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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怀素狂草艺术中的“自由”创作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2022-11-04李欣娜

大众文艺 2022年20期
关键词:狂草怀素书风

李欣娜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

初唐书坛长期以来都以法度森严、端庄典雅的理性主义楷书书风特征为典范,至盛中唐时期随着贺知章、张旭及怀素等人书风的转型,逐渐开创出酣畅淋漓、奔放不羁的浪漫主义狂草风格。而怀素作为唐代狂草艺术的推动者,与张旭并称为“颠张醉素”。怀素虽为一介僧人,但他在其书法实践中追求新奇,借助酒后大大增强的创作欲望书写着自身超然洒脱的精神世界。此外,怀素引禅学入书,并将个体主观意识与自我精神贯穿于创作过程,以其独特的创作精神将传统草书的实用性与审美性十分巧妙地进行了协调融合。

一、怀素“自由放逸”狂草书风的成因分析

(一)时代背景:盛中唐书家注重主体性情的抒发

唐书“法度”之尚是唐代书坛中审美取向的直接体现,唐人主张追求书法本身的主体性灵与生命精神。而这一“森严法度”发展到盛中唐时期则产生了一系列具有爆发性的浪漫主义书风,这种追求个性,自由洒脱的书法风格夸张但不张扬,反叛但不反动,使整个书坛呈现出一派热情奔放的豪迈正大气象。

狂草艺术新潮流的出现,是受盛唐社会、政治文化外在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唐开元年间,统治者励精图治举国繁荣,内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频繁,儒释道三教兼并共存开创了盛唐社会群起激昂的思想盛典。而这一激情昂扬的社会文化反映在书法创作领域内则是一众书家注重创作中情感的抒发,重视书家个人内心重“意”主“情”的显现。书家的精神、风度和气质渗透在其实践的各个维度,心性情感的抒发和表达是此时艺术领域内中高扬主体论的体现。盛唐狂草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宣泄情感,以期用情动人,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实用性,成为夸大风格与情感表达交叉在一起的抒情艺术。唐代书家通过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表现主体性格,传达个人感情,形成了一种更加乐观豪迈的鲜明时代特色,深刻体现着一种雄壮、崇高之美,书坛中倡扬着感性而有力的风貌。盛中唐以张旭、怀素为代表书家所开启的浪漫主义写意书风,使书家高扬主体精神的抒情与写意,十分重视将其性格和情感融入至艺术创作中,形成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张旭打破传统书法理性内蕴的束缚,创造出以超然的道家思想和酒神型文化为基调的狂草书法,酒打乱了张旭对于理性的控制,让其在创作中得以释放、得以酣畅淋漓的表现自我。而此后中唐怀素受此风气影响,逐渐呈现出具有抒情性的狂草书风,表现出浪漫主义书风抽象玄奥的意蕴形式臻于极致。

