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策划了侵吞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不仅极大冲击了中国东北区域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甚至是导致东亚史和世界史嬗变的重大拐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九一八事变又是东亚史及世界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019年，由张生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的19册、数百万字的《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问世，从史料层面证实九一八事变不仅牵扯中日两国，而且引起世界性的瞩目和参与，包括当时的英、美、法、意、苏等世界强国的关注和干预，并通过组建李顿调查团及其一系列调查活动，包括后来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充分透视出九一八事变对凡尔赛—华盛顿国际秩序的冲击力，以及产生的国际性影响，进而展示九一八事变之世界史意义。

一、维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框架：国联调查团访谈与调查

《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中，涉及国联调查团访谈与调查的内容，分别收录于《国联调查团访谈与调查》《“国史馆”藏档》《日本外务省藏档》，以及《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和《益世报》的报道与评论之中，数量可观 ，内容翔实。

国联调查团成立伊始，首先去了日本，访谈日本内阁总理、外务大臣、军部大员、工商界“代表”等，耳朵里自然灌满日本单方面的说辞，诸如“发动自卫权”“满蒙权益”“满蒙生命线”、中国及东北当局“破坏条约”、中国政府煽动“反日运动”云云。

李顿调查团访谈与调查的对象、内容、方法等千头万绪，但关注点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访谈与调查九一八事变、上海事变、天津事件等中日冲突的事实真相；二是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建立、发展与冲突；三是中国东北与中原政权的关联、中日关系的历史沿革；四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特殊权益”的形成背景、沿革及其违和性；五是尤应强调的，李顿调查团访谈与调查更重要的关注点是期待通过访谈、调查及其后来形成的报告书，寻求继续维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敦促各方遵循一战以来的国际公约，确保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世界各个角落尤其是在争议冲突地域顺利实施的途径。

1932年2月29日，李顿调查团进入日本后，首先与日本外务大臣芳泽谦吉会谈。芳泽开言即把中日冲突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过去数年间国民政府推行所谓的‘革命外交’，采取以暴力对抗外国而单方面改变条约的态度。直接的原因是，张学良在与南方妥协前同日本是亲善关系，妥协后受革命外交的鼓动，开始夺取日本的权益，结果是导致了种种事件的发生”。接着，在接待调查团的招待会上，芳泽又在演讲中重复上述论调，称“现如今把持国民政府的国民党，把排外作为最为重要的党纲，其实施手法之过激乃众所周知之事实……今日各国在支那的合法权力、利益受到侵害之处不少，而且各国国民在通商上的自由及生命财产之安全也处于屡屡受到威胁的状态。窃以为各国很有必要对此点加以考虑”。这里，芳泽故意把中日纷争拉扯进列强在华权益问题上，以“维护列强在华权益”的面目出现，挑拨列强同中国的关系。而且还看得出，日本官方已经揣摩出李顿调查团的关注点所在，因此一再在国际条约以及各国在华权益问题上大做文章，摆出一副日本一贯遵循和维护国际秩序的假象。

3月10日，调查团与日本工商界人士会谈，住友财团总理事小仓正恒抨击“支那不守国际信义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惑，为了促使对方醒悟，到今日为止我们用尽了一切的手段，忍耐了他人无法忍耐之事……为了国际信义，只能拿起正义之剑”。日本商工会议所干员安宅弥吉诬蔑“支那三千年的历史就是军阀相争的历史，内部相争或让他人相争以取得利益，是支那人的传统性情。支那人将这一套应用到国际关系上，致力于挑动列国相争以取渔夫之利。各国切不可被利用，不可为讨今日支那之欢心以求机会均等而抢功。列国应该团结一致对付支那，使支那无可乘之机”。

