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海

一、引言

近30年来，历史研究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来考察和书写历史的趋向，重视研究一国疆界之外所发生的事件对该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由此产生了一种被称为“跨国史”的新的学科分支。美国作为由不同族裔的移民形成的国家，是学者们最早进行这方面尝试的领域。目前，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史、经济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等领域，而在最早对民族国家视角提出挑战的外交史领域的成果却相当罕见。在此，本文以跨国史的视角对欧洲国家在美国外交传统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影响进行初步探讨。

有关美国外交传统的研究很多，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国际主义等均曾被纳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但是仅仅把美国的传统归纳为一个或几个“主义”未免有些过于学术化，外交政策作为一种实用性极强的政策领域，从根本上说无非是要解决三个问题：该国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对其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何方，以及应该如何应对；在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怎样才能最有效地扩大它的利益。早期的美洲殖民者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美洲和欧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美洲殖民地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其他欧洲强国控制下的殖民地的侵略行为，为此，它需要母国在欧洲维持一个有效的均势以遏制其他欧洲强国的侵略野心；在安全得到保证之后，向美洲内陆放手扩张和充分的海上贸易自由则是这些殖民地的根本利益之所系。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而在这个传统的形成过程中，欧洲外交舞台的游戏规则、母国的利益考量以及政策措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下面即对这些影响及其后果进行简要分析。

二、美洲与欧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提到“美国与欧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美国例外论”，并且将它的起源上溯到1630年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在其布道文《基督教仁爱的典范》()中所提出的“山巅之城”的观念。但是，在外交领域，“美洲与欧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一理念的最初含义却与之完全不同，它强调的是欧洲国家与美洲殖民地的关系应该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分别处理，二者之间尽可能不互相影响。这个思想最早可以上溯到为了解决西班牙与葡萄牙对殖民地的争夺而于1455、1493和1506年颁布的一系列教皇诏令，以及两国间划分彼此势力范围的各项条约。其中，最著名的是1493年5月4日的教皇子午线诏令，这一诏令规定将亚速尔岛以西100里格之处确定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分界线，但是该诏令也明确同意两国“对该线之外(的无主土地)可以提出权利要求”。这就意味着“该线之外”的地区并不属于两国排他性的势力范围，需要和两国的领土区别对待。

进入16世纪以后，随着欧洲各国争夺欧洲霸权与海外殖民地的斗争日益激烈，“美洲与欧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理论开始具有了新的内涵，它越来越多地被欧洲国家用于避免因殖民地纠纷而将母国引入的全面战争，或是用于减少殖民地因母国间的战争而受到的伤害。最早对该理论做出这种解释的是1559年法国和西班牙在《卡托-康布雷西和约》(Peace of Cateau-Cambresis)中达成的口头协议，它规定法国人不能登上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西印度群岛所拥有的土地。西班牙的谈判者们向法国人宣称：“如果他们在和平时期到那里，人们将把他们扔进大海，而这个行动将不会被视为是违反了我们之间的友好条约。”这个理解很快也被其他欧洲国家所接受。1604年英国人也效仿《卡托-康布雷西和约》的安排，与西班牙达成了《伦敦条约》。相反，将殖民地与母国一体对待的做法却成为了在条约中需要专门指明的特例。比如1648年荷兰与西班牙签订的《慕尼黑条约》中指出，两国将在所有地区停战，“没有地方也没有人能够例外”。1686年英法两国签订的《美洲中立条约》(Treaty of Neutrality in America)规定，英法两国美洲殖民地之间发生的争执不能成为两个宗主国在欧洲发生战争的原因，同样，英法两国在欧洲的战事也不能成为将其美洲殖民地卷入冲突的理由。这是17世纪最明显地运用该理论来规划国际关系的范例。