(二)个人经历:学书环境与取法方面对其书风的影响

“素睹二王真迹及二张草书而学之,书漆盘三面俱穴”,据宋人王象之所载,怀素长久以来正是将先贤的书迹以及学书规范视作楷模并极力推崇,“夫草稿之作,起于汉代。杜度、崔瑗,始以妙闻。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献兹降,虞陆相承,口诀手授。以至于吴郡张旭长史。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楷模精法详,特为真正。”怀素在其《自叙帖》中收录了颜真卿的书论作序,由此可以看出怀素十分认可和主张颜真卿所论述的草书发展历程,认为习草必然奠基于汉魏,上追王二、张芝,近承张旭,其自身习书过程及风格的形成也主要遵循这条正统途径。受唐统治者所尚书风的影响,崇王风尚在此时蔚然成风。而怀素秉承“二王”笔墨精髓,在突破章草和今草格式规范的基础上,把线条的书写性发挥到了极致,更将张旭、贺知章等人的酣畅浪漫写意书风推向至新的高度。怀素曾受到邬肜的倾囊点拨,对其早期的书法创作笔法及审美观念产生了极为关键的影响。《僧怀素传》曾记载:“肜谓怀素曰:‘草书古势多矣。惟太宗以献之书如凌冬枯树,寒寂劲硬,不置树叶。’张长史又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吾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凡草圣尽于此。”据此可推断出怀素在师从邬肜之时,亦间接受到其师张长史草书实践中的独到见解。唐人对邬肜的草书风格评价极高,如“寒鸦栖林,平冈走兔”般纵横瘦挺、奇崛古朴。怀素追随邬肜领悟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的笔法内蕴,在其后来的草书创作中更是将笔法的奔纵与变幻的空间相交映形成了怀素草书中独特的放逸气势。而后颜真卿启发怀素学书还需“自得”,从自然内汲取营养,以追求自然之美中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邬肜与颜真卿同师承于张旭,二人对于怀素创作的熏染没有使其滞留在一味追寻仿效古人的屏障中,而是给予他从自然事物中自悟笔法、意会书势的方法。总体来看,上溯汉魏传统,近师同代书贤的取法经历构成了怀素的纵横两路吸收创作中精华真知的学书之路。

二、“自由”创作精神在怀素草书中的体现

怀素远承汉魏,近追邬肜、颜真卿,在古今贤人的传教与指引下,怀素结合其自身性格与经历便有意识地开始追求独辟蹊径的风格面貌。这种在传习古人传统基础之上的创新求变,是一种大胆新奇且别开生面的自由创新精神,而怀素狂草书风中所内含的“自由”创作精神正是其追求新奇艺术创作与表达自我情感的直接显现,主要体现在创作心理、创作观念以及书写材料几个方面。

(一)醉后创作中情感的自由表达

盛中唐所狂热兴起的狂草艺术以期通过草书创作中情感的投入唤起人们心灵的触动。狂草艺术作为最能体现书家本人情感与心境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会由于创作者性情的差异性而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

清人刘熙载曾指出怀素习草时悲喜双遣,强调怀素在书写过程中能够自由地把握悲喜情绪,自然流露出他的超然心态与奔放情怀。怀素自幼皈依佛门出家为僧,佛教极重视对于个人内心的洗礼与放空,要求人们摒弃“我执”与“法执”,努力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怀素作为孑然一身的僧侣远离庙堂,自然不会受到封建权力阶层的强力约束,通常可以更充分的冲破束缚,在创作中乘兴展现“自由”精神的逸兴与洒落。怀素有“醉僧”之名,嗜酒沉醉这种行为似乎在怀素周围的僧人群体中比较格格不入,但也正因如此,他突出封建礼法所带来的桎梏,开创了浪漫主义新书风的典型。“怀素疏放,不拘细行,万缘皆缪,心自得之。于是饮酒以养性,草书以倡志。时酒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由于酒精的刺激与促进,使怀素的创作欲望大大增强,随之而形成的则是超越理性的狂逸草书风格。怀素的《自叙帖》是其代表作中最能体现他的情感迸发之作,此作的放浪形骸之态正是怀素草书狂放超然生命力最直接的体现,给予观者十分狂热的生命情感体验。此作墨色变化极其丰富,受书家创作习惯原因影响,墨色通常从浓到淡,从湿润重笔到淡墨渴笔,燥中带润且柔中见刚,产生较为强烈的笔墨情趣与视觉冲击力,是怀素狂逸奔放、纵情恣意本真心态的自由流露。其次在结体与章法方面,此作中的结体往往较能反映怀素的艺术趣味与特色,怀素乘兴而作大胆地针对某些字形结体作出调整,如“怀”“胸”“承”等字,因时而异的结体特点体现了作品整篇布局的情感变动,增加了此作中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的审美意蕴。怀素在酒醉状态下激情挥洒,“醉来信手三两行,醒后却书书不得”,醉后创作日益成为怀素张扬个性,自由宣泄的重要精神载体。

