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曦

(哈尔滨学院 文法学院，哈尔滨 150010)

《水浒传》中梁山的权力更替模式，是一个值得探究且耐人寻味的问题。笔者认为，梁山权力的更替模式是中国古代社会权力更替规律中的另类，颇具新意，其文化意蕴启人深思。从此视角切入，可进一步领略《水浒传》思想意蕴的丰富性与文化价值的独特性。

梁山泊先后由三位寨主执掌权柄，寨主的易位，实质上是梁山权力的更替。梁山三位掌权者的领导纲领、管理方式及寨主个人的政治理想、思想观念均有很大差异，这决定着梁山两次权力更替模式截然不同。其中，后者最具新意，文化意蕴更为丰厚，因此也更值得研究。

一、从王伦到晁盖的权力更替

梁山泊最初“为头的唤作白衣秀士王伦”，队伍的规模是“七八百小喽罗”，专门收留“做下弥天大罪的人”。山寨靠“打家劫舍”和劫掠往来客商为生。晁盖等未上山前，寨主王伦并未树立起一言九鼎的权威，这在是否收留林冲问题上便表现出来。王伦担心自己“没十分本事”，“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因此，他因忌惮林冲的武艺高强便顾不得柴进的前日之恩，打算“发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后患”。但他手下的兄弟杜迁、宋万、朱贵纷纷为林冲说情，希望留下林冲。最终王伦作出让步，让林冲暂时坐了山寨的第四把交椅。王伦排斥林冲无疑是惧怕其威胁到自己的寨主地位，如果站在王伦的角度考虑，他的担心也不无道理。林冲的武艺和名气均在王伦之上，的确对他构成威胁，日后王伦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

晁盖取代王伦成为梁山之主，实际上是武力夺取与推举贤能相结合的模式。林冲火并王伦的性质是暴力夺权。林冲杀死王伦，理应由他来做寨主，但在林冲推举下晁盖登上了寨主之位。这样的结果不仅是为表现林冲的义气与大度，更重要的是为表现作者“举贤任能”的思想。且看在林冲拜访晁盖等人后，吴用便料到晁盖“此一会到有分做山寨之主”。这说明吴用、林冲二位英雄在寨主之位的推举上有共识，即以公正的态度推举最有能力的人。这种“贤者居其位”思想在漫长的中国古代专制集权制度演化史上十分难得，也代表了民心所向。晁盖做寨主后，“吴学究做军师，公孙胜同掌兵权，林教头等共管山寨”，可见晁盖秉持的是“各人务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理念。这里的“义”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是梁山英雄聚“大义”，同时又包含兄弟结拜之义气。君主专制统治集团当时对人民的压榨、掠夺极其残酷，其获得的财富均是巧取豪夺的不义之财。为此，梁山英雄以兄弟勠力同心的“结义”为纽带，结成一个反抗官府压迫的政治组织。这一阶段梁山泊的军事与政务由头领们共同管理，好汉们“交情浑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这显然与专制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执政理念判然有别。这就使得梁山泊面貌一新，呈现出勃勃生机。

晁盖取代王伦虽有进步的一面，但同时又难以摆脱传统权力更替的形式。中国古代社会几乎每一次政权更替都伴随着血流漂杵的巨大牺牲。造反夺权者取代前朝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当时统治者的害民暴政，而革命的手段通常也是以暴制暴。推翻一个政权后新政权初期会惠民以利，收服人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对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专制政权的更替陷入新的轮回。统治阶级对人民思想的禁锢使大众丧失了自主意识，忠君思想又根深蒂固，当统治阶级的压迫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时，大众也只是把矛头指向“暴君”，希冀出现爱民的“明君”来伸张正义、取而代之，实现“国泰民安”的理想，而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被压迫的问题。这就形成任由“强人”统治的不断轮回。《水浒传》中林冲火并王伦，采取的也是直接了结王伦性命的残忍的暴力手段。可见，梁山权力的第一次更替并未完全脱离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权更替的模式。

二、从晁盖到宋江的权力更替

梁山权力更替模式的新意，主要体现在由晁盖到宋江的权力交接上。这个过程复杂而又漫长，充分体现出梁山权力新的更替模式的特点，即由执掌权柄者生前“指定”接班人，经过观察、考验等培养过程，最终完成权力交接。这样接班人即名正言顺地成为新的掌权者。

