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荣

沙可夫，原名陈维敏，1903 年10 月20 日，生于浙江海宁钱塘江边的新仓镇（现海宁市丁桥镇）。曾入上海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附中读书，毕业后升入该校本科机电系，学业优秀，课余兼习钢琴、英语，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和文学作品。1926 年初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学习音乐。同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 年，陈维敏中断学业，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担任中共旅法总支书记和党的机关刊物《赤光报》编辑。同年秋，奉命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间，苏联老师循例给他起了个俄文名字——亚力山大·阿列克赛·沙赫夫。从此，人们便以沙可夫称之。在中大，沙可夫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和军事知识之余，积极参加文艺活动，增长了唱歌、跳舞、弹钢琴、拉小提琴、指挥合唱队等多样才艺，并开始创作剧本、担任导演。这一切，为沙可夫在中央苏区从事新闻、教育、文学艺术工作，成为苏区文化战线卓越的领导人与实干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主编《红色中华》

1932 年四五月间，沙可夫奉命来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次年接替李一氓任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编。此时恰逢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来瑞金，原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之合并，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红色中华》也从单一的政府机关报改为党、团、政府与工会合办的中央机关报，刊期则由周日刊改为三日刊。为适应这些改变，报纸的内容与形式也有许多改善。内容上，逐渐减少了苏区以外的国际国内时事的报导，增加了基层活动的报导；减少了对中央各部发布的法规的报导，增加了由报社出面发出的号召。形式上，为了营造声势和气氛，常常采用在某一时段或某几期围绕某项中心工作集中报导方式；或在报纸适当位置刊发大字通栏标题，配发口号、漫画。这样一来，《红色中华》以给人耳目一新的面貌，更广泛持久地吸引了读者，有力地推动了苏区的战争动员和各项建设。

在《红色中华》的这些改革中，沙可夫费心费力，直至亲自操刀。他促使组织上补充了一些新的编辑人员和无线电报务员，在报社建立了新闻台和红中通讯社，并负责后者工作。他组稿、编稿、审稿，既作组织领导工作，又参与繁杂的编辑事务，经常在深夜里昏暗的油灯下和工人一起排字、排版、印刷。他还为报纸撰写了多篇社论和专论，其中以“沙可夫”署名的就有：《在积极进攻的路线下红军空前的大胜利》（1933年3 月6 日）、《消灭苏区内外的敌人》（1933 年3 月18 日）、《给以铁锤的痛击》（1933 年3 月30日）、《检阅我们的力量》（1933 年4 月29 日）等。这些文章或配合形势或结合苏维埃法令的颁布，发表具有指导性的言论，引导苏区舆情。如《消灭苏区内外的敌人》一文，就是结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训令第21 号——关于镇压内部反革命问题》在《红色中华》公开发布而写的。文章指出，敌人不仅在苏区外面向我们进行大举进攻，而且指派和组织在苏区内部的反革命来捣乱我们的后方，企图里应外合向我们进攻。因此，必须在消灭苏区外面敌人的同时，肃清苏区境内的反革命。文章强调，我们肃反工作应该走群众路线，“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与帮助”，“在群众中彻底揭破反革命的欺骗武断宣传，更增加群众对反革命的痛恨”。同时，“用最坚决严厉的敏捷精密的手段来处置反革命案件”。

沙可夫主编《红色中华》时，加强了报社工农兵通讯员队伍建设，组织社内力量编印了《写给通讯员》的小册子，作为培训教材。其中“我们写些什么”“怎样写通讯”两部分内容，由该报1933 年7月11 日、23 日刊载。

沙可夫主编《红色中华》期间，还在该报创办了文艺副刊《赤焰》，并担任主编。这是中央苏区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文艺刊物。副刊发刊词指出，其宗旨是：“为着抓紧艺术这一阶级斗争的武器，在工农劳苦大众的手里，来粉碎一切反革命对我们的进攻，我们是应该为着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发展苏维埃文化而斗争的。”要求文艺工作者努力去反映苏区工农兵群众的实际生活，反映苏区人民“为苏维埃政权而英勇斗争的光荣历史事迹”，这对“创造中国工农大众艺术”有极大的帮助。显然，这些主张开启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正确方向与道路。

