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柳情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中国的图书文化事业遭受了毁灭性破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纷纷抢救、转移图书文献，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抢救转移古籍文献的事例，比较著名的有浙江省图书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迁移、山西省广胜寺《赵城金藏》的转移、故宫博物院国宝南迁。而山东省图书馆的载书飘流之旅亦为其中的一页，图书馆人舍身护书的事迹被屈万里写进了日记《载书飘流记》中。

一、山东省图书馆简介

山东省图书馆始创于清末宣统元年（1909），最早由山东省提学使罗正钧主持经营，被列为当时中国的十大图书馆之一，其馆舍仿照浙江宁波范氏藏书楼“天一阁”旧制，馆内有假山古木，小桥流水，风格清雅别致。当时山东省图书馆的典藏主要有四类：一是书籍，购入各省份官书局所出版的书，或是家刻坊版的善本，1916年时馆藏约十三万卷；二是金石古物，设有山东金石保存所专门储藏；三是名人碑帖书画；四是各类书板。1929年，著名文献学家王献唐（1896-1960）担任馆长，他学习科学的图书馆管理方法，践行近代图书馆“保国粹开民智”的办馆宗旨，致力于馆舍的建设、文献的搜集、书目的编纂，重视收集山东齐鲁文献。在王馆长的精心治理下，图书馆经费逐渐充裕，搜集到的古籍文物日益增多，其影响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一时间成为北方文献的重镇。到1937年，抗战初期山东省图书馆藏书已达二十余万册，其中善本三万五千多册，包括珍稀的唐代手抄本、宋元刻本、明清稿本等，其数量在全国公共图书馆中位列第三。另外，还有甲骨文、殷商铜器等金石物品一万七千余件，馆内设立了金石保存所，其保存的古器物，为全国省立图书馆之首。北平图书馆王重民先生曾盛赞王献唐搜集之勤奋、收藏之宏富、馆舍之精良，在全国省立图书馆中首屈一指。因此，自1929年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山东省图书馆迎来了一段辉煌时期。孔德成先生在《王献唐先生墓表》中称赞山东省图书馆声名鹊起，仅次于北平图书馆。然而，日军的侵华战争打断了山东省图书馆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全国各地的文化机构纷纷西迁，在这样的大形势下，王献唐也深感古籍文物命运堪忧，如不立即搬迁，必将毁于战火。

二、山东省图书馆图书文物迁移经过

1937年7月，时任山东省图书馆编藏部主任的屈万里（1907-1976）在王献唐馆长的指示下，将馆藏重要古籍文物转移至山东曲阜、四川乐山等地，屈万里将书籍转运迁徙的艰辛历程详细地记录下来，成《载书飘流记》一文，文章以日记体的形式，文白夹杂，约2万余字。完整而详实地记录了山东省图书馆在将近两年的战乱中西迁乐山的曲折历程。日记所记内容始于1937年7月7日，截止于1939年5月11日。这篇日记是我们今天详细了解山东省图书馆古籍转移经历的真实史料，文章虽然比较短，却是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实录。馆长王献唐看完日记后，也认同此书所记内容都是实录，如实地反映了他们护书西迁的艰难困苦。最初山东省图书馆的古籍和文物，由济南南迁至曲阜，在曲阜停留两月，后因曲阜局势紧张，又西迁至四川乐山。文章清晰地呈现了山东省图书馆王献唐、屈万里、李义贵等人护书西迁的经历。

（一）首迁山东曲阜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沿着津浦铁路南下，济南即将沦陷，山东省图书馆很快将遭遇敌机轰炸的威胁。馆长王献唐先是向山东省政府主席求助，但政府苦于战事，无暇顾及图书文物，他们在王献唐的呈文上批示两个字“不理”。愤慨的王馆长只得另想办法，立即联络了山东曲阜奉祀官府孔德成先生，表明了希望寄存古籍和文物的意愿，孔德成是孔子后裔，也是热心文化之人，他答应了山东省图书馆的请求。1937年10月12日，王献唐精选馆中最为珍贵的图书文物10箱，其中包括善本古籍5箱，共计438种2659册古籍，古器物1000多件，王献唐派屈万里和工友李义贵运送到山东曲阜奉祀官府。曲阜是孔子的故乡，日本人也是尊孔的，因此选择此处存藏是有依据的。10月23日，王献唐仍然对馆中留下的图书文物不放心，于是联系了从曲阜到济南运货的好友聚文斋书店经理彭辑五，将馆中书物之次要者，又装了2箱，带至曲阜交屈万里保管。11月，王献唐馆长本人携带第三批图书文物（19箱）也来到曲阜。至此，山东省图书馆三次分别运来10箱、2箱、19箱，共31箱图书文物存放于曲阜奉祀官府。