(一)宋江理想破灭，上山辅佐寨主

宋江本为郓城县押司，吏道纯熟，他凭借“仗义疏财”而贤名远播，受到江湖豪杰的拥戴。宋江“自幼曾攻经史”的文化素养，使得儒家思想主导其思想，其忠君思想相当浓厚。他的政治理想是：“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救得晁盖等人性命，乃是出于兄弟之义，但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犯了弥天之罪”。宋江叮嘱下山报恩的刘唐 “再不可来”，说明他对梁山泊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在杀了阎婆惜后出去躲避追捕时，宋江并未想去梁山落草。因为在宋江看来，落草为寇“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这会离他报效朝廷、成就功名的“忠君梦”越来越远。林宪亮曾分析此时宋江的心态是：“他的杀人是由于阎婆惜欲暴露他与梁山的关系，更深层次地讲是源于对到梁山落草为寇的抵触，在这方面他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因此，发配江州途中路过梁山泊时，宋江坚持不肯除去枷锁，声言：“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用以表明其遵纪守法而不与梁山为伍的立场。而当他无路可走时，英雄们救了他一命，这又“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

宋江一上梁山地位就特别突出，这正如齐裕焜先生所说：“宋江在上山之后，扮演着领袖的角色，决定了义军的命运。”晁盖当即便要将梁山寨主之位让给他，理由是宋江乃山寨的“恩主”。但宋江再三推辞，认为 “论年齿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于是坐了第二把交椅。晁盖肯让位给宋江，说明如果此时让晁盖选择一个可以替代自己做“寨主”的人，那此人一定是宋江。

宋江正式上梁山后就坐上第二把交椅，辅佐晁盖治理山寨。这既是晁盖的指定，也是众望所归。此时，第二把交椅的地位明确标示着宋江就是寨主指定、众将拥戴的接班人。这形似封建王朝的储君而又有本质区别。区别在于：封建王朝的储君是世袭的、与君主有血缘关系、将来继承大统的子孙；接班人宋江则是异姓的、与晁盖无血缘关系、靠德才兼备而获得寨主指定的权力继承人。这具有历史突破性的进步意义。在此后的培养过程中，宋江率领众头领南征北讨，东打西杀，使得梁山事业渐趋兴旺。他既经受住了寨主晁盖的考验，又突显出他过人的才能，可谓足当大任，深孚众望。这说明宋江充分做好了接班的准备。

仅就个人在梁山的威望而言，宋江足以和晁盖平分秋色。试看：刚刚坐上第二把交椅的宋江对山寨其他头领的排位问题，竟然未征求晁盖意见而径自将其分列为新旧两排，声称“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而此时，仅从实力来说，跟随宋江而来的新头领数量已远超原来跟随晁盖在梁山泊的旧头领。对于宋江的决定，众人皆道：“哥哥言之极当。”可见，初来乍到的宋江在梁山的势力毫不逊色于把寨为头的晁盖。此后，宋江的威望越来越高，随着越来越多的军功积累，加之各路慕名而来好汉数量的一路飙升，其势力逐渐壮大，威望与日俱增。这难免功高盖主，令寨主不安。晁盖也曾表示要亲自上阵，但都被宋江阻拦下来。到攻打曾头市时，晁盖明确表示“我须亲自走一遭”，虽然宋江说“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小弟愿往”，但“宋江苦谏不听”，“晁盖忿怒”，“点起五千人马，请启二十个头领相助下山”。值得注意的是，吴用和公孙胜都留下来“和宋公明保守山寨”，寨主晁盖亲自出征却无军师随军相助，此仗如何能打赢。