《赤焰》登载了许多新诗、散文、杂文，以及少许剧本。值得一提的是，在《红色中华》第98 期“八一”纪念专号上，副刊发表了津岛的小说《伟大的开始》之第一部分《汇合》。《伟大的开始》是叙述红军开创时期战斗生活的中篇小说，其中《汇合》则表现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在湘南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后，又率领壮大后的部队向井冈山转移，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的情景。虽然小说截取的只是其中一个侧面，然而这却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以小说的形式，描绘朱毛井冈山会师这个历史事件。《赤焰》的创刊，丰富了《红色中华》的内容，一定程度地满足了人们阅读、创作文艺作品的要求，更好地发挥了中央政府机关报的作用。

执掌文教要职

1933 年3 月28 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38 次常会决议，责成中央教育部即日颁发各级教育部的组织纲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统。为加强中央教育部的主管职能，常会通过徐特立、沙可夫等9 人为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由此，沙可夫边主编《红色中华》，边参与对苏区教育工作的指导。7 月11 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5 次常会决定任命沙可夫为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协助代理部长徐特立领导中央教育部（部长瞿秋白时在上海）。沙可夫就职后，即兼任内设艺术局局长。8 月16 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8 次常会决定开办苏维埃大学，以毛泽东、沙可夫、林伯渠、梁柏台、潘汉年5 人为大学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校长，沙可夫为副校长。这样，沙可夫就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称赤色中国）的多个文教工作领导职务，他的工作重心也就转到文化教育上来，特别是艺术教育。这显然跟他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与实践有关系，且组织上知人善任。

其时，徐特立56 岁，沙可夫刚好30 岁。徐特立不仅年长沙可夫好多，而且革命历史更长，经验更丰富。沙可夫诚心加虚心以待，深得徐老教诲关爱，成为忘年交和工作上的好搭档。有据可查的，以代部长徐特立、副部长沙可夫联署发布的中央教育部文件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通知》第2 号（1933 年7 月28 日）、《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5 号（1933 年9 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通告》第1 号（1933 年9月27 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征集对于小学教育制度意见的公函》（1933 年10 月4 日）等。

中央教育部第5 号训令公布了该部与共青团（少共）中央局联席会议所作的《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决议指出过去教育工作中存在取消教育、阻止教育发展，以及把教育工作限制在反封建思想与迷信范围内等错误；规定目前教育工作的方针，就是满足战争的需要和帮助战争的动员，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教育。为此，必须把教育的中心工作放到社会教育和普通教育上面去，极大地发展社会教育，经过俱乐部、列宁室、识字班、工农剧社等群众组织来提高群众的文化政治水平，就非常重要。再有，要培养教育干部和利用旧的知识分子，来解决教育管理和师资问题。沙可夫协助徐特立，向中央人民委员会提议于当年10 月间，与团中央局联合召开文化教育大会，得到中央人民委员会“完全同意”。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大会准备工作，其中一项是下发《八、九两月教育工作报告大纲》，要求各省县教育部上报各自执行中央教育部工作计划、闽赣两省各县及中心区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决议情况，以及对当前几个中心工作的执行情况与具体意见。10 月20日，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顺利召开，通过了大会决议案（包括“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消灭文盲决议案”等）。会后，各地大力贯彻执行决议案精神，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苏区教育工作的开展。

沙可夫在担任文教要职期间，重点领导文艺工作和艺术教育工作。1932 年9 月成立于瑞金的工农剧社，是专门负责指导和组织苏区戏剧创作与演出活动的艺术团体。总社设在县城西门外沿河的一座祠堂里，内设组织部、导演部、舞台部、音乐部、跳舞部、编审委员会和出版部，分别负责剧本的创作、审查、演出、编辑出版等工作。工农剧社起初隶属红军学校政治部，1933 年3 月以后隶属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领导，业务上则受中央教育部艺术局指导。沙可夫责无旁贷承担了对工农剧社的业务指导，担任了编审委员会主任。编审委员会除编著剧本、歌曲等外，并审查各地俱乐部现有剧本与歌剧，以甄别好坏，决定取舍。可见其责任之大、工作之繁。

多彩艺术实践

1933 年底，沙可夫因病重，经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建议、组织批准，离开瑞金去上海疗养。至此，沙可夫结束了在中央苏区一年零七八个月的战斗岁月。期间，他边从事各项领导工作，边进行各种艺术实践，为繁荣苏区文艺、培育苏区艺术之花，作出了特有贡献。

