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安 方良平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试验田，共产党人的文韬武略都在这里试验过、预演过。在血与火的淬炼中造就了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骨干。据统计，新中国1614 位开国将帅中，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有603 位，其中，十大元帅中有9 位。罗荣桓元帅就是杰出代表之一。

以身作则的党代表

“起义鄂南即治军。”罗荣桓在领导通城、崇阳农民武装起义时，就任党代表。三湾改编后，他任特务连党代表，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7 个基层连队党代表之一。他积极探索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模范践行者。

罗荣桓从当连党代表开始便坚持：凡是要求同志们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打仗冲锋时，他和连长肩并肩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退却时又在最后负责掩护。行军时，他经常扛着多支病号或是掉队战士的枪支。宿营时，他每晚都要查铺，逐个将战士们的夹被盖好。每逢发零用钱，他总是最后去领。他自己病了，咬着牙坚持工作，可战士病了，他却要一天几趟嘘寒问暖，还要吩咐伙房给做香喷喷的病号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就把连队工作搞得扎扎实实，使“支部建在连上”得以真正落到实处，也培养出许多像寻淮州这样的优秀干部。

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高度评价：“因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罗荣桓正是这样一位被毛泽东称赞的优秀党代表。

朱毛红军会师后，罗荣桓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党代表。1929 年1 月14 日，毛泽东、朱德根据柏露会议的精神率领红四军从小行洲出发，离开井冈山，开始转战赣南、闽西。沿途，罗荣桓吩咐各连张贴由毛泽东起草的著名的四言布告：“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天黑了，战士们累了，有的靠在树上，有的往地上一躺，顷刻间便鼾声如雷。罗荣桓和大家一样疲惫，但他还不能睡，他要一个一个地听取连党代表的汇报，一个连一个连地去查铺查哨……

大余受挫后，红四军面临最困难的时候。罗荣桓在全营最后，负责收容。他经常带领着担架，并亲自扶着负了伤的战士踏雪前进，身后留下了一串串看不到头的脚印和血迹。

2 月9 日，正是除夕，红四军在大柏地宿营。毛泽东和军部机关驻在大柏地王家祠。2 月10 日，部队正准备休息时，得到消息说，国民党刘士毅部已经追到了瑞金县城。极度疲惫的战士们非常气愤，都坐在地上不肯走了。他们七嘴八舌地对罗荣桓说：“天天被白狗子撵着走，走到年三十了，还往哪里走？拼了算了！”“党代表，向上级反映反映，打一仗吧！不打掉敌人的气焰，我们休想得到安生。”

罗荣桓认为战士们的意见有道理。他和营长商量了一下，便去向朱德、毛泽东反映意见。他们听了罗荣桓的汇报后，立即召开中共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国民党“追剿”军仅有两个团，战斗力不强，可以利用大柏地南北走向十余里长的狭谷打伏击战，以摆脱被动局面，并进行了具体的战斗部署。

罗荣桓回到营里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一传达，战士们无不欢呼雀跃，摩拳擦掌。利用部队修工事的时间，罗荣桓向各连党代表了解战斗准备的情况。罗荣桓了解到战士们战斗情绪都很高，可每人还不足十颗子弹。他缓缓地对党代表们说:“根据侦察，追兵是刘士毅部。我们准备打他的埋伏。战前要求绝对隐蔽，不得暴露任何目标。没有命令不准开枪。战斗打响后，要等敌人靠近才开枪，不要浪费子弹。要发扬勇敢精神，准备用刀解决战斗……”

待刘士毅部全部钻进了红军的伏击圈后，下午战斗打响了。埋伏在两侧高地的红军，一起向敌人发起进攻，密集的子弹射向敌群。就在三营子弹快要告罄时，响起了冲锋号。罗荣桓一马当先，率领三营冲下山坡。在一片杀声中，红军和白军已经搅到了一起。在战场上只听到刺刀相撞声、威严的喊杀声、被刺中的敌人凄厉的嚎叫声，还有石头树棍、空枪托沉重的撞击声……

这一场恶战一直延续到第二天下午。敌人两个团大部分被歼灭，红四军还俘获敌正副团长以下800 余人，缴获步枪800 余支，重机关枪6 挺。这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胜仗。陈毅称之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这一路走来，红四军在强敌尾追下，走了1000 多里路，同追兵打了几十仗，除了大柏地战斗外，大多都是失利，可第三营不仅绝少开小差，而且难能可贵地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情绪。罗荣桓领导的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