当然，对于欧洲国家而言，这个理论完全是为母国利益服务的，其目的在于防止因殖民地发生的边缘性冲突将母国拖入一场它们并未做好准备的全面冲突，或者在不引起欧洲国家战争的情况下通过在殖民地的小动作尽可能多地为自己获取利益。正如路易十四的大臣让-巴普蒂斯特·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在给法国西印度群岛的一个总督德盖博特(de Gabaret)的信中所写的那样：“陛下命令我写信给你，在一个必须极度保密的问题上阐明这个原则：与西班牙在欧洲达成了和平，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却并非如此，陛下决心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干扰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群岛进行的大规模的和自由的贸易。”但是，这种将欧洲母国间的关系与殖民地间的关系区别对待的做法同样影响了殖民者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它与那些因宗教迫害而来到美洲的新教徒心中将美洲视为有别于堕落的欧洲的“山巅之城”的观念结合起来，使殖民者们强烈地意识到，尽管与母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殖民地仍然有着自己独特的利益，需要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在第一次英荷战争期间，荷兰殖民地新尼德兰的总督皮特·施托伊弗桑特(Peter Stuyvesant)就建议与新英格兰殖民地签订一项中立条约，此举立刻得到了与新尼德兰有着重要商业往来的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的响应。它声称：“禁止用剑与我们所承认的和平福祉是最为一致的，在此时对于这些殖民地也是最为安全的。”

18世纪后半期，随着英国与它的北美殖民地之间在权利问题上的争论日益激烈，殖民地居民们给“两个世界”理论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含义，使它从一种外交上的权宜之计逐步转变成了一种维护殖民地利益、进而否认母国权威的工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农民的反驳》()中强调指出了英国政治与殖民地的不同：“下院的存在依赖于人民分享立法机构的权利，这一权利是采用选举议员的方式存在的。这个权利的目标和企图在于保证臣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不受镇压和暴政的侵犯。这个目的是通过议员及其选民，大不列颠的臣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利益联系来实现的。就美洲人民而言，却并不存在这种利益的密切联系；而是恰恰相反。”由此他得出结论，“英国议会的权威仅限于大不列颠”。当《独立宣言》庄严宣布“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按其权利必须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已经解除一切效忠于英王室的义务，从此完全断绝并必须断绝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享有全权去宣战、缔和、同盟、通商或采取其它一切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行动”时，“两个世界”理论最终成为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重要政治武器。

美国独立之后，“两个世界”理论并未消失。相反，它成为新生的美国处理与欧洲强国关系的基本依据。这种理论在1796年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中得到了最为明确的阐述：“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它对于我们毫无或甚少关系。欧洲经常发生争执，其原因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所以，如果我们卷进欧洲事务，与它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它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与它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因此，在对外政策上华盛顿提出的建议是“避免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的同盟。”后来，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将华盛顿的“告别演说”视为“孤立主义”的起源。然而，如果联系当时美国具体的国内外环境可以看出，华盛顿是用“两个世界”理论强调美国在国家利益上的独立性，其目的在于使美国能够“在正义的指引下依照自身的利益，在和战问题上做出抉择”，从而让美国在外交政策上最大限度地保留行动自由。这个发展赋予了“两个世界”理论新的生命，使其能够继续成为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之一。

更重要的是，经过美国革命的洗礼之后，“两个世界”理论本身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最初来到美洲的新教徒们已经把美洲视为了“山巅之城”，他们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待“两个世界”理论的，而美国革命又在其中加入了建国之父们对于美国独特之民主共和制的自豪色彩。这样，美国和欧洲就不再是16、17世纪欧洲国家眼中两个仅仅在国际关系方面需要区别对待的“世界”了，美国人在宗教道德和政治制度上都体现出了对欧洲世界的优越感(尽管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上这种优越感还没有出现)，他们已经将新世界视为旧世界的榜样和拯救者。美国人对“两个世界”理论的这种理解迄今为止一直是他们基本的世界观。在这样一种世界观下，欧洲国家所代表的“旧世界”自然成了“新世界”最大的威胁，它不仅会在宗教、道德和政治制度上腐蚀“新世界”，引诱它堕落，其强大的实力还会直接威胁到“新世界”的生存。如何应对“旧世界”的威胁就成为“新世界”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三、对欧洲均势的重视

