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克俭 李靖新弘

国内部分学者否认存在“苏联马克思学”，只承认存在“苏联马克思研究”。即便是那些肯定“苏联马克思学”的国内学者，也大多从梁赞诺夫(Д. Б. Рязанов)“马克思研究”(Marxforschung)一词的用法出发。(1)参见王东、赵玉兰：《“马克思学”一词源流的新发现》，《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该文提到了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和марксология，但未对此加以区分。据考证，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俄国就出现了“马克思学”(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一词。在俄语中，表示“学”的后缀有许多(ология、оведение、стика等)。例如，法学(правоведение)的后缀是оведение，政治学(политология)的后缀是ология，语言学(лингвистика)的后缀是стика。苏联学者往往用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表示他们认可的马克思学，而用марксология表示他们反对的“马克思学”，尤其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буржуазная марксология)。

苏联马克思学包括马克思文献学和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两大部分。凭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MEGA，苏联马克思学的文献学成果已经惠及全球，并获得国际承认。中国学者也大多从文献学角度评价苏联的马克思研究成果。与之相比，苏联马克思学者的原创性解读却长期位于中国学者的视域之外，其价值被严重低估。本文着重考察苏联马克思学对马克思文本的思想解读成果，并且基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角来审视苏联马克思学的思想遗产，首先聚焦苏联马克思学的《资本论》哲学研究，接着讨论苏联马克思学在当代西方《资本论》研究中的影响，最后着重剖析苏联马克思学对唯物史观的新解读，讨论苏联马克思学遗产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价值。

一、苏联马克思学的《资本论》哲学研究

19世纪末以来，《资本论》往往被视作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对象，东西方学界的《资本论》研究也基本是经济学进路的解读。例如，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的《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1896)、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对庞巴维克的反击、卢森贝(Д. И. Розенберг)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研究，都是经济学视域中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学家鲁宾(И.И. Рубин)率先在经济学语境中展开《资本论》的哲学研究，帕舒卡尼斯(Е. Б. Пашуканис)、拉祖莫夫斯基(И. П. Разумовский)等则在法学语境中讨论了《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然而，随着鲁宾退出历史舞台，苏联马克思学的《资本论》哲学研究陷入一个相对停滞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来，罗森塔尔(М. М. Розенталь)、季诺维也夫(А. А. Зиновьев)、伊里因科夫(Э. В. Ильенков，也译作“伊林柯夫”“伊林科夫”等)、瓦久林(В. А. Вазюлин)等人把目光再度转向《资本论》中的辩证法，苏联马克思学的《资本论》哲学研究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一)20世纪20年代围绕“价值理论”的研究

受梁赞诺夫之托，鲁宾1919年开始翻译梅林(Franz Mehring)编辑的《马恩遗著》第3卷和相关书信。1922年，梁赞诺夫又把鲁宾吸纳到《马恩全集》俄文第一版的编译团队。正是在梁赞诺夫的支持下，鲁宾得以在1926—1930年间出任苏联马恩研究院政治经济所负责人，编译《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未刊手稿，并且重译《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等经典著作。20世纪20年代，鲁宾产出了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Очерки по теории стоимости Маркса)就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经过三年多的酝酿和写作，鲁宾在1923年正式出版这一代表作。此后，在短短的几年内，鲁宾克服诸多困难，分别于1924年、1928年、1929—1930年四次再版这一著作(2)各版本间均有差异，详细情况参见日本学者竹永进(Susumu Takenaga)的文章(Такенага С. Исаак Рубин и спор о природе стоимости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20-х гг // И.И. Руб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М.И. Воейкова и Д.В. Мельника. М.: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ки РАН, 2017. C. 66-117)。1929年和1930年出版的均属于第四版，但仍有细微的技术性改动。。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第1版的篇幅不大，仅百余页。文集分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两部分，收入12篇文章。第1版出版后，苏联学者褒贬不一，但没有引发大范围的争论。莫特廖夫(В. Е. Мотылев)注意到鲁宾的“商品拜物教”研究，将其视作全书最具价值、最引人瞩目的部分(3)См.: Мотылев В. Е. [Рецензия] И.И. Рубин. 《Очерки по теории стоимости Маркса》//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 № 4-5. 1923. С. 296.，但科恩(А. Ф. Кон)等人对鲁宾的研究却不以为然。此时，苏联学者还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到“抽象劳动”“社会劳动”等核心问题，科恩也仅仅只是从“价值”的角度批判鲁宾。1924年，《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第2版出版，鲁宾增加了7章正文(即第2版中的第3、4、8、13、15、17、18章)，补充了一份附录(“马克思的术语”)。从第2版开始，《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的结构大致确定下来，即正文(2部分19章)加附录的结构。鲁宾没有在第2版中修改他关于“抽象劳动”的观点(第12、14章)，但新版本问世后却引来大量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接连发表多篇批判鲁宾的文章，沃兹涅先斯基(А. А.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4)См.: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А. А. К вопросу о понимании категории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труда //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 № 12. 1925. С. 119-142.、达什科夫斯基(И. Дашковский)(5)См.: Дашковский И. К. Абстрактный труд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категории Маркса //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 № 6. 1926. С. 196-219.等人纷纷把矛头指向鲁宾的“抽象劳动”阐释。沙布斯(С. С. Шабс)更是出版专著批判鲁宾，专门讨论马克思经济体系中的社会劳动问题。(6)См.: Шабс С. С. Проблем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труда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е Маркса: Критика “Очерков по теории стоимости Маркса” И. Рубина. Москва: Гос. изд-во, 1928.

此后，苏联学界围绕“抽象劳动”等问题展开大量的学术争论。为了澄清自己的观点，鲁宾全面修订、出版了《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第3版。鲁宾对“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部分的修改较少，仅仅在第3章中增加了“物的人格化”(персонификация вещей)的分析。鉴于学界的批判主要围绕价值理论学说(特别是“抽象劳动”问题)，鲁宾着重修改了文集第2部分第8—14章(尤其是第12、14章)。他实质性地重写了第12章的内容，并且将该章的标题从第2版的“价值和交换价值(价值内容和价值形式)”修改为“价值内容和价值形式”。鉴于科恩和沙布斯等人都认为鲁宾的“抽象劳动”缺少生理学基础，鲁宾在“抽象劳动”(第14章)中增补了对生理劳动、抽象劳动与交换、定量劳动等问题的想法。考虑到狭义价值理论的范围和界限问题，鲁宾删去第14章对劳动能力概念的分析，准备日后再展开详细讨论。相应地，鲁宾修订了“商品平等与劳动平等”(第11章)和“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本特征”(第8章)中的内容，纠正了第2版第208页中的一处错误说法，删去了关于“价值可能由流通领域中的劳动形成”的说法。此外，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著作的结构，鲁宾还在第8章的末尾新增了部分文字，着重介绍著作第二部分的结构，揭示后续各章之间的内部关系。在其他章节中，鲁宾也修改了部分表述，使其著作更加清晰、准确，避免读者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例如“交换优先于生产”这种错误的说法。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澄清自己的观点，鲁宾还在第三版中新增了第2个附录。(7)第2版增加了第一个附录“马克思的术语”。附录二是对达什科夫斯基、沙布斯和科恩等批判者的回应。1929年，鲁宾又在第4版中增加了一个长达60页的附录三，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物质—技术生产过程及其社会形式”“古典作家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物化和未物化的人的生产关系”“辩证方法”等六个方面全面回应别索诺夫(С. Бессонов)的批判。

由此可见，鲁宾与批判者的论战主要集中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以鲁宾的论著为坐标，苏联学界在20世纪20年代深入探讨了“抽象劳动”“社会劳动”“价值本质”等问题。尽管学者们持有不同观点，但直到1929年底，围绕鲁宾的论战仍然是学术性的探讨。在论战中，鲁宾对自己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修正，对《资本论》第1章的理论结构进行了新的阐释。在鲁宾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质生产过程中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是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经济范畴不过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理论抽象。具体劳动在交换过程中转化为抽象劳动，进而演变为社会劳动。恰恰是在交换过程中，物被“人格化”，并且反过来影响了生产者。因此，商品生产者之间的联系不在于生产过程本身，而在于交换行为。可见，鲁宾已经从《资本论》中读出了马克思的社会哲学，从物的关系中洞悉了人的社会关系，并且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人的关系必然表现为一种物的关系。不过，在再版过程中，鲁宾也软化了自己的观点，不再绝对地强调“抽象劳动由交换创造”，不再将“生产”和“交换”视作相互独立的过程。苏联哲学家格里戈里·德波林(Гр. А. Деборин)高度赞扬鲁宾的新版本，认为鲁宾推进了价值理论的研究，但也隐隐担心鲁宾将马克思的方法定性为“社会学的”(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方法有可能招致不必要的麻烦。(8)См.: Деборин Гр. И.И. Рубин. Очерки по теории стоимости Маркса //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 № 11. 1928. С. 207-212.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学界普遍将“社会学”(социология)视作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科学，批判这种“社会学”把“社会关系”与“直接生产过程”完全分离开来。格里戈里·德波林在书评中为鲁宾的观点作了辩护，认为他只是用词不当，因为鲁宾在其他文章中已经表明马克思的方法不仅是辩证的而且是唯物的。遗憾的是，格里戈里·德波林一语成谶，科恩等人稍后的批判恰恰以此为突破口，并且逐渐给鲁宾贴上“唯心主义者”“反革命”的标签。事实上，除了极少数的研究者之外，鲁宾同时代的苏联学者还没有看到价值形式研究具有的学术价值，更没有关注到“商品拜物教”的哲学意蕴。尽管卢卡奇(Georg Lukács)的“商品拜物教”研究早在1923年就被译介到了苏联，但苏联学者此时还没有预感到国际马克思研究领域即将出现一场理论革命，也没有意识到鲁宾“商品拜物教”研究的价值。

