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珊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延安 716000）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最早使用了“党性”这一概念，他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 ”在列宁看来，作家只有严格接受党的监督，才是党性合格的革命作家。毛泽东认为：“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没有党性，或叫作党性不完全。”刘少奇从理论上对党性做了阐释：“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陕甘宁边区政府长期在农村开展工作，尤其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急需民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文艺作为展开党性教育、提高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的工具，延安地区的新秧歌剧就成了这场教育的主力军。《兄妹开荒》成了当时这场教育中“最初的、也最具典范意义的文本。”

一、《兄妹开荒》中人民戏剧理论进行党性教育的历史逻辑

囿于抗战的环境，党员及群众的党性都被重视，并得到了提升。《兄妹开荒》这部秧歌剧的诞生过程，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思想等问题的认识，党性教育贯穿始终。

从文艺发展的方向看，《兄妹开荒》成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党性教育，实践文艺政策的一个重要成果。毛泽东指出“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那么，要怎么去亲近，怎么实现？《兄妹开荒》诞生之前，毛泽东对鲁艺“关门提高”的艺术态度提出过批评，对此，鲁艺学员主动走入群众、深入群众，从群众艺术中发掘艺术因子，依靠群众最终完成了这部秧歌剧的创作。关于怎么实现？王大化曾说：“一个党的文化宣传工作者，不但是指你的作品，而最主要的，你这个人就是党的最具体的宣传品。”这句话说明了演员本身就是党的思想的宣传者，也应该完成宣传者的责任。《兄妹开荒》以马丕恩一家，响应政府移民号召，从米脂移居延安三十里铺开荒种地，实现了边区政府提出的“耕二余一”的目标，成了生产模范，边区政府授予他们“父女劳动英雄”称号。1943年初，王大化、李波、路由、安波根据马丕恩父女的事迹，创作了《兄妹开荒》这部新秧歌剧。该剧是当时社会历史的反映，符合群众战斗生活的事实，无论是演员，还是演员在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方面，都做了真实的反映，这是党性自觉的一种体现。

从思想上看，《兄妹开荒》一改之前“大戏”与陕甘宁边区现实生活联系不紧密的状况，尤其对《讲话》所要求的文艺内容有了具体响应。毛泽东指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斗争。”据此，文艺配合政治宣传，文艺如何反映社会生活，并能教育民众，团结民众，成为此时创作与表演要完成的任务。与《兄妹开荒》同时期的《动员起来》，这部秧歌剧中借张栓婆姨的口，把群众的一些疑虑提了出来，让村长进行解释，群众与干部直接对话，对消除疑虑有积极作用，“可见他们观剧时的心理，已不是欣赏技术而在听取变工问题的辩论会”。新秧歌剧简单明了地传达边区政府的各种思想，通俗易懂，群众易于接受，这是党性贴合社会的具体体现。

秧歌剧《兄妹开荒》的出现，是一种偶然，更是一种必然，它是演创人员无意中选择的一个剧本，它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团结民众、教育民众、传递思想的有力武器，诚如艾青所说“整个秧歌队的工作，是为了演出，为了宣传工作的顺利完成。一切工作朝向一个目标：宣传。”

二、《兄妹开荒》中人民戏剧理论开展党性教育的现实路径

《兄妹开荒》从文本内容、演员表演及其形式等多个角度如实反映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党性教育的现实路径，同时也反映了新秧歌剧在实践《讲话》、教育民众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从《兄妹开荒》的剧本内容来看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党性教育的现实路径，主要包括了语言规劝、政策引导、行为指引三个方面。《兄妹开荒》剧本的语言基本全部使用群众的语言表达方式，运用大白话、大实话让群众听懂，拉近与群众的距离，易于传播党的政策思想。比如在剧本中，妹妹看见哥哥没记住区长的话，专门给哥哥重复了一遍：“区长讲的话呀，句句有道理，大家学习劳动英雄，马家两父女呀，……深耕勤锄草呀，又快又认真，别家一垧地打六斗，他们打八斗零呀……”剧本的语言，没有故作高深的道理，将哥哥的“不勤快”与马家两父女作为劳动模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区长的声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既有特定的身份，又借妹妹之口传递了正确的思想。《兄妹开荒》中的政策引导，基本上是通过兄妹对话来完成的。比如：“加紧生产，不分男女，……边区的人民吃得好来，穿也穿的暖，丰衣足食，赶走了日本鬼呀，建设新中国。”生产、开荒、男女平等、建设新中国等意识全由兄妹对话、合唱传递出来，这是深入社会生活之后发自内心的呐喊，群众也在观看的过程中，被这种情绪所感染。《兄妹开荒》中镢头的设置十分巧妙。撅头既作为开荒的工具，又成了剧中兄妹劳动与不劳动的推手，两个人不断放下又拿起撅头，最终一起用撅头劳动，全剧一直围绕撅头这个具体物件展开人物动作，劳动成为全剧的核心问题，自然劳动的动作、物件本身也就成了劳动必须要言说的全部，将边区政府劳动教育精神传递给群众。