对于新生的美洲殖民地而言，它们并没有足够的实力与欧洲强国抗衡，因此安全上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母国的保护。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尽管“两个世界”理论力图将欧洲国家间的关系与殖民地间的关系区别对待，但这些殖民地自从建立以来就卷入了欧洲国家的争霸斗争，并且成为其母国外交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18世纪以后，欧洲国家将美洲纳入欧洲均势的意图日益明显。防止西班牙在美洲的庞大殖民帝国和财富落入法国之手成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英国在《乌德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中获得的大量特权则立刻引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安。正如一个法国请愿者所写的那样：“人们必须考虑到一个享有这么多特权的国家所带来的不便，这些特权如果分散在几个国家手中是相当公平的，但是如果集中起来，就能对所有欧洲国家造成极大损害。”削弱英国在西班牙的美洲属地所享有的特权成为1733年法国和西班牙达成的《波旁家族盟约》(Bourbon Family Compact)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同年英、法、荷三国进行的谈判中，“人们普遍同意，为了欧洲的总体利益，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土地必须保持在他们的手中，而且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侵犯他们的领地。法国、英国与荷兰不能排除其他两国而夺取任何西班牙的殖民地”。这使人们认识到，美洲的事务是依靠欧洲均势来解决的。后来，英国的纽卡斯特尔公爵(Duke of Newscastle)对此有明确表述：“阁下，这(维持美洲均势)常常被视为防止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变得对其他国家而言过于富裕和强大的必要步骤；而且对于西班牙人自己而言，保持他们对于在西属美洲领地上航海与贸易权利的独占，与其说是西班牙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欧洲国家彼此之间的嫉妒，唯恐其他任何国家在这个有价值的商业领域中获取过多财富所造成的……如果这些财富中过大的部分落入欧洲那些其局势、权力或贸易使它们比邻国更加强大的国家手中，它们也许会被用来为与欧洲和平不一致的目标服务，有朝一日这将被证明对于力量均势来说是致命的，而这种力量均势是应该在欧洲君主之间维持下去的。在这样一种形式下，无疑就应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联盟来反对那个有这种愿望的国家，而且最终通过条约来解决分歧。”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欧洲均势在处理美洲事务中的决定性意义。

欧洲国家对于力量均势的理解各不相同。对于英国而言，力量均势指的是不能让欧洲大陆落入一个强国的手中，必须联合一切力量反对最有可能成为欧陆霸主的国家。正如丘吉尔在1936年保守党外交委员会上的秘密演说中所指出的：“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的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我们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作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自然成为英国均势政策的头号敌人。自三十年战争以来到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历次欧洲争霸战争中，除了英荷战争期间有短暂合作外，英法一直是对立的双方。这种态势也使英属北美殖民地将法国看成是自己安全的主要威胁。1715年，一个名叫凯莱布·希思科特(Caleb Heathcote)的纽约农场主在给纽约总督亨特(Robert Hunter)的信中建议，英国殖民地应该采取有力的防御措施来反对法国人的侵略，他以卡罗来纳和新英格兰发生的一系列印第安人叛乱作为论据，声称这些叛乱是法国人在背后煽动的，其目的是“一个殖民地接一个殖民地地将我们赶走，直到最终他们获得所有这些殖民地”。希思科特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和法国人不可能在这片大陆上和平共处，一个国家最终必须赶走另一个，因此我们一定不能浪费时间，应该采取一些可以想到的措施来防止我们被赶走的结局。”

对于法国的威胁，美洲殖民者的这种担心是有现实依据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尽管英国攫取了包括西属美洲黑奴专卖权在内的大量利益，并且成功地让腓力五世接受了放弃法国王位继承权，以法西两国永远不能合并作为其获得西班牙王位的条件，但是法国和西班牙的王位毕竟都落到了波旁家族手中，这使得两国在外交上进行合作成为可能。这一点在美洲的表现就是，法国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加拿大、路易斯安那、下密西西比和佛罗里达对英属北美殖民地形成了包围之势，这不仅限制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发展，而且还直接威胁到它们的生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殖民地各阶层就这个问题对英国政府提出的警告不绝于耳。弗吉尼亚的副总督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Alexander Spotswood)说他的殖民地正暴露在法国人、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印第安盟友的联合进攻面前，并认为法国人的计划是要将其殖民地从密西西比河扩展到南卡罗来纳。新泽西的丹尼尔·考克斯(Daniel Coxe)在1727年出版了一本题为《论英国殖民地卡洛拉纳》()的小册子，抱怨英国人对他们自己的殖民地关注太少，并且毫不掩饰他对于法国威胁的担心。他说：“法国，全世界都承认它是一个富有进取心的、伟大的和精明的国家，它对于外国殖民地在帝国和贸易方面能够带来的好处是如此敏感，以至于尽其所能用甜美的言辞和貌似有理的借口来哄骗它的邻国入睡，同时它则企图狡诈地推进自己的计划，不惜冒侵犯它的朋友和盟友的危险，在和平时代剥夺它们的领土和属地，这些行动与最神圣的条约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应对法国的威胁，考克斯建议英国夺取密西西比河与墨西哥湾沿岸的土地。同样，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总督的秘书詹姆斯·罗根(James Logan)也表示了他的忧虑。他向贸易委员会报告当地局势时，着重强调了法国与西班牙合作的潜在威胁：“很明显，没有比法国和西班牙联手更能有效地增加他们(指法国人)在美洲的贸易与航海力量了，而且可以肯定，自从《乌德勒支和约》以来，他们就已经在持续研究这个问题并且默默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与此同时，英国在当地的利益很明显地受到了极大的忽视。”在这种背景下，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居民们积极参加七年战争中英国对法属美洲殖民地的战争行动也就可以理解了。