(二)引禅入书的自由顿悟

唐代的狂禅风气是此时期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统治者十分重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禅宗流派,故而以“以心印心”为特点原则的禅宗直接影响到了此时书法艺术的发展。盛中唐时期自由奔放、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是禅宗在此时扎根发展的主要因素,禅宗中所蕴含的自性、顿悟思想使书家进行创作时不断追求物我两忘的至高境界,使之不受世俗羁绊进而释放天性。书家只有悟得自身心性,感受生命无穷的灵气与本真才会尽得自由、自然的禅意境界。

怀素籍贯为唐永州零陵郡(今湖南永州市),而怀素之乡正是唐代禅宗主要盛行之处,“怀素伯祖,惠融禅师者也,先时学欧阳询书,世莫能辨。至是,乡中呼为‘大钱师’‘小钱(师)’。”怀素自幼生长于佛僧世家,其幼年皈依佛门也深受到惠融禅师的影响,此后“经禅之暇,颇好笔翰”成为怀素引禅入书的一大契机。怀素借助禅宗的“参悟”之法激发创作灵感并一改戒律世俗为其带来的束缚。当我们一览其作时,从中所渗透出独具怀素特色的超然洒脱,自由飘逸之感秉持了禅宗所尊崇的“无物无我”“明心见性”的思想主张。怀素晚年所书《小草千字文》一作较于《自叙帖》更凸显复归平淡后的自由天真之感,除却晚年垂垂老矣的身体健康状况等次要的外部原因,更主要的应为怀素经过时间沉淀对禅宗思想更加顿悟深入后的自然书写。在《小草千字文》中,大幅度的情感摆动减少,整体风格都呈现出率性任心的风格特点,即是从禅意中感化而来,若靠自身参悟,则需排斥浓烈的自身浊气并以忘怀遣虑的心境追求自由真如的域度。此作用笔含蓄自如,几乎是以中锋贯穿全篇,未见极明显的情绪波动。通体来看,《小草千字文》缓急有序,简淡臻至,从而体现出书家作者“参禅”的自性解放。怀素融书法创作、忘怀、心性等禅宗思想为一体从而妙悟升华到自由烂漫、恬憺逸意的创作境界,亦为唐末书僧群体中“以书参禅”的风气开拓了借鉴思路与传承观点。

(三)书写方式与材料的自由选择

通过上文对怀素引禅入书这一创作行为的梳理,我们可了解到怀素的书法精神正是佛教禅宗“出世超逸”自由思想的显现。怀素所修的禅宗并不像其他佛教宗派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打坐诵经之上,禅宗“念在于心,不在于言”的自由思想精神为怀素进行书法创作提供了十分宽泛灵活的时间。在唐代论书诗中,称赞怀素草书的诗歌约占十五首之多。其中“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李白《草书歌行》)“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窦冀《怀素上人草书歌》)“忽为壮丽就枯涩,龙蛇腾盘兽屹立。”(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大叫数声起攘臂,挥毫倏忽千万字。”(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以上均为唐代颇负盛名的诗人观怀素挥毫后乘兴而作的诗歌,其中窦冀所言“满壁纵横千万字”则还原了怀素当时所喜爱的题壁书写方式,怀素为了规避“局促儿童戏”的书写形式,而大胆地选择在寺庙内的墙壁上自由攘臂挥洒。怀素通常为了书写及观赏效果更佳还会选择在连绵数十米的长廊墙壁上进行创作,凭借其强烈的感性意识和激荡的创作欲望实现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自由宣泄。此外《僧怀素传》中所记载了“怀素书蕉”的行为:“(怀素)贫无纸可书,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这则广传于世的典故为我们展现了怀素重勤学的刻苦行为,同时也向我们传达出他对于书写材料的自由择取。