据有关方面统计，一年多里，沙可夫创作了《春耕歌》《八一歌》《共产主义进行曲》《“五一”斗争曲》《纪念列宁》《紧急动员起来》《最后胜利终归于我们》等20 多首革命歌曲；创作了《抗日》《我们自己的事》《“三八”纪念》《最后胜利归我们》《北宁路上的退兵》《武装起来》《谁的罪恶》《我——红军》，以及《血祭上海》等多部话剧、活报剧、喜剧。此外，他还写过一些新诗，如《我的祝词》，是为祝贺《红色中华》发刊百期而作。

《我——红军》是一部七场大型话剧，剧情反映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决战阶段，红军坚决英勇，在赤色游击队和苏区附近的白区群众积极配合下，猛烈向敌人进攻，迫使白军内部动摇以至哗变，终于取得伟大胜利的历程。该剧先在1933 年4 月4 日的工农剧社蓝衫团培训班开学典礼上公演，被誉为“工农剧社公演的第一声炮”。次日又演出以招待参加第一次农业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参加共产儿童团大检阅的小同志。后在多个重要场合演出，包括为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演出。该剧以结构严谨、气势磅礴享有盛誉。1933 年4 月8 日的《红色中华》曾以《苏维埃文化建设开端》为题，肯定“这一剧本，从整个的来说，是很成功的作品”。文章高度评价工农剧社的第一次大规模公演，“无疑的开辟了苏区文化教育的新纪录。可以说，这是苏维埃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不难想见，这个演出效果，在得益于剧本成功的同时，还少不了沙可夫的临场指导，当然，还有演员们的精湛表演。在二苏大开幕日晚上的公演中，饰演小妹的李伯钊，饰演靖卫团总的胡底，饰演赤色游击队长的赵品三，饰演红军代表的王普青，饰演反动师长的钱壮飞，饰演士兵的王燊，以及饰演土豪的李克农，都是“全苏区有名的明星”。他们的表演堪称惟妙惟肖，尽善尽美。

1933 年8 月4 日出版的第99 期《红色中华》，登载了一组关于工农剧社举行八一晚会的消息，其中有剧评短文批判了晚会所公演的《谁的罪恶》一剧。作为剧本作者，沙可夫以“微明”署名，在《红色中华》第102、103、110 期连载的《〈谁的罪恶〉的演出及其脚本》一文，作了自我批评。微明在文章中首先肯定“类似这样短短的剧评，我认为在目前苏维埃戏剧运动里面是非常需要的；因为在文化战线上，特别在戏剧运动中，我们要极大的开展思想斗争，警觉地严格防止一切敌对阶级思想的偷运”。微明承认，这次《谁的罪恶》演出中，确实偷运了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私货，并具体分析了这件私货是怎样在演出中偷运进去；认识到这次演出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剧本存在不少的缺点，表示要对剧本加以大大的修改，纠正其主要缺点，同时要坚决反对一切敌对阶级思想在戏剧运动中偷运，以完成在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中文化战线上的战斗任务。随后，《红色中华》发表了少共中央阿伪的《提高戏剧运动到列宁的阶段》一文，着重对《谁的罪恶》剧本从意识上加以批评。这样公开的同志式的自我批评与批评，无疑有助于苏区文艺运动的进步。

沙可夫还满腔热情地参与了中央苏区第一所戏剧学校——工农剧社蓝衫团学校（后更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创建工作。这所学校初设址于瑞金城外十几里地的赖屋村，沙可夫经常步行到这里与校长李伯钊商讨建校的工作。开学后，他又在学校兼课，对学生（员）们作形势教育报告，讲授戏剧知识课程，指导唱歌，深受师生欢迎。在蓝衫团学校毕业典礼（1933 年9 月14 日）的晚会上，沙可夫独唱了俄国歌曲，同样受到大家欢迎。此前，他还经常参加红军学校俱乐部的晚会，表演独唱节目。另外，他被聘为少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特约音乐撰述员，为苏区青少年普及音乐知识，指导他们欣赏音乐作品而工作。

离开瑞金后，沙可夫在上海边疗养边以翻译为武器，继续从事革命文艺事业。1937 年10 月，经组织安排，他来到延安，负责延安新华通讯社工作，同时参与鲁迅艺术学院的创办（后任该院副院长兼编审委员会主席），继续创作剧本，讲授文艺课程。新中国成立后，沙可夫担任了中共中央文委党委委员、中共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人民出版社社长，中央戏剧学院第一副院长、党委书记并兼任研究部主任等职，依然循着他在苏区走过的路，为党和人民的文化事业辛勤工作，积极奉献。

1961 年9 月1 日，沙可夫在青岛病故，终年58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