鉴于卢卡奇的拜物教研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我们还需要从内容出发考察卢卡奇与鲁宾的拜物教研究之间的关系。(9)卢卡奇与鲁宾的拜物教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参见王校楠：《异化、拜物教、物化与异价值形式——基于20世纪20年代两种〈资本论〉解读路径的概念考察》，《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换言之，两者的研究是相互独立的吗？他们是否受到对方的影响？卢卡奇著名的物化理论出自《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章，该章写于1922年。卢卡奇关于物化问题的探讨是从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出发的(10)严格来说，卢卡奇是从《资本论》第1卷第4版出发的。然而，《资本论》第1卷第1版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与此后版本所在位置有所不同。从第2版开始，“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独立成节(即“商品”章的第4节)。与卢卡奇不同，鲁宾已注意到版本的差异，并且从版本的角度引申出一些思想解读。，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具有韦伯新康德主义的痕迹，特别是关于合理化的思想。换句话说，卢卡奇即使不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出发，仍然不影响其物化理论，商品拜物教理论只是卢卡奇阐发其物化理论的由头。与之不同，鲁宾从经济学视角切入并关注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思想的价值。在学术谱系上，他对商品拜物教的研究继承了希法亭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借助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资源(从社会性和历史性角度出发解读马克思的经济学)，鲁宾实质性地挑战了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联)经济学界盛行的《资本论》解释。例如，司徒卢威(П. Б. Струве)在《资本论》俄译本(1899)前言中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视作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毫无关系的一种历史赘述，而波格丹诺夫(А. А. Богданов)和斯捷潘诺夫(И.И. Степанов)的《政治经济学教程》(Курс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则取消了商品拜物教与价值概念之间的联系，仅仅将其看做阶级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鲁宾的研究是对上述流行解释的理论反拨。

卢卡奇和鲁宾从两个方向出发会师于“商品拜物教”：鲁宾从政治经济学内部出发，顺着希法亭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分析，破除了第二国际和苏联学界对《资本论》的解释，其着力点是商品经济生产关系的一般理论；卢卡奇从政治经济学外部(社会哲学)出发，借助黑格尔的哲学和韦伯的新康德主义，激活了《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的理论价值。他们都把商品拜物教与社会关系范畴紧密地联系起来。卢卡奇通过《资本论》解读出“物化”思想，鲁宾在分析商品拜物教时也意识到，在商品经济的结构中，人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表现为物的形式。

基于以上理由，可以说卢卡奇的商品拜物教研究独立于鲁宾的研究，但不能排除卢卡奇通过梁赞诺夫受到苏俄学者(特别是鲁宾)影响的可能性。1923年，《历史与阶级意识》甫一出版，卢卡奇就在莫斯科的《社会主义科学院通报》1923年第4—6期连载了经其首肯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俄译文。(11)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俄译文分3期连载。(Лгукач Г. Материализация и пролетарское сознание // Вестник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 4. 1923. C. 186-222; № 5. 1923. C. 74-120; № 6. 1923. C. 116-185.)卢卡奇的这一举动很可能就是为了回馈鲁宾的“拜物教研究”，试图与鲁宾进行学术互动。然而，由于鲁宾的拜物教研究思路和理论旨趣都与卢卡奇的研究相去甚远，所以鲁宾在再版时仍然没有提及卢卡奇，而是集中回应苏联内部的批判。近年来，俄罗斯学者也倾向于认为鲁宾的研究完全独立于卢卡奇。(12)См.: Мареев С. 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Лукач-Выготский-Ильенков. М.: 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2008. C. 103.

鲁宾在修订再版《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期间，还写作了与之相关的《马克思货币理论文集》(Очерки по теории денег Маркса)。(13)鲁宾的《马克思货币理论文集》是在他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的过程中形成的，写于1923—1928年间，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在写作时间上有断裂，第一部分始于1923年，1923年3月至1924年中某个时间点上中断，第二部分写于1926年底至1928年初。就写作动机而言，第二部分的写作与《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第3版的修订工作密切相关。鲁宾生前没有出版这一手稿。1991年初，鲁宾的两个侄子才将这份手稿捐赠给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即现在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4)См.: Васина Л. Л. И.И. Рубин-возвращение из забвения // И.И. Руб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C. 18.然而，在苏联解体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学者大多不愿意再触碰与马克思有关的作品，鲁宾未刊手稿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自然也举步维艰。在MEGA2俄罗斯团队负责人瓦西娜(Л. Л. Васина)的不懈努力下，直到2011年(鲁宾诞辰125周年)，鲁宾的《马克思货币理论文集》才在俄罗斯正式刊出。事实上，这一手稿是《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的姊妹篇，与之具有紧密的亲缘性关系。在手稿开篇，鲁宾就写道：“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与他的价值理论紧密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一联系比马克思经济体系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15)Рубин И.И. Очерки по теории денег Маркса // Истоки.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ая сред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знания. М.: Изд. дом ВШЭ, 2011. С. 501.根据原始手稿修改情况可知，鲁宾最初写定的标题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Теория стоимости и теория денег Маркса)，之后扩写时才拟定了新标题，即“马克思货币理论文集”。

《马克思货币理论文集》手稿共八章，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5章)讨论“一般货币理论”，强调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之间的整体性；第二部分(第6-8章)考察货币的基本职能。尽管鲁宾的写作顺序与《资本论》第1章的结构类似，但他没有简单地复述马克思的词句，而是在逻辑上重构了马克思的论证。鲁宾的问题意识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在货币经济的预设之上？(16)См.: Там же. С. 502.

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1卷开头部分的内容，鲁宾在文集的第一部分重构了“价值”与“货币”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接受“货币与商品之间具有基本同一性”这一大前提的情况下，鲁宾反推了马克思的逻辑：(1)想要解释“货币”这一具体现象就必须将其还原为均等化的商品，进而探讨商品的等式(价值形式)；(2)想要建立价值形式，就必须将商品还原为均等化的社会劳动(价值内容)；(3)想要理解价值内容，就必须在交换流通中把握抽象劳动。因此，当马克思从“价值理论”转向“货币理论”时，他就必须经历三个环环相扣的阶段，即“1)价值或商品的理论；2)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理论；3)货币理论本身”(17)Там же. С. 515.。在第一阶段，作为价值内容的社会劳动抽象为价值形式；在第二阶段，商品在价值形式中建构关系，商品转化为货币；在第三阶段，货币被视作最终的结果。尽管货币可以还原为价值，但货币理论不能还原为价值理论。在鲁宾看来，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研究的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价值理论研究的是商品换商品的过程(W—G—W)，而货币理论讨论的是为什么商品换商品必然“以商品换货币和货币换商品的形式(W—G和G—W)”(18)Там же. С. 502.出现。可见，在逻辑上，货币理论不仅是价值理论的产物，而且是建构价值理论的关键一环。“价值形式”联结了“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

在确立了“货币理论”的逻辑合法性之后，鲁宾在第二部分讨论了货币的三种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货币贮藏”。在这一部分，鲁宾的目的并不是转述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章的内容，而是在批判考茨基(Karl Kautsky)、希法亭等人观点的同时，重新阐释马克思对货币职能的理解。在讨论货币职能的时候，鲁宾从分析“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种职能之间的关系入手。就这一问题而言，马克思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如果不认真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甚至会觉得马克思在不同段落的论述相互矛盾。基于《资本论》第1卷第2章“交换过程”的文本，鲁宾厘清了“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关系。在鲁宾看来，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个职能“都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前提”(19)Рубин И.И. Очерки по теории денег Маркса. С.596.，马克思没有从一种职能推导出另一种职能，而是从交换过程和商品所有者的关系中同时推出这两种职能，它们都反应了“商品交换的社会总过程”(20)Там же. С. 559.。

在分析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个职能之后，鲁宾转向货币的贮藏职能。他意识到，“贮藏”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贵金属成为货币之前，人们就会将其作为特定的奢侈品贮藏起来，但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贮藏具有不同目的。鲁宾从“社会权力”的角度谈论古代社会的贮藏，但强调在发达的商品社会中，货币贮藏是“商品流通的正常、持续和必要的功能之一”(21)Там же. С. 598.。在他看来，现代社会中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交替扮演买者和卖者两个角色，但他们必须保留一部分通过销售而获得的货币，而不是将其全部都释放到流通领域。正如鲁宾在分析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区别时指出的，W—G—W的过程必然会拆分成W—G和G—W两个有机的过程。因此，鲁宾认为，为了确保日后的再生产和消费，发达商品社会中的个体也会保留一部分货币在手中，W—G中得到的部分货币会暂时退出流通领域，以贮藏的形式保存起来。

鲁宾的解释能自圆其说，但偏离了马克思“货币贮藏”(Schatzbildung)的真正含义，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货币贮藏本身并无任何内在的界限，并无任何限度，它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6页。。在分析完货币贮藏职能后，鲁宾的手稿戛然而止，没有继续分析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这种不完整性或许与手稿的未完成性有关，也可能是鲁宾有意把马克思的货币理论限制在前三种职能之中，因为它们真正地展示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

鲁宾的《资本论》哲学研究在苏联学界掀起波澜，引起激烈的论战。20世纪20年代末，原先带有学术探讨性质的论战逐渐演变为政治批斗，鲁宾被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23)См.: Васина Л. Л. И.И. Рубин-возвращение из забвения. C. 39.自鲁宾在学术舞台上被迫消失之后，苏联部分学者就有意识地与其割席，甚至把鲁宾的思想称为“反革命的鲁宾习气”(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убинщина)(24)Мареев С. 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Лукач-Выготский-Ильенков. C. 103.。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30-40年代，苏联的《资本论》哲学研究进入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

(二)20世纪50年代以来围绕“逻辑与方法”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青年学者不满教条化的课本，他们以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理论突破口，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号下重启《资本论》的哲学研究。与20世纪20年代聚焦“价值理论”的讨论不同，苏联新一代学者把目光转向了《资本论》的逻辑与方法。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末，在鲁宾和列宁的影响下，库什尼(И. А. Кушин)就曾研究《资本论》的逻辑结构。1929年，库什尼在莫斯科出版了苏联学界第一部严肃讨论《资本论》结构的著作——《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结构》。(25)Кушин И.А.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е строение Капитала К. Маркса.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9.尽管库什尼的著作篇幅不长，但却是苏联学者首次从辩证法出发重构《资本论》中的概念。库什尼从“商品”概念出发推演《资本论》三卷中所有的范畴，认为经济范畴的发展就是从量到质、从质到量的过渡。值得注意的是，库什尼还在著作第2章专门考察了逻辑进程和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的外部巧合无法掩盖内部的差异。毫无疑问，在《资本论》研究史中，库什尼的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一次从方法论的角度剖析了《资本论》中的辩证结构。然而，正如鲁宾在为其写作的序言中所言，库什尼的许多命题仍然过于武断，没有澄清《资本论》辩证结构中真正的等价物，也没有说明诸范畴为什么能够实现过渡。库什尼也知道这一不足，他此时的目的仅仅在于揭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内在辩证法，因此没有必要去证明这种辩证法的出发点，也没有计划去论证这种结构的科学性。按照库什尼的构想，这一著作仅仅只是他《经济科学导论》(Введение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науку)的一部分。遗憾的是，在鲁宾被迫退出学术舞台后，库什尼无法按照既定的计划推进研究，其他学者也没能站在库什尼的肩膀上推进《资本论》的哲学研究。

