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1世纪至20世纪中期上荆江流域河道与水环境变迁
——基于荆江洪水位历史变迁的考察

2022-11-07

历史地理研究 2022年3期
关键词:枝江荆江江陵

车 群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240)

一、 引 言

上荆江区域为长江干流出峡谷丘陵后进入平原的交接地带,河道展宽,泥沙沉积,沙洲涌现,历史上当地河势变动剧烈,改道决口屡见不鲜。该区域在地质构造上属于第四纪继承性差异沉降运动的江汉坳陷区,南北两翼分别受秦岭、桐柏—大别山东西向构造带和南岭东西向构造带挟持(1)刘国维: 《论江河治理的地学基础——以长江中游为例》,《中国科学》2007年第9期。,新构造运动的掀斜运动导致的南向不均匀沉降与泥沙沉积的造陆运动在此区域共同作用(2)谭其骧: 《云梦与云梦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S1期。,形成了独特的水文特征。

前人研究表明,长江中游地表水系长周期演化主要基于不对称掀斜和科氏力等地球动力学因素,荆江河道自地质时期以来不断南移,唐代之后东西向水系南折以及明末清初洞庭湖的突然扩大均与此有关。(3)郑明佳、薛宏交等系统研究了江汉-洞庭盆地的水系展布特征,认为这至少是全新世以来江汉-洞庭盆地普遍沉降的结果(郑明佳: 《江汉平原古地理与“云梦泽”的变迁史》,《湖北地质》1988年第2期;薛宏交、耿爱玲、龚平: 《江汉洞庭盆地水系展布特征与新构造运动》,《地壳形变与地震》1996年第4期);李长安重点分析了桐柏-大别山的新构造运动,并从地貌表现、沉积中心迁移、水系变动三个层面说明其北弱南强的不对称掀升对江汉平原环境变迁和河道演化的影响(《桐柏-大别山掀斜隆升对长江中游环境的影响》,《地球科学》1998年第6期)。而此区域地表水系短周期演化主要基于泥沙沉积、冲淤等水流动力学因素和堤坝修筑、山林开发等人类活动。宋元至今,随着荆江大堤的修筑与长江中上游区域的持续开发,荆江洪水位持续上升,江心洲滩不断发育,河道分汊形态也随之变化。(4)杨达源利用不同河段河漫滩相沉积资料,结合古遗址分布,探讨近五千年来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演变趋势,并分析其演变的主要原因与机制(《近五千年来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演变》,《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9年第3期);张修桂在历史文献、古地图、航空照片以及水文地貌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还原长江河床自宜昌以下及洞庭湖区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周凤琴则综合地质地貌、墓葬遗址、水文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研究了沙市河段五千年前来由西北向东南迁移的过程,通过18个年份的控制点,重建了五千年来荆江的洪水位变迁,并对荆江大堤修建之后荆江河床淤高程度进行了估算(《荆江近5000年来洪水位变迁的初步探讨》,《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53页;《荆江堤防与江湖水系变迁》,《长江水利史论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0页;《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0页);张人权、陈国金、李长安等人同样关注到历史时期以来荆江洪水位不断抬升的现象,并认为这与荆江大堤的修筑、分汊河道的减少以及荆江洲滩泥沙淤积抬高有关(张人权、梁杏、万军伟: 《历史时期长江中游河道演变与洪灾发展的规律》,《水文地质工程地质》2003年第4期;李长安、殷鸿福、俞立中: 《长江流域泥沙特点及对流域环境的潜在影响》,《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0年第4期;陈国金、殷鸿福、李长安等: 《长江中游荆江高洪水位形成的地质环境分析》,《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8期)。

本文研究区域位于江汉平原西端,西至枝江,东达荆州,北至当阳,南抵上荆江河段(图1)。对该区域内的荆江河道、沙洲演变等,学界已有诸多大尺度研究,笔者则着眼微观层面的环境变化与生态响应,在前人基础上,一则考证沮漳河入江口及下游河道变迁与长江沙洲演变、主泓迁移之间的互动关系;二则根据清宫档三汛(桃花汛、伏汛、秋汛)安澜奏本,重建1790—1910年的变动序列,并分析该洪水位上涨对荆江北岸入江河流(沮漳河、玛瑙河)河道演化与环境变迁的影响,探讨该区域“水高田低”环境特征的形成过程。

图1 上荆江河段研究区域示意

二、 沮漳河下游河道与入江口的历史变迁

2016年,“引江济汉”工程开挖江汉运河,于荆州李埠镇截断沮漳河,其下游河道改由龙洲村南折入荆江。江汉运河以东1953年人工改道完成的入江新河口河段,近两年已几近湮没。这是沮漳河下游入江河段晚清以来180余年频繁且剧烈变迁(图2)的缩影,与其南部上荆江沙洲演化及长江主泓迁徙密不可分。沮漳河不断延伸的下游河道与不断抬升的长江洪水位相互作用,共同造成了其流域内生态环境的演变。本节将利用历史地理学方法,试图从长时段视角还原沮漳河下游河道的演化过程。