即使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当法国作为他们的盟友共同对英作战时，这种对法国的疑惧心理也并未消失。1778年，当萨拉托加大捷最终使法国政府站在美国一方参加战争后，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向美国建议双方联合派兵进攻加拿大，华盛顿在给当时任大陆会议主席的亨利·劳伦思(Henry Laurens)的信中表明了他的忧虑：“这样做会使一大群法国军队进入加拿大，他们占领那个省的首府，并通过血缘、习俗、生活方式、宗教和以前的政府关系等纽带使它依附于他们……加拿大铁定会成为法国的囊中物。”他警告说：“法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她现在能与大不列颠争夺海上的帝国；如果她与西班牙结盟，我可以说她肯定能战胜不列颠，在我们的右边占领新奥尔良，在我们的左边占领加拿大，而在我们的后方她则受到无数印第安部落的支持……她将有能力在这几个州发号施令，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担忧的事情。”出于对法国意图和它可能给美国造成的实际威胁的担心，华盛顿建议：“我希望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请求援助。”结果法国联合出兵加拿大的建议遭到了拒绝。在华盛顿对法国疑惧的背后潜藏的就是传承自英国的均势观：“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样也是美国安全的最大敌人。

由于独立战争和建国初期的特殊环境，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并没有像对“两个世界”理论那样系统地阐述过他们的均势观，但这种观念一直在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甚至被公认为最主张加强美法关系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未能摆脱对这个“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担心。即使在1812年美英战争期间，杰斐逊也并未改变这种均势观。他在1814年写道：“让欧洲处于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如果(拿破仑)再次向莫斯科进军，我仍然希望他遇到像阻止他到达彼得堡那次同样的灾难。即使其后果是进一步延长我们的战争，我也宁愿接受这一后果而不愿看到整个欧洲的力量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还坚持这种传统的均势观反对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关于战后世界安排的主张。他强调英国海军是西半球的外围防线，美国的安全取决于英国能否成功地维持欧陆均势。“不让欧洲落入一个强国统治之下”成为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和发动对苏冷战的重要原因，可见对欧洲均势的关注在美国的外交传统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四、在美洲内陆的扩张自由与海上贸易自由

在借助欧洲均势保证了自身的安全之后，美国外交政策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扩大自己的利益了。根据殖民地时期的传统，这个利益包括两个方面：在美洲大陆上的扩张自由和海上的贸易自由。

早在新大陆发现之初，美洲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就成为吸引欧洲国家向当地殖民的主要原因。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获得的大量利益导致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效仿。16世纪末，英国殖民活动的鼓吹者们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获得美洲广阔的土地可以减轻国内的人口压力。由于不像西属美洲殖民地那样拥有丰富的贵金属矿藏，在英国殖民者的眼中土地的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英国移民在美洲表现出的积极扩张精神几乎立刻引起了西班牙政府的关注。1610年西班牙国务委员会接到的一份报告声称，弗吉尼亚的殖民者们甚至希望开辟一条通往南海(即太平洋)的道路，“他们想让自己成为那个南海的主人”。尽管报告的内容未必属实，但是英国政府在殖民过程中表现出的强烈的扩张性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在面对法国和西班牙殖民者与印第安部落联手造成的威胁时，英国政府的对策也是“攻势防御”，通过夺占更多的领土来消除威胁。正如英国贸易委员会在1721年的报告中所建议的那样：“人们希望英国的殖民地能够越过它们(指阿勒格尼山脉)扩大，而在大湖边的一些适当地点通过印第安业主的允许建立一些小的要塞……这样可能会切断法国从魁北克到密西西比河的通路。”对于西班牙的美洲属地，英国也毫不掩饰它的野心，卡特雷特(Carteret)伯爵声称：“我们应该从西班牙手中夺取美洲的一些地区，而且我们应该不管整个世界说些什么都要将它们保持在手中。”在母国这种政策的指导下，从弗吉尼亚到宾夕法尼亚的英属北美各殖民地总督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扩张计划，主张夺取的美洲地区从西属佛罗里达、法属密西西比一直延伸到法属加拿大，其面积几乎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两到三倍。

