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政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的根本原因。

统一战线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重要策略。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传入中国后，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领导人民、最广泛地团结各方面力量，从而不断夺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一大法宝。

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概念的由来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著的《统一战线100个由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主要创始人。1847年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各自发表了演说，指出：“一个国家里在资产阶级各个成员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是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本国的无产者；同样，各国的资产者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既然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策略作了全面阐述，提出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实现自身的联合：“个别工人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工人们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斗争的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同时《宣言》也阐明了共产党人联合和支持一切政治力量共同反对主要敌人的斗争策略，并以著名的口号结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里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经验，在总结革命的策略时他指出，革命的无产阶级要联合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享有盛誉的革命利益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次无产阶级是革命联盟的首脑”。 “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组成“各种不同利益的联合”。18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文献之一，其中特别强调指出，工人党在未来的革命中必须独立地、最有组织地进行活动：“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他们跟无产者缔结的这种应该保证无产者与他们具有同等力量和同等权利的联盟”。

二、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中国古代联盟的丰富经验体现了古代不同政治集团、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政治谋略。这些政治经验和政治谋略对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具体实践有很大影响。比如，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纵横捭阖，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形势和任务，利用各种矛盾，确定可以团结争取的力量，尽可能扩大团结面，孤立敌人，“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以便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这是在中国革命中对“合纵连横”经验和谋略的创造性运用。又如，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列宁和苏联的影响，强调民族自决权，主张实行联邦制，后来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特点和状况有了新的认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确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种新的制度化思路，是对中国历代中央政权经略民族地区“因俗而治”“羁縻制度”的批判性继承、创新性转化。再如，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宗教问题上，把宗教关系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大关系，实行现代国家通行的“政教分离”原则，尊重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又是对古代“兴教安众”思想的继承发展。所有这些古代政治经验和政治谋略，在中国传统中都属于“术”的层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中国化而言，更为深层的历史文化基础来自“道”的层面，即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政治智慧。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传入中国，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呈现许多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不同于列宁斯大林时代的特征。例如，马恩列斯的统一战线主要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策略，主要应用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运用这一策略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巩固新生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之后，仍然把统一战线作为一个重要法宝，运用统一战线处理国内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关系，在政党关系、阶级关系、阶层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和祖国统一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发展并超越了马恩列斯的思想，使统一战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成就，仅仅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是无法充分说明和解释的，仅仅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也是无法完全说明和解释的，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不仅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而且深受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影响，带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因。

“天下为公”的理念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起着精神宪法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理念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的理念相互结合，形成了中国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天下为公”理念最明显地体现在多党合作上，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为立党宗旨，这正是“天下为公”的传统政治理念在当代中国政党实践中的体现。尚“和”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之一，“和而不同”的政治理念对当代中国统一战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统一战线是同与异的矛盾统一体，在当代中国，“和而不同”就是要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兼容并蓄”就是把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东西收下来，保存起来，是一种宽容和包容的精神。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人手中有了明显不同于欧洲革命和苏俄革命的中国面貌，而兼容并蓄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化特征。无论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还是新中国带有联合政府性质的中央人民政府，都是典型的中国化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都充分体现了兼容并蓄的中国精神。

三、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提供了客观可能性。首先，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使得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使得反帝反封建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可以结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同盟。其次，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可以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同样遭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它们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在一定情况下可能成为革命的盟友。再次，各帝国主义在中国都有自己的利益，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分为不同的政治集团，代表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矛盾，有时会发生激烈冲突，在革命过程中可以加以利用。这种状况使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组织革命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充分发展的条件，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革命的任务异常艰巨，但中国社会各阶级中蕴藏的革命力量更加强大。革命的领导者只要能把统一战线组织起来、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来，并加以正确领导，就能够战胜任何敌人。

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的初步探索分析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中共“一大”将党的名称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把党的革命纲领确定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不久的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当中指出：“十九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因感受到外来政治力经济力强迫的痛苦，以及发现了旧制度的腐败与缺点，人民开始组织起来进行反抗，以至发生辛亥革命。”这篇文章分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社会背景和必然性，客观地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性质是反对满洲帝政之民主运动和反对外力压迫之自强运动，总结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导致了辛亥革命以失败告终。因此，辛亥革命“是人们不能脱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压迫的痛苦”。“在批判关于时局问题上的反动论调和错误主张后，指出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这是无产阶级在这个历史时期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任务。”这“最切要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情及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主要工作任务，为党的二大完成制定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年的时间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学习和革命斗争的实践，对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党的二大会议上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行了分析，并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行了分析，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到他们操纵的”，“中国国内各封建军阀之间的战争，正是受到了其支配和操纵。此时，帝国主义和军阀封建势力是压迫中国人民大众最大的势力。”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清晰地认识到，必须把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革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联合到一起，才能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传入中国并不等于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实践中由于缺乏经验，还没有深刻把握中国的国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过一系列错误，集中表现为“右”的和“左”的两种。“右”的错误就是在同国民党合作时放弃争取领导权，一步步的妥协退让去维护统一战线去求团结；而“左”的错误则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把自己孤立起来。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战略转移，踏上长征之路。这些早期的革命经验教训成为后来毛泽东统一战线策略形成的历史前提，成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条件。

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中国化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继承了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同中国传统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相结合，同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相融合，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一整套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使得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

毛泽东统一战线策略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策略而形成的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和政策。毛泽东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2004年9月，胡锦涛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5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这种民主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只有一致性、没有多样性，或者只有多样性、没有一致性，都不能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

习近平总书记把对统一战线本质的认识提升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是对立统一规律在统一战线中的表现，一致性就是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同一性，就是“同”，多样性就是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差异性，就是“异”，“大团结大联合”不是没有矛盾，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求同存异”，在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基础上，守住政治底线，扩大包容半径，才能画出最大的“同心圆”，真正实现“大团结大联合”。 2015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新论述，第一次把“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明确规定为统一战线工作的总方针，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中国共产党百年统一战线策略，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围绕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和任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力量的思想理论成果，构成了一幅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的思想图卷。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节点上，追本溯源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和时代背景，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统战工作的历程并总结经验，这必将激励我们继续运用好统一战线这一法宝，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