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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的现代国家思想要点及当代启示

2022-11-08李应瑞

北京社会科学 2022年1期
关键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阶级

李应瑞

一、引言

长期以来,大多数研究者往往是将国家问题限定在政治学领域,简单地从政治哲学层面来进行质性研究,或者是在政治科学框架内从事经验分析,似乎国家议题同政治经济学研究毫不沾边。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一词中的“政治”首先指的便是国家,政治批判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国家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总前提和逻辑起点,也是马克思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来剖析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结果,国家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内容。《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科学巨著,既是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政治学、国家学著作,蕴含着丰富的现代国家思想。本文将在概要性分析政治批判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耦合关系、明确现代国家议题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在1857-1859年间形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五篇计划”“六册计划”关于现代国家议题的构想为线索,简要剖析《资本论》手稿中的现代国家思想的要点及其当代启示。

二、政治经济学体系建构尝试中的国家议题

正如有学者表示青年马克思是“从政治国家下降到市民社会,从国家论下降到《资本论》”,中年马克思是“从资本上升到国家,从《资本论》再回升到国家论”,从政治国家下沉到市民社会,而后又在政治经济学体系建构中从资本回升到国家,构成马克思研究现代国家的思想轨迹。起初正是为了解决国家问题,马克思才从政治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而在他尝试建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思想进程中,现代国家议题始终是贯穿其中的重要内容。政治经济学批判同现代国家问题研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

第一,探寻国家与法的奥秘、解决现代国家问题,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转向市民社会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初动因。

马克思是在黑格尔法哲学体系的影响下开始现代国家问题研究的。他在《莱茵报》时期曾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视为政治批判的理论武器,但通过对普鲁士的现实国家制度及其实践状态的系统剖析,他初步捕捉到所谓物质利益同国家间的辩证关系,意识到国家并不是所谓人类精神或自由理念的产物,并对现实国家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态度也从信奉转向怀疑、反思甚至批判性分析。特别是马克思在1843年初《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通过考察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问题,意识到人们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陷入“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的歧途,指出现实中存在着一些“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的关系,开始在传统抽象思辨研究范式之外初步把握到现代国家问题研究的新方向。但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清晰地把握到所谓物质利益的本质,特别是他在哲学层面还深受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导致他虽然触碰到揭示国家奥秘的门槛,却又不得不停留于经验层面的一般认识,亟待一次理论确证和升华。

为了解答《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物质利益难事”“苦恼的疑问”,马克思于1843年3月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后重新回到书斋,在克罗茨纳赫时期进行了大量的历史与政治研究,摘录了大量关于现代国家问题的材料,初步厘清私有财产、所有制、阶级同国家间的关系,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确证了《莱茵报》时期关于国家问题的一般认识,作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明确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解剖现代国家问题的研究方向。对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简言之,正是为了解决《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现实国家问题、探寻国家与法的奥秘,马克思才在克罗茨纳赫时期进行了大量的历史与政治研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把握到现代国家问题的经济根源,揭示出近代市民社会对现代国家的决定性作用,进而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研究。

第二,马克思在“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即1843-1857年尝试建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国家议题始终是贯穿其中的重要内容,政治批判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耦合关系。对此,可以结合马克思这一时期建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次尝试来简要把握。

第一次尝试是写作《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在1844年揭示出国民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阶级属性,并打算以《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撰写一部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著作,这一书名直接反映出政治批判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关联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这一著作的部分手稿,马克思在其序言中写道:“我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由于这个原因,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在首次尝试建构政治经济学体系时,便将国家、法等议题纳入其中,既要探讨各个议题之间的联系,又打算以一种“整体的联系”来构筑政治经济学体系。不过,他也表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国家议题是以经济学本身所涉及的范围为限度,并不是要一般地、全面地探讨国家问题本身。

第二次尝试是写作《雇佣劳动与资本》时期。这一文献是马克思根据1847年12月的一次演讲稿撰写并刊载于1849年4月《新莱茵报》的一篇社论,马克思在社论中直面那些歪曲他和恩格斯“没有叙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的责难,表示他们过去“首先是从日常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阶级斗争”,而在1848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景象被世人皆知的时候,“更切近地考察一下经济关系本身,也就正当其时了,因为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根由”。这一表述作为马克思重新恢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宣言书,也充分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同围绕国家政权而展开的阶级斗争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显著特征。同时,马克思在这篇社论中提出了政治经济学著作的“三部分计划”,即:“(1)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遭受奴役的地位,资本家的统治;(2)各个中间市民阶级和所谓的市民等级在现存制度下必然发生的灭亡过程;(3)欧洲各国资产者阶级在商业上受世界市场霸主英国的奴役和剥削的情形。”