(二)晁盖临终遗嘱，宋江接班遇挫

晁盖攻打曾头市，初战不利；再战劫营又误中奸计，晁盖面颊中毒箭，性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对宋江口述遗嘱道：“贤弟保重。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此遗嘱的内容颇耐人寻味。无论如何，肯定是大出宋江的意料之外。关于此遗嘱的内涵及晁盖的心态，学界已有多文论之，不再赘述。笔者认为：批评晁盖自私者，未免把晁盖看低了；说是两条路线斗争者，则又把晁盖拔高了，他不可能有那么高的“阶级觉悟”。恰当的解读似应是：晁盖遗嘱的实质是以急于报仇为表，以替换接班人为里。晁盖与宋江的根本分歧在于：宋江以“忠”大于“义”，“忠”置于“义”首；晁盖是以“义”高于“忠”，“义”在“忠”前。从文化心态层面说，此时晁盖的心态与宋江刚上山时已大不相同，他已改变初衷，不再想让宋江接班为寨主。若说晁盖报仇心切，他完全可以吩咐宋江成为寨主后务必为自己报仇，但晁盖只吩咐了宋江一声保重，却把寨主之位的继承权赋予了能捉得仇人史文恭者。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宋江直接继位的合法性，也断绝了宋江按遗嘱继位的可能性，因为凭宋江的武艺，他是不可能捉得史文恭的。宋江自评也曾曰：“文不能安邦，武又不能附众。”晁盖这种对权力交接模式的选择是指定继承人的模式。无论是最开始的宋江，还是之后“捉得射死我的”人。在晁盖的观念里，唯有经过他指定并认可的人，才有继承梁山泊权力的资格。这种想法仍然是人治观念，未脱“唯我独尊”的帝王思维模式。但此时生命将终之际，他已无能为力，只能把遗嘱托付给二把手宋江来执行。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在晁盖中了毒箭“已自言语不得”的情势下，林冲派三阮等五个头领送晁盖回山寨，其余十五个头领商议“只可收兵回去”，可是呼延灼却说道：“须等宋公明哥哥将令来，方可回军。”这说明，此时的宋江已经掌握梁山的调兵大权。晁盖死后，宋江并未按晁盖遗愿立即率人攻打曾头市为晁盖报仇，因之也就未能尽快按晁盖遗嘱立起新寨主，而是在众弟兄的真心推举下“权居主位”，暂时坐上梁山泊第一把交椅，成为代理寨主。宋江掌权后，马上着手创建梁山泊权力建构的新格局。

(三)宋江曲径通幽，完成权力更替

宋江谋取梁山权力的过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这可视之为其完成权力更替三部曲。解构这个过程，有助于管窥宋江的深层文化心态，从而更客观更明确更真实地还原宋江形象。同时，也可以透视这种权力更替模式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1.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宋江就任“代理寨主”后，马上发布号令：“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这标志着梁山泊思想路线的改变，意味着因义气而聚在一起的好汉们要把尽忠放在首位。晁盖为寨主的梁山泊是以“义”字为先，把寨为头，占山为王，形成割据势力，与朝廷官军做个对头，通过武力换取财富，使兄弟们过上大口吃酒肉、论秤分金银的富足生活。宋江做寨主后则以“忠”字为首，这实际上是给梁山的108匹千里马戴上了金色的笼头。这是宋江政治诉求的表达，是为招安做理论准备，同时也是拉拢跟自己一样想立身朝堂、光耀门楣、却阴差阳错被逼落草的那些兄弟们。如果说原来的梁山泊是落难英雄的无奈之选，是护佑好汉们活下去的避风港，那么此后的梁山则变成了有报国之心的好汉们实现自身理想抱负的又一方阵地。宋江一块“忠义堂”的牌匾和一面“替天行道”的大旗，便将此前梁山泊一系列的打家劫舍、攻城略地行为洗白了。宋江想向世人和朝廷表明，梁山的尽忠行为是为了实现报国的理想。正如郭英德所说：“宋江几费周折，最后才选定了一条折衷的道路：先反上梁山，改变处境，再接受招安，效命朝廷，从而实现自己的功名愿望。”宋江盼望通过自己的实力使朝廷看到自己的一片忠心和满腔热忱，通过“招安”的道路实现自己立身朝堂、扶国安民、名垂青史的政治理想。

