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始乐器“铃”初识

2014-10-16徐明哲

新校园·中旬刊 2014年7期

关键词：铜铃

徐明哲

摘要：铃是我国原始乐器之一，现在许多学者都对编钟等大型乐器进行研究，却对与其有着渊源关系的铃的研究寥寥。从目前出土的资料来看，铃主要分布在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开始仅知有湖北龙山文化的一例，后20世纪30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出土大量铜铃，为研究长江流域铃的发展状况提供了大量资料。本篇就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各种铃的出土状况，就其分布、分类及其用途以及三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方面略陈管见。

关键词：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陶铃；铜铃

铃是一种摇奏体鸣乐器，是因其声而命名的。在先秦文献里，关于铃的记载很少，但在考古中发现了一些远古遗存，其上限可追溯到仰韶文化后期，距今6000年之久。以往有些音乐考古学家把摇响器也称作铃，现在大多数学者均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不恰当的。摇响器主要是指整体封闭或有镂空小孔，内散装陶丸或石子的原始乐器，而我们这里所说的铃的主要特征为筒状铃体，一端封闭，装有悬纽，可用作悬挂，一端敞口，铃体腔内挂有单体棒状铃舌。早期的铃都是用泥土烧制的，故称为陶铃，也有石制的，到后期才出现铜铃。陶铃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等遗存中，长江流域仅知有湖北龙山文化中的一例，即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陶铃。20世纪80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引起了世人瞩目，2号祭祀坑发掘出了大量铜铃，为研究长江流域铃的发展状况提供了大量资料。关于铃的用途，目前尚未有明确定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三星堆文化较具有代表性。

一、分布和分类

1.龙山文化“铃”

1928年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发现薄黑有光泽的陶片与石器、骨器等共存，就把这种特征性质的文化定名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以河南、山东为中心，西至陕西，也可能到达甘肃境内，与齐家文化相交错，东北到达河北、辽东半岛，陕北、晋北和内蒙古南部的许多灰陶遗址也都和龙山文化有某些联系，长江中下游许多遗址所显示的关系更为密切。从总的情况上来观察，它的分布范围似乎比仰韶文化更大，同时彼此间的地域性也就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在研究上也必须分为不同类型来分别对待。

龙山文化的铃多出土于河南、山西等地，多为泥制灰陶，由于掌握资料有限，笔者暂时根据其形状、纹饰的不同将其分为三式。

I式：泥制灰陶，手制，菱形体，顶上有两个并列的悬舌孔，一面刻划不甚整齐的方格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采集的陶寺类型制品即属此类型。

II式：泥制灰陶，质坚硬，手制，形制与I式相同，只有体为合瓦形，两面上下端各饰一周旋纹，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中期制品属于此式。

III式：泥制灰陶，手制，顶上只有一个悬舌孔，其余形制与I式相同，河南禹县瓦店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晚期制品属于此式。

值得注意的是，龙山文化中合瓦体形制的出现，将后世钟铃类乐器所广泛采用的这种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合瓦体形制，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多年前，这对于我们研究我国合瓦体形制的起源及其形成过程有着重大意义。此外，1983年襄汾陶寺遗址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铜铃，这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铜铃。整件铜铃红铜纯度达97.86%，用复合范技术铸成。体形与I式相同，顶中部一侧有一个悬舌孔，是在整器铸成后钻成，周壁厚薄不一，两侧和顶部有铸造缺陷和气孔，体表附有很清晰的纺织物纹痕迹。在陶寺遗址出土的各类遗物中，有许多器物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中彩绘的龙纹陶盘是最典型的，它可能是一种礼器；还有彩绘器物上出现的朱书文字，它们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之一。1983年这件红铜铸造的铜铃的出土，证明了当时已出现了金属冶铸业，铜铃的出现，无疑大大提高了铃的音质和耐用性，是一次飞跃性的进步和变革。

2.二里头文化“铃”

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考古文化发展谱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二里头遗址中发现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和青铜器、玉器等重要遗存，因此二里头遗址应是一处都邑遗址，而且从遗址的发掘成果来看，它应该已经具备了都城的规模和国家的基本内涵。同时，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和所处年代与文献记载的夏朝在时空关系上基本吻合，因此国内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文化的遗存。但也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早商文化。其实二里头文化可以分为四期，时间和地域跨度也很大，究竟全部都属于夏文化，还是早期是夏文化、晚期属早商文化，这样的争论仍然继续不断。

二里头文化铃的出土也都多分布在河南地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墓葬里出土了大量的早商铃，它们的质料有青铜和陶两种。青铜铃体为合瓦形，一侧有翼，口平而微侈，平顶，顶上中央设一横向桥形小纽，纽前后两旁顶面上各有一个圆形悬舌孔，体内悬一棒状舌，质料多为玉，体表有的素面无饰，有的铸有阳弦纹或大方格纹。墓葬出土的铜铃体表也都黏附有纺织物纹痕迹，出土的陶铃形制上基本上和铜铃相同，但体圆无翼，并以陶丸为舌。

二里头文化出土的合瓦体形铜铃和其悬舌方法，也与龙山文化相同，并且相对于龙山文化铃，河南二里头文化有着明显的进步：在形制方面，二里头墓葬出土的铜铃体长增加了，这样就扩大了共鸣腔；还有就是顶上设纽，以便悬挂。在质料方面，采用了更为优越的铜锡合金即青铜，提高了铃在铸造、化学稳定以及声学方面的性能。消灭了像龙山文化那样的铸造缺陷，并使它厚薄均匀。这些都无疑大大提高了铜铃的发音质量，至于体侧设翼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了提高音响效果，净化音质，另一方面可能与当地民族的审美有关。