图2 沮漳河下游河道与入江口的历史变迁(据本文研究内容复原)资料来源: 底图参考ESRI开放地图World Shaded Relief。

(一) 明代之前沮漳河下游流路

明代之前的沮漳河下游河道,史籍记载比较简略。《汉书·地理志》载“(沮水)东至郢入江,行七百里”(5)《汉书》卷二八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96页。,并未提及其入江处。杨守敬认为《汉书》沮水“行七百里”为“行千七百里”之误,由江陵入江。(6)〔清〕 杨守敬: 《沮漳水考》,《晦明轩稿》上册,清光绪二十七年本,第72a页。石泉考以地望,发现齐梁以前古籍中所载沮水,有东流入汉、沔者,也有南流入江者,他重点考据前者,认为该河道应在今汉水支流蛮河流域,而南流一支入江口有枝江、江陵二说。(7)石泉: 《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续完)——附荆山、景山、临沮、漳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这一入江口的分歧明显地体现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水经·沮水注》曰:

【经文】(沮水)又东南过枝江县东,南入于江。【注文】沮水又东南径长城东,又东南流注于江,谓之沮口也。(8)〔北魏〕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 《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53页。

经文载其于枝江县东南入江,注文载经长城东入江,杨守敬以长城为方城(9)〔北魏〕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 《水经注疏》卷三二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8页。,即今万城,方城时属江陵县,方城东更属江陵无疑,因此经文与注文应各记载了一条河道。然而,在《水经》“(江水)又东过枝江县南,沮水从北来注之”之下,郦注又云“江水又东会沮口,楚昭所谓江、汉、沮、漳,楚之望也”(10)〔北魏〕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 《水经注校证》,第795页。。可见郦道元认为江陵分流为沮口所在,但并未否认枝江分流的存在。另《水经·江水注》引盛弘之《荆州记》“(枝江)县旧治沮中,后移出百里洲”也可为佐证。

唐宋有关沮漳河的记载十分简略,《舆地纪胜》《舆地广记》均仅载沮水东南流,经当阳、枝江县入于江(11)〔宋〕 欧阳忞: 《舆地广记》卷二八,《丛书集成初编》第3107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9页;〔宋〕 王象之撰,李勇先点校: 《舆地纪胜》卷六四,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8页。,很少提及江陵分流,仅《宋史·孟珙传》载“旧自(江陵)城西入江”(12)⑥ 《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379页。。可见在当时枝江分流应为沮水河道主泓所经。

相较之下,清代文献中的沮漳河下游河道与之前大为不同:

(荆州)府志,沮水入远安县南流,会福河溪水,西会通天楼河,绕县南流,会老龙洞溪水,至当阳县合溶市合漳水,至江陵入大江,其入江处,谓之两河口,即沮口也。按沮水旧分二支,一支自江陵入江,一支自枝江入江,枝江之流,明万历二十五年,因沮水泛溢,甃垱塞之,沮水遂径从江陵入江,其塞处谓之瓦剅河。(13)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三四四《荆州府》,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2b页。

可知,清人以龚家闸(枝江、江陵交界处,亦为沮漳河道东折处)以下至今江口镇为沮漳河入江故道。其时,沮漳河已改道经由荆州府城西入江。沮漳河江陵分流究竟何时取代枝江河道成为主泓?史料并无明确记载,仅能凭地望及水利工程修筑情况加以推测。

历史上,与沮漳河有关的水利设施以大型军事水利工程“三海”最为知名。“三海”的修筑肇始于三国时,《三国志·吴书·陆抗传》云:

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陆)抗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中,以绝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浮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军。抗闻,使咸亟破之。诸将皆惑,屡谏不听。祜至当阳,闻堰败,乃改船以车运,大费损功力。(14)《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56页。

可知张咸督江陵时,曾筑堰引水到江陵城附近以形成天险。此段记载虽未提及张咸作大堰是遏何处之水,但从羊祜攻打江陵至当阳时欲以“所遏水”运粮南下来看,所引当为沮漳河水无疑,所渍之处位于江陵城北部。此后,每逢南北战端一开,荆州守军便加修之,以求“以水为险”。

到南宋时期,吴猎知荆州为防御金兵,“修成‘高氏三海’,筑金鸾、内湖、通济、保安四匮,达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宸、长林、药山、枣林四匮,达于下海;分高沙、东奖之流,由寸金堤外历南纪、楚望诸门,东汇沙市为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遏走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置李公匮,水势四合,可限戎马”(15)《宋史》卷三九七《吴猎传》,第12087页。。孟珙知江陵,“修复内隘十有一,别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数十里者。沮、漳之水,旧自城西入江,因障而东之,俾绕城北入于汉,而三海遂通为一。随其高下,为匮蓄泄,三百里间,渺然巨浸”⑥。可见,当时“三海”规模宏大,围绕江陵城沟通附近的湖泊、水系,形成上海、中海、下海、南海,绵延三百里的城池防卫体系。上海筑有四匮(闸)沟通沮漳河通达中海,但现已大部湮灭为陆地;中海所在,大致为江陵城北部、纪南城以南,原赤湖、庙湖区域;下海则在江陵城东北海子湖、长湖一带。沮漳河因此得以直接沟通汉江。同时,在城西北置李公匮,遏赤湖城附近走马湖熨斗湖之水,并引水绕寸金堤,达江陵城南纪门(南门)、楚望门(东南门),并东达沙市,形成了环绕江陵城的大片水域。(16)万谦: 《江陵城池与荆州城市御灾防卫体系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125页。