李顿的提问也紧紧围绕条约问题，他询问，“将来对付支那的抵制运动有没有合适方法？”“我的问题是，抵(制日)货是否违反了条约，将来为了预防是否有必要缔结新条约？”“关于这次日支问题，支那先将问题向国际联盟申诉，这又是怎样一回事？”“为了预防抵货，日支间缔结新条约如何？”以上，无论日本外交官、工商界代表，还是李顿调查团成员，似乎都把关注点放在国际条约、国际信义以及国际秩序等问题上，也进一步反证，九一八事变绝非简单的中日关系问题，已经与世界史的走势联系在一起。

1932年3月14日，调查团一行到达上海，至当年9月完成《报告书》(其间曾再访日本，询问日方意见)之前，先后赴杭州、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重庆、万县、徐州、济南、天津以及东北地区的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大连、旅顺、鞍山、抚顺、锦州等地访谈。3月29日，调查团与中国政府要员蒋介石、汪精卫、朱家骅、罗文干、顾维钧等人会谈，汪精卫发言表示，“为了寻求解决方案，必须考虑以下五点：1)相互尊重权利；2)以武力强加的条约是无效的；3)双方秉持和解精神；4)最好是订立新的条约；5)双方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利：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汪精卫还举例称，“1915年的条约导致了国内动乱。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放弃了条约中的部分权利……”“国民从来不认为1915年条约是合法的，因为它们未经国会批准……1915年条约未经批准也未被公布”。

对于汪的发言，李顿询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只要没对其进行修改，它们就是不合法的？”“说它们不合法，因为它们未经批准吗？”调查团成员之一的麦考益补充询问，“我认为依据凡尔赛和华盛顿规定，条约应交存于华盛顿或日内瓦，中国政府对于这些条约是否做了类似的事情”。

3月30日，双方进行第二次会谈，李顿首先要求中国方面提供“迄今为止尚未公布的所有可能与中日满洲争端有关的条约、协议或共识的书面文件”，李顿还“特别提到有关铁路的协议、铁路贷款合同等，尤其是关于缺失的线路吉林—会宁及洮南—昂昂溪、吉林敦化的合同”。可见，调查团两次访谈的重点都放在国际条约体系的确立及其如何遵循之上。麦考益的提问更是凸显出调查团关注点在于如何维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第二次会谈中，李顿还提出，能否效仿瑞士之例在中国东北实行“中立制”，建议“它(指中国东北——笔者)的中立性由国际协定保证”。汪精卫回复表示，“我们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认为值得这样做”。这应该是李顿调查团访问中国之初就已经构想的处理九一八事变的雏形，大前提还是维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框架。

调查团对北平大员张学良等人的访谈，则侧重于九一八事变前的中日纷争，九一八事变的真相，伪满洲国成立的经纬，东北社会各界民众以及日伪政权人物对伪满洲国的态度或见解等。另外，调查团继续对中日之间东北铁路合同问题颇感兴致，一再询问合同内容，为何拒签合同，合同是否生效等。也侧面反映出调查团成员始终热衷于一战以后西方列强构建的、带有浓厚殖民统治色彩的国际秩序。

顺便提及的是，调查团在东北期间，受到日伪当局的严密封锁消息和监控，调查团未能接触到坚持反满抗日的东北义勇军各部。尤其是调查团指名要求访谈马占山时，却被日伪当局借口保护调查团成员“安全”而百般拦阻，使调查团访谈马占山的要求未能成行。幸而有两名西方记者在中国人的帮助下，秘密出走哈尔滨，在海伦等地会见了马占山，把来自反满抗日战场的马占山以及东北爱国军民的正义呼声传播于世。