对党忠诚的革命者

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党和军队的政治工作在古田奠基,新型人民军队在古田定型。罗荣桓不但是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贡献者，而且是坚决的贯彻者。

1929 年夏天，红四军党内发生了一场争论，涉及到红军乃至整个苏区党和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关于这场争论，罗荣桓在1956年回忆说：“有的高级干部、知识分子感到约束很大。一切重大问题由党来决定，这当然是对的，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党员自然要服从党的决定。但在那时候，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一切要经过支部，一切权力归于党，引起了许多同志不满。但毛主席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七次代表大会所争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存在着不满情绪。”

当时，党内存在着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比如，军阀主义者认为“三句好话不如一个巴掌”“马鞭子下面出好兵”。官长打骂士兵、老兵打骂新兵，几乎成为家常便饭。罗荣桓对这种作风非常看不惯。他自从在读私塾时挨了老师一顿戒尺之后，就非常讨厌这种侮辱人格的体罚。他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期间又长期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对于封建主义的体罚肉刑更是深恶痛绝。参加秋收起义以来，他从来没有打骂过士兵。士兵有了过失，他在批评时连重话也很少。他常常说:“响鼓不用重锤敲。”对下级和士兵，他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启发诱导。

1929 年12 月，毛泽东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召集了一批党代表，分组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罗荣桓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会议，并积极反映了部队的情况。他提出了要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他还向毛泽东举了一个例子：第九支队二十五大队的大队长，打人很凶，士兵就送给他一个绰号，叫“铁匠”。后来，这个典型案例还写进了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接到群众反映第二纵队工作较差，问题较多。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第二纵队的政治委员。他是刚从上海调来的，由于没有经过实际锻炼，工作又不讲究方式方法，在群众中的影响不好。要把第二纵队整顿好，关键是要选出一位得力的政治委员。毛泽东建议调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委员的罗荣桓任第二纵队的政治委员。罗荣桓接到任务后，并没有退缩，也没有和组织讨价还价。到第二纵队就职后，他迅速找到并抓住改造这支队伍的关键点，就是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他首先召集大队和支队政治委员开会，要求各支部要组织干部和党员学好决议，然后再向全体同志逐条传达和讲解。

罗荣桓经常深入到各支队和大队去，一面了解情况，一面加强具体指导。各支部都按照罗荣桓的指示要求，即使部队在行军时，也不放弃学习，扎扎实实地逐条对照决议检查本部队和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有抵触情绪，同志们就以“决议”中的内容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批评帮助。检查结束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同志公布，发动群众讨论。这样，干部和党员就自觉地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部队也越来越纯洁了。1930 年6 月，红四军代表熊寿祺到上海出席全国红军会议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意指出：“二纵队过去没有很好的上级干部，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

罗荣桓的一贯表现和在古田会议前后的作用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有一次，毛泽东和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散步。这时，罗荣桓从一旁经过。毛泽东指着罗荣桓对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发现一个人的才干是需要时间的验证，就连以知人善任而著称的毛泽东都对他发出了“发现晚了”的感叹。

集思广益的主心骨

罗荣桓特别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尤其是发挥广大干部想干事干成事的积极性。漳州大捷后，在红军入城前，罗荣桓全力以赴抓好入城的政治工作。他召开由各军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参加的政工会议。他特别强调，要贯彻好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他说：“漳州是福建沿海城市，华侨和侨眷特别多，他们的穿着打扮和江西不同，比较洋气、阔气，但绝大多数是劳动者或工商业者，不是土豪。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能把戴礼帽、穿长袍的人都当成土豪。”

进城后，罗荣桓带领政治部工作人员开展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由此，群众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曾发生过一些问题。比如，刚进城时，有的部队对党的工商业政策理解不深，错误地没收了一些民族资本家企业的财物。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紧急召集各军政治部主任、供给部长和群工部长开会，研究保护民族工商业的问题。