此工程截沮漳河之处,史籍中也无明言,只可根据地势略做推测。《宋史》所言沮漳之水自江陵城西入江,说明所截沮漳河道应为江陵分流,将水流东引或为其军事目的。江陵城东北有一处“八岭山”之地横亘于沮水河道与纪南城之间,若引沮漳河至江陵城北,则必绕山北或山南。与山北引流相比,山南路程更短,参考卫星照片,仍可见星罗棋布的湖泊遗迹,还有观桥河、龙会桥河(古杨水)等河道遗迹,照此推测,截流沮漳河之处当为万城北今菱角湖附近。此段河道恰位于沮漳河河势转折处,由入枝江转向入江陵之处。由此可见,沮漳河下游河道主泓由枝江分流演变为江陵分流极有可能与历代“三海”水利工程引流沮漳河有关。其入枝江一支在明中叶前并未湮灭,而河道的进一步变动与长江百里洲变迁有关。

(二) 明清百里洲变动与沮漳河下游河道变迁

关于长江百里洲河段的河道历史变迁学界有翔实的讨论,一些基本问题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已有基础上,探讨洲滩变动、长江主泓迁移与沮漳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关系,可补前人未尽之处。据张修桂、周凤琴等人(17)张修桂: 《荆江百里洲河段河床历史演变》,《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203页;周凤琴: 《从河道历史变迁研究探讨长江上游卵石的来量——以长江中游百里洲河段为例》,《历史地理》第1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9页;张修桂: 《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第17—63页。的研究,从先秦至南朝,荆江百里洲河段“有数十洲,盘布江中,其百里洲最为大也”;到宋时,在原有的百里洲基础之上洲滩不断合并,形成巨型百里洲,洲尾达到今万城一带,北沱南泓的分汊形态随之固定下来;嘉靖后,长江洪水过程加剧,于江口处冲断百里洲,形成上、下百里洲,二洲之间的新水道逐渐发展成为北沱的下游河道;到清后期,由于南江积年淤淀,加之百里洲头南摆,道光十年(1830)后,北沱开始胜于南江,至1870年松滋分流形成,南江进一步萎缩,北沱逐渐发展为长江干流。

张修桂认为,明嘉靖年间北沱激流在江口镇向东南冲断巨型的百里洲,使之分成上、下两个百里洲。(18)张修桂: 《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第263页。杨守敬考沮漳水,认为枝江之沮口即其时之江口司(19)〔清〕 杨守敬: 《沮漳水考》,《晦明轩稿》上册,第72a页。,大致在今枝江市老江口镇偏东十里处。此断点位于明代沮漳河枝江分流入江口之处。光绪《荆州府志》引旧府志(乾隆志)考《水经》对其形势有更细致的描述:

【经文】(江水)又东过枝江县,沮水从北来注之……其时沮水出今江口镇,直当百里洲,故云从北来注之。(20)光绪《荆州府志》卷三,清光绪六年本。

明当阳县邑人王可大的《张侯浚河记》对当时的沮漳河水势有详细描写,“其(沮、漳)二水去邑为甚迫,夫水势分则柔,合则奔突勇悍,苟下无所泄其驶而四泛也,不可防已……岁自庚申(嘉靖三十九年,1560)以来,江水大滥而诸河亦泛”(21)同治《当阳县志》卷一六《艺文志》,清同治修民国重印本。。可见,沮漳二水合流之后,水势“奔突勇悍”,结合百里洲断点位置与沮漳河枝江分流“直当百里洲”的地望来看,江水自江口镇冲断百里洲一事,极有可能是江水与沮漳河水合力的结果。

自明嘉靖年间百里洲被冲断后,长江枝江段由南北分汊河道演变为“三江并流”,时沮漳河口尚在万城一带,长江自百里洲头分为三条河道,环绕上下百里洲至荆州复合为一。由于水灾频仍,沮漳河枝江分流泛滥无常,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筑坝堵塞(22)同治《当阳县志》卷一六《艺文志》,清同治修民国重印本。,此后,沮漳河下游仅余一支,自江陵万城入江。

乾隆五十三年(1788)荆州大水,万城堤“自万城至玉路决口二十二处,水冲荆州西门、水津门两路入城,官廨民房倾圮殆尽,仓库积贮漂流一空,水积丈余,两月方退”(23)〔清〕 汪志伊: 《湖北水利篇》,〔清〕 倪文蔚著,毛振培等点校: 《荆州万城堤志》卷九《艺文》,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淹毙军民1 763人,湖广总督舒常所呈报灾情如图3所示。

图3 1788年洪水湖北荆州城灾情示意资料来源: 据乾隆五十三年七月《月奏呈荆州被水时万城堤外沙洲普遍漫水情形图》(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03-1035-051)改绘。

根据张修桂的研究,南宋时期百里洲的下尾尚位于万城西侧一带。(24)张修桂: 《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第31页。然而,从图3可见到乾隆年间下百里洲(龙尾洲)的洲尾已下移至荆州府城西侧筲箕洼一带,且相当迫近长江右岸,以致乾隆皇帝阅图后下旨接连发问:

阅图内所绘大江,距见缺万城等堤尚远,且有下百里洲为之间隔,其附近堤根处所,惟有沙河一道,但该河甚小,未必能冲决堤根,而此次荆州被淹,何以又由万城堤首先冲决?是否江水盛涨时漫过下百里洲,竟与沙河连成一片?抑系沙河上游即系承受江水,大江水发,建瓴而下,致有此冲决堤塍?(25)〔清〕 刘锦藻: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田赋十》,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7584a页。

谕旨提及的堤根处沙河一道指的是长江“三江并流”最北的一条细窄汊道。此时荆江主泓位于南部靠近松滋一侧,在江流的不断冲刷下,下百里洲、龙洲逐渐移向荆州一侧,以致龙洲与江岸之间的江流变得日益狭窄,从而使乾隆皇帝误以为江水行下百里洲、龙洲以外。虽然图中明确写有“沙河上下与大江相通”“分流江水至筲箕洼仍入大江”等语,乾隆仍然十分怀疑,因而有“是否江水盛涨时漫过下百里洲,竟与沙河连成一片”之问。

时任兵部尚书的庆桂在其《剿平三省邪匪方略》一书中指出:“荆州万城堤,首段界连当阳之马鞍山,其二三段堤外即系当阳之沮漳二河,河外即枝江之上下百里洲,处处通联,最为险要。”(26)〔清〕 庆桂: 《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八》正编卷一〇,中国书店1989年版,第11a页。言明沮漳河口在万城堤二三段堤外,仍在李家埠以北的万城一带。嘉庆末年,湖广总督阮元考窖金洲,言沮漳河于万城堤外入江,可见其时长江“三江并流”的北部分支仍行下百里洲、龙洲以北。嘉庆《大清一统志》引乾隆《荆州府志》对此描述得更加明确:

(大江)过松滋县北,又东为上下百里洲,自枝江界至此凡一百六十里,分三派下流复合为一,入江陵县界,经鸭子口、龙洲、新淤洲、新泥洲,凡二百里抵二圣洲,入公安县界。(27)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三四四《荆州府》,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2b页。

可知乾嘉时长江过百里洲仍为“三江并流”,百里洲洲尾在鸭子口附近,其下游龙洲、新淤洲、新泥洲等仍为江心洲,还未靠岸演化为边滩。但这些洲滩已经非常接近长江北岸,导致“三江并流”最北的一支分汊河道日渐狭窄。

(三) 清末民国沮漳河袭夺长江分汊河道致入江口不断下移

道光年间,沮漳河口位置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据时任湖北黄冈知县的俞昌烈《楚北水利堤防纪要》一书所载:

沮水出房县景山,漳水自临沮至当阳注焉;经丰台入江陵界,旧有两河口、窑口,以杀其势,下流至荆,出水师营入江;近窑口淤塞,水师营外洲阻遏,至筲箕洼始达于江,以上大堤更为吃重。(28)〔清〕 俞昌烈: 《楚北水利堤防纪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值得注意的是,俞昌烈提到沮漳河曾出水师营入江,而关于荆州水师营驻防何处道光时期及之前的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从《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卷首江汉全图可得到一点提示,如图4所示。

在万城以西、下百里洲上标注沮漳河口之处,有几处一旗一屋的标识,即兵防标识。图中标记有同样图案的十里铺、关沮口等处皆为塘汛,驻防有官兵,此即水师营驻防地无疑。图4中水师营位于德胜台、古埂垸附近,与万城所在位置相距不远。可见,在俞昌烈的认知中,虽然沮漳河口的位置并未移动,然因“外洲阻遏”,至筲箕洼才汇入长江。筲箕洼位于荆州府城西南,距离城墙不足一里,与“出水师营入江”相较,其下游河道确实大大延长了。

自水师营(万城)至筲箕洼的这一段河道,在乾隆年间尚为“三江并流”中长江北部分支河道,50余年间即被沮漳河袭夺,此一变迁与长江主泓变动所引发的江心洲靠岸有关。

张修桂指出,从大尺度看,数千年来沙市以西荆江河型受南向掀斜运动作用: 先秦两汉以分流为主要形态,南朝以降演化为分汊河道,南宋至今逐渐演变为向南分流的“分汊—分流”河道。从小尺度看,其河道形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江中沙洲的变化: 从先秦两汉的单一河道,到南朝时的复式分汊河道,再到明代的普通分汊河道,至清代则发生了南江与北沱的主、汊南北变动。(29)张修桂: 《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第24—34页。按: 此处的北沱并非“三江并流”最北的一支,而是行经上百里洲和下百里洲中间的一支。据他的研究,道光十年前后,长江南泓因积年淤淀,又沙洲棋布壅塞江中,加之上百里洲洲头沙嘴变动,长江主泓因此徙行内江(北沱),是数千余年江流一大变局。(30)张修桂: 《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第32页。自此,原本上、下百里洲之间的长江分流汊道(北沱)演变为长江主泓。由于河道方位变动,荆州府城西南侧一带,由原本南泓所经顺直河道演变为北泓之凸岸,流水动力作用也随之改变,南岸涴市一带被冲刷,北岸的下百里洲、龙洲、新淤洲(天鹅洲)等在流水冲刷、沉积作用下渐渐靠向北岸,成为边滩。结果,一方面北岸沮漳河之入江口被堵塞,沮漳河只能袭夺龙洲以北出筲箕洼之江流;另一方面这些洲滩首尾相连,形成了沮漳河下游新的河岸,此便为俞昌烈所言的“外洲阻遏”事也。