二、“以公理对强权”的外交斡旋与努力：“国史馆”藏档

“国史馆”藏档来自中国台湾的“国史馆”，收录有“外交部”全宗中有关日本违法行为的调查资料，以及蒋中正文物全宗中的李顿调查团资料。计分上下两册，共收录1118份(件)电文、函件等。具体包括日本违法行为资料，蒋中正文物全宗中《一般资料》《事略稿本》《沈阳事变》《革命文献》等有关李顿调查团的资料，外交部与军事委员会接洽中日纠纷文电，“东省事变之解决方针及措置”，“国联调查团报告”，“东省事变”以及“各国对东省事变之态度及舆论”等内容。如此千余份(件)的电文、函件，较真实地记录了九一八事变当时国民政府的因应、诉诸国联的各类交涉、各地接待李顿调查团及接受访谈的内容、国联各理事国的态度变化、国内社会各界舆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的联络沟通、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各种违法行径，以及世界各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响等。如果再详细解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史馆”藏档》上下两册的电文、函件大多同国联或国联调查团相关。上册是国民政府及地方政权收集整理的日本违法行径案例，直接目的是提交国联调查团。下册是国民政府诉诸国联的交涉内容，世界各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与舆论，以及各国在国联会议上的表态意见等。一方面显现出九一八事变的国际意义，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政府首脑及地方大员对国联“一面倒”，寄托希望于通过国联的调停，甚至幻想国联或列强“制裁”日本的心理诉求。

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致电外交部，内称，“日兵占据沈阳，业经电陈。此际我方若直接交涉，尚难着手。应先电国联，请根据盟约，召集行政院临时会议，讨论制止侵略办法，以维国际和平，且可唤起各国注意，日方或有所顾忌，不致再有进展”。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当局为应对日本侵略锋芒，率先提出的“诉诸国联”的方策。

同日，外交部在呈报蒋介石(时在南昌行营)的电报中称，“据日本通讯社发布消息称，十八日午后十一时，日本守备队在沈阳北大营与华军冲突……业经本部分电北平张副司令及沈阳臧式毅主席询问此事详情。如果属实，当由本部电令驻日江代办及向日使重光提出严重抗议，并一面电日内瓦施代表，在大会宣布日方谋我真相，要求召开行政院，按照国际联合会盟约第十六条之规定，迅予必要之措置”。可见，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最高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把解决纠纷的“宝”押在国联身上，寄托国联及列强出面，依据“盟约”制止日本扩大军事侵略行动。

基于上述外交方针及策略，国民政府与地方政权下大气力收集和整理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在中国各地所犯下的斑斑罪行，这在《“国史馆”藏档》(一)中充分表现出来。该卷计分六大部分，共收录538份(件)电文或函件，包括九一八事变前“榊原农场抢占铁路用地”“万宝山华侨受损实况”“日本人走私贩毒案例”“迫害虐待华工”等，以及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中国东北、上海、天津等地制造事端、动用武力给中国民众带来的人身及财产损失。其中更详细的列表可以从国联调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处电文(1932年11月23日)中查到，包括“日本在上海挑衅案”“日军舰在下关发炮挑衅案”“日本侵害我电权说帖”、(日本)“非法驻军说帖”“非法驻警说帖”“侵害司法说帖”“侵害教育说帖”“一切暴行说帖”“九一八事变说帖”“暴日入寇东北电政纪实”“辽宁陆军粮秣厂等机关损失调查表”“辽宁教育厅等十七处损失调查表”“黑龙江各机关损失调查表”，东北政务委员会附属机关及航政处、蒙旗处、行政处、财务处、机要处、总务处等“损失调查表”，“东北交通委员会损失调查表”“东北军工厂损失调查表”“辽宁财政厅损失调查表”，河北省民政厅、教育厅“损失调查表”，东北军炮兵第六旅、第十二旅、第三旅、第七旅、铁甲车大队“损失调查表”，“商务印书馆损失清册”“上海市各学校损失清册”“同济大学等校损失清册”“西江等小学校损失调查表”“日军暴行摄影一夹”“福州市及开设烟馆牌号住址调查表”“厦门市公安局调查现有籍民土栈烟馆一览表”“上海市公安局编辑日人在华贩卖麻醉药品情形说帖及统计表”“北平市公安局查获日人、朝鲜人犯在平销售吗啡、海洛因等项案件表”“北平市公安局查获日韩人犯在华制造麻醉毒品案件表”“财政部税务司编辑日人韩人私运麻醉毒品详情表”“财政部税务司编辑获装由日轮私运麻醉毒品详情表”等。上述有些文件还译成英文，交由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带到国联会议，向国联行政院及各理事国递呈或散播，希冀能唤起国联及列强的同情与支持。