2.宋江将众兄弟分做六寨驻扎，各司其职

宋江宣布：“今山寨人马数多，非比往日，可请众兄弟分做六寨驻扎。”这实际上是对各首领职务的重新分配，是对梁山“政权”的巩固，实质上也是一种权力下放，使众头领均能发挥其个人价值。这就极大地调动了众兄弟的积极性，自然使“大小头领，自从宋公明做寨主，尽皆欢喜，人心悦服。诸将都皆拱听约束”。这可谓“从此又颁新号令，分兵授职尽恭虔”。山寨内除了宋江，再无第二人有如此高的威望，寨主之位的人选也就无人能与之分庭抗礼了。

3.宋江变换规则，完成权力更替

宋江听从吴用的建议，暂时不去攻打曾头市，每日“只做功果，追荐晁盖”。接着，宋江开始其改换寨主遴选规则的第一步：让位于新拉上山来的卢俊义。因为卢俊义江湖声望高，武功特别好。这实际上是偷换了当时寨主的遴选规则。这时还无人捉住史文恭，因为还未开始打曾头市的战役，卢俊义并不符合晁盖遗嘱的规定。结果是众人一致推举宋江，无人再提晁盖遗嘱之事。

宋江攻打曾头市时，作者写道：“宋江大意，只要卢俊义建功，乘此机会，教他为山寨之主。”文本的客观效果是否真的符合作者的主观命意？根据前文情节，卢俊义主动请缨攻打曾头市，因为“得蒙救命上山，未能报效”，要求“尽命前往”，“宋江大喜，便道：‘员外如肯下山，便为前部。’”事实证明，宋江的推让只是表面上的，最后在吴用的力主之下攻打主寨的还是宋江自己。卢俊义只是和燕青“引领五百步军，平川小路听号”。依据作战常识，攻打主寨比在小路听号捉住史文恭的可能性大得多。

卢俊义意外捉得史文恭后，宋江便按照晁盖遗嘱再次提出让卢俊义做寨主，结果在意料之中，卢俊义抵死不从，加之以吴用为首的众兄弟强烈反对，此提议不了了之。可见，此时晁盖遗嘱的内容并未受到诸位梁山好汉的认可。

至此，晁盖关于寨主之位的遗嘱已彻底失去约束力和有效性，宋江也就公开抛开晁盖遗嘱，自己来制定新的寨主遴选规则：提出抓阄打城，先胜者“便为梁山泊主”。吴用首先表示赞成：“也好。听从天命。”众头领的态度是怎样呢？“众皆无语”，不明确表示反对意见，即可视之为同意。这样一来，宋江提出的遴选规则就顺利通过，开始实施。这看似公平，毫无争议，细思则实在不妥，耐人寻味。抓阄赌胜的办法，用之小事尚可，用之大事则不行，这难免有不严肃之嫌。此外，从结果角度前瞻，谁能先胜，实则毫无悬念。宋江为了彰显其一心为卢俊义着想，自己标榜“特地叫吴学究、公孙胜帮他，只想要他见阵成功”，但实际上“拥宋派”的吴用、公孙胜怎么可能会真心出力帮助卢俊义建功，甚至还可能帮倒忙。此外，初到山寨立足未稳的卢俊义又怎敢觊觎寨主之位。他为了让宋江先胜，“卢员外提兵临境，一连十日，不出厮杀”。偶有交锋也只派出郝思文、樊瑞等武艺并不出众的头领，关胜、呼延灼、雷横、杨志等均未出战。这样，一直拖到宋江取胜后前来接应，吴用方言：“小生见了此将出没，已自安排定了。”可见，吴用的确是胸有定见，暗助宋江。李贽从作者主观命意角度看待此类情节，极力标举宋江为“忠义之烈”，金圣叹则从作品客观效果层面表达其“把宋江深恶痛绝”“独恶宋江”的审美评价。若将作者的主观命意与作品的客观效果整合起来看，李贽对宋江的道德评价似乎有些拔高，难免有简单化倾向；金圣叹则把人性的复杂性、文本内涵的丰富性和解读的多元化等综合观照，其审美眼光更具有穿透力。刘敬圻先生认为宋江形象是“既真诚地信奉忠义又执著地崇尚功利的艺术典型”。笔者赞同这个既符合文本含义、又客观辩证的精辟论断。以此观点透视宋江对待梁山权力更替的深层文化心态，可以说，他一方面也曾想按照晁盖的遗嘱去落实梁山寨主的人选，以便不负他与晁盖的兄弟之义，由此看来，他一再让捉住史文恭的卢俊义做寨主，也并非全是虚伪，其中应不乏真诚的成分；另一方面，他又的确想继位做寨主，以便去实现其“他时若遂凌云志”的功名梦，因此，在梁山权力更替的关键时刻，他不可能不耍一些众兄弟觉察不到的高明手腕，从而既得忠义之名，又获功利之实。

