经过烧灼出现纹理，据纹理而判断吉凶。唐山大城山遗址出土卜骨4块。3块为牛肩胛骨，1块为鹿肩胛骨。骨面的卜有灼无钻，灼痕多在肩胛骨的背面，一般比较密集而不规则。一件完整，上灼7痕，骨臼、骨脊均削去，打磨光滑，并将骨臼对称的一边削磨成偏刃形。粗制的有的将股脊只削去一半，骨面稍加刮削。唐山大城山遗址和山东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卜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后期出现占卜的证据，是原始宗教的萌芽。

唐山大城山新石器时代的历史是唐山历史的童年时期，它为后来向高级社会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恩格斯说：“这个‘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下，对一切未来的时代来说，总还是一个最有趣的历史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以后的更高的发展基础，因为它以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为出发点，并且以克服将来联合起来的人们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为内容。”[8]历史是一面镜子，解读过去，是为了从往古中吸取智慧和滋养，更好地感知未来。

五、唐山大城山文化遗址发现的意义

唐山大城山文化遗址的发现有重要的意义。

（一）扩大了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丰富了龙山文化的内容

唐山大城山文化遗址的堆积虽然复杂，存在不同时代的扰乱层，但如果将不同时代的遗物剔出，那么这里的龙山文化基本上和山东的龙山文化一致，当属于同一范畴。龙山文化以首先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而得名，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延续时间很长，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陕西、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区。以山东龙山文化最为典型，分布地区以山东为主，包括河南、河北、江苏的部分地区以及辽东半岛，年代较陕西、河南、山西地区的龙山文化要晚，约存在于4000年前。龙山文化以薄如蛋壳的黑陶器为代表器物，故又称黑陶文化。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在张家口地区崇礼高家营子发现过一处龙山文化遗址。1955年发现的唐山大城山文化遗址，是新中国建立后河北省境内首次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因而进一步扩大了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大城山龙山文化有明显的地方特征，是一个新的类型，从而丰富了龙山文化的内涵，对于中国的考古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二）将唐山市区的历史提前到4 000多年前

今唐山地区（含4县、3市、7区）的历史，以迁安爪村遗址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为起始，已有4万多年的历史。大城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将唐山市区（含路北区、路南区）的历史提前到4 000多年前，展现了4 000多年前唐山先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大城山是唐山市区原点。从那漫长的过往岁月里，人们感悟到先祖创业的艰辛，领略了唐山远古文化不朽的风采，记下了故园曾有的荣光。大城山在古龙鲜水（今陡河）西岸，如前所述分东西两峰（大城山和二城山）。东峰二城山高约75.37米，山坡倾斜度约20度，是一个比较平缓的坡度，这里适宜于原始先民繁衍生息。高地可避水患之害，又有茂密的森林和开凿洞穴之便，山下有龙鲜水可供利用。水是生命之源，河流是人类的母亲，龙鲜水（今陡河）是唐山市区居民的母亲河。与滦河之滨的迁安爪村文化是河流文化一样，唐山市区文化也是河流文化。在唐朝以前，大城山并无其名。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往返途经今唐山地，屯兵此山，乃得名“唐山”，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后来由于唐山镇的形成，为了区别山名“唐山”与地名“唐山”，才于30年代将山名改称大城山。缘相传后唐李嗣源曾屯兵于此，立石城二百余丈，基址尚存。大城山之名沿用至今。唐山是清末洋务运动中兴起的近代工业城市，至今只有100多年，但是唐山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4 000多年的文化积淀，大城山就是唐山文化的根。

（三）丰富了今唐山市区商、周以后的历史内容

唐山大城山遗址除出土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商、周、战国至西汉的遗物，说明这里很长时期都是今唐山市区先民的栖息之所。出土的遗物也丰富了商、周以后的历史内容。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古代商族起源于幽燕。商族发祥于河北燕山以南，京津唐一带环渤海地区。河北唐山大城山遗址可能是商族发展初期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大城山遗址第二层是河北龙山文化层。出土的石器与典型的先商文化漳河型石器遗物，在器形和器类方面大体一致。大城山遗址第二层出土的陶器，与典型的先商文化漳河型陶器遗物在类型和纹饰方面也无明显区别。大城山二期遗址中发现大量的动物遗骨和大量的骨器，在典型的先商文化漳河型遗物中也有骨器。尤其是两个遗址遗物中都有卜骨，而商族占卜之风尤盛，卜骨是最能代表殷商民族传统习俗的遗物。

1952年在大城山北部的雹神庙发现了5件石范（铜斧石范1件，铜矛石范2件，铜刀石范2件），这种石范是铸造铜器用的，考古学者认为大约是周代的遗物。显然这个时期的铸铜技术已经较原来新石器时代晚期制作铜片的技术有了很大提高。这样，在大城山遗址（含雹神庙遗址）中，当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之后，还延续了一种青铜时代的文化。唐山铸造和使用青铜器的历史也是非常久远的，为探求我国古代青铜器起源和发展提供了线索。

大城山是唐山的发祥之地，遗憾的是大城山长期以来辟为采石场，缺少应有的保护。大城山文化遗址一部分已被采石工程破坏，东峰的西面、东面和东北山脚都被采石工程切去，或被取土破坏，露出红土层。今后，对大城山必须切实保护起来，绝不能再破坏了。要对唐山全体市民进行爱祖国爱家乡的教育，提高全民的文物保护意识，爱我们的城市之根——大城山，爱我们的母亲河——陡河。

[1] 康捷.关于唐山大城山遗址文化性质的讨论[J].考古,1960, 6(6):21-23.

[2] 陈惠,唐云明,孙德海,等.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9,24(3):34.

[3] 唐云明.关于唐山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中的几个问题[J].考古,1964,10(7):364-367.

[4] 文启明.冀东商时期古文化遗址综述[J].考古与文物, 1984,5(6):1-12.

[5] 张锟.试析大城山遗址[J].文物春秋,2002,14(5):5-9

[6] 唐云明.试论河北龙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C]//唐云明.考古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56.

[7] 唐云明.河北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J].农业考古,1988, 8(2):113.

[8] 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5.

A Comment on Tangshan Dachengshan Mountain Cultural Relics Site:A Review of “Tangshan Origin”

WANG Shi-li1, WEI Ri-sheng2

(1.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ysics,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Tangshan 063000, China)

A large number of relics have been unearthed from the Tangshan Dachengshan Mountain cultural site, which belong to the Longshan cultural type in the coastal area of eastern Hebei in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The Dachengshan Mountain cultural site has expanded the distribution scope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and enriched the content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it shows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ancestors of Tangshan more than 4 000 years ago. Dachengshan Mountain is the origin of the urban area of Tangshan.

Tangshan; Dachengshan Mountain; Longshan culture relics; Tangshan origin

K313.9

A

1009-9115(2022)05-0001-06

10.3969/j.issn.1009-9115.2022.05.001

2021-10-24

2022-08-17

王士立（1935-），男，江苏连云港人，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唐山地方史。

（责任编辑、校对：石向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