同治九年(1870)刊印马征麟所绘《长江图说》以及成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荆州万城图说》附图中,均可见天鹅洲、龙洲挟沮漳河至筲箕洼(杨林矶附近,图2)注入长江。其后北岸泥沙持续淤积,在原筲箕洼沮漳河口天鹅洲的下游形成一新洲,名“红杆”,随着主泓摆动,边滩逐年淤积并向下游发展扩大,导致沮漳河口也不断下移,一直延伸到沙市宝塔,成为今天的学堂洲。(31)据《万城堤防辑要》载《江陵堤防图》改绘,参见《江陵堤防志》编写组编: 《江陵堤防志》(内部资料),江陵印刷厂1984年印刷,第47页。在1916年《万城堤防辑要》江陵堤防图中,可见沮口已由同光年间的筲箕洼下延至沙市(图2)。

若从万城处开始计算,不足百年间,沮漳河下游河道延长了35千米(图2),若从河溶镇(沮、漳二河汇合之处)算起,延长将近一倍。下游河道的延展、荆江洪水位的历史变动,深深影响了流域内生态环境的变迁: 一方面,长江洪水位抬升与沮漳河下游延长导致洪水季出水不畅;另一方面,江水倒灌、行洪时间延长引发了河道淤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沮漳河流域水灾已甚为频繁(详见下文)。

三、 荆江洪水位变动与其流域内环境变迁

宋元以来,伴随着江汉平原开发进程加快,长江北岸穴口堵塞及全面筑堤,使荆江河道趋于稳定,水位不断上升。周凤琴曾利用古遗址、古墓葬、古堤遗存及石碑、古建筑、出土文物、洪痕、古籍文献资料等,考证荆江五千年来的洪水位变化情况,认为荆江洪水位从汉至唐宋稳步提高,宋末元初开始急剧上升。(32)周凤琴: 《荆江近5000年来洪水位变迁的初步探讨》,《历史地理》第4辑,第46—53页。前人的研究主要关注了长时段的荆江洪水位变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利用清中叶以降三汛安澜奏本,重建小尺度荆江洪水位变动序列。

(一) 三汛安澜奏本及其反映的荆江洪水位变动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七月荆州大水,军民伤亡惨重,灾情震动京师,乾隆帝以荆州府城被淹 “千古未闻”,几番下旨彻查究竟是堤工不固还是江流迁徙之故。据阿桂、毕沅等奏报,该次荆州被水,皆因南岸窖金洲淤涨“侵占江面,逼溜北趋,以致郡城屡有溃决之事”。为了防汛,全面修复大堤之余,在杨林洲、鸡嘴坝、黑窑厂等处筑造石矶,以挑溜南趋,攻窖金洲之沙(33)〔清〕 倪文蔚: 《荆州万城堤志》,第24—28页。,并“立石尺以志水势,每汛期凭以报验”(34)〔清〕 倪文蔚: 《荆州万城堤志》,第89页。,此即为三汛安澜奏本的由来。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三汛安澜奏本上起乾隆五十五年(1790),下迄宣统二年(1910)。每年汛期即奏报水情,言明石矶高出水面或水面高出石矶几多,平水年无事,有时便仅奏“一律稳固”。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湖广总督毕沅的一份奏报曰:

今年江水比上年较小,六月中旬以后汛水长发。查勘杨林洲、黑窑厂、观音寺等处石矶……南趋最为得势,现在江流虽随时长(涨)落,石矶总高出水面四五尺,离大堤面约一丈五六尺不等。窖金洲老磡年年激荡,日见刷塌,北岸新淤连延成片,帮护堤身,沙市一带,市街庐舍可期稳固无虞。(35)朱批奏折: 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十五日,湖广总督毕沅《奏为查明荆江伏汛安澜堤矶巩固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 04-01-05-0255-012。

乾隆年间的杨林矶长21丈,土坝长140丈;后世屡次加修,同治十二年(1873)加高土坝5尺,十三年(1874)接出石矶5尺(36)〔清〕 倪文蔚: 《荆州万城堤志》,第89页。;光绪十二年(1886)和十三年共加高矶顶1丈1尺4寸,约3.65米;20世纪90年代考古发掘实测得矶顶高程42.91米(37)汪耀奉: 《长江万城堤荆州杨林矶志桩水尺》,《中国科技史料》1996年第3期。。可据此计算荆江历年洪水位。本文搜集的三汛安澜奏本共120份,其中有具体洪水位奏报的共42个年份,洪水位变化情况如图5所示。