从《兄妹开荒》表演及其形式来看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党性教育的现实路径。首先，《兄妹开荒》属于集体创作，这种创作方式能集思广益，创作出相较于个体而言高水平的艺术作品，这在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创作中也是常见的形式。其次，《兄妹开荒》从民间艺术中进行普及和提高。这部秧歌剧保留了传统秧歌一男一女表演的形式，但这对男女已经从夫妻变成了兄妹，从男女打情骂俏变成了先进改造落后，表演上依然是秧歌本身，认识上则成了教育民众、改造民众的方式。《兄妹开荒》中不乏陕北方言俚语，“尔刻”“麻达”“哪搭”“一满解不下”等随处可见，生活化的语言生动质朴，易于群众感知，并认同演员所传递的思想。新秧歌剧的“新”，一方面是通过先进人物帮助落后分子进行改造，或者通过劳动竞赛，最终共同进步；一方面通过剧中能代表权威的村主任、区长、妇女主任这样的角色来进行教育，以期达到教育目的的最终实现。《兄妹开荒》基本也是围绕这样的模式，只是这部剧设置了一个哥哥故意不劳动的环节，代替了以往秧歌剧中“打情骂俏”的情节，秧歌剧的这种设置满足了边区群众获取政府政策知识、理解政治任务的实际需求，对他们来说，新秧歌剧称得上形象化的宣传册和教科书，总之，“他们过去从舞台上接触的尽是前朝往代的历史和传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如今却看见了现代的中国人，残暴的敌寇，狡猾的汉奸，自己的同伴，乃至他们自己。”

总体来说，以《兄妹开荒》为标志的新秧歌剧，开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最广泛意义上的人民党性宣传教育工作，用艾青的话：“在新的政治环境和新的经济条件下，群众要求着自己的文化艺术......这就是说，秧歌剧是群众的歌舞剧，从剧本的内容到形式，从秧歌队的组织到演出，都是最富有群众性的东西。”

三、《兄妹开荒》开展人民党性教育的经验性意义

1943年7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以《一个秧歌剧演员的创作经验谈》为题，转载了王大化1943年4月26日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从演员本人自述演出的经历与经验，再到报纸转载，能看见这部剧全方位的影响，是从演出者到传播者、再到群众这一接受群体全民性的一次“经验之谈”。

首先，《兄妹开荒》是《讲话》后关于文艺方向最直接、最成功的一次实践，一次有意义的“经验之谈”。李波曾回忆：“我们深深地为陕甘宁边区人民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们感到应该让这些英雄事迹再现出来，鼓舞群众，教育群众也教育自己。于是，我们把接触到的群众战斗生活中的人和事，编写了《兄妹开荒》这个小秧歌剧。”在这个表述中，李波首先是被教育者、被感动者，然后全身心进入了《兄妹开荒》的创作和演出，李波是让自己的感知去感化未被受益的群众，这是发自肺腑的一个文艺工作者从思想认知到行动实践的典型代表，文艺的思想教育与传播就是从自我再到他人，从自我的内化再到外在的展现，通过《兄妹开荒》也的确达到了教育民众的效果，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自觉的党性体现，也是对文艺政策最自觉的履行。

其次，《兄妹开荒》这部秧歌剧能获得巨大成功，得益于这部剧最大限度地群众基础，即从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开群众最为熟悉的日常生活，解决群众最为迫切的矛盾冲突，简单来说这部秧歌剧体现了关于群众的“经验之谈”。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以此为逻辑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根本阶级属性决定了文艺事业的党性和人民性。以《兄妹开荒》为代表的秧歌剧，与前期“大戏”相比，《兄妹开荒》开始关注群众的劳动生活、家庭伦理、知识普及、识字情况等等，将百姓图景作为了艺术表达的全部内容。对以群众为基础的文艺创作与发展，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也成为当下文艺再次依循的主体，这也是党的文艺工作者坚定不移坚持的创作原则与方向。

最后，对《兄妹开荒》这部秧歌剧而言，它是抗日救亡时期文艺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吸收文艺政策到自我的大胆创新，艺术的革新也成了“经验之谈”。秧歌是一种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一直处于群众自发演出，纯属民间娱乐，多伴有调侃戏谑引人发笑的艺术效果，难登大雅之堂。但也就是这种民间艺术形式，获得最广大群众的喜爱，如何让就有的秧歌剧形式注入新的时代内容，这就是延安时期这场如火如荼的秧歌剧运动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文艺工作者们大胆地运用秧歌剧的艺术形式，加入了社会生活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内容，基本上采取一剧一个问题的内容设置，保留一定的幽默元素，采用“小团圆”的解决方式，在普及中提高群众的认识，在提升民众的社会认知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兄妹开荒》作为延安时期秧歌剧的典型代表，这是《讲话》后文艺工作者利用民间艺术试验和探索工农兵大众方向戏剧的一次成功的实践。在面对陕甘宁边区近乎全是文盲的群众，用这种通俗易懂、自然亲切的表演方式，融入了全新的教育内容，能调动观众的参与感，寓教于乐。《兄妹开荒》获得成功后，文艺工作者同时也发现，秧歌剧单一的表达模式，不够丰富的艺术形式，不能有更高的艺术水准，随后推出了一大批新剧目，秧歌剧的形式也已由简单到复杂、由小型到大型，内容更加丰富，反映社会生活也更加广阔，之后的《周子山》等秧歌剧开始了题材容量与艺术质量的提升尝试，这也为新歌剧《白毛女》的最终出现铺垫了基础。不管怎样，《兄妹开荒》所代表的艺术方向性、艺术创作原则、艺术工作者应该持有的工作态度，是从陕甘宁边区政府党性要求与实践的路径上来进行尝试的，无疑，这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从文艺的角度为全党党员自觉按党性要求锻炼自己指明了方向，诚如任弼时同志在中央党校作《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的报告时指出：“这个决定加上《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其他决定的发出，引起了全党对于思想问题的注意及思想方法的学习，展开了今天这样广大的全延安全党的学习运动。”今天看来，提升党性依然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文艺工作顺利推进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