直到20世纪50年，苏联新一代研究者才重拾《资本论》，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号下研究《资本论》中的逻辑与方法。由于历史原因，库什尼的研究成果此时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新一代学者几乎是在全新的地基上重启研究。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两位年轻学生开启了苏联马克思学《资本论》哲学研究的新阶段。

1953年9月，伊里因科夫通过副博士论文答辩。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唯物辩证法的几个问题》中，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材料，尤其是“导言”部分的内容。伊里因科夫对科学理论和经验现实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冲击了列宁的哲学观点。他新颖的观点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次年9月，季诺维也夫也凭借《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文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季诺维也夫的答辩吸引了众多哲学系的师生，他的影响力丝毫不逊于伊里因科夫。然而，与伊里因科夫继承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研究进路不同，季诺维也夫采纳了20世纪分析哲学的路子，重点考察《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在答辩之前，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对季诺维也夫的论文争议很大，每个人都能看到作品中的创新点，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新颖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季诺维也夫比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更早地把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此外，他的副博士论文还为“莫斯科方法论小组”(Московский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ружок)奠定了学术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青年学生的刺激下，罗森塔尔也涉足《资本论》研究，并且很快就出版了官方认可的著作《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1955)。1967年，罗森塔尔还再版了这一著作，进一步证明列宁哲学的正确性。

与罗森塔尔不同，季诺维也夫和伊里因科夫的副博士论文都迟迟没有出版。1955年，季诺维也夫和伊里因科夫离开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双双进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伊里因科夫继续深入研究《资本论》中的唯物辩证法问题，而季诺维也夫很快就告别了马克思学，转向符号逻辑研究。在副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伊里因科夫在1956年完成了代表作《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Диалектика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и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в науч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мышлении)。然而，由于这一著作偏离了苏联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时任所长费多谢耶夫(П. Н. Федосеéев)下令阻止该书的出版。经过长达两年的协商和专家鉴定(十多份鉴定书)，伊里因科夫的著作获得出版的可能，1958年完成了清样工作，但最终仍胎死腹中。直到1960年，经过大量的删改和审查，伊里因科夫的这一著作终于正式出版，书名修改为《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此书一经出版就引发广泛的国际关注，伊里因科夫的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直到1997年，伊里因科夫的《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26)Ильенков Э. В. Диалектика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и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в науч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мышлении. 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7.才在莫斯科首次完整出版，而季诺维也夫的副博士论文更是直到2002年才在莫斯科出版(27)Зиновьев А. А. Восхождение от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к конкретному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Капитала К.Маркса). М.: ИФ РАН, 2002.。

在了解苏联学界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阐释的过程中，国内学界也引进了罗森塔尔、伊里因科夫等人的《资本论》研究成果。1957年，罗森塔尔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中译本就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20世纪80-90年代，伊里因科夫1960年出版的俄文著作《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相继出现了2个独立的中译本，即郭铁民译本(198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和孙开焕译本(1992年，山东人民出版社)。遗憾的是，即便是这两本著作，国内学者对它们的了解也不完整。

一方面，很少有国内学者知道罗森塔尔在1967年全面修订再版了他的著作，文本内容发生了极大变化。罗森塔尔本人都把修订本视作一本“新书”。与第1版的目标相同，第2版的目标也在于澄清《资本论》辩证法的主要方面和要素。然而，第二版不再仅仅从客观辩证法的角度讨论《资本论》，而是把全书分为两个相互补充的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致力于“客观的”辩证法以及它们在辩证范畴和规律中的再现，第二部分则关注一种“主观的”辩证法，即“思维运动的辩证法及其走向客观真理的形式”。(28)Подробнее см.: Розенталь М. М. Диалектика “Капитала” К. Маркса. Изд. 2-е доп. и переработ. М.: Мысль, 1967.1967年，罗森塔尔已经注意到《资本论》辩证法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甚至在第一部分的末尾谈论到了《资本论》中的“异化”范畴以及“异化与社会主义”。值得一提的是，罗森塔尔在第二部分第8-9章详细讨论了“抽象”“抽象的东西”“具体的东西”以及“从抽象东西上升到具体东西的道路”。尽管第1版第7—8章也谈论过“科学抽象”和“认识中的抽象和具体”，但第2版的讨论明显更加全面和系统。罗森塔尔的这一修改可以看作是他对伊里因科夫的回应，他本人也在序言中专门提到了伊里因科夫的著作。与此同时，这种修改也体现了伊里因科夫对罗森塔尔的影响，伊里因科夫在话题上刺激了罗森塔尔的研究。遗憾的是，罗森塔尔的著作仅仅呈现了两种辩证法，没有把辩证方法(即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方法)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也没有重构《资本论》自身的逻辑结构。

另一方面，伊里因科夫1960年正式出版的俄文著作是经过审查和删改的，中文读者尚未见到伊里因科夫原著的理论旨趣和思想脉络。如果我们把《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1958年清样)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1960)对比阅读，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两本书。按照伊里因科夫原来的构想，他的著作分为两大部分，即“具体与抽象的范畴作为辩证逻辑的范畴”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辩证法相一致的逻辑形式”，每一部分又包含相互联系的三章。然而，在1960年正式出版的版本中，第一部分的前两章内容几乎被完全删除，第二部分则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在1958年清样的第1章中，伊里因科夫对“具体”概念有更加深入的探讨。他不仅从经验论和唯理论两个角度分析了“具体”一词的内涵和历史命运，还讨论了德国古典哲学(康德、黑格尔)中的“具体”。此时，为了更好地说明“具体”的内涵，伊里因科夫还专门设置章节讨论了意识、感知、理性和知性等哲学概念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在结构和内容上，第1章更像是专业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而非马克思研究。毫无疑问，在伊里因科夫看来，马克思的思想根植于德国古典哲学，这类背景性分析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然而，苏联审稿人把这种背景性研究视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偏离。鉴于审稿人的质疑和否定，伊里因科夫不得不删去这些哲学史的内容，直接呈现马克思的观点。同样，为了能够顺利出版著作，伊里因科夫删除了第2章中论述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的片段，亦不再保留第2章的标题“思维的抽象——概念”。正是因为伊里因科夫把经过大量删改的第1章和第2章合并为了1章，所以1960年的著作从“两部分六大章”的结构变成五章。尽管第3—6章的章节标题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但其正文内容却有巨大变化。

与伊里因科夫不同，由于季诺维也夫转向纯逻辑的研究，他不着急出版自己的博士论文。直到2002年，在俄罗斯学者的强烈呼吁和恳求之下，80岁高龄的季诺维也夫才将其博士论文送交出版社。事实上，季诺维也夫的做法有利有弊。一方面，他的著作没有被篡改，时隔半个世纪后才原封不动地出版。20世纪下半叶，在季诺维也夫的博士论文未出版的情况下，读者想要阅读或引用他的论文，就只能前往学校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保全了他的观点。倘若他当年执着于出版，或许也会被要求大量删改不合时宜的文风。另一方面，季诺维也夫的做法限制了他的影响力。季诺维也夫没有获得伊里因科夫那样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倘若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能更早地看到季诺维也夫的著作，他们可能会产生别样的理论共鸣，甚至会对苏联马克思学产生崇拜之情。

从行文风格来看，季诺维也夫的论文带有明显的分析哲学味道。第1章确定了分析的原则以及“上升”的普遍特征，还审视了李嘉图和黑格尔方法的不足。季诺维也夫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内部，存在诸多相互分离又相互作用的孤立元素。在季诺维也夫看来，想要理解这个整体，就必须按照一定的联系和顺序抽象出不同的角度和关系，进而越来越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个整体和各种现象。所谓“抽象”，就是研究某一面得到的概念；所谓“具体”，就是研究若干个侧面后得到的概念。可见，季诺维也夫从数量关系上建立了“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强调诸多“抽象”概念之间也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它们聚合在一起就能过渡到“具体”。这样，季诺维也夫赋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命题独特的含义，即人们在观察客体时用来解释现象的一种手段。“具体”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更加准确地描述现象的一种手段。

在第2—3章，季诺维也夫用近乎几何证明的方式讨论了“上升的简单要素”和“上升的主要方向”，给出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渡形式。这里，季诺维也夫的目的并不是详细地分析“上升”的各种可能性，而是为了说明诸“抽象”之间的联系也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因此，第2章的核心目标是澄清“上升”中最简单的要素，包括上升的起点、阶段和部分，第3章才重点考察上升的主要方向以及“抽象”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研究，季诺维也夫得出最终结论，强调《资本论》方法在实践中的价值。在他看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适用于分析一切有机的整体，而且在特殊情况下还能够发展为适用于其他科学的独立方法。

纵观苏联马克思学的发展史，伊里因科夫、季诺维也夫和罗森塔尔的三部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苏联马克思学内部，他们再度开启《资本论》哲学研究的大门。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学的《资本论》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那么20世纪50年代以降的研究则聚焦《资本论》的逻辑与方法。伊里因科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副博士论文在实质上共享了研究主题，都在处理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具体与抽象问题”。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伊里因科夫具体地讨论马克思的“具体”和“抽象”概念，而季诺维也夫重构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伊里因科夫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新黑格尔主义的特点，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季诺维也夫则更强调存在与思维之间的非同一性，认为逻辑顺序往往与历史顺序不一致。尽管伊里因科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具体的观点上针锋相对，但他们的《资本论》研究共同激发了苏联青年学生的兴趣，复兴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早期马克思学的热闹场面。

在伊里因科夫、季诺维也夫和罗森塔尔的影响下，苏联学界涌现了一批研究《资本论》逻辑和方法的著作。其中，季普欣(В. Н. Типухин)的《马克思〈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1958年副博士论文，1961年出版)、曼科夫斯基(Л. А. Маньковский)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逻辑范畴》(1962)、奥鲁杰夫(З. М. Оруджев)的《马克思与辩证逻辑》(1964)和《马克思〈资本论〉中辩证法、逻辑学与认识论的统一》(1968)、瓦久林的《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1968年第1版，2002年第2版)等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卡甘(А. М. Коган)等人还专门研究了马克思“六册计划”中的方法。