第三次尝试是写作《伦敦笔记》时期。在与恩格斯合作创办、1850年1月开始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出版启事”中,马克思表示:“杂志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目前这个表面上平静的时期,正应当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党派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党派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这一出版任务表明,只有深入政治经济学研究,才能把握政治运动、国家问题的实质。而在1850年6月至1853年8月摘录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进一步指明国家议题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一方面,马克思摘录了大量国家立法对经济活动的约束和调节、国家利用中央银行制度对经济调节的措施、“非生产”阶级等涉及到国家经济职能的材料,这些摘录材料可以说是《资本论》的准备材料,几乎都在《资本论》中得到充分运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再次思考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成问题,表示政治经济学著作应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者“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历史”三卷。在这些构想中,国家议题始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马克思在1857-1859年形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计划中提出了写作单独的《国家》篇(册)的构想,第一次正式确立国家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形成了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现代国家问题研究的“主题索引”,为解剖《资本论》手稿中的现代国家思想要点提供了方法指引和基本思路。

1857年8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三节阐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之后,明确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五篇计划”,其中国家议题属于第三篇,其要点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马克思首先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简单地将现代国家视为生产财富的手段后写下“五篇计划”,可见批判资产阶级理论家在国家问题上的错误、阐明资产阶级社会同现代国家间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明确现代国家议题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的重要原因。在五篇计划中,《国家》篇处在第三篇的位置,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特别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探讨的国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即现代国家。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单独的《国家》篇的写作计划,明确了现代国家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1857年11月中旬,马克思在写完《货币章》并开始撰写《资本章》不久后,调整了“五篇计划”,原先属于《国家》篇的“殖民地”一项被移到了“国家对外”,“向国外移民”这一项则彻底消失了。后来,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他将“五篇计划”调整为“六册计划”,正式提出《国家》册的写作计划。

在“五篇计划”中,《国家》篇“属于一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考察上升到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考察的逻辑中介和桥梁”。一方面,《国家》篇作为前两篇的继续,是从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剖析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从国家形式层面概括一国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一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在政治领域的反映。另一方面,《国家》篇相较于后两篇而言又是更为抽象的规定,《国家》篇以一国的资本主义关系为基础,而《国家对外》《世界市场》则是以国与国之间的普遍交往为基础,是从一国上升到世界市场。在“六册计划”中,《国家》册也是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前三册是通过考察三大阶级存在的经济条件,阐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国家》册则是在此基础上从一国的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上升到政治关系,探讨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问题,是从经济基础领域跨越到上层建筑领域。而相较于第五册、第六册来说,《国家》册是从国家进一步上升到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起点,也是一种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到了第四册,国家成为行为的主体,到了第五册,国家之间发生经济关系,并且到了第六册国家则作为组成部分构成世界市场总体。”

同时,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议题的研究要点,也遵循着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方法,可以从三个层次来把握。其中,第一层级即“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或“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旨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问题进行总体概括,阐明现代国家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是《国家》篇(册)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是研究其他问题的起点。第二层级即“国家本身的考察”,既探讨国家同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又剖析国家形式、权力行使方式等问题。不过,马克思在这里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探讨现代国家问题,所探讨的并不是一般国家问题。第三层级是更加具体地来考察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问题,主要涉及到赋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财政政策、公共管理等问题,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理论家曲解现代国家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的回应。

三、《资本论》手稿中的现代国家思想要点

虽然马克思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篇计划”“六册计划”,但他并没有完成这一宏伟巨著。无论1857-1858年手稿,还是从1862年开始以《资本论》为题而撰写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所涉及内容都限定在“资本一般”范围内,《资本论》“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国家》册作为《资本论》的“可能的续篇”,是“资本一般”的具体展开。不过,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并没有专门探讨现代国家问题,但他在“资本一般”的限度内,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形式和经济职能、国家形式同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概要性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所有制基础和资本逻辑,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阐明了资本主义将被共产主义替代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关于现代国家问题的一些重要观点。

第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作为马克思剖析社会历史的重要方法论,阶级斗争理论依赖于对社会阶级结构准确地把握。在谈及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时,最经典的表述莫过于《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时代阶级对立的描绘,“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且资产阶级社会的其他一切等级阶级也将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转化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斗争,构成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阶级斗争状态。在《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较为详实地描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阶级冲突在现代社会不断扩大和加剧的现实景象,同时表示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极其复杂,每一个国家的阶级结构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现代社会中不是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论及阶级的片段指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在他看来,即便是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已经达到了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的英国,社会阶级结构也还是没有以“纯粹的形式”(即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二元对抗)表现出来,“在这里,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