图5 1790—1910年荆江杨林矶洪水位变动(38)具体水位数据参见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03-1043-036,03-1068-024,03-4181-092,03-4974-029,03-4503-001,03-4504-053,03-4510-045,03-7561-020,03-9576-064,03-9577-075,03-4970-107,03-9575-051,03-9576-075,03-9778-044,03-9805-012,03-9837-012,03-9862-024,03-9599-042,03-9912-016,03-9930-015,03-9945-003,03-9973-031,03-9889-022,03-9587-043,03-9589-054,03-9591-022,03-9596-018,03-9598-055,03-9601-007,03-9602-075,03-9608-035,03-9610-001,03-9614-037,03-9612-044,03-9624-050,03-9625-061,03-9629-033,03-9630-050,03-9630-070,03-7085-015,03-7073-068,03-7082-121,03-7087-009,03-7091-024,03-7093-106,03-7094-083,03-7095-080,03-7108-059,03-5837-054,03-3515-015,03-3525-003,03-3548-050,03-3561-010,03-3579-077,03-3581-086,03-3584-041,03-3586-035,03-3587-086,03-3588-021,03-3589-077,03-3592-005,03-3592-041,03-3593-073,03-2674-084,03-1940-009,03-2062-039,03-2064-019,03-2067-023,03-2066-013,03-2073-078,03-2080-029,03-2086-006,03-2088-081,03-2095-077,03-2098-020,03-2100-052,03-2133-045,03-2135-029,04-01-05-0082-011,04-01-01-0476-071,04-01-01-0602-022,04-01-01-0618-008,04-01-01-0647-047,04-01-01-0675-050,04-01-01-0689-036,04-01-01-0699-033,04-01-01-0630-043,04-01-01-0810-035,04-01-01-0843-076,04-01-01-0863-064,04-01-01-0873-031,04-01-01-0876-007,04-01-01-0879-039,04-01-01-0916-062,04-01-01-0960-008,04-01-01-0883-059,04-01-01-0987-030,04-01-01-1036-035,04-01-05-0071-033,04-01-05-0089-019,04-01-05-0103-023,04-01-05-0252-024,04-01-05-0254-007,04-01-05-0255-012,04-01-05-0260-007,04-01-05-0282-018,04-01-05-0289-002,04-01-05-0276-004,04-01-25-0376-017,04-01-05-0296-016,04-01-30-0342-025,04-01-35-0944-014,03-9597-076,03-9697-076(2)。

图5中的菱形标识为相对于杨林矶顶的洪水位,对应右侧坐标轴,越过矶顶为正,矶顶以下为负;方形标识为根据实测矶顶高度及历代加修状况推算的实际洪水位,对应左侧坐标轴。由图示可知,1790—1910年荆江洪水位一直线性上涨,120年间升高了近15米。以1830年为界,往前荆江水涨时杨林矶矶顶尚可露出水面,而那之后汛期水涨几乎年年没过矶顶。

据周宏伟对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研究,康熙年间社会环境渐趋安定,伴随着长江流域抛荒土地复垦工作的大规模开展,长江水逐渐变成滚滚浊流;到光绪年间,有“江水一石,其泥数斗”之称。(39)周宏伟: 《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辑。长江洪水位抬升,与泥沙在河道中沉积、河道底垫日高有关。洪水位不断升高,北岸荆江大堤日渐吃紧,水患从此频发。据《江陵堤防志》统计,隋唐至清朝1 300余年间,有明确史料记载的荆江大堤溃口54次,而有清一朝短短200年即有34次之多。(40)《江陵堤防志》编写组编: 《江陵堤防志》,第17—20页。尤其道光十年(1830)后,江沱逆转,长江徙行,北岸潦浸更甚,南江则日益淤塞,沙洲涌现。

咸丰十年(1860)的荆江大水,百年罕见。据宜昌洪水题刻推算,是年长江最大洪峰流达到92 500立方米/秒(41)徐慕菊主编: 《四川省水利志》卷一(内部资料),成都百科印刷厂1988年印制,第80页。,彝陵以下漰洗一空,枝江县城以东江中原有关、漷、浰三洲,清初号为“三洲浪烟”,本是枝江十景之一,在这场洪水中遭“水洗殆尽”(42)张修桂: 《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第27页。。江水决枝江,决万城,决藕池,并向南冲成荆江分流入洞庭。同治十二年(1873),江水决黄家埠(黄金铺),自采穴以上向南入洞庭,形成荆江松滋分流。(43)张修桂: 《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第33页。此后,江水涨势稍缓,如图5所示,荆江维持了十几年相对较低的洪水位,直至光绪年间才又急速抬升。不断抬高的荆江洪水位,引发了江北一系列水道及水环境变迁。

(二) 荆江洪水位抬升与玛瑙河、沮漳河流域的水环境变迁

同治《枝江县志》载乾隆五十四年(1789)曹之新《董市水府庙碑记》云:

董滩之东,有山曰黄龙,濒大江,悬崖数丈,山之脊为文昌宫,其麓有庙,祀水神,当江之湍急,甃石数十级以上,每夏秋水涨,啮其腹,殆浸浸乎,有瞿塘滟滪之险焉。庙西北数百步有港,港西为市,港水自玉泉萦纡而来与江会,飞瀑汹涌,莫之夭阏,而兹山适枕其流,故为庙以祀之,凡以示镇也。(44)同治《枝江县志》卷一〇《学校下·艺文》,清同治五年本。