其中，季普欣和奥鲁杰夫的著作都涉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季普欣勾勒了《资本论》第1卷中的显性结构，即商品到资本的运动，并且论述了资本的抽象表达和本质。在他看来，资本的再现就是具体的整体的再现。与季普欣非常具体地讨论《资本论》的结构不同，奥鲁杰夫的研究更加关注辩证逻辑原理。在原理研究的背景下，奥鲁杰夫也涉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他把马克思的这一方法看作是思维形式的辩证法，是归纳与演绎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曼科夫斯基和瓦久林则没有停留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特殊的方法，而是试图在《资本论》的框架中尽可能系统地建构马克思的范畴体系。在确定了建构原则(第1章)之后，曼科夫斯基用11章的篇幅来讨论马克思经济体系中的诸多范畴，涉及物、质、量、关系、尺度、形式、表象、现实性、运动等范畴。尽管他的考察范围非常广泛，但他仍然没能在整体上搭建起一个成功的体系，只是触及了辩证法中的某几个方面，辩证逻辑的整体再现问题仍然没有被解决。在某种意义上，瓦久林借助黑格尔的《逻辑学》解决了这一问题，成功地建构了《资本论》的客观逻辑体系。尽管瓦久林的建构仍然有一些生硬，但他毕竟成功地把黑格尔的《逻辑学》移植到《资本论》。与阿瑟(Christopher J. Arthur)、莫斯利(Fred Moseley)等英美学者相比，瓦久林更早地把黑格尔《逻辑学》和马克思《资本论》融合在一起，开启了一种互文式解读。

综上所述，苏联马克思学的《资本论》哲学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与同时期的西方马克思学相比，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毫不逊色，甚至在材料、话题和方法上都全面领先西方学界。时至今日，苏联马克思学者对《资本论》的解读仍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近年来，俄罗斯学者也开始重拾鲁宾、伊里因科夫、季诺维也夫的研究。苏联马克思学者的成果非但没有在历史的车轮下委弃泥涂，反而迎来了新一轮的讨论。自鲁宾诞辰125周年的会议(2011)以来，鲁宾学(рубиноведение)在俄罗斯和西方世界蔚然成风。季诺维也夫的副博士论文在2021年甚至再度出版。伊里因科夫研究也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研究中的又一个热点。自1991年以来，俄语学界每年或每两年举办一次“伊里因科夫阅读”(Читая Ильенкова)论坛，持续挖掘伊里因科夫的思想遗产，至今已经产出了200多篇论文。

二、苏联马克思学对西方世界《资本论》研究的激活

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横空出世，《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立即译介到了苏联。尽管苏联《社会主义科学院通报》编辑部不认可卢卡奇的观点和立场，(29)期刊编辑在1923年第6期的脚注中声明：“编辑部认为卢卡奇先生的文章在某些地方是有争议的，其术语也不总是马克思主义的。”(Лгукач Г. Материализация и пролетарское сознание // Вестник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 6. 1923. С. 116.)但卢卡奇的文章仍然分三期完整地连载出来。与之相比，西方学界却错失了译介鲁宾《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的最佳时机。鲁宾的思想还没来得及被译介到西方世界(30)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学界关于价值本质的论战已被译介到日本。日本甚至编译出版了鲁宾及其批判者的文集。但受语言局限，日本人编辑的文集在日本之外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截至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界对鲁宾的了解都极其有限。，他的著作就已经被苏联当局查封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问世之后(1932)，人们对卢卡奇的物化思想肃然起敬，但西方学者此时已经很难再在苏联的学术研究中找到鲁宾的蛛丝马迹。

在哲学领域，鲁宾的价值形式研究为西方学者进一步研究马克思《资本论》提供了思想资源。德国“新马克思阅读”代表人物埃尔贝(Ingo Elbe)甚至直接把鲁宾和帕舒卡尼斯的作品视作“新马克思阅读”的先驱(Vorreiter)。(34)See Ingo Elbe, Marx im Westen: Die neue Marx-Lektüre in der Bundesrepublik seit 1965, 2.korrigierte Aufl.,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0, S. 29, 33-34.在埃尔贝看来，“新马克思阅读”真正的诞生地在“东方”，西德20世纪70年代的辩论可能早在1923年(鲁宾著作出版时)就已经拉开了序幕。此外，以阿瑟为代表的英美“新辩证法学派”也高度重视苏联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强调鲁宾重新开启了“价值形式”问题的研究。(35)See 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Leiden: Brill, p. 11.因此，在理论渊源层面，鲁宾不仅是德国“新马克思阅读”的先驱，也是英美“新辩证法学派”的领航人。当代西方学者的价值形式研究仍然位于鲁宾思想的延长线之上。“新马克思阅读”与“新辩证法学派”都是苏联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学的当代回响，是苏联马克思学在西方发展出来的两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术分支。在鲁宾的肩膀上，西方学者进一步融入黑格尔的思想资源，从逻辑体系角度重构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脉络。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鲁宾的《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在20世纪70年代的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与新李嘉图学派论战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目光逐渐聚焦到“抽象劳动”这个概念，并且将问题意识凝练为“抽象劳动如何表达”。在这一理论背景下，鲁宾的著作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灵感来源。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涌现出一个“鲁宾学派”(Rubin School)。福利(Duncan Foley)、利皮耶茨(Alain Lipietz)和德弗洛埃(Michael de Vroey)都明确接受这个称呼。“鲁宾学派”认为货币是抽象劳动的直接体现与唯一衡量标准。贝内蒂(Carlo Benetti)等人甚至认为，只有通过劳动与商品的交换，私人劳动才能得到验证并成为抽象的社会劳动。然而，“鲁宾学派”的解释既不能让新李嘉图学派的人信服，也不能让马克思主义者信服。有部分学者把“鲁宾学派”的错误归咎于鲁宾，认为鲁宾及其追随者夸大了货币和流通范畴的意义，消解了劳动和生产的作用。然而，这种批判没能击中鲁宾，因为鲁宾本人也不可能认同“鲁宾学派”这种极端化的解释。例如，德弗洛埃宣称交换创造价值(36)See Michel de Vroey, “On the Obsolescence of the Marxian Theory of Value: A Critical Review”, Capital & Class, 6(2), 1982, p. 40.，这恰恰是鲁宾本人明确否定的内容。由于西方学界没有把鲁宾《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中的附录翻译出来，他们才对鲁宾的观点产生了诸多误解。虽然鲁宾强调货币和交换在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但“鲁宾学派”走向了极端，过分抬高流通过程的社会学意义，否定了生产在资本循环中的首要地位。在这个意义上，“鲁宾学派”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也背离了鲁宾。希腊学者马夫罗迪亚斯(Stavros D. Mavroudeas)已经看到“鲁宾学派”与鲁宾之间不一致性(37)See Stavros D. Mavroudeas, “Forms of Existence of Abstract Labour and Value-Form”, Alan Freeman, Andrew Kliman and Julian Wells (eds.), The New Value Controvers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4,p. 189.，这意味着西方学者有必要更严肃地把握鲁宾的观点。

事实上，西方学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资本论》研究与苏联马克思学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除了鲁宾，帕舒卡尼斯、罗森塔尔、伊里因科夫等人的著作都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学者的《资本论》哲学研究。帕舒卡尼斯和鲁宾的影响在历史过程中慢慢显现出来，他们的著作是作为历史文献进入西方学者的《资本论》研究中的。尽管帕舒卡尼斯的代表作《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在1929年就被译介到德语世界，但它的影响力最初仅局限在法学领域。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这一著作的新译本的出版(尤其是附有科尔施(40)See Karl Korsch, “Rezension von Pashukanis”, E. Pashukanis, Allgemeine Rechtslehre und Marxismus, Frankfurt: Verlag Neue Kritik, 1966.、阿瑟(41)See C. Arthur, “Editor’s Introdution”, E. Pashukanis, Law and Marxism: A General Theory, London: Ink Links, 1978.评论和序言的新译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学者陆续关注到帕舒卡尼斯。在德国，帕舒卡尼斯立刻影响了当时的“新马克思阅读”。如果说“新马克思阅读”关于资本逻辑的研究可以直接追溯到鲁宾的价值理论研究，那么“新马克思阅读”的“国家溯源”研究则与帕舒卡尼斯的“法律形式”密切相关。布兰克(Bernhard Blanke)等人从“简单流通”出发推论国家形式，强调法律形式是商品形式与国家形式之间的中介。在理论渊源上，他们不仅注意到帕舒卡尼斯的贡献，更是紧密围绕帕舒卡尼斯的观点推进研究。(42)See Ingo Elbe, Marx im Westen: Die neue Marx-Lektüre in der Bundesrepublik seit 1965, S. 356.

如果说鲁宾、帕舒卡尼斯等苏联早期马克思学家在半个世纪之后才在西方学界产生理论回响，那么伊里因科夫、罗森塔尔等苏联晚期马克思学家的成果则在第一时间就被译介到西方，成为西方学界家喻户晓的著作。

1955年，在得知伊里因科夫因《认识论提纲》被莫斯科大学解聘之后，意大利共产党时任总书记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公开声援伊里因科夫。此后，意大利共产党就密切关注伊里因科夫的思想动态。伊里因科夫1955年发表的期刊文章《论科学理论认识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43)Ильенков Э. В. О диалектике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и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в науч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познании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1. 1955. C. 42-56.立即被翻译成意大利文(44)É.Il’enkov, “Dialettica di astratto e concreto nella conoscenza scientifica”, Critica Economica, 3, 1955(giugno).。这篇文章吸引了意大利哲学家们极大的兴趣。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Volpe)、科莱蒂(Lucio Colletti)和彼得拉内拉(Giulio Pietranera)等人不仅想要进一步阅读伊里因科夫的其他作品，还想要与伊里因科夫本人通信。由于没有伊里因科夫的通讯方式，他们还联系了意大利-苏联文化关系协会的秘书切罗尼(Umberto Cerroni)。切罗尼给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社的领导写信汇报了此事。(45)См.: Ильенков Э. В. Диалектика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и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в науч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мышлении. С. 3.切罗尼的联系无果而终，但伊里因科夫和意大利之间的故事并没有因此终结。

1958年，在伊里因科夫的俄文专著仍在审查和排版之际，意大利知名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G. Feltrinelli)就收到了伊里因科夫的副本(打印稿)。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时任所长费多谢耶夫发现了即将出版的意大利文版，勃然大怒，称伊里因科夫是“哲学界的帕斯捷尔纳克”。(46)帕斯捷尔纳克(Б. Л. Пастернак)1957年底在意大利出版了批判苏联体制的小说《日内瓦医生》，并因此荣获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伊里因科夫矢口否认自己主动寄送手稿。他的朋友甚至声称，意大利驻莫斯科记者莱维(Arrigo Levi)盗取了手稿。但很难相信伊里因科夫完全不知情，而且在此之后仍然与莱维保持友情。(47)См.: Майданский А. Д. 《Русский европеец》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и западный марксизм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3. 2015. С. 95.事实上，意大利出版社收到的副本很有可能来自斯特拉达(Vittorio Strada)，即《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意大利文版的译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斯特拉达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求学，曾向伊里因科夫索要过一份副本。当伊里因科夫得知自己著作的意大利版即将出版时，他平静地接受了。(48)См.: Пружинин Б. И. и Лекторский В. А. О жизни и философии. Беседа Б.И. Пружинина с В.А. Лекторским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8. 2012. С. 13.然而，帕斯捷尔纳克在意大利出版禁书的消息爆光后，伊里因科夫不得不勒令意大利出版社暂缓出版。