同时,马克思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外专门探讨了中间阶级问题,指出现代社会的中间阶级将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逐渐成长起来,人数将不断增加。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在谈及经济危机问题时表示,他起初为了达到分析的目的而撇开现实社会中的实际社会阶级结构,即“社会决不仅仅是由工人阶级和产业资本家阶级组成的”。同时,他在评论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的相关表述中也谈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外的中间阶级问题。比如,他在批判大卫·李嘉图试图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敌对矛盾的论述中表示:“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地主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多半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工人这一底层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权力。”如果说马克思起初只是为了达到分析目的,以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目标的需要而在《共产党宣言》等政治论著中对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进行抽象概括的话,那么他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则回到了实际的社会阶级状况,较为系统地、完整地剖析了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其内在关系,从现代社会三大主要阶级的社会经济条件来阐明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特别是,马克思一方面表示中间阶级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直接地依靠收入来生活,给社会底层的雇佣工人们带来了“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又表示他们是社会稳定的有利因素,中间阶级的成长有利于增加“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权力”。

第二,现代国家的作用形式及其经济职能。在《国家》篇(册)的研究要点中,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作用形式问题占据重要地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探讨国家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驳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理论家关于现代国家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职能及作用形式的错误认识。在《国家》篇中,马克思在“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之下,罗列出“‘非生产’阶级”“赋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等研究要点,这些要点几乎都与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紧密相关。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虽然没有专门探讨这些问题,但他在探讨“资本一般”时也顺带进行一些概括性论述,阐明了现代国家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地位和经济职能。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批判亚当·斯密关于国家只是“守夜人”的观点时,较为详细地探讨了现代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经济职能。一是在货币理论的论述中分析“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性质和形式问题时强调,作为商品交换中介的纸币、法币是以国家强制为保障,以国家信用为支撑,“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范围内或国内的流通领域内才有效,也只有在这个领域内,货币才完全执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铸币的职能。”二是在关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中,分析资产阶级国家对工作日长度的强制调节和干预。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起初往往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实现的,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围绕着工作日长短问题而进行着不懈斗争,最终在国家力量的强制干预下才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保护童工等相关制度也在国家干预下逐步建立起来。三是在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中分析国家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干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以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是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管理制度的创新而发展起来的。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新形式的需要,国家通过经济立法等方式来加强经济干预、组织协调。四是在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及其过程的论述中探讨了国家作为“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且还分析国家暴力支持下的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保护关税制度等问题。这些制度实践,是现代国家行使经济职能的具体作用形式。特别是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在探讨各种具体资本的分离及其相互竞争过程离不开现代国家的监督和协调时,论及了现代国家职能的二重性,表示现代国家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既是为了确保整个社会秩序的有序稳定,又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实现自身特殊利益的现实需要,现代国家的职能兼具“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公共事务的执行”“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的二重性。同时,他还在资本形式的分析中简要论述国家调节生产、监督社会资本等具体职能,概要分析了工厂立法、银行法、土地法、移民法、济贫法等国家立法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中的作用。

第三,国家形式同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1857年8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三节末尾写下“五篇计划”后,紧接着在第四节写道:“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国家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问题,也构成了政治经济学体系下现代国家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在1862年12月28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谈及《资本论》议题时,马克思也再次指出“不同的国家形式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问题。在《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概要性论述。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形式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一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一国国家形式的最深的秘密和最隐藏的基础。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谈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形式时,一方面表示国家形式是以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基础,不同的经济结构造就不同的国家形式。另一方面又强调国家形式还会受到一国的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纵然相同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的国家形式也会发生变异,也会存在程度差异,“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在《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不仅从理论层面概要性分析国家形式同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还在1857-1858年手稿中以“巴师夏和凯里”为题的文稿中对相同经济结构的美国和英国何以形成不同国家形式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19世纪中叶的美国和英国在经济上都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但它们却有着不同国家形式,英国是立宪君主制,而美国实行总统制共和制。在马克思看来,英国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在漫长的封建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运动遗留下来的结果,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作为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长期斗争的产物,阶级力量对比、阶级斗争状况对国家形式演变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任何一种新的国家形式的形成都是以旧的生产关系的瓦解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为基础,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形成与发展需要逐步地克服封建社会留存的旧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关系,制度变迁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形成了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势力相妥协的立宪君主制,仍然保留着旧制度的残余。而美国没有经历封建主义发展阶段,它的国家形式是直接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形式从一开始就以资本主义为前提,“中央政府的权力是和资本的集中一起增长的”。此外,马克思还从历史维度来探讨一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国家形式变化、国家职能调整等问题,指出国家形式特别是国家职能将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而相应地发展变化,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呼唤新的国家机制。

总体说来,正如英国社会学家拖姆·博托莫尔所指出,马克思并不是纯粹地从经济学视角来把握资本主义,而是将其看作一个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融为一体的“总体社会”,只有以一种整体性视角才能较为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现代国家作为这个“总体社会”中较为复杂、极为关键的部分,我们在这里只是以政治经济学体系“五篇计划”“六册计划”关于现代国家问题的研究要点为线索,简要分析了《资本论》手稿中的部分现代国家思想要点,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和阐释。