（二）再迁湖北汉口

12月，由于战事紧迫，曲阜也不安全。“在曲几无日不闻敌机轰炸声，且凡炸邹县、滋阳、姚村、吴村诸处，敌机必经曲阜，司空见惯。”王献唐多方打听车辆信息，恰好听说山东省立医院即将改组为军政部第十重伤医院，他们有专车运输设备和人员前往汉口。王献唐找到医院院长尹莘农，经过协商，省立医院同意他们搭载5箱书物。王献唐从第一次运往曲阜的10箱精品中再选精品5箱，其中包括善本古籍163种，文物556件。12月27日，他们从曲阜出发，经过铜阳、开封、郑州，在敌军的炮火中走过八天的路程，遭遇三次大型空袭，终于在1938年1月3日，惊险地抵达汉口。他们带着图书文物在汉口停留了十几天，因敌机时常空袭，他们大多躲在室内。

（三）又迁四川万县

屈万里等人刚到汉口不久，日军敌机时常轰炸市区，书物留在汉口亦不安全，亟须西迁，但战时交通工具匮乏，正在王献唐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接到了山东大学校长林济青的聘书。原来此前山东大学奉教育部令迁至汉口办学，正好山东大学迫于形势，此时也需要继续西迁至四川万县，于是王献唐趁此机会接受了聘任，他随身携带的图书文物亦可随山东大学迁至四川万县。这个决定可谓两全其美，既解决了战时经费短缺的困难，又能将馆中文物妥善安置。1938年1月19日将5箱书物交由运输公司托运到万县，随后他们三人乘船逆江而上，2月4日抵达万县，居住在一山中民房里。他们在此停留至10月底。

（四）后迁四川乐山

由于经费紧张，山东大学在万县复学不久就被教育部要求停办。王献唐托人向教育部请求将书物移至乐山，乐山有武汉大学在办学。在得到教育部的批复后，1938年10月底，他们搭乘轮船，经过重庆、江津、合江、泸县，于11月24日到达乐山。历时一年零一个月，“飘流”七千余里，终于达到远离战火的四川乐山大佛寺。这是唐代开元年间开凿建造的佛像，高71米，宽24米，由于它披上了宗教神圣的外衣，因而具有天然的隐蔽作用。屈万里和李义贵选择了大佛寺后面一处隐蔽、干燥、向阳的岩洞保存书物。1939年5月11日，迫于生计，屈万里离开乐山，到南京中央图书馆任职，留下李义贵一人守书。而《载书飘流记》一文所记事件亦到此结束。之后，李义贵守护图书文物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山东。1937年10月运到曲阜的26箱图书文物，于1947年6月运往南京保存，1949年12月，运回山东。1938年11月运到乐山的5箱书物，于1950年12月运回山东。至此，1937年10月从山东省图书馆运出的31箱图书文物完璧归赵，回到山东，保存在山东省图书馆和山东省博物馆。

三、书物南迁成功的原因分析

（一）王献唐馆长的科学决断

日军全面侵华之后，济南陷入危机，山东省教育厅曾建议王献唐搬到故宫博物院在南京的保存所，但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大敌当前，国民政府当局无暇顾及图书文物，王献唐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依靠自身努力，方能挽救本馆图书。经与省教育厅商议后，决定将图书文物暂且搬迁到曲阜奉祀官府。这是因为王献唐认为在曲阜有多个好友愿意帮忙，更重要的是曲阜是孔子的故乡。邢蓝田、彭辑五以及彭辑五之弟等人，他们都是王献唐的好友，在搬运图书过程中多次给予支持。曲阜为孔子故里，日本人崇儒尊孔，不敢对孔子故里乱来。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抗战胜利后，孔德成回到曲阜，他看到了这样一幕：日本军队刚进曲阜城，第一件事就是在孔府的绿板上张贴布告，“尊重保护圣裔住宅、日本军人禁止入内”，日本人看到布告后不敢进去，他们向布告鞠个躬后悄悄离开。[可见日本人对孔子故里十分敬畏，不敢造次。王馆长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使他做出了最英明的决定，留存在曲阜的26箱书物得以完好地保存。1947年6月，曲阜的书物运送至南京，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运回山东。