综合上述，河南二里头文化可视为河南龙山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3.三星堆文化“铃”

三星堆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址，遗址总面积为12平方公里，年代上启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2800年），下至商末周初（公元前800年），上下延续2000年。

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于1929年，真武村农民燕道成在广汉月亮湾掏水沟时发现一大坑玉石器，其数量多达三四百件，当即引起文物考古专家的重视，其后省内文物考古机构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和试掘。1980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六次发掘，在通过对大量实物的研究后，正式命名其文化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共出土铜铃43件，类型有9种之多，且均为合瓦体制。最常见的为A型、B型和D型。A型为素面无翼铃；B型为合瓦直桶形，两侧有长形翼，大小呈梯次排列；D型铃为合瓦直桶形，两侧有羽形翼，大小、重量在B型铃区间。其他型铃都为单件，形制有鸟头、花瓣、虎头、兽面等造型和纹饰。其中二号祭祀坑中层和下层出土的两组铜铃，对研究长江流域的铜铃发展状况提供了大量资料，这二组铜铃分别为16件和14件，音乐声学测量结果显示出良好的乐音性能，铃体表面遗留有意识调音加工痕迹，这批铜铃是目前我国出土数量较多，祭祀功能明确的乐器，在青铜乐器发展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铜铃出土时，伴出铜铃挂架16件，大小不同，似与大小不同的铜铃配制而用，出土时有的铃还悬挂在挂架上，有的挂架上还悬挂铜牌形挂饰。考古报告根据铜铃出土的情况和使用方法，将铜铃和其他几种挂饰作为挂饰类，铜铃内挂有铃舌，撞击内壁发音；外部挂饰撞击铜铃外壁，同样也可以发音，说明铜铃是具有发音性能的器物。铜铃作为大型宗庙里使用的礼仪用器，或者直接用于祭祀礼仪活动中的器物，具有挂饰和撞击发出音响的双重功能，正是这种混生型的体现。三星堆遗址编铃的出现，也为编钟等大型敲击乐器由铜铃发展而来提供了可能。

三星堆铜铃音乐声学测量结果表明，出土铜铃中的B型铃在加工制造时，曾经有意识地经过调音实验，以使铜铃具有较好的音响性，同时，按照当时已具有的音高概念，制造出由不同音高排列的成组铜铃。三星堆出土的铜铃虽然还不能定为编乐器，但通过对出土铜铃作出的音乐声学测量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三星堆成组出土的铜铃在形制特征和音乐性能上，与西周以后成熟的编钟有很多相似之处。到目前为止，长江上游地区从未发现铜铙，所以长江流域的编钟非常有可能是由铜铃发展演变来的。三星堆出土的这批铜铃的声学和音乐性能，代表了当时尚未使用编钟和编磬的蜀人的音乐文化发展水平，以及在音乐观念上的地方色彩和先进性。

三星堆文化出土的铜铃无论在工艺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要比二里头文化出土的要先进。另外，从三星堆文化出土的一些实物上我们可以看出二里头文化影响的痕迹，即三星堆文化可能吸收消化了某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例如：三星堆二期文化中突然出现的陶盉，在当地没有渊源可寻，而与鄂西地区的同类器物相近似，但追根求源，应是来自二里头文化。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盉，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一件陶盉十分相似，二者共同的特征为：形体瘦高，顶盖圆隆，半圆形口，束腰，三足瘦俏，腰下应裆处有堆贴装饰，大宽鋬上饰刻划纹。甚至连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鹰嘴状钮盉盖，也与上述那件二里头文化陶盉形制相同。对于在相距一千多公里的二处遗址中，却出土了如此雷同的陶器，不能不令人惊讶和深思。从上述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的某种相互交流关系。

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再到三星堆文化，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一条文化相互发展和相互交流的脉络，对于我们研究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传播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用途

关于铜铃的用途，至今没有专门的文章进行论述，不过从目前发掘出土的铜铃来看，应该无外乎四种用途：

1.祭祀用器

从三星堆出土的铜铃我们就可以看出，铜铃是大型宗庙里的礼仪用器，承担着宗教祭祀的功能；还有一些铃成为巫师所用的法器。

2.装饰铃

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的战国中期的一种缀于铜璜两端的佩饰铃，以及周汉时期边远少数民族中应用的腰铃，都是装饰铃的一种，应该是在舞蹈者跳舞时起自我伴奏的作用。

3.车马铃

晚商时期出土的铜铃大多数都是用于车马佩戴，战国时期也多有出土，这种铃较之前我们所讲的铃要小，而且将小纽改为一种更适于悬起和摇动的大纽。如河南南阳殷墟西区墓葬出土的狗铃、南阳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车铃、河北邯郸周窑战国墓出土的车马铃。

4.乐铃

三星堆出土的两组铜铃反映出了复杂的音程关系，铜铃的形制大小不同，与音高之间可形成有序排列，说明当时人们已用它来演奏一定的音乐。还有陕西凤翔纸坊史家河出土的汉代铜铃，前后鼓部分别铸有“长乐富贵”“延年益寿”的铭文，发音响亮圆润，延音较长，据此看来应该为乐铃，说不定还有充当乐钟的作用。

综上所述，铃虽然小，但具有的意义却很重大，是研究先秦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春秋时期喜好金石之声，其中关于主奏乐器编钟的起源众说纷纭，单从目前一些出土的铃来看，编钟与铃之间应有着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