在会上，军团供给部长赵尔陆汇报:“现在有的部队已经把一些百货公司的布匹没收了。”“不能没收。”罗荣桓斩钉截铁地说，“应该退还。”“可有些布匹已经做了军衣。”赵尔陆为难地说。“退不了东西就拿钱买吧。”赵尔陆摊开了双手，“我们供给部就那么一点家当，哪有那么多钱啊？”赵尔陆的话一下子使会议冷了场。罗荣桓笑了笑说：“原则上是一定要执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可又要照顾到我们的实际情况。大家看，应该怎么办呐！”同志们各抒己见，有的同志提出可以采用募捐的办法解决。罗荣桓点点头：“我看就叫乐捐吧。可以把那些工商业者的代表请来开个会，动员他们自愿捐助……”

第二天，政治部出面邀请工商界代表开会。罗荣桓在会上说明了红军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对有些单位错误没收工商业者财物的作法作了自我批评；也解释了红军目前缺少经费的情况；强调红军不搞平均摊派，希望工商业者能按资金大小自愿捐助。听了罗荣桓诚恳的讲话，代表们都答应回去后向各行各业工商业者传达。后来，多数工商业者认了捐。

由于十分注意城市政策，部队在短期内共筹集现款100 多万元和大批的食盐、布匹等物资。新中国成立后，爱国华侨陈嘉庚还信服地说：“红军当年在漳州，是讲信用的。”

顾全大局的老实人

罗荣桓最善于团结干部，他本性老实敦厚，平易近人。林彪个性很强，不愿听取别人批评，别人颇难同他共事。自从他担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以来，同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陂头会议后，红四军政治委员实际空缺。要做林彪的搭档，除必须具备很强的原则性外还要有一定的灵活性。毛泽东建议由罗荣桓代理红四军政治委员。

罗荣桓到任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红四军的政治工作、军事训练、后勤工作抓得井井有条，很快赢得了林彪的认同。罗荣桓发现红四军新组成的第三纵队和其他两个纵队比要弱一些。他便把行李搬到第三纵队，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经过同战士们一道生活，罗荣桓发现，第三纵队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团结问题。大队长是湖南人，爱吃辣椒。政治委员是广东人，偏偏不爱吃辣椒。买菜的时候，大队长经常嘱咐司务长要买辣椒，越辣越好。大队长这种爱好得到了同样喜欢吃辣椒的江西籍战士支持，可却遭到不爱吃辣椒的政治委员和福建籍战士的反对。于是，吵架就不可避免了。

罗荣桓了解这一情况后，召开了大队的支委会和士兵委员会。在支委会上，大家又说起了吃不吃辣椒的问题。罗荣桓说:“我们这个大队有江西人也有福建人，还有广东人、湖南人，来自四面八方。要不是革命，大家谁也不认识谁。革命使我们成了阶级弟兄，我们一定要团结，不团结，工作搞不好，仗也不能打好。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在团结方面起模范作用。我们湖南有这样一首民歌：一根竹竿容易弯，三扎麻绳扯断难，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团结金不换。这说明了团结的重要。团结，这是一个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一些具体问题，像吃辣椒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大家应当互相谅解、互相照顾。今后可以少买点辣椒，单炒，爱吃辣椒的湖南人、江西人的需要就可以满足了。但是，不要放到菜里头，这样也照顾到了福建人的不同的口味。”经过罗荣桓的耐心教育，这个大队的干部很快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今后一定要团结起来。

随后，罗荣桓发现福建人和江西人之间除生活习惯不同之外，语言不通也是造成隔阂的原因之一。针对这一情况，他召开了专门的政工会，并在会上说:“福建的同志刚从地方上出来，讲话别人听不懂，他们坐在一起是很自然的。这不是什么小宗派、小集团，当然，福建的同志也要学国语，你们干部今后向部队讲话，要学着讲国语，不要讲土话。在这个问题上，干部也要用自己的带头作用去影响战士。今后，部队还会不断发展，五湖四海的人都会碰到。如果不会讲国语，指挥部队就会发生困难。”很快，在罗荣桓的领导下，第三纵队战斗力、凝聚力和其他纵队一样强了。