怀素书法创作中随性洒脱的自由创作精神向观者传递出他所追求的真如本性至高境界,结合其创作风格、方式及思想几个方面来看,怀素对于草书艺术的推动在于他向其中灌输了个人的性情与顿悟,通过禅宗的熏染摒弃了内心阻碍从而更好地将参禅与草书高度融合,为其草书艺术增添了更充分的自觉性与可塑性。怀素在洋溢着正大气象的盛中唐书坛内求新求变,逐渐从法度森严,气势宏大的楷书书风中开拓创新理念,极力追求乘兴发挥,个性张扬的“自由”创作精神。

三、怀素书法实践中“自由”创作精神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

盛中唐时期出现的以张旭、怀素及颜真卿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书风与法度森严的楷书书风形成了兼容并存的形式。怀素狂草中所秉持着禅的自性与妙悟,主张个性张扬表现自身性情,冲出封建礼教的束缚从而高举狂逸的“自由”精神。今有学者指出怀素创作中所具备的神采气势:“我读《自叙帖》二十年,初则惊奇莫名,叹为观止,继而又觉简单粗糙,点画无形,有失雅丽;再之,便觉浩浩茫茫,神秘莫测,笔意纵横,气势恢宏,境界升腾,不知其所止,不可望其向背。”怀素极快的用笔速度使整体布局不拘成法,看似下意识的表现其主观内心世界,实则深刻地传达了他“志在新奇无定则”的创作态度。此外怀素传世书帖《苦笋帖》这类晚年代表书作,用笔圆润劲健,结体简淡枯健不作狂态。明人项元汴评其曰:“藏正于奇,蕴真于草,含巧于朴,露筋于骨,观其以怀素称名,藏真为号,无不心会神解。”怀素在其草书实践中融入传统楷书,并以此为字号时刻勉励自己,并在学习经典感受传统的同时超越法度,追求书法创作中筋骨精神与自由精神并进兼容的艺术创造力。

怀素以其对传统书法精神的把握,顺应时代发展而标榜壮美雄浑的书法审美追求,其守正出新所呈现出的猖狂洒脱之风正是反映了具有强大生命感染力的风格取向。这一新风尚不仅影响宋人在创作中所追求的强烈文人自尊意识,形成尚意趣的时代新书风,还直接唤起了晚明时期又一浪漫主义书风的革新浪潮。若以怀素的书法风尚反观当下,随着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断裂缺失,象征着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强大自信心也逐渐削弱,反映在艺术创作中即总是缺乏一种博大豪迈且古拙正大的创作风气,相反出现了一路妍美流俗的时尚书风。从怀素创作实践及学书经历来看,他十分注重自身素质及学书体系二者相融合的修炼升华。早期“书蕉”及“笔冢墨池”的学书典故阐释了怀素个人勤学苦练、刻苦习字的行为。而其后远近取法,师承古今书贤,从而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实现了融禅入书的完美契合,使其自由的生命主体精神得以挥洒。通过对怀素狂草艺术创作中“自由”创作精神的阐释也正是对当下健康书法风格的呼唤,秉承古人经典之迹,师法传统并推陈出新,成为当下书法创作保持良好发展的必经之路。

结语

在盛唐宽博大气书风的笼罩下,狂草这类高度抽象的书写艺术需要书家始终秉持着自由放任、恬憺空灵的个体本性。怀素在承继前人传统基础之上积极进取,力求创新,将唐代狂草艺术推向更加繁盛的高峰。怀素狂草书风中所透露“自由”之态是他寄情于书法,是他借书法创作去参悟简淡玄远的真如本性以及表达信仰的精神体现。纵观怀素的学书之路,从远追汉魏经典及近贤,到超然物外、漫游山水,在山川中吸收可以启发自身的自然灵感。怀素作为禅僧,他在草书中践行对禅意的参悟,将狂草与禅宗思想融合发展成一种具有“自由顿悟”特性的禅意创作观念。因此我们要宣扬怀素在草书实践中的强大创造力和积极进取的守正出新精神,使书法艺术在雄浑壮美的文化气象中继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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