按照宋江制定的新规则，他先打下了东平府，自然就由他名正言顺地坐定了梁山泊寨主之位，终于名正言顺地去掉了“代理”二字。至此，梁山的权力更替才最终完成，真正开启了由宋江做寨主的时代。英雄们最终选择了自己认可的宋江成为梁山的新领袖。

三、梁山权力更替模式的文化反思

梁山泊在宋江的治理下达到鼎盛时期，“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就是证明，但最终还是在宋江手里消亡了。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主动放弃众兄弟出生入死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呢？这个负面力量就是愚忠。可见，奴性十足的愚忠其破坏性有多大！

若将梁山权力更替问题置于中国文化大背景下观照与反思，可得到颇多启示，主要可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梁山权力更替的突破性文化意义

梁山权力的更替模式，突破了中国古代社会沿袭了几千年的政权交接模式——世袭的嫡长子继位制。这是其最主要的文化意义。若追根溯源，早在西周时期，就确立了嫡长子继承的世袭制政权更替模式。这是西周时期形成的严密化的宗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冯天瑜先生曾指出：“西周宗法进一步严格化、完整化，形成周密有序的宗法制，包括立子立嫡之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其核心内容是在维护父权的基础上，确立嫡长子继承的世袭特权，使权力早有归属，以免争夺残杀。”这就把宗法制和嫡长子继承制的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楚。这就不仅使政权更替有规矩可循，也使得历代统治者看到其带来的正面价值，一直沿袭几千年而无人敢去打破。连一向不守规矩的汉代开国皇帝刘邦面对“戚夫人唏嘘流涕”也只能感叹“当可奈何”，最终也只好“竟不易太子”。可见在世袭政权模式下，欲打破嫡长子继位制是多么困难！究其实质，这是专制统治者“家天下”意识的外化表现，是与“公天下”思想相背离的。

相比之下，梁山的领袖，无论是晁盖还是宋江，都没有让自己儿子或家里人来接班，宋江的弟弟宋清仅排在第七十六位。梁山权力更替模式的特点是由寨主指定一个家族以外的德才兼备的人来接替自己。这种权力更替模式具有特别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一是梁山权力更替模式体现出某种平等性。一百单八将均以兄弟相称，追求“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晁盖和宋江的关系、宋江和卢俊义的关系、一百单八将之间的关系都是平等的兄弟关系。这就打破了专制集权制社会的核心——封建等级制，使其具有了前瞻性的文化意味。这种平等的兄弟关系使得代表权力的山寨寨主的位置不再像皇帝那样神秘莫测而高不可及，每个人似乎都有成为寨主的可能性。晁盖最初指定的继承人就是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结义兄弟宋江，后来他临终改变为捉住史文恭的某个人，仍然是家族以外的，而且赋予山寨中所有人平等角逐寨主的权力，无论是谁，只要符合“捉住史文恭”这个条件，他就可以有资格成为新寨主。这种平等意识挑战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权威，否定了通过出身、家族、阶级划分等手段剥夺每个人应当享有的正当权力，这似可视之为对个体人格的承认与肯定。

二是梁山权力更替模式注重对继承人的考察培养。在权力世袭社会制度下，继承统治权的是皇家子弟，皇帝往往通过个人喜好决定继位人。也就是说，要想继承皇位，皇家血统是第一位的。其次要看能否得到皇帝喜爱，最后才是道德、才能等其他因素。这导致君主专制社会昏君屡现，社会混乱，百姓苦不堪言。而梁山泊指定继承人模式则并非寨主凭血统和喜好随便指定某一个人。指定者对继承人的选择有一个考察、培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二人兄弟相称，交往密切，相互了解。这个考察培养过程涉及继承人道德、才能、江湖威望、思想路线等各个方面。选择一个道德好、能力强、威望高的人为继承人，较之权力世袭制无疑具有突破性的进步意义。