《“国史馆”藏档》(二)收录《东省事变之解决方针及措置》，计分五大部分，331份(件)电文或函件。内中包括中央政府、地方大员、驻外使节关于解决九一八事变的方针及措置，另有部分爱国团体和人士的主张。是时，张学良已经下令弃守锦州，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占据锦州及辽西走廊，敞开直通山海关、威慑平津的通衢。日军随即兵犯热河，张学良虽然组织一些人马展开热河保卫战，但是各部队协调不利，战意踌伫，加之热河督军汤玉麟弃城逃遁，还有一些将领阵前投敌，日军仅以128骑轻取热河首府承德，东北全域沦陷已成事实。在如此态势下，汪精卫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方针。同时更加注重研判国联调查团最后形成的报告书，力争报告书能够倾向中国，压制日本。为此加大了走国联路线、争取列强支持的外交努力。1932年9月18日，在日本正式宣布承认伪满洲国后，外交部致蒋介石的电报报告，“欧洲评论谓：日本承认伪组织，法律上并无影响，日本之目的在造成一种无退步余地之既成事实……国联秘书长认为，日本继续扩大事态，国联与日本之冲突恐难避免。法政府对日意见渐趋恶化，认为欧洲不安定之局面，维持国联，倾向美国，以保证和平有绝对之必要，英国仍取模棱态度。至对俄问题，拟先请郭使在伦敦试谈，再由惠庆续商……美东方司长称美政府拟先与其他九国条约签约国会商，然后再答复我国照会”。电文勾勒出国联及西方大国对于九一八事变善后处理的态度及应对或争取的方策，也透析出中国外交运筹斡旋之苦心。

同日，外交部在致蒋介石的另一份电报中报告，“顷据有关系西人方面密告，调查团报告书比较有利于我。惟日本急欲制造已成局面，以窘国联。中国目前政策，应令日人在东省始终不得安稳。义勇军之游击式战争，最为有效，务使设法长期维持。如蒋委员长能往北一行，尤能稍为警惕等语”。类似上述两份电文内容的函电在《“国史馆”藏档》(二)中几乎比比皆是，反映出中国政府及外交机关继续以争取国联支持、大国同情、世界舆论谴责日本作为解决事变之重要方策和途径。同时，也体现出“一面抵抗”的方针，希冀东北义勇军的抗日反满斗争能够延缓日军的侵略步伐。

此外，《“国史馆”藏档》(二)还收录有《各国对东省事变之态度及舆论》，包括中国驻国联代表处及驻外使馆的电文、函件118份(件)，除国联行政院及所属各机构外，还涉及美、英、法、德、苏、意大利、加拿大、爱尔兰、瑞典、西班牙、捷克、比利时、墨西哥、危地马拉等国家，反映出九一八事变的影响远远不止于中日两国之间，已经成为当时国际社会或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

1931年11月18日，张歆海致函戴季陶，“最近五日之中，所得电报至少有十点可以证明各国态度改到与日本表同情之趋势。1.英国国会以尊重保守党之主张，已传出消息反对与日本经济绝交……2.美国驻英大使道斯将军开会时，决不出席，各方认为日本胜利。3.美国外交次长，有递出一调和办法之消息。办法中，有述及中国不能承认对于满洲各种条约之说。4.英国传与日本有一秘密照会，其中有四点，第一点有中国须承认满洲国条约等语。5.略。6.近来法国报纸，除社会党报纸外，可谓全数已与日本表示同情。7.美国报纸当中日问题初发生时，对于日本表示非常之愤慨，今则改为倾向日本。8.此外有几家英国报纸，如《先驱晨报》等，论调亦改为倾向日本。9.日本此次因与各国接洽有办法，及宣传有效果，以后将于行政院重开会时态度益形强硬”。