董滩即董滩口,为玛瑙河入长江之旧口,亦为枝江重镇董市所在,史载“居民稠密,半于邑城,四方商贾云集”(45)同治《枝江县志》卷二《地理中》。。董市水府庙为乾隆五十四年重建,庙址位于玛瑙河东岸黄龙山数丈高的悬崖上,俯瞰江流。该庙今尚存且仍濒江,但已不见数丈悬崖踪迹。根据高程数据,今水府庙区域海拔44米,而据三汛安澜奏本,乾隆末年长江洪水位在35—38米,则此10米左右高差即碑记云“悬崖数丈”“甃石数十级”,及至夏秋水涨,惊涛拍岸,便有“瞿塘滟滪之险”。自当阳玉泉山萦纡而来的沧茫溪(即玛瑙河)于庙西北入江,江口处飞瀑汹涌,可见河势之浚急。此时董市相对长江地势高阜,尚无汛期受浸之虞,因此不设堤防。

嘉庆中,邑监生黄永昌登黄龙岗查勘江流,看到江水冲刷下山岗有坍塌之势,首倡修筑石矶捍卫。到咸丰年间,荆江主泓徙行,江水上涨,汛期洪水位已有40米高,距海拔44米的水府庙所在接近,市镇有遭浸之忧。为绸缪计,议续修石矶,两载告成。此时董市地势尚在荆江汛期水位之上,且有石矶翼护,故咸丰庚申(1860)荆江大水中得保无恙。(46)光绪《荆州府志》卷五六《人物志八》。但之后荆江洪水位持续上涨,至清末已达50米高位。民国时期,每逢夏秋山洪暴发,全镇即淹泡于洪水中,水深一般1.5米左右,深处超过2米,常年水淹二三次,市面停业一二月,损失十分严重。(47)李志高: 《董市工商业琐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枝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枝江文史资料(第5辑)》(内部刊印),枝江县新华印刷厂1990年印刷,第16页。

荆江洪水位抬升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后果: 一方面,汛期时外江水位明显高于平原水位,通江的河流、湖泊日益沼泽化;另一方面,荆江北岸渍灾与水患日益严重。依据高程数据,今玛瑙河口海拔40米左右,低于道光十年后的荆江汛期洪水位,甚至低于光绪年间荆江日常水位。玛瑙河入江口因此积水成湖,逐渐沼泽化,从而形成“水浅的是湖,水深的成潭”的地貌形态,成为一个面向长江的敞口湖,即后来的云盘湖(图6),乾隆年间“飞瀑汹涌”的形势不再。每逢洪涝季节,河水暴涨,滔滔急下,云盘湖以北玛瑙河流域内的山洪同时汇集于湖区之内,不仅无法泄入长江,还常常遭受江水倒灌。

图6 20世纪50年代玛瑙河流域示意资料来源: 中共枝江县委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湖北省枝江县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及防治工作资料汇编(1956—1979)》(内部资料,1981年手抄本)。

20世纪70年代的水文调查显示,荆江水位在48.6米时,可倒灌22华里(11千米)(48)中共枝江县委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 《湖北省枝江县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及防治工作数据汇编(1956年—1979年)》(内部资料),1981年手抄印制,第28页。,江水影响可上达罗家畈。因此不仅云盘湖区,整个玛瑙河下游区域均受长江干扰而壅水,一方面,在上游来水与长江倒灌的双重影响下,停水落淤时间延长,泥沙淤积,河道中形成大量沙滩,变得回旋淤塞;另一方面,水位不断高涨,出水不畅,流域内的涝渍灾害日益严重,董市以北地势较低之处,一年四季渍水难消,在20世纪50年代荆江大堤全面整修之前,几乎年年破堤决口。(49)罗启才、李必春: 《云盘湖变迁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枝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枝江文史资料(第13辑)》(内部资料),枝江县新华印刷有限公司2005年印制,第8页。

于荆州入江的沮漳河也面临同样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水文调查显示,当阳县东南部与荆州交界之处为沮漳河的冲积平原,具体为三大片: 一为沮西平原,二为漳东平原,三为菱湖(菱角湖)平原。由于地势低洼,除了承受保康、远安、南漳等县的山洪客水外,还受长江水位影响。当长江水位在沙市上涨到40米以上,低湖地区便会发生内渍;江水涨至42—44米,则当阳县受灾面积可达20万亩左右。民谚云:“山水涨,南水斗,大垸子湖里(沮西平原南端、菱角湖平原北端)没得救。”(50)中共当阳县委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办公室: 《当阳县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和防治工作数据汇编(1956—1978)》(内部资料),1979年手抄印制,第11—13页。中共当阳县委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办公室: 《当阳县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和防治工作数据汇编(1956—1978)》(内部资料),第10页。

这种易受水灾影响的环境并非自古有之。同治《当阳县志》引隆庆四年(1570)王可大《张侯浚河记》云:

岁自庚申(嘉靖三十九年,1560)以来,江水大滥而诸河亦泛,旧河遂湮塞不能受其横流,水散而薄于垣,当事者为石矶于垣之东北以障之……三月而河复其故道,起自西口至东口止,袤一千五十弓,抵东南旧河,深四丈广八丈,径达合溶市与川江合。