（二）王献唐、屈万里等人誓死护书的决心

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王馆长找屈万里商量护书南迁之事，向屈万里征求意见时谈到，本馆为齐鲁文献所荟萃，如被战火毁灭，将无法向齐鲁父老交代，希望此等重要之事，屈万里能够与王共担。屈万里听后，极力支持王馆长的决定，他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向王馆长慨然请行。工友李义贵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踏实、忠诚、坚忍，是王献唐相中的理想的护书人，李义贵不负众望，整整十三年一直清苦地守护着这批书。2009年，李义贵之女李连英曾经整理过他父亲的一篇自述，讲述了他护书南迁的艰辛历程：刚刚来到四川时，还能定期收到王馆长寄来的工资，但随着后来战乱的加剧，王馆长与他失去了联系，李义贵唯一的生活来源中断了。迫于生计，李义贵只能去江边做搬运、担沙扛石，给人帮工，摆地摊、卖水果，以微薄的收入借以糊口，这样熬过了十三个年头。[正是由于他们无怨无悔的守护，这批宝贵的文物才得以传承至今。

（三）社会各界人士的无私援助

在日记中，屈万里真实地记录了社会各界对图书文物迁移的帮助和关心，无形中组建了一条文化救国的统一战线。1937年冬天，文物南迁汉口的时候，济南市财政局局长邢仲采曾给予大力支持，《载书飘流记》王献唐批注云：“余由泲赴曲时，从文安邢仲采兄借四百元，得分配馆中同人日后生活费用。及至此时，书由曲阜运滋阳登车，亦费周张。仲采适还曲，又借其汽车运之。在患难中助我，我不能忘也。”可以看出邢仲采在竭力设法资助王献唐，一是借三百元公款接济馆中同人，二是私人筹措若干给王献唐旅途之用。1937年12月10日邢仲采给王献唐写信，劝告王馆长珍贵图书文物不宜留在济南，并且主动提出可以借载重汽车给他们搬书。当然，王献唐之所以将图书大规模运往曲阜保存，最重要的原因是曲阜奉祀官府的孔德成乐意帮忙。孔德成是孔子的后裔，为第七十七代传人，1936年被国民政府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年仅十七岁的孔德成性格温文儒雅，但他深明民族大义，毅然不顾个人安危，慷慨相助。可见孔德成对山东省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极力支持。在物价高涨、物资匮乏的年代，邢仲采借钱、借汽车支持王献唐搬运书籍，还免费出借曲阜的房屋给守书人住，可谓是及时雨。另外，《载书飘流记》中多次提到书商彭辑五，彭是当时济南市聚文斋书店经理，此人性情恭谨，用车之事大多是与他商量，因为彭在曲阜居住时间长，熟悉本地情况。以上为图书搬迁做出贡献的人物，他们来自社会各界，不求回报，都在无私地支援着山东省图书馆的文物迁移事业，无形中组建了一条敌后的爱国统一战线，在无声地抵抗着日军的文化侵略。

四、《载书飘流记》的史料价值

虽然民国时期离现在不算太远，不过由于社会动荡、外敌入侵，再加上“文革”时期抄家焚书，很多重要的历史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尤其是那些学者亲自撰写的日记手稿能保存到今天，实属不易。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面前，也许搬运图书馆藏的古籍文物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它对于民族文化的存续、中华文化的传承，则具有不可比拟的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屈万里战时搬运书籍的日记《载书飘流记》也就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载书飘流记》是重要的中国图书馆史史料