尽管伊里因科夫主动中止了意大利版，但意大利学者持续追踪伊里因科夫这一著作的动向。1961年(俄文著作正式出版的次年)，意大利出版社就推出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意大利译本。(49)See E. V. Il’enkov, La dialettica dell’astratto e del concreto nel Capitale di Marx, Milano: Feltrinelli, 1961.1962年，法国学者科昂(Francis Cohen)也根据俄语原文节译了这一著作，并且将第三章公开发表在法国期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国际研究》(Recherchesinternationalesàlalumièredumarxisme，简称《国际研究》)。(50)See Evald Ilienkov, “La dialectique de l’abstrait et du concret dans le Capital de Marx”,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u marxisme, 1962, n. 33-34, pp. 99-158. 该期特刊的主题是“苏联哲学”。《国际研究》(1960)还出过一期“青年马克思”的特刊，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中的《论青年马克思(理论问题)》一文就是对该期论文的回应。这一法文译文引起了德国著名学者施密特(Alfred Schmidt)的注意。他以法译文为底本编译了德译文，并且将其收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文集》(1969)。在施密特看来，伊里因科夫的这一著作已经引起国际性的关注，而德国读者很可能会对伊里因科夫关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关系的讨论感兴趣。(51)Alfred Schmidt (Hrsg.), Beiträge zur marx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2. Auf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1970,S. 15.事实上，德国学者的确受到伊里因科夫的影响，以施密特为代表的学者甚至开始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解读和接受黑格尔。美国著名马克思学家莱文(Norman Levine)认为，以施密特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黑格尔接受派”的源头就在苏联与东欧，施密特学派位于“列宁—德波林—罗森塔尔—伊里因科夫—科西克—泽勒尼”(52)Norman Levine, Divergent Paths: Hegel in Marxism and Engelsism, Lanham: Row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p. 37.的理论延长线上。可见，伊里因科夫、罗森塔尔等人的《资本论》哲学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德国学者。1979年，莫斯科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的德语全译本，收入了伊里因科夫写的“德文版序”。此后，伊里因科夫在德语世界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迈纳斯(Reinhard Meiners)、库内(Frank Kuhne)、夸斯(Georg Quaas)等人的著作都直接受惠于伊里因科夫。20世纪80年代，随着伊里因科夫著作的英文版正式发行，米尼(Mark E. Meaney)、塞耶斯(Sean Sayers)等英美学者也开始关注伊里因科夫，并且把伊里因科夫的思想视作破除“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武器。

回顾伊里因科夫在西方的接受史，不难发现意大利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某种意义上，意大利学者是连接伊里因科夫与西方世界的桥梁。意大利学者最先关注到伊里因科夫等苏联新一代哲学家的研究成果，并且将其译介到西方。《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意大利译本还收录了科莱蒂写的序言。在长达53页的序言中，科莱蒂只用了不到5页的篇幅来评介伊里因科夫的著作。(53)Lucio Colletti, “Prefazione”, E. V. Il’enkov, La dialettica dell’astratto e del concreto nel Capitale di Marx, pp. VII-LIX.因此，与其说科莱蒂的序言是对伊里因科夫的研究成果的介绍，不如说是他自己的哲学解读。在罗森塔尔和伊里因科夫的刺激下，科莱蒂在序言中仔细讨论了《资本论》的逻辑和方法。此时，科莱蒂仍然坚持剥离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要素，但他的立场已经有所松动，开始不自觉地背离德拉-沃尔佩的解释传统，尝试在黑格尔主义的语境中来解释马克思的哲学。

科莱蒂已经看到了新一代苏联哲学家的可取之处，也预感意大利学者会受到伊里因科夫等人的刺激，从而更加关注《资本论》所暗含的哲学问题和经济理论。在他看来，苏联新一代学者与老一辈之间的差异明显，“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少壮派”(giovane scuola marxista sovietica)回归严谨的文本研究，并且肩负起“哲学重建”(ricostruzione filosofica)的重担。(54)Ibid., p. LVI.他把伊里因科夫看作苏联少壮派中最富趣味的学者。一方面，在伊里因科夫之前，苏联学界很少谈论《资本论》的逻辑；另一方面，伊里因科夫讨论的话题恰好是意大利本土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关注的内容。因此，在科莱蒂看来，尽管伊里因科夫充满了“学究气”，但他著作蕴含的原创性和严肃性却不可以被抹杀。

科莱蒂也指出了伊里因科夫的不足：其一，伊里因科夫的《资本论》解读没有超出第1卷的范围，因此还算不上真正的重构；其二，伊里因科夫的黑格尔批判不够彻底和清晰，没有看到马克思辩证法的“实验结构”(la struttura sperimentale)，即没有看到“实验”(esperimento)和“实践”(pratica)的作用(55)Ibid., p. LVIII.。毫无疑问，科莱蒂的批判是从意大利本土的“实践哲学”解读出发的，他指责伊里因科夫忽视了“实践”，没有看到观念和事实是如何在实践中统一起来的。此时，科莱蒂仍然把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看作实现“同一性”的唯一方法，还没有体会到伊里因科夫的著作中暗含着另一条通达“同一性”的道路，即伊里因科夫日后加以发挥的“观念的东西”。

尽管伊里因科夫此时还没有系统地阐发“观念的东西”，但他的这一思想已经润物无声地影响了部分西方学者。例如，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高度评价伊里因科夫的《资本论》研究。(56)参见[法]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81页。此外，阿尔都塞1974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十届国际黑格尔哲学大会时，还专门委托组委会将签名本《读〈资本论〉》转赠伊里因科夫。(57)签名内容为：“赠伊里因科夫，致以崇高敬意，作为理论上兄弟情义的象征。——路易·阿尔都塞”更重要的是，在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以及《关于唯物辩证法》一文(即《保卫马克思》的第6章)中，我们可以找到伊里因科夫的印记。可以说，《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的法语节译文(1962)直接影响了阿尔都塞的思想表达。(58)法国期刊《国际研究》是阿尔都塞非常熟悉且关注的期刊。在写作《关于唯物辩证法》(1963)一文前，阿尔都塞至少已经读过伊里因科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第三章“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法译文(载《国际研究》1962年第33-34期)。

与科莱蒂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学者激烈批评辩证唯物主义不同，阿尔都塞充分肯定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科学“理论”(带引号的)。不过阿尔都塞已经悄悄地将辩证唯物主义置换为唯物辩证法。与科莱蒂强调马克思的“物质辩证法”不同(59)科莱蒂剔除了矛盾学说。，当然也有别于列宁关于“辩证法的要素”的思想，阿尔都塞的唯物辩证法有两个核心内容，即“矛盾论”以及“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众所周知，阿尔都塞的矛盾论是受1937年毛泽东《矛盾论》的启发。但是，就“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而言，阿尔都塞的思想来源更为复杂。

阿尔都塞通过通信、阅读和读书会了解到德拉-沃尔佩和戈德利耶的马克思研究。通过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科莱蒂，他接触到德拉-沃尔佩的著作。截至1963年3月，阿尔都塞至少已经阅读过德拉-沃尔佩的《卢梭和马克思》《对神秘化的辩证法的研究》(60)See Louis Althusser, Lettres à Franca (1961-1973), Paris: Stock/Imec, 1998, pp. 382, 389.，熟悉后者关于“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论循环”的思想。与此同时，阿尔都塞还通过《资本论》读书会深入了解了戈德利耶的《资本论》研究成果。在筹备《资本论》读书会期间，阿尔都塞了解到戈德利耶曾经发表过相关论文，(61)20世纪60年代初，戈德利耶在《经济与政治》发表过两篇相关论文，即《马克思〈资本论〉中方法的结构》(1960年第70号、71号)和《〈资本论〉方法的几个方面》(1961)。于是邀请戈德利耶率先报告已有的研究成果。1965年1月底，在阿尔都塞的《资本论》读书会上，戈德利耶汇报了几年前在法国杂志《经济与政治》上发表的文章。因此，阿尔都塞也非常熟悉戈德利耶对“从抽象到具体”的解读。

然而，从《保卫马克思》“关于唯物辩证法”(1963年3-4月)和《读〈资本论〉》中关于“从抽象到具体”辩证法的论述(1965)来看，阿尔都塞对“从抽象到具体”辩证法的理解即非来自德拉-沃尔佩，也非来自戈德利耶。第一，他们对“抽象”的理解完全不同。虽然德拉-沃尔佩和戈德利耶对“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解完全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抽象”是实证的实验科学的理论假说。阿尔都塞对他们的解释心知肚明，但没有苟同，其“抽象”与德拉-沃尔佩、戈德利耶的“抽象”完全不同。第二，他们对“从抽象到具体”的内涵的理解不一致。德拉-沃尔佩的“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论循环”与逻辑实证主义的覆盖律模型具有同构性(62)卡尔纳普、波普尔、亨普尔都与覆盖律模型有关。不过，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1934)中将“证实性原则”改为“证伪性原则”。关于德拉-沃尔佩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关系(联系与区别)，这里不再赘述。，其中的“从抽象到具体”是对科学假说的证实过程。戈德利耶则仅仅把“从抽象到具体”看作马克思《资本论》结构的叙述方法。然而，阿尔都塞既没有把这一过程看作“证实过程”，也不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叙述方法”。在他看来，“从抽象到具体”首先是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其次才是《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因此，尽管阿尔都塞深谙德拉-沃尔佩和戈德利耶的理论，但他们在谈论“从抽象到具体”辩证法时却鲜有共鸣。