1931年1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汇总各外交使节的报告，在致外交部的函中指出，“日兵初占东三省时，美国报纸态度皆冷淡异常。及日飞机投弹轰炸锦州事发生，不惟美国政府态度忽变积极，即报纸舆论亦多攻击日方。其中尤以《华盛顿晚报》《纽约晚报》为佳，销路最广之《纽约时报》则态度尚在游移……其他报纸有讥讽国际联盟之无用者，有讥讽中国军队之太无作战能力者……但总而言之，尚对我方有利”。另外，此函件还建议“此时中央宣传应偏重国际，庶足影响各国对此事之外交政策”。

李顿报告书提交国联讨论后，1932年11月24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致电外交部，内称：“昨晚，台维斯与我代表团会餐，谈论满洲问题，渠意见如下：1.国联此时必须在李顿所得之事实下采取行动，维持盟约。2.美国所采取态度已较国联为积极，现正静候国联采取行动，确定不承认‘满洲国’，藉予中国以精神上、法律上之判决。此后国联如再发起其他步骤，美国准备合作。3.关于英、法态度，台维斯谓：虽法外部素多谲诈，然而，赫理欧方面昨日尚有讯息。法国确采取坚决之态度。渠与西门常有接洽。渠信西门表面上虽欲示好与日本，真到短兵相接之时，尚属可靠，并云德国态度尚合情理，渠以为条约原则之维持，于德亦有利益”。

以上函件且不论其情报的真实性如何，但至少可以看出中国外交官员们的倾心倾力，以及中国政府寄托希望于国际、依赖国联、斡旋转圜的“耐心”和执著。

三、国民的无奈与呐喊：关内外团体与民众呈文

《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辑有四册关内外团体与民众通过各种渠道呈交李顿调查团的陈述文(请愿书、意见书、报告书等信函)。其中，东北社会团体及民众呈文1394份(件)，关内团体与民众呈文313份(件)，总计1707份(件)，外有23份(件)附录。另有一册《中国民众与团体英文呈文》，系英文呈文或国民政府组织翻译的英文文稿，计577份(件)。这些电文函件绝大多数是中国官方机构、社会团体和民众向国联调查团揭露日本公然违反九国公约和不战公约、侵吞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战争罪行，希望国联与调查团秉持公平正义，惩戒日本侵略行径，为维持世界和平发挥作用等。反映出中国官民各界在国土沦丧、国力薄弱、难御强敌的尴尬境遇面前，寄希望于国联或列强主持正义、压制日本、收复失地的强烈心声。

在东北社会各界的信函中，既有东北抗日武装的正义呐喊，也有普通民众据理力陈的呼声；既有真实署名，也有以“工人”“农人”“小学生”“无名氏”“民众一份子”等匿名形式呈文。恰恰反映出李顿调查团在东北访谈和调查期间，受到日伪当局的严密监视和控制，无法与当地民众见面，更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取东北民众反对侵略、抵制伪满洲国的真实信息。

调查团在哈尔滨期间的5月14日，李顿曾亲自向伪满外交部总务司长大桥忠一呈交一封信，内中陈述，“我们已明确地说过，准备赴黑河采访在北部揭扬中国政府旗帜的马占山大校，日本方面明确表示不希望我们与马占山会面，他们希望我们早一天离开哈尔滨，不要去‘鼓励’背叛者。可是，我们正是要会见马占山才来到这里，哈尔滨是个收集情报的很好的地方，请允许我们不久就能够成行”。然而，李顿调查团的正当要求遭到日伪当局的无理拒绝。无奈之下，李顿调查团又向苏联外交机关提出入苏签证要求，试图通过苏境进入与黑河一江之隔的布拉戈威申斯克，然后赴黑河与马占山晤面。同年5月19日，伪满洲国外交总长谢介石致李顿调查团一封警告电文，态度十分强硬。内称，“贵团之来满，对我国治安产生重大影响，最近哈尔滨周边匪贼猖獗，这与贵调查团欲同马占山会见相关，违反阁下与本人‘绝不扰乱满洲治安’的约定。据我外交部报告，欲同马占山会见，系出自顾维钧奉张学良命令之谋略。另外还获知，李杜、丁超等人计划在海伦或绥化与调查团接触。为此特忠告阁下，如阁下不顾我国之提醒而采取自由行动，为维持我国治安起见，当采取相当之措置”。与此同时，伪满外交次长大桥“以私人信件形式致电驻哈尔滨苏联领事，表示满洲国方面坚决反对上述会面(指调查团与马占山的会面——笔者)，如果苏联在上述会面中为叛逆者马占山提供便利，我方无论如何都不会对苏联抱有好感”。在日方的压力下，调查团入苏签证被苏方拒签。就这样，李顿调查团赴黑河面见马占山的初衷彻底落空。