英国在美洲的这种扩张政策得到了殖民者的热情支持，他们的扩张热情甚至比英国政府更加强烈。美国的许多开国元勋都是主张在美洲大陆上放手扩张的积极支持者。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抱怨“我们的人民被限制在山脉和海洋之间的地区，不能有很大的增加”，因此强烈建议获取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地区，以便在俄亥俄河与伊利湖之间新建立两个殖民地。七年战争期间，富兰克林在英国积极进行活动，力图说服政府保留从法国手中夺取的加拿大，给美洲殖民者们提供“足够让他们以现在这种稀疏的居住方式生活的空间”。他毫不讳言，“未来大英帝国的伟大和稳定的基础肯定存在于美洲”，所以应该让“那个从劳伦斯河直到密西西比河的地区在下一个世纪充满英国人”。然而，七年战争后，英国政府虽然保留了加拿大作为战利品，但是出于加强对北美13个殖民地控制的需要，它禁止这些地区的人民向阿勒格尼山脉以西殖民。这个规定引起了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对，在《独立宣言》中被列为英国的主要罪状之一。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在美洲大陆扩张的自由被赋予了更大的意义，直接与共和制度的存亡结合起来。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主张将政治和经济力量分散在辽阔的领土上，因为一个面积辽阔的共和国更能防止中央集权和地方利己主义的危险。杰斐逊在1795年给法国记者弗朗索思·德因弗诺斯(François d’Ivernois)的信中声称：“也许人们能够发现，为了建立一个适当的共和国(毕竟它将使我们求诸于政府的正当权利获得保证)，这个国家必须是如此的广阔，以至于地方的利己主义无法波及到更大的地区。”为此，获取路易斯安那成为杰斐逊自从殖民地时期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目标，而他终于在第一届总统任期中通过购买路易斯安那实现了这个愿望。更重要的是，杰斐逊还将对美洲扩张自由的追求与“两个世界”理论结合在一起。在1823年给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的信中，他建议：“我们的第一条和最根本的格言应该是，绝对不要让我们自己陷入欧洲的争吵之中。我们的第二条格言是，绝对不要让欧洲牵涉到大西洋对岸的事务中来。美洲，不管是南美洲还是北美洲，有一系列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它自己所独有的利益。因此它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体系，独立于欧洲而且与欧洲分离……采用并且建立一个美洲体系，让我们的土地置于所有外国势力之外，绝不容那些欧洲强国干涉我们的事务。这必须成为我们的原则，不能偏离。”门罗总统对这个观点的接受则产生了1823年的门罗主义。在美洲大陆上100多年的不断扩张最终使美国发展成为一个横跨美洲大陆并将拉丁美洲视为自己“后院”的国家。

开辟海外市场是近代早期欧洲国家殖民活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因此随着殖民地的建立，一个遍布全球的贸易网也随之形成，能否给母国带来商业上的好处成为衡量一个殖民地价值的重要指标。西属美洲殖民地给西班牙带来的巨大商业财富成为欧洲各国觊觎的对象，早在16世纪它们就开始打着“贸易自由”的旗号，力图打破西班牙封闭性的大西洋贸易体系，希望在美洲贸易中分一杯羹了。英国的历史和地理学家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在1584年发表的《论西部殖民》()是那个时代关注海外贸易的英国商人和政治家们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声称在佛罗里达和“布雷顿角”之间开辟两三个殖民地就可以对西班牙的美洲贸易造成持续威胁，从而对西班牙的力量造成“极大的约束”。进入18世纪以后，母国和殖民地的繁荣有赖于它们的海上贸易自由不受侵犯，这一点几乎成为所有欧洲国家的共识。法王路易十五曾要求他驻西班牙的公使德布兰卡斯(de Brancas)侯爵致力于维护法国在西属美洲的“贸易自由”，英国则对法国限制英国船只使用向风群岛的建议严词拒绝，认为这破坏了它的“贸易自由”。18世纪中期英国出版的《贸易和商业大辞典》中，在“殖民地”一条下这样写道：“殖民地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贸易与航海，它们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的财富和海上力量的来源。”