实际上，从《保卫马克思》“关于唯物辩证法”到《读〈资本论〉》，阿尔都塞对“从抽象到具体”的蹩脚解释(63)科莱蒂曾谈到阿尔都塞送给他一本《读〈资本论〉》，但读后感觉不知所云。相反，阿尔都塞在写给科莱蒂的书信中充满了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溢美之辞，并自称法国研究者相对于意大利同行就像是“乡巴佬”。(See Francesca Izzo, “Althusser and Italy: A Two-Fold Challenge to Gramsci and Della Volp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5(2), 2015, pp. 200-210.)与伊里因科夫对“从抽象到具体”的解释大致吻合，但没有达到伊里因科夫的理论高度，颇有“东施效颦”之嫌。具体而言，伊利因科夫至少在以下7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阿尔都塞：(1)对“抽象”的理解(64)阿尔都塞关于“抽象”有许多夹生饭式的用词，诸如“初次抽象”“全新的抽象”“一般甲”“一般乙”“一般丙”,其中，他把“一般丙”看作是思想中的具体。；(2)“从抽象到具体”首先是研究方法，但也是叙述方法；(3)关于“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的区分(65)伊里因科夫强调“思想具体”与“现实具体”的区分。；(4)关于“典型状况”的论述(66)“典型状况”是伊里因科夫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第三章中的用语，1962年的法译文译作“典型状况”(cas typique)。阿尔都塞有“典型关系”(rapports typiques)等说法，它们与矛盾的特殊性有关。(See Evald Ilienkov, “La dialectique de l’abstrait et du concret dans le Capital de Marx”, p. 132; Louis Althusser, Pour Marx,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5, p. 181.)；(5)作为具体的科学“事实”(即德拉-沃尔佩“具体-抽象-具体”的循环辩证法中的“具体”)总是渗透着理论(具有一般性)(67)即科学哲学中著名的“观察渗透理论”。汉森(N. R. Hanson)1958年在《发现的模式》中首次明确提出这一理论。在此之前，纽拉特和卡尔纳普也曾阐发过相关思想。；(6)关于“理论加工”一词的借用(68)“理论加工”是伊里因科夫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中反复使用的说法。在阿尔都塞可以阅读到的第三章中，伊利因科夫也多次使用类似的表述。，以及与此相关的“认识的生产”和“理论实践”的蹩脚说法；(7)对狭隘的经验主义唯名论的否定以及对唯物主义实在论的肯定(69)在果实问题上，阿尔都塞批判《神圣家族》中的唯名论。阿尔都塞的这一批判似乎令人意外，但事实上并不意外，因为伊里因科夫率先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参见[苏联]伊林柯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孙开焕、鲍世明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6-170页。)。毫无疑问，阿尔都塞与伊里因科夫之间的思想关联问题是一个可供深入研究的问题域。然而，在《资本论》哲学研究中，阿尔都塞的光芒太亮，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了阿尔都塞同时代的其他研究者，以伊里因科夫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学家的《资本论》研究的价值被严重低估。

事实上，伊里因科夫不仅影响了意大利和法国的学者，也深刻影响了德语世界和英美学者，进而影响了“新辩证法学派”和“新马克思阅读”的当代走向。通过施密特主编的认识论文集，伊里因科夫的思想进入德国学者的视野，刺激了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等人的《资本论》研究。20世纪70年代，在研究马克思的价值形式时，巴克豪斯仍然以敌视的态度审视伊里因科夫，仍把伊里因科夫的解释视为一种“前货币的价值理论”(prämonetäre Werttheorie)(70)Hans-Georg Backhaus, Dialektik der Wertform, Freiburg: Ca ira-Verlag, 1997, S. 114.。在他看来，伊里因科夫的表述延续了传统的错误解读，即把“价值”理解为一种客观的经济现实，这种解读会使马克思的价值形式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缔造出“简单商品生产”的神话。(71)Ibid., S. 114然而，在深入了解伊里因科夫的观点之后，巴克豪斯淡化了他的批判，甚至开始向德国学者推荐伊里因科夫的著作，称赞伊里因科夫成功地阐明了马克思方法的本质特征。(72)Ibid., S. 488.伊里因科夫也对巴克豪斯的工作产生了兴趣，翻译了巴克豪斯的文章，但生前没有发表。巴克豪斯与伊里因科夫之间的理论互动是西方马克思学与苏联马克思学互动的又一案例。

截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伊里因科夫的影响蔓延到英语世界。1966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举办题为“马克思与西方世界”的国际研讨会。在西方马克思学的发展史中，这一国际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世纪中叶最杰出的马克思学家几乎悉数出席。(73)参见李靖新弘：《传承与互动：英语世界马克思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当代启示》，《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尽管伊里因科夫“因病”缺席会议，但他提前发送的文本仍然分发给了与会者。伊里因科夫有理有据地反驳了西方学界炮制的“两个马克思的对立”，认为《1844年手稿》有助于理解《资本论》。在他看来，一旦忽视了抽象的哲学用语，《资本论》就有可能被视作完全与人无关的经济著作；借助《1844年手稿》，人们能更清楚地理解马克思的方法，以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74)E. V. Il’enkov, “From the Marxist-Leninst Point of View”, Nicholas Lobkowicz (ed.), Marx and the Western World,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7, pp. 404-405.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缺少英文译本，英语读者此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伊里因科夫所谓的“马克思的方法”。随着伊里因科夫的代表作被译介到英语世界，英语世界的学者对伊里因科夫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近年来，“新辩证法学派”的理论关注点逐渐从鲁宾转向伊里因科夫。伊里因科夫对“抽象”和“具体”的讨论推进了英语世界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价值转形争论。在《马克思的价值》(2002)一书中，萨德-费洛(Alfredo Saad-Filho)已尝试从伊里因科夫的角度反思“新辩证法学派”的观点(75)参见[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马克思的价值——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周丹、孔祥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伊里因科夫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成为他批判“新辩证法学派”的理论跳板。与之类似，布朗(Andrew Brown)也利用伊里因科夫的思想资源重思“新辩证法学派”的价值理论。在反思和回应这些批判的时候，作为“新辩证法学派”的重要代表，莫斯利高度赞扬萨德-费洛把伊里因科夫的思想引入“新辩证法学派”的行为，并且意识到伊里因科夫是一位值得深入研究的苏联理论家。(76)See Fred Moseley, “Alfredo Saad Filho: The Value of Marx”, Capital & Class, 27(2), 2003, pp. 210-212.

综上所述，西方学界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的《资本论》研究与苏联马克思学关系紧密。苏联学者的《资本论》文本解读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均领先于西方学者。尽管他们不一定完全认可苏联学者的解读，但鲁宾、伊里因科夫等苏联马克思学者的论著仍然是他们展开新一轮解读的灵感来源和思想资源。

三、苏联马克思学的唯物史观新解读及其启示

除了《资本论》哲学研究，苏联马克思学对唯物史观的新解读也极具原创性。帕舒卡尼斯、维果茨基(Л. С. Выготский)、伊里因科夫等人的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它们的解读不逊于西方学者对唯物史观的各种解读，而且更具借鉴意义。

(一)帕舒卡尼斯的“法律形式”

作为法学家，帕舒卡尼斯的研究是从“法律”这一上层建筑入手的。他反对将“法律”简单地理解为统治阶级的意志表达，而是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把“法律形式”与“商品形式”融合在一起，从交换关系中推导出权利、法律和国家。帕舒卡尼斯的论证过程可以重构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通过建立商品和法律主体之间的联系，帕舒卡尼斯把法哲学问题转换为一个商品经济哲学问题。鉴于“一切法律关系(юридическое отношение)都是主体之间的关系”(77)Пашуканис Е. Б. Общая теория права и марксизм. М.: Изд-в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1927. C. 62.，帕舒卡尼斯决定从“主体”出发研究法的一般理论。在他看来，“法律主体(субъект прав)的范畴是从市场上的交换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恰恰是在交换行为中，主体第一次在其定义之中彻底地展示了自身”(78)Там же. C. 68.。基于此，他强调“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只是那些成为了商品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的另一种说法”(79)Пашуканис Е. Б. Общая теория права и марксизм.C. 41.。这样，帕舒卡尼斯就把建立在主体范畴之上的法哲学还原为一种商品经济的哲学。

第二，借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商品形式”的论述，帕舒卡尼斯在商品经济哲学中寻找到“法律形式”的源头。他在商品的交换关系中看到“法律形式”的本质，因为“商品形式”揭示了商品所有者(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法律形式”就只是交换关系的一种法律表达，“法律形式”与“商品形式”只是同一个内容的两种不同的表达。

第三，由于“法律形式”根植于商品交换，帕舒卡尼斯就可以从经济基础(商品交换过程)出发解释上层建筑(法律、道德、国家等)。在这种溯源逻辑中，法律关系的逻辑就是“商品-货币”关系的逻辑反映，法律、国家的本质则是商品交换流通过程中派生出来的一个表象。因此，他把国家、法律等上层建筑都看作是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现象，即商品交换条件下才会存在的现象。基于此，他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国家消亡论、法律消亡论。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时期官方学者往往基于“法律消亡论”批判帕舒卡尼斯，称其为法律虚无主义者。如若仔细考虑帕舒卡尼斯的观点，就会发现，这种特定的“消亡论”恰恰体现了他对唯物史观的看法。由于“法律形式”根植于商品交换，所以“法律形式”的形态也会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在扬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之后，“法律形式”自然就被扬弃了，法律也就消亡了。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示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8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但到高级阶段时则会扬弃权利范式(81)参见鲁克俭：《马克思对权利范式的超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1期。，扬弃商品交换行为，实现“各尽所能，各足其需”(82)参见鲁克俭：《马克思是否关注分配正义——从“按需分配”的中译文谈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2期。。在这个意义上，帕舒卡尼斯的解读与马克思对国家、权利和法的理解是一致的。苏联官方学者的批判反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共产主义理念格格不入，体现出一种源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狭隘眼界的“国家崇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科亨(G. A. Cohen)就曾经基于误解批判过马克思，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仍然囿于资产阶级的眼界。(83)同上。如果科亨看到帕舒卡尼斯的解释，他或许会收回自己不准确的批判，重新考察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科亨的批判从反面证明了帕舒卡尼斯“法律消亡论”的远见卓识，即提前补好了可能被资产阶级思想家攻击的理论漏洞。

帕舒卡尼斯是苏联早期马克思学的代表人物，他以法学理论为突破口，创造性地解释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联。尽管他的解读仍然带有一些机械性，但为当代中国学者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20世纪20年代，帕舒卡尼斯、拉祖莫夫斯基等苏联学者还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黑格尔的《法哲学》，甚至创造性地把《法哲学》与《资本论》放在一起比较阅读。这一法哲学进路的《资本论》研究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二)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