在历次战斗中，罗荣桓都非常注意做好伤兵的政治工作。每次战斗结束，他都要亲自检查伤兵的安置，走到担架旁慰问伤兵，逐个询问伤员，伤在哪里，感觉怎样，及时将前线的胜利消息告诉伤员，鼓励他们到后方安心养伤，痊愈以后再返回前线杀敌。他还非常细致周到地组织政治部做好农民担架队的鼓动工作，沿途准备开水、干粮等。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四军在兴国的良村全歼敌人两个多的主力团。由于军情紧急，红四军接着又转向东面去打驻黄陂的毛炳文师，在良村只留下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等。突然，敌人的飞机扔下毒气弹后，敌第十九路军又紧追上来。打扫战场的部队来不及疏散，一些俘虏、枪支又重新被夺了回去，红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了。

8 月20 日前后，红四军军委会议在城岗召开，讨论良村战斗后一些伤员、俘虏和枪支又被敌人夺回的问题。作为政治委员和军委书记，罗荣桓承担了责任，作了检讨。会议后，由林彪接替罗荣桓的军委书记职务，罗荣桓兼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对此，他毫无怨言，后来也从未计较此事。毛泽东曾评价罗荣桓说：“荣桓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

勇于创新的领头羊

罗荣桓积极地探索出一条新型的政治宣传之路，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开创了新局面。据红一军团一些老同志回忆，当时宣传工作相当活跃，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教育和争取了群众，瓦解了敌军，取得了比较成熟的经验。而这一切和罗荣桓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可是，当时有一些人却认识不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更瞧不起宣传兵。行军时，宣传兵们为了做行军鼓动工作，需要经常插队，跑前跑后。有的人就讽刺挖苦，怪声怪气地喊道:“唉，大家快闪开，骑兵团过来了!”还有的人把宣传兵说成是“卖狗皮膏药”的，甚至有的挑衅性地问道:“唉，你那膏药多少钱一张啊？”也有的人干脆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贴那标语有什么用？要打仗嘛，还得靠老子手里的枪。”听到这些反映后，罗荣桓耐心地对部队进行教育。他说：“子弹可以杀伤敌人，但是很难打到鲁涤平、何键的头上。而贴标语做宣传可以争取群众、瓦解敌军，却能起到这个作用。”

1931 年以后，红军的印刷条件更好了，各师都有了自己的油印小报。红一军团也有了自己的报纸《战士报》。罗荣桓非常重视运用报纸对广大指战员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他不仅亲自撰写社论、文章，亲自修改稿件，而且有时还亲自推滚子，印报纸。他指导宣传员们要利用好报纸这个锐利的宣传武器，创造出读报的好方法。当行军休息时，宣传员们拿着报纸东奔西走，到了一处就喊：“同志们，请听胜利消息……”读完后，宣传员又飞到了别处，于是，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罗荣桓对写标语、画漫画亲自作具体指导。宣传员手里提的桶子不仅仅只是装石灰了，还有了黑烟子、红土，有时甚至还有彩色颜料。墙上除了标语，又有了漫画。有一次，罗荣桓看到宣传队将军阀画成了土豪，便对队员们说：“你们没有见过军阀，军阀要比土豪洋气一点。”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宣传队员便又给军阀头上加上一顶呢帽，鼻子上再架一副眼镜。

罗荣桓充分运用戏剧作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有力武器。当时也没有固定的剧本。几个人在一块把剧情凑好便可以上台。台词都是演员临时现编的。没有女角，便由身材瘦小的肖华、童小鹏等人男扮女装。有的人不愿意参加，罗荣桓便向他讲演剧的意义，进行耐心说服。戏排好了，罗荣桓每次都会认真地看他们的“彩排”，然后把演员们召集到一起进行座谈，及时解决“彩排”中发现的问题，引导大家要把戏融入到群众的生活中，让部队和群众从娱乐中受到教育。根据罗荣桓的要求，宣传队每到一地，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的姓名换成当地真实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使演出达到非常好的效果。群众反映：“红军真神了，才来了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编进戏文里了。”

1934 年10 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罗荣桓随部队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此后，罗荣桓在部队一直从事政治工作，成为我党我军的杰出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解放军政治思想战线的奠基人之一，成为毛泽东同志的忠诚追随者、毛泽东思想的忠实实践者，被毛泽东誉为能“一辈子共事的人”。1963 年12月16 日下午，罗荣桓因病逝世。这天晚上，毛泽东正在中南海颐年堂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开会前，毛泽东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同志默哀。默哀后，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原则性强，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十分悲痛，几天夜不能寐。一天深夜，毛泽东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