三是众兄弟持有最终否决权的民主色彩。梁山权力模式的接班人固然是由在位寨主指定，但其最终能否成功继位，在寨主同意的前提下，最终还要经过众兄弟的一致同意和认可才行，并非寨主一锤定音。这就突破了权力世袭制度下皇帝个人对继承人问题的绝对权威与不容置疑。若按晁盖的遗嘱，卢俊义继任寨主之位，名正言顺，但众兄弟就是不同意、不认可，坚决反对，态度激烈，因为此遗嘱于情可谅，于理不合。首先，梁山坐第三把交椅的吴用就明确提出不照搬遗嘱的以宋江为尊、卢员外为次的方案，声称这是“人皆所伏”的最佳选择，“兄长若如是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可见，这代表了梁山众兄弟的一致意见。然后，依次有李逵、武松、刘唐、鲁智深等人赞同吴用方案的表态。鲁智深甚至以“各自都散”相要挟。众口一词，全力同心拥护宋江继位，而否定了晁盖的遗嘱方案。这就使得梁山的权力更替模式呈现出上下制约、良性互动的合理优化态势。

(二)梁山权力更替模式的文化局限性

梁山权力更替虽具进步意义，但由于所处时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局限，加之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人性劣根性的束缚，这种更替模式也表现出难以摆脱的局限性。

其一，梁山权力受传统文化中某些落后因素的影响。一百单八将虽然兄弟相称，但思想意识里难逃“忠”字的束缚。如：宋江和李逵是结义兄弟关系，而且二人感情又特别好，宋江自己都称“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但是，当菊花会上李逵因不同意招安而踢翻桌子时，宋江却把李逵捆起来要斩首，众兄弟苦苦说情才饶了他的小命儿。宋江在李逵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喝了毒酒，李逵还是表示愿意为哥哥去死而毫无怨言。这都是封建性的愚昧忠君思想在作祟。宋江作为寨主便有了绝对权威，众人受忠君思想影响就要听命于他。这种束缚具有封建色彩，是愚忠，是糟粕。它抵消了平等思想，带来的结果就是使寨主在众兄弟当中有了特权。长此以往，兄弟们自然也就把他当成了皇帝。他自己呢，也俨然以皇帝自居。这就是传统封建思想文化惯性的作用，也有盲目崇拜等心理因素。这就使梁山权力更替的突破性意义打了折扣。

其二，梁山权力更替的过程也体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劣根性和多变性。由于寨主具有 “一把手”的特权，他同时又是接班人的指定者，这就造成其个人的主观好恶会决定接班人的取舍及命运，其前后思想的变化也自然会影响到接班人的去留乃至生死。这就必然影响到权力交接的稳定性。一把手最初指定的接班人，可能由于路线方针与其不同，或许接班人与指定人在交往当中个人感情产生微妙变化，便可导致指定人产生改变接班人的想法。晁盖和宋江关系的演化过程就是这样。从宋江的角度看，成为接班人的宋江在与寨主晁盖相处的过程中也很难把握分寸。若不竭力表现，则显示不出才能，也有怠慢山寨事业之嫌；若其出头露面过多，表现得过分，则客观上就容易形成架空晁盖的趋势，晁盖心里就会不受用，就可能产生不虞之隙与求全之毁。晁盖作为梁山泊第一号领导者，其在接班人选择上前后思想的变化，会为权力交接埋下潜在的危险，因为作为接班人的宋江已经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若要改变接班人则难免发生冲突，甚至可能导致流血的夺权斗争。

其三，世袭制权力更替模式复辟的危险性。按照《水浒传》作者借用李逵之口所说，梁山好汉如果真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那会出现怎样的政权形态呢？这里可作两个方向的设想：一是将梁山权力更替模式移植过去。“晁盖哥哥便做大皇帝”，相当于梁山寨主的扩大版；“宋江哥哥便做小皇帝”，相当于预备接班的皇储地位。晁盖死后宋江自然继位“大皇帝”，宋江再指定一个“小皇帝”做接班人，如此往复，保持梁山权力更替模式的延续。二是世袭制权力更替模式的复辟。这样就如傅承洲所说“和宋朝的体制没有什么两样”。那宋江就成为《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又回归到权力世袭制的窠臼去了。即使当了皇帝的宋江不把皇位传给儿子而仍然传给他指定的接班人，那他指定的接班人乃至再后来者中，也极有可能出现将权力交给自己儿子的掌权者，那就又令人遗憾地回到嫡长子继位制的轨道上去了。