在沈阳，还有刘仲明、张查理、李宝实、毕天民、巩天民等9名爱国人士，在调查团进入沈阳之前就秘密搜集日本侵略东北的事实资料，后通过英国朋友递交给调查团，事后他们均遭到日伪当局的逮捕、拘押和迫害，被当地誉为“九君子”。

尽管日伪当局层层设阻，还是有千余份信函送交调查团手中。马占山在致国联调查团的电文中，陈述日本侵略者炮制伪满洲国的过程和手段，表示“吾东三省，实无一人甘愿脱离本国，自外生存者。即今从事于伪政府之官吏，均被日军严重之监视，已失却自由。务请贵调查团对于此层特别注意，加以实际之调查，以作诚实之报告，则世界人类和平之前途方得保障，贵调查团有功全世界人道，亦得永垂不朽焉”。马占山在另一份告哈尔滨民众书中，向全市民众表示，“在国联调查员到哈之日，即以武力驱逐倭奴，收复东北失地，表示我中华民族决不为三岛倭奴所屈服……望军、警、商团保安队以及其他各色人民宜速武装起来，努力杀敌以作内应……占山一介武夫，只知保种爱国，不知其他，此心此志，敢告无愧”。

李杜、丁超的吉林自卫军也在告哈尔滨民众书中呼吁市民，“国联调查团快到了，据可靠的消息，昨日已经暗来哈埠，我们自卫军已经联成一气，东面已到三棵树，西南已逼近顾乡屯一带，江北马军又迫到松浦镇的最近处，已把哈埠围得水泄不通，不日即可下总攻击令……警团以及各色军队，务要及时反正杀敌，除奸救国，以作内应”。

除武装抗日队伍不忌名讳，公开亮出身份姓名等外，为避免日伪当局迫害，关外呈调查团的信函多以匿名形式出现。如署名“中国国民”的信函，把调查团奉为“天使”，信中称，“中国不幸遭日本之荼毒，夺我三省土地，戮我同胞，并万宝山之惨案，未知中国商民对于日本有何触犯？诸位天使乃为全世界和平解难，为中日而至三省，三省人民盼国联天使来哈，如大旱之望云雨，救三省百姓于水火之中，至于三省改为‘满洲国’，人人皆知，非溥仪之真心，亦非三省首领所为，纯乎出之日本之手腕，强迫三省官长独立，(成立)满洲国，以称日本吞占之野心。句句实言，不敢虚禀”。署名“哈尔滨公安局职员”的信函更是直截了当，干脆书写了几句口号：“反对日本强占东北！反对日本包办‘满洲政府’！反对日本强迫东北民众脱离中央政府！反对国联并无威信制止暴日！”还有一件《东北民众上国联调查团书》将收集的日本田中内阁成立以来推行“积极满蒙政策”、阴谋割裂中国版图的方针、纲领、谋略等呈报给国联调查团，揭露日本久已觊觎中国东北的野心以及种种非法行径。如“积极满蒙政策”之实施，炮制“东北非中国领土论”，插手内外蒙古，大批移殖朝鲜移民，强占东北农民土地，图谋满蒙新五路，掠夺东北矿藏资源，召开东方会议等。