可知明隆庆中,知县张君松疏浚因洪水泛滥而紊乱的沮漳河水系,疏浚后的河道宽20余米,深10余米,为十分深广的大河。时沮漳河下游较短,自河溶镇(沮、漳二水汇合处)向下至万城40余千米,荆江洪水位较低,河流比降大,水流下泄顺畅。

其后,荆江洪水位渐涨,水患渐起。清嘉庆年间,邑明经张致青在《沮涨行》一诗中写道:“丙子(嘉庆二十一年,1816)六月朔五日,黄云压城雨不息。殷空动地声惊雷,浊浪浮尸排山来……我指汹涌问父老,乾隆辛卯(乾隆三十六年,1771)灾较小……”(51)同治《当阳县志》卷一六《艺文志》,清同治修民国本。可知与乾隆年间相较,嘉庆年间洪灾明显加剧了。

到道光年间,由于江沱倒转,沙洲靠岸,不足百年间,沮漳河下游河道延长了35千米。这35千米的河道为滨江平原泥沙淤积而成,地势极为平缓,海拔不过三十八九米,河道上游陡峻,中、下游狭窄,由于长江洪水位持续抬升,河流比降降低,汛期沮漳河下游水位因此壅高,下泄不畅,“设遇沮漳河水与荆江大汛同时涨发,大江之水由筲箕洼倒漾而上,则沮漳为江水顶托不消”(52)《(道光二十二年)孙、沙二令会覆保障垸禀》,〔清〕 倪文蔚: 《荆州万城堤志》,第228页。,故俞昌烈有“大堤更为吃重”之说。据不完全统计,在1952年当阳河溶设置水文站以前,该河发生的较大洪水有1816、1826、1896、1897、1906、1910、1935、1948、1950、1951等年份。(53)荆江大堤志编纂委员会编: 《荆江大堤志》,第160页。随着江水顶托,洪水历时延长,水流回旋壅塞,泥沙沉积,沮漳河河道开始变得日益淤塞,水患频发。道光二十八年(1856),当阳知县董文煜《永兴庵堤防记》云:

顾二流未合时,(合)溶镇上十里许,名永兴庵,漳河往往溢出沮河,致沮河以西沃壤庐舍每受涨溢之累,而永兴庵以下一经淤塞,舟楫不通,反廑断流之忧,岂非一水也,由漳则为利,并入沮则为害乎哉?(54)光绪《当阳县补续志》卷四《艺文志》,民国铅印本。

可见,道光时不但沮西平原汛期每每受浸,河道也变得回旋淤塞,舟楫不通。同治中,情形更加严重,沮漳河下游之瓦窑湖垸、太平垸、保宁垸、子湖垸等堤垸频频遭受水灾,“沮漳水盛,则自瓦窑湖下无完堤,大江水盛,则自义兴而下俱波及之”(55)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下》。,时汛期江水上涨,已可倒灌到义兴垸(今万城以北吴家台附近)。民国《荆江堤志》亦云:“沮漳之水为害于荆堤上游为尤烈。保江北之安全,固恃荆堤,能增荆堤之隐患,实为沮漳。”(56)荆江大堤志编纂委员会编: 《荆江大堤志》,第155页。1954年测得沮漳河下游常水深仅有0.9米,只可常年通行小型轮船,长江洪水顶托,常倒灌到两河口,20世纪60年代初,只能季节性通航,河道久淤未治,到90年代,仅仅偶尔可见小机动船入境运输了。(57)湖北省当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当阳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根据1989年的统计,与1952年相比,江汉平原的内河航运断航861.5千米。(58)范文涛、刘萍、艾学山: 《四湖地区湿地农业生态环境整治规划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四、 结 论

先秦两汉以降,伴随新构造运动南向的不均匀沉降,上荆江河段逐渐南移,由分流河型演化为单一干道,并日益向南部洞庭湖区分流。明中叶以来,随着江汉平原以及长江上游山地的持续开发,长江含沙量不断增多,由此引发上荆江河道底垫日高,沙洲开始涌现并逐渐扩展,洪水位急剧上升。虽然在长周期的地质因素作用下,流向南部洞庭湖区的荆江分流一度对荆江洪水位的上升有所缓解,但并未改变其总体趋势。尤其道光以降至清末民国的百余年间,荆江洪水位抬高了近15米,加之道光年间江沱倒转引发的长江主泓变动,从而引起长江北岸入江河流下游河道的剧烈变迁。其中,沮漳河在沙洲靠岸的作用下袭夺长江故道,其入江河道下游大幅延长;玛瑙河入江口由汛期仍有十米高差的飞瀑演化为面向荆江的大面积敞口湖云盘湖。此二河与长江相通,汛期荆江水涨,顺流倒灌而上,在这种停淤作用下,变得日益消泄不畅、回旋淤塞,形成了上荆江北岸“外洪内涝”的水环境,并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后果。

猜你喜欢

枝江荆江江陵
江陵之旅
江陵愁望寄子安
江陵东周楚墓出土青铜兵器中的吴越文化因素分析
枝江石油的一次远足
庆夺金
频率曲线在荆江三口输沙量计算中的应用
True Joys in Life
枝江柔雅白酒风格浅析
荆江航道整治工程完工长江航运“瓶颈”初步打通
荆江三口水沙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