四、《资本论》手稿中现代国家思想要点的当代启示

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为消解现代国家问题、更好地实现人的发展提供了新方案。但是一些西方政客、理论家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以一副政治正确的姿态肆意抨击、抹黑我国的政党制度、国家制度和民主政治实践,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资本论》(第1卷)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其中关于现代国家思想要点,对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妥善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以及回应资产阶级理论家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歪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阶级问题极其复杂,因而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从中形成的关系出发,马克思强调阶级和阶级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范畴蕴含着经济的、历史的、关系的三重内涵。从经济的维度来看,阶级反映的是社会成员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经济身份,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造就不同的阶级和阶级关系,判断一个人从属于什么阶级的依据不在于财产多寡、收入多少或从事职业的类型,而是他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方式及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同一阶级的社会成员可能会从事不同的工作,会获得差别很大的收入,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属于同一阶级”;从历史的维度来看,阶级是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充分的历史产物,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旧的阶级和阶级关系将被新的阶级和阶级关系替代,阶级消亡是历史必然;从关系的维度来看,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下的阶级都包括对立统一的两个阶级主体,二者互为存在条件,又相互对立、彼此对抗。对中国而言,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已经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而消灭。我国现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要注意防范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两极分化的风险。为此,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要看到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已经消灭,也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阶级状况,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部署,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这既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内在要求,也是保持社会安定有序的现实需要。

第二,国家与市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必须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国家的经济职能。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之所以明确国家议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批判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国家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地位和职能的错误认识。这些经济学家们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国家理论,但他们在探讨自由市场理论时也论述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强调国家不得干预市场,认为国家功能仅限于一些政治性和公共性事务。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社会长期占据重要地位,但不断扩大的周期性危机也对其构成挑战,1929年经济大萧条推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反思,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由此诞生。凯恩斯主义对于西方国家走出经济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国家主导市场的苏联模式在二战期间表现出显著优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大都强化国家作用、建立福利国家,大大拓展了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随着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普遍陷入经济发展滞缓、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严重等困境,加之苏联模式的弊端也愈发凸显,市场化改革成为西方社会的共同选择,新古典经济学逐步流行起来。虽然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经济学都赋予了国家一定的经济职能,但它们将“国家和政府的经济职能限定在很小的范围内”,“没有赋予国家和政府生产性职能,即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职能”。而在马克思看来,国家也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国家的经济职能贯穿于物质生产全过程。特别是马克思通过分析私人所有制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强调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需要充分借助政权优势来变革传统所有制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赋予了无产阶级国家更为宽泛的经济职能,国家在生产、分配等环节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资本主导的自由主义经济、国家绝对主导的苏联模式的超越,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又能在国家的监管和引导下最大限度地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调动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一方面要反对“守夜人”国家的主张,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国家的经济职能,将科学有效的国家监管机制和引导机制贯穿于经济活动全过程,特别是要防止现代资本的无序扩张,“如果资本只是在社会范围的个别点上受到国家的监督,它就会在其他点上更加无限度地把损失捞回来”,确保经济发展服务于人民利益。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过度扩张,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需要发挥好作用。苏联模式之所以走向僵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家权力过度扩张,以国家替代市场,必须汲取教训。

第三,国家形式以一国的生产方式为经济前提,同时还受到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人类社会上并没有千篇一律的现代国家制度形式,必须坚持政治定力,坚定中国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诸多研究者谈及现代国家时往往将其等同于所谓自由民主国家,似乎只有实行“自由民主制”或“宪政”的国家才是现代国家,与这种认识相伴的则是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歪曲、抹黑。现代国家作为近代市民社会发展的产物,最初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而诞生的,在法国大革命中首先出生到人世间并由黑格尔命了名。马克思也是将法国大革命缔造的民主共和国视为现代国家的典型,这种新的国家形式以人民主权、三权分立制衡原则为政权建构基础,实行普遍的选举制和代议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将民主共和制作为现代国家的唯一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制度形式从根本上是由一国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决定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造就不同的国家性质和国家形式。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经济前提,决定了我国的国家性质、国家制度与西方社会有着本质区别。同时,马克思表示一国的国家形式和制度形式虽然是以经济要素为前提,但还受到该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纵然是相同经济条件下,也可能形成不同的国家形式和制度形式。比如英、法、美三国的现代国家转型虽说都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为前提,但它们的转型模式也存在着显著差异,最终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现代国家制度形式。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指出的那样,“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世间并没有千篇一律的现代国家制度形式,判断一国的制度是否科学有效,关键要看这种制度是否符合该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否能够解决该国的实际问题,是否能够实现该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安定有序。因此,在推进我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实践中,必须坚持政治定力,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既要坚持根本制度和重大原则不动摇,又要结合新时代、新阶段的新情况、新任务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家建设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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