以“呼兰全县民众”名义的呈文列举了19项日本在东北犯下的斑斑罪行，其中包括日军守备队擅自在南满铁路沿线构筑炮台、制造皇姑屯事件、挑唆万宝山事件、抢掠东北兵工厂和航空处等财物、唆使张海鹏兵犯龙江、发动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等。

与东北团体与民众呈文略有不同的是，《关内团体与民众呈文》多为国民党各专区、市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党务整理委员会，国民革命军各部队，以及各社会团体及行业工会的呈文，个人名义的呈文相对较少，而且没有必要采取匿名形式。这些电文、函件的共同特点是抨击日本的侵略战争罪行，否认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呼吁国联及国联调查团维护一战以来的国际秩序，保障中国领土主权不被割裂，以世界公理战胜日本的穷兵黩武。

四川广元县呈文中，开言感谢调查团“既负重大责任，知必尊重国际盟约、非战公约、九国公约等，主张公理正义，解决中日纠纷……贵团之来，实全国所期望与感谢者也。考国际联盟会之设，原为解决国际间发生之争执，维持国际之神圣盟约，行使职权，即应有公理正义之主张。日本暴行即当制止，我国损失责令赔偿，日军限期撤回疆土，各期完整，能达圆满，方不负此一行”。

上海总工会“代表上海全市80万工人”的电文，向调查团表示“热烈之欢迎与恳切之钦敬”。内陈，“溯自日本于本年九月十八日以不法手段占取辽宁，实行破坏中国领土完整以来，倏忽至今已逾半载。我国民忍辱负重，倾心信任国联，冀以和平方法求获解决，今贵团翩然莅此，不特使吾人深喻信任国联之有效，尤见国际正义依然彪炳于霄壤之间而丝毫未有摧残也。同人等深维贵团任务，厥在调查事实，爰即就事实经过渎陈清听，俾贵团加以考虑，报告国联，用期世界和平及国际正义，得于国联倡导之下，克保全瓯之无缺”。

《中国民众与团体英文呈文》更具有特殊意义，其中的电文函件或是直接以英文书写，或是国民政府组织人员翻译而成，自然是为了方便调查团成员更直接地阅读了解。这些电文函件中出现有国民政府大员或社会名流的名字，如许世英、熊希龄、张伯苓、卞白眉、王树常、周龙光、何健等人的呈文。还有中国女权运动同盟会、江苏记者协会、武昌商会、浙江省商会、湖南省商会、湖北省商会、上海总工会、安徽省行业工会、广东铁路工会，以及部分地区的农会、教育会、救国会、行业工会等。更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收录了许多“东北无名氏”的电文，更真实表达了“沦陷一线”普通民众的呐喊或心声。如序号第200号“东北无名氏来信”直截了当地对调查团讲，“你们现在来到了满洲，我想告诉你们一些‘满洲国’的事情。它不是中国的政府，因为它的建立没有经过中国人的同意。日本人买通中国土匪，然后以剿匪为由建立‘满洲国’。这是日本早就预谋好的计划，所以我们不承认‘新政府’，因为这是日本人的政府”。

序号209号的“东北无名氏来信”说，“我反对建立‘满洲国’，因为这个国家不是由东三省的人民建立起来的，但是，日本人硬说是我们成立的，这让我们非常痛苦”。“日本人不仅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国家’，还篡改了我们的课本，不允许挂孙中山的像，不允许我们阅读与‘三民主义’有关的书本，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书本都不准阅读，日本人强迫我们抓紧学习日语……他们更害怕你们调查出‘满洲国’建立的真相，而且他们还非说东北人民不希望你们来。事实上，我们早就盼望你们来解决中日争端责任在谁。呜呼！日本人谎话连篇，老天爷会让他们下十八层地狱”。

序号第238号的“东北无名氏来信”，控诉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三千万东北人民在日本人的铁骑下艰难生活。这意味着我们愿意像奴隶一样被无情地统治，甚至活得不如一头牲畜吗？虽然现在我们被他们控制，而且失去了所有的自由和权利，虽然我们现在手无寸铁，虽然数次反对建