抗战时期为保护中华文脉的事例有很多，但是能用日记体的形式将书籍搬迁过程记录下来的为数不多。目前学界公布的有三位学者完整地记述了抗战时期古籍抢救保护的相关日记，一是陈训慈的《运书日记》，二是郑振铎所撰写的《劫中得书记》，再就是屈万里的《载书飘流记》了。他们的记录能让我们了解到烽火峥嵘的岁月里，爱国知识分子为保护中华瑰宝所做出的努力，南迁前前后后发生的故事。这段南迁往事的记载，为中国图书馆史留下了重要史料。《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对此给以高度评价，屈万里一生视书籍为生命，为我国图书的保存、整理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尤其对善本古籍的维护与考订，作出了卓越贡献，《载书飘流记》堪称中国图书馆史上的重要文献。

（二）《载书飘流记》也是重要的抗日战争史料

屈万里是日军侵华的亲历者之一，文章记述了他亲眼所见日军轰炸的真实情况，这些史料是日本侵华的罪证之一。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在抗战的后方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华民族各阶层的爱国知识分子也和抗战前线的战士一样，他们在后方建立起了一条“文化抗战”的统一战线，各行各业军民齐心协力共护古籍迁移，与掠夺中华古籍文物的日本军国主义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时，在文中作者对国民党当局不作为、焦土抗战政策也提出了批判。

（三）王献唐、屈万里不畏牺牲的精神激励后人

屈万里等人于烽火战乱中“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其功劳应该被铭记。书中记录的爱国学者维护中华文化的决心与意志，是激励后人的榜样。文中除了记录搬运书物的历程，也有屈万里与王献唐之间的学术讨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废学”的学术精神值得歌颂。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能够在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的环境下，保持沉静的心灵和独立的思考，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爱护中华文脉的决心和誓死保存文化火种的坚强的意志。这种在困境之中的品质，无疑是一本无声的教科书，激励后人坚定不移地守护中华命脉、传承中华文化。历史不应该被忘记，这段中国近代史上苦难而又彰显民族精神的历史，应当被铭记！

五、“载书飘流”的历史贡献

（一）保存了珍贵的善本古籍

抗战时期，山东省图书馆着手运出的图书文物，有许多珍贵的善本古籍，共计438种2659册，包括宋元刻本55种，明刻本95种，清刻本5种。非常珍贵的版本如宋代赵节斋刊本《通鉴纪事本末》、宋代赣州州学刻本《文选》、元代益友书堂刊本《范德机诗集》等。20世纪七十年代全国组织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以上古籍都被收录。齐鲁书社1981年开始出版的《山左名贤遗书》，以及2007年山东省政府特批重大项目《山东文献集成》的编纂，很多内容都来自山东省图书馆保存下来的文献。可见，山东省图书馆为保护齐鲁文脉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华文明的火种也借此突破时空的限制，在全社会扩散开来。

（二）保存了名贵的中华文物

除善本古籍之外，还有许多贵重的文物3000余件。书画名作如郑板桥的行书堂幅、刘石庵的小楷五福颂、王渔洋的行书堂、挥南田的山水画、高南阜的右手书画屏、查集的堂山水画陈眉公的墨梅等。还有一些罕见的金石器物，包括甲骨、陶瓷、玉器、铜器等。王献唐、屈万里以文化人的使命，带着这些笨重的物品，坐过火车、乘过轮船、坐过汽车、挑过山路，最终使这批文物在抗战的大后方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这些文物，承载着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图书馆人用生命守护着国宝的安危，他们的整个生命就是为了文物的完整。后来日军的侵略事实证明，王献唐、屈万里转移古籍文物的行动是有远见有成效的。抗战胜利后，1947年罗复唐先生任山东省图书馆代馆长，他深刻地总结了战时的损失，1937年济南沦陷后，图书馆遭到毁灭性破坏，除王馆长转移一部分图书文物保存在曲阜和四川乐山之外，其余则全部化为灰烬。可见，转移古籍文物是多么及时且必要。

（三）支持了文化抗战的爱国统一战线

王献唐、屈万里等人以他们爱书护书的热情和甘于奉献的精神，联合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在抗战烽火之下，组建了一条无形的爱国知识分子统一战线，在抗战的大后方与敌人周旋，取得了中华文脉保卫战的胜利。他们身上强烈的使命意识，把图书文物看作中华民族的命脉，以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为己任，致力于图书文物的抢救和保护。这条抗战后方的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救国模式，鼓舞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斗志，见证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也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