如果说帕舒卡尼斯的唯物史观研究是单刀直入地分析上层建筑，那么伊里因科夫、维果茨基等人的唯物史观研究则掩藏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号之下。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很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把握伊里因科夫、维果茨基等苏联马克思学者的研究成果，仅仅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理解他们的研究。这恰恰有可能误解20世纪50年代以降的苏联马克思学的理论价值，会与苏联马克思学中最宝贵的遗产擦肩而过。例如，有国内学者称“伊里因科夫一生研究的中心课题是唯物主义辩证法”(84)贾泽林：《一位引人注目的苏联哲学家——Э·伊里因科夫》，《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第65页。，但这一判断误读了伊里因科夫的“观念的东西”(идеальное)。尽管伊里因科夫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一书中已经涉及到“观念”问题，但1960年以后他关于“观念的东西”的研究标志着其研究重心已转向唯物史观的新解读。这种理论转向与维果茨基及其学派的影响有关。因此，在详细解读伊里因科夫的唯物史观新解读之前，有必要先回顾维果茨基的理论。

维果茨基以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为旗号批评同时代的所谓唯心主义心理学，特别是格式塔心理学，成为与皮亚杰齐名的国际著名心理学家。倘若仔细剖析维果茨基的心理学就会发现，辩证唯物主义只是政治正确的旗号，他的真正贡献在于创立了基于唯物史观的“文化-历史”理论(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和“内化”(интериоризация)学说的心理学。维果茨基认为，人的高级心理机能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并借助语言实现的，维果茨基与列昂季耶夫(А. Н. Леонтьев)、卢里亚(А. Р. Лурия)等人由此形成了极具影响的文化历史学派——“维列鲁学派”(Круг Выготского)。当然，维果茨基所理解的唯物史观不同于当时苏联马哲原理教科书的简单理解，而是凸显了劳动实践和社会交往，从而很独特地从心理学的视角更新了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无意识地突破了当时苏联流行的唯物史观解读，更接近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而非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教科书式经典表述。

首先，当时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发，都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维果茨基的心理学打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号，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维果茨基所理解的唯物史观，却是以劳动实践为基础的。

其次，维果茨基所理解的唯物史观，强调社会交往。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一大特色在于批判抽象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性”。教科书往往强调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说法，即在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然而，这种“社会性”在教科书中最终沦为被抽空了社会内容的“词句”。除了“生产”关系，社会“交往”关系也被忽略了，而这恰恰是后来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所主要推进的方面。

再次，维果茨基的理论拓展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的内容(86)《提纲》第三条马克思的稿本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恩格斯修改过的稿本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其要义是“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统一于实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504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的哲学阐释已经非常接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即人的生产生活是唯物史观的前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马克思这里所强调的“环境的改变”，因《1844年手稿》著名的“人化的自然”说法而被人普遍接受。但是，马克思这里所强调(其实是承接了《1844年手稿》笔记本III)的“人的改变”的思想，却没有引起(特别是马哲教科书书写)足够的重视。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被简单置换成人的“阶级性”，但后者仍具有凝固不变的特点(87)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的历史过程，被阶级意识的“灌输论”光芒所掩盖。。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理论很好地兼顾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即“文化-历史”既是“环境的改变(即人化的自然)”成果，也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前提，与此同时，人的文化-历史又是劳动实践的产物(88)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正如恩格斯把婴儿在母体子宫中的发育看作是生物进化的缩影，维果茨基把儿童心理发展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缩影(89)维果茨基在《高级心理机能的社会起源理论》中强调，“高级形式的一切内部的东西必然曾经是外部的东西”，“过去曾经是为别人的东西，现在却成为自己的东西”，“任何一种高级心理机能在起初都是社会的机能”；“一切高级心理机能都曾是外部的，因为，它在成为内部的以前是社会的，它从前是两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切高级心理机能乃是内化了的社会方面的关系”；“如果我们改动一下马克思的名言，我们就可以说，人的心理实质乃是移置在内部并成为个性的机能及其结构形式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参见《维果茨基全集》第2卷，龚浩然、王永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73-175页。)。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在创造文化-历史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的心理(90)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有如下著名论断：“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2页。)结构(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儿童的心理发展，正是在现有文化-历史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将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内化于人的高级心理机能之中。维果茨基的创新之处在于强调儿童心理发展以语言符号系统为中介，将人类文化成果内化于心理结构。这一内化过程需要儿童参与到社会交往，因为生活交往就是语言符号系统的载体。只有儿童参与其中，语言符号系统的工具性作用才会发生作用，儿童心理发展才能成为现实。皮亚杰建构主义(康德传统)的认识心理结构发生认识论，不注重文化-历史，也不注重心理结构建构过程中社会交往的作用，而是片面强调主体(儿童)在个体能动活动中的自身心理建构及其对外在环境的改变作用(91)维果茨基指出，“与皮亚杰不同，我们认为：发展并不是朝着社会化进行的，而是朝社会关系转化为心理机能的方向进行的。”(《维果茨基全集》第2卷，第175页。)。维果茨基则自觉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创立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心理学体系。如果说皮亚杰把人类文化的密码置于康德式的先验结构能力(92)皮亚杰对先验结构如何形成这一问题存而不论。实际上，先验结构存在与否以及何以存在，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心理学要探讨的话题。之中，那么维果茨基则是把人类文化的密码置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儿童心理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文化密码被激活(唤醒)，并被内化(或建构)为儿童个体的心理结构。二者殊途同归，相得益彰。在某种意义上，李泽厚提出的文化心理“积淀说”就很好地实现了皮亚杰与维果茨基心理学的互补。(93)“积淀说”是李泽厚的重要理论，解释了主体心理结构的形成。《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哲学论纲》(1980)和《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1983)两篇文章相对集中地阐释了“积淀说”。

(三)伊里因科夫的“观念的东西”

受到维果茨基的影响，伊里因科夫也强调“个体意识”也“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某种“中间地带”，即历史地形成的文化，它是个体心理活动的前提和条件。在对“中间地带”的讨论方面，《观念东西的辩证法》(Диалектика идеального)一文最为完整地呈现了伊里因科夫的解释。(94)《观念东西的辩证法》是伊里因科夫1974年为哲学研究所计划的两卷本著作专门写作的一章内容。然而，哲学研究所领导看到内容后不同意出版这一内容。1977年，英国剑桥大学学者达格利什(Robert Dauglish)根据伊里因科夫的手稿选译了部分内容，以英译文的形式率先发表。伊里因科夫去世当年，苏联期刊《哲学问题》第六、七期连载了这一遗稿，但删改了部分内容，并且将标题修改为《观念的东西问题》。之后，在《艺术与共产主义观念》(1984)、《哲学与文化》(1991)等两本编著中，这篇文章两度重印，但篇幅越删越短，1991年的版本甚至出现了大量错字、缺字。2009年，俄罗斯期刊《逻各斯》(Логос)按照手稿副本(保存在索罗金的档案中)第一次完整地刊出了伊里因科夫的《观念东西的辩证法》。2012年，英译文在著名期刊《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刊出。维果茨基关于“意识(心理)”和“观念”的新认识直接启发了伊里因科夫，但伊里因科夫的“观念的东西”概念却直接来自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有提到：“观念的东西(das Ideelle)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Materielle)而已。”(9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MEGA2/II/6, S. 709.马克思使用的“das Ideelle”一词是由形容词“ideell”变化出来的中性名词，可以译为“观念的东西”或“观念东西”。伊里因科夫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表述，在俄语中使用由形容词“идеальный”的中性形式演变出来的名词“идеальное”来表示“观念的东西”。围绕“观念的东西”概念，伊里因科夫积极挖掘马克思的相关思想，极大推进了对唯物史观的新认识。

首先，“观念的东西”是“思想的具体”或“具体的总体”，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页。。伊里因科夫的副博士论文(1953)涉及“抽象”和“具体”，可以被视作“观念的东西”研究的先声。20世纪50年代，伊里因科夫已经区分了“观念”和“概念”。这相当于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与“知性”概念。然而，伊里因科夫的“观念的东西”并不等于“观念”。就“观念的东西”的内涵而言，伊里因科夫又花了20多年加以深化，最终在《观念东西的辩证法》中完整地展示了自己的思考。

第二，在解释“观念的东西”时，伊里因科夫并不仅仅笼统地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即所谓“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超越这种对立的意义上强调“观念的东西”的客观性，而是特别强调价值形式(包括价值的货币形式)的观念性。伊利因科夫注意到马克思在分析货币形式时的表述，即“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形式，同商品的价值形式本身一样，是一种与商品的可以捉摸的实在的物体形式不同的，因而只是观念的或想象的形式”(9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15页。。在他看来，价值形式完全不同于可感的实体形式的东西，而是一种“观念的东西”(98)Ильенков Э. Диалектика идеального// Логос. № 1 (69). 2009. С. 40.。这些“东西”的神秘性就在于他们的“观念性”。更重要的是，伊利因科夫强调“价值形式的观念性是一般观念性中最典型、最具特征的案例”(99)Там же. С. 46.，因此价值形式的概念能够最为典型地彰显辩证唯物主义在理解“观念的东西”这一问题时的作用。可见，基于《资本论》第1卷，伊利因科夫已经意识到马克思最先揭示了“观念的东西”的秘密，并且把价值形式当作典型的观念形式。事实上，当伊里因科夫说“唯心主义是对观念形式之客观性的思辨解释”(100)Там же. С. 45.，并且强调这种客观性“存在于人的文化空间之中，独立于个体的意志和意识”(101)Там же. С. 45.的时候，他并非在为唯心主义辩护，而是较早敏锐地把握到马克思《资本论》哲学的唯物主义实在论思想(即价值是实体)(102)参见鲁克俭：《抽象辩证法：唯物主义实在论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1期。，从而破解了庸俗经济学家在价值问题上对马克思的无休止纠缠(103)庸俗经济学家(特别是20世纪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一直批评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不必要的理论虚构，并在哲学上把马克思与黑格尔一起视作应当被淘汰的“本质主义者”。伊里因科夫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即对于凯恩斯来说，“价值”是一种神话、一个空洞的词语，并自觉与波普尔新实证主义的“世界3”的说法划清界限。。需要说明的是，在《观念的东西》(1962)一文中，伊里因科夫只是谈及货币这种观念东西的形式，尚未将“价值形式”列入“观念的东西”加以考察，而在《观念东西的辩证法》(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文中，伊里因科夫用很长的篇幅讨论“价值形式”。这一举动或许是受到了鲁宾的《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的启发。不论如何，伊里因科夫的解读往前走了一大步。尽管他还没有系统地考察马克思的“现实抽象”思想，但其解读已经蕴含着价值是一种“现实抽象”的观点。因此，伊里因科夫在“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中找到了知音。