(三)梁山权力更替模式溯源与比较

若追溯梁山权力更替模式的文化渊源，可谓源远流长，具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尚书·尧典》《墨子·尚贤》《孟子·万章》等先秦典籍及《史记·五帝本纪》中都有尧、舜禅让的记述。这些记载建构起权力更替的禅让模式，也因之成为历代社会各阶层人们心目中权力更替的楷模与理想化模式，这也可视之为梁山权力更替模式的源头。尧舜禅让模式之所以为后人仰慕，关键就在于统治者能够以“天下为公”的心态对待权力更替这个大问题。正如司马迁笔下所描写的尧舜禅让模式那样：

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这种为天下而舍私利的高尚道德与崇高境界，就成为后世士林和大众心目中好皇帝的楷模。当然，关于这种理想化的禅让制，也有不同记载，如《史记正义》中引《竹书纪年》曰：“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这种记载启发后人思考其权力更替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其中揭示出权力更替的复杂背景和人性的复杂性。

若比较《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古代小说经典的权力更替模式，《三国演义》仍然是传统权力世袭的嫡长子继位制，并未能突破传统模式。虽然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有心腹一言以告之”，但那是有前提条件的，即首先是“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显然前一句是重心所在，后一句则是在刘禅“不才”情况下的无奈选择，那起码是先要刘禅继位，诸葛亮辅佐其相当长时间之后，以观后效才能考虑下一步。当然，因为《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罗贯中还要尊重史载的史实，在此框架内，将刘备集团的权力更替进行仁义性的美化而已，以寄托其君明臣良的社会理想。对刘备集团对立面的曹魏集团以及司马氏集团的权力更替模式，与传统的政权世袭制模式在本质上毫无二致，但在外在形式上却避免了流血杀戮，而是先后上演了精心设计的两出模仿尧舜禅让的“喜剧”。汉朝与曹魏政权更替的禅让大戏，作者浓墨重彩详细描写之，对汉献帝与曹丕的复杂心理也有多方揭示，其中寄寓的文化内涵颇为深厚。而对依样画葫芦的魏与晋政权更替的禅让闹剧，作者则以直接揭露的方法简略写之，其文化内涵与前者相同。相比之下，曹丕所言“舜、禹之事，朕知之矣”的感慨，意味深长，启人深思。他特意将汉魏政权更替与古之先贤联系起来，也想将自己之所为和舜、禹的禅让拉平，以挽回一点面子。同时，其言语中还含有由此及彼推断出舜和禹禅让之事真相的意味，是从反面证明尧、舜禅让模式的幕后或许存在另外的可能性。

就唐代小说而言，其中所寄寓的唐代士人关于君臣关系理想的文化内涵也值得关注，有一定可比性。其中在整个唐人小说中最理想化的君臣关系描写，首推做过丞相的牛僧孺所著《玄怪录》中《古元之》一篇最有代表性。作者独出心裁地创造出一个超现实的天堂之国——和神国。在这里，“虽有君主，而君不自知为君，杂于千官，以无职事升贬故也”。关四平对此评论道：“这就是为君者的最高境界。‘不自知’三字，精辟至极，妙不可言，其意应为：为君者在主观心理上不把自己当作君主，这样君主自视为君所带来的扭曲心态与霸道行为均可避免，这样才能有一种平常心，才能有‘杂于千官’的理想君臣关系而不以为屈尊降等。”以此衡之，晁盖和宋江均做到了：虽为梁山寨主，而不把自己当做寨主，杂于兄弟之中，义气相投，平等相待。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综上所述，梁山权力的更替，也不无远古禅让模式的影响在焉，也是历代士林与大众文化理想寄寓的实践。只是《水浒传》作者在其中又加入了自己对“天下为公”与“期盼贤君”等理想因素，进而描画出一幅随权力更替而社会愈益优化的理想化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