虽然“贸易自由”几乎成为欧洲国家在外交政策上共同高喊的口号，但是在当时重商主义政策的指导下，这仅仅是它们用来打击对手和谋取利益的手段。要求对手开放其商业体系而对自己的商业体系却严加控制，几乎是当时欧洲国家的一致做法，英国的《航海条例》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在这方面，美洲殖民地超越了母国，它们要求打破母国的限制，享受真正的贸易自由。尽管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被英属北美殖民地视为安全威胁，但它们并不反对与这些殖民地进行贸易往来。七年战争期间，当英国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要求压制美洲殖民地与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地的“非法贸易”时，纽约副总督卡德瓦拉德·科尔登(Cadwallader Colden)却声称：“我注意到，委员会的先生们区分了与敌国殖民地的贸易和与中立港的贸易。与敌人的所有贸易都是被禁止的，但是与西印度群岛的中立港口的贸易仅仅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对某种特定商品而言是不合法的……(1757年的)法律的目的只是为了防止敌人获得生活必需品，它并不是企图防止向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属的岛屿运送这些生活必需品……因为这些岛屿进口的所有生活必需品都是在当地消费，而从来不用于再出口的。”他认为允许西班牙殖民地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商业往来，“将大大地增加英国的贸易和财富，而绝对不会对它造成损害”。所以科尔登的结论是“和西班牙殖民地之间进行相互贸易交流对英国是极为有利的”。美洲的这种态度在英国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也促使英国政府在战后加强了控制殖民地贸易的努力，而这又反过来加剧了殖民地的反抗情绪，最终推动英属北美殖民地走向独立。在《独立宣言》中，“切断我们与世界各地的贸易”成为英王乔治三世的又一大罪状。

在美国获得独立之后，对海上贸易自由的关注丝毫未减，扩大海外贸易成为美国政府关注的首要目标。邦联政府不能与英国有效地达成保障美国海上贸易(尤其是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自由的协议，成了以联邦制取代邦联制的重要原因。华盛顿政府成立的头一年，美国就派出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作为特使前往英国。给他的指令表示，美国方面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有权用我们的船只将我们的产品运往他们的岛屿，并在返航时将那些岛屿的产品运到我们的港口和市场”。杰斐逊同样十分重视海上贸易自由。在1785年给约翰·杰伊(John Jay)的信中，他说：“我们的人民决定，我们必须占有一定份额的海洋，而且他们已经形成的习惯也诱使他们要求海洋对他们保持开放。”在新生的美国海军力量极为弱小的时代，海上贸易自由就是它打破欧洲国家封闭的商业体系、扩大贸易范围的主要手段，美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一手段极端重视，并将之视为自立的根本利益所在，必要时甚至不惜以武力来加以保卫。建国初期美国对北非的海盗战争、对法的“准战争”以及对英的1812年战争，维护海上贸易自由都是开战的一项主要原因。甚至在20世纪美国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后世界安排中，都可以找到有关“贸易与航海自由”的规定。

五、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美国外交传统形成过程中，无论是对世界的认识、对自身安全保障的理解，还是对根本利益的界定，都受到殖民地时期欧洲国家政策行为和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从跨国史角度进行考察，也许有助于对美国外交史的进一步理解。但必须指出的是，美国的外交传统是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欧洲国家的影响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美国所处的独特环境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在形成他们自己的外交传统时，殖民者往往是从自身所处环境出发来决定是接受、改造还是完全拒绝欧洲的影响。因此，如何对欧洲国家的影响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是在以跨国史视角考察美国外交政策时需要加以注意的一个问题。

① 关于美国史方面跨国史研究的发展状况，详见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J].历史研究,2014(1)：144-160。

② 如2021年的《史学月刊》第3期上就刊登了三篇从跨国史角度研究美国历史的文章，蔡萌的《美国早期社会改革运动中的跨国网络》；李剑鸣的《从跨国史视野重新审视美国革命》和多位专家的笔谈《“跨国史视野中的美国早期史”笔谈》。

③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美国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将美国的外交传统归结为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这是对美国外交传统一种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概括。

④ 见1789年10月13日华盛顿致莫里斯的信，该文件的抄本保留在大英博物馆中，档案号为 Additional Manuscript 28065, fol. 233.

⑤ 见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Jay, Aug. 23, 1785, in Thomas Jefferso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