第三，作为“思想具体”的“观念的东西”，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伊利因科夫的这一思想深化马克思《1844年手稿》关于“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理解。尽管马克思后来放弃了“人的本质”这一概念，但他保留了最能体现“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观念的东西”，并且将其视为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10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8页。伊里因科夫看懂了马克思这段话蕴含的深意。在《观念的东西》词条中，伊利因科夫明确指出，“观念上的行动计划”(105)Ильенков Э. Идеальное // Философ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ом 2.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62. С. 225.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建筑师并不只在头脑中，而是在头脑的帮助下，从观念的角度(в план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直接在图纸上，在绘图板上，构造房屋。”(106)Там же. С. 226.10多年后，伊里因科夫在《观念东西的辩证法》中更进一步地论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一方面，动物不把自己与自己的生活区别开来，而人把自己的生活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另一方面，无论动物进化到何种高度，我们都无法从它们的角度严肃地讨论“观念的东西”。伊利因科夫明确表明动物不存在“观念维度”和“观念的东西”，但也意识到人类也并非生来就掌握先验的观念，“人只有通过将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生活活动形式内化于自身，只有共同地借助生活方式的社会维度，只有共同地借助文化，才能获得生活活动的‘观念的’维度”(107)Ильенков Э. Диалектика идеального. С. 58.。

第四，“观念的东西”不是先验的观念，而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和形式，或者说以内化于人的活动的方式而存在着的东西。由于伊利因科夫把“观念的东西”视为人的活动的形式，所以它仅仅存在于“活动”之中，而不存在于“活动的结果”之中。(108)Ильенков Э. Идеальное. С. 225.可见，“观念的东西”也是一种过程性的东西，一旦“活动”消失了，“观念的东西”本身就不复存在。因此，伊里因科夫对唯心主义先验观念论的批评，并不是简单地将其“头足倒置”，而是进一步走向了社会生产(劳动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形成了类似观点，但长期被苏联教科书所忽视。伊里因科夫的解释突破了苏联教科书，更准确地揭示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先验观念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伊里因科夫虽然强调“观念”和“观念的东西”，但没有因此就倒向先验观念论的怀抱，而是致力于重塑一个唯物主义的观念论，强调“物质”与“观念”的统一。在《观念的东西》中，伊里因科夫提到：“观念的东西本身只有通过社会的人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实践活动这一过程，才能被产生和再生产，它一般只有在这一过程的进程之中，只有在这一进程持续进行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发生时才存在。”(109)Там же. С. 225.在《观念东西的辩证法》一文中，伊里因科夫更是揭示了“物质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现实的进程中，“观念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彼此转换，最终回环相扣为一个循环过程。一方面，“物质的东西”转变为“观念的东西”。在伊里因科夫看来，社会中的人的物质生活不仅生产物质产品和观念产品，也开启了“现实的观念化(идеализац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即把“物质的东西”转变为“观念的东西”。作为结果，“观念的东西”成为社会的人的物质生活的构成部分。另一方面，“观念的东西”又转化为“物质的东西”。伊里因科夫把这一过程称之为“观念的东西的物质化(материализация идеального)”(110)Ильенков Э. Диалектика идеального. С. 36.，或观念东西的对象化、具身化。这两个相反的运动过程在逻辑上互为开端，共同构成了螺旋上升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观念性”的奥秘破壳而出，它既是社会中的人加诸于自然之物的一种印记，也是自然之物在人的活动过程中反过来塑造人的一种形式。

第五，“观念的东西”是一种意会知识。1958年，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个人知识》(PersonalKnowledge)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虽然目前还不能断定伊里因科夫读过波兰尼的这一著作，但伊里因科夫在《观念的东西》(1962)中确实提出了与波兰尼“意会知识”类似的思想，只不过用的是“观念的东西”这一表述。伊里因科夫写道：“一个人不能把观念的东西本身，即作为纯粹的活动形式[的观念的东西]，传达给另一个人。人可以花费百年的时间来观察和尝试画家或工程师的活动，采纳他们的活动方法和活动形式，但基于这种方法，人能模仿到的仅仅只是他们工作的外在方法，而决不是观念映象本身，决不是活动能力本身。观念的东西作为主观活动的形式，只有通过同样能动地对这种主体活动的对象和产物进行活动，即通过其产物的形式，通过事物的客观形式，通过其能动的‘非对象化’(распредмечивание)，才能被把握。”(111)Ильенков Э. Идеальное. С. 226.

第六，“观念的东西”是“意义”和“文化”的世界。承接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理论，伊里因科夫也在“个体意识”和“客观现实”之间寻找到一个“中间环节”，即“历史地形成的文化”(112)Ильенков Э. Диалектика идеального. С. 55.。就个体心理活动而言，这一“文化”是个体活动的前提和条件，它直接地表现为一种“意义的体系”，在个体面前物化为外在于心理的现实。可见，伊利因科夫的“观念的东西”联结了主观的个体意识与客观的社会现实。与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相比，伊里因科夫的“文化”理论在时间上更早，在理论上更深刻。

第七，伊里因科夫在《观念的东西》中试图系统阐发基于唯物史观的马克思的语言符号论。斯大林有“语言是思维的外壳”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表面上看，“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比较接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5页。的说法，但这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基于唯物史观所奠定的语言理论还相差甚远。早在20世纪20年代，维果茨基就明确提出儿童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年里言语与思维是分离的。(114)维果茨基接受了索绪尔关于言语(与个体相关)和语言(与社会相关)的区分。维果斯基认为，言语可以独立于思维(甚至在成年人中)，“在4-5岁间，儿童的言语和思维逐渐转为同步进行”。(参见《维果茨基全集》第2卷，第310、316页。)伊里因科夫另辟蹊径，从《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货币符号论的论述，引申出马克思的语言符号论，而这正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语言理论契合。马克思不赞同富拉顿(John Fullarton)等人的货币价值符号论，也批评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错误地把货币说成只是价值符号”(1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26页。。在马克思看来，价值符号只是“价值的纯粹象征性的表现”(116)同上，第235页。。马克思沿着货币符号论的逻辑，以价值形式论解释了货币为何会被看作是符号。马克思的思路是：货币不仅仅是价值，它首先是商品，然后商品(用以交换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从简单价值形式过渡到一般价值形式，从而出现一般等价物。一般等价物就相当于符号：首先，它是物质性的“躯体”；其次，它代表的是一种普遍的东西(犹如躯体的灵魂)，而非“躯体”本身；它类似于马克思典型化方法中的“典型”(117)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以英国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通过对英国“这个”国家的生产方式的解剖，即经过“具体—抽象—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得出思想具体，得出一个貌似的“先验的结构”，再运用辩证的叙述方法而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或“资本一般”)。。与符号一样，一般等价物的产生具有偶然性，但一般等价物最后固定到金银，就是约定俗成的产物；到了铸币(或法币)，它就成为一种规范性的符号(118)“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52页。)。不过，由于马克思把货币回溯到商品，马克思的货币符号论与流行的货币价值符号论有了本质区别。伊里因科夫就是在此基础上，把语言的产生与符号联系在一起，从而将语言回溯到具有“躯体”的普遍(即“典型”)，并且最终将语言归结为劳动实践。伊里因科夫在《观念的东西》中写道：“《资本论》就价值的货币形态的产生和演进问题仔细考察了事物转化为符号、符号又进而转变为记号的辩证法。”(119)Ильенков Э. Идеальное. С. 224.据此，他进一步推论了语言与社会劳动之间的逻辑关系，即“社会劳动产生了对语言的需求，然后产生了语言、言语本身”(120)Там же. С. 224.。伊里因科夫在逻辑上建立了语言和劳动的关系，并且揭示了“物—行—言—行—物”(121)Там же. С. 224.这一不断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

四、小 结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有三条路径：文献学和版本考证研究、思想解读研究和围绕教科书书写而进行的研究。前两者属于苏联马克思学的范畴，而围绕马哲教科书(包括马哲原理和马哲史)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则紧密结合苏联各个时期的现实需要(特别是政治需要)。时过境迁，回头检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它真正留给中国马哲学界的遗产，就剩下苏联马克思学。如果说苏联马克思学的文献学和版本研究激活了21世纪之后的中国马克思文本研究新进路，那么苏联马克思学的思想解读研究成果，则为中国马哲界当下的马克思思想解读研究(包括作为新热点的《资本论》哲学研究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连绵不断的唯物史观新解读)提供了现成的思想资源。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马克思思想解读研究成果相比，苏联马克思学非但不缺乏学术深度和原创性，而且更少可能被污名化。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学者更敏锐地捕捉到苏联马克思学思想解读研究成果的价值，而中国马哲学界更多关注(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与马哲教科书相关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尽管伊里因科夫的论著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被陆续译介到汉语世界(122)伊林科夫：《论思维矛盾问题》，《学习译丛》1957年第12期。，但其价值没有得到中国马哲学者的真正理解，中国马哲学者仍然是戴着马哲原理教科书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伊里因科夫的相关研究成果，仅仅把伊里因科夫看作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众多观点中的一家。与此同时，鲁宾、维果茨基(123)维果茨基只是被中国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所关注。、帕舒卡尼斯(124)尽管中国法学界很早就译介了帕舒卡尼斯的法学思想，但帕舒卡尼斯和他的著作早已为中国当代法学界所遗忘。可以说，国内学界对帕舒卡尼斯的理解还相当不够充分，更没有从唯物史观新解读的角度理解他的“法律形式”。则完全被中国马哲学界无视。

甚至与日本学者相比，中国学者对苏联马克思学的了解也是极其不够的。同为东方国家，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汇编出版了鲁宾及其批判者的文集(收入1927年以来苏联主要期刊的重要文章)。截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已经非常熟悉苏联学界关于价值本质的争论，并且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苏联学者的思想资源。宇野弘藏(Kozo Uno)及其学派直接受到鲁宾《资本论》研究的启发，而宇野学派又通过关根友彦(Thomas T. Sekine)影响到英语世界的“新辩证法学派”。中国学者不必效仿日本学者的做法，但有必要重新挖掘和审视苏联马克思学的思想遗产。苏联马克思学家(尤其是伊里因科夫这样的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资本论》哲学研究和唯物史观新解读，既实现了对苏联教科书的真正突破，又没有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怀抱(125)很难说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马哲教科书书写没有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哲教科书书写以及更激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那样，被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的塞壬歌声迷乱了心智。，可以说是真正地“回到马克思”，是留给中国马哲学界的宝贵遗产。

意识形态性和学术性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个轮子，两者缺一不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而言，面向文本文献的研究与面向现实的研究是两个紧密结合的部分。不过，中国学者在具体的研究中可以有一些分工，我们既需要有一部分人(甚至绝大多数人)从事结合现实政策和现实需要而进行的研究，也需要少数人专门从事文本文献研究。一方面，后者的文本研究能够为前者的现实研究提供文本基础；另一方面，扎实的文本文献研究也能够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供基础，有利地回应西方学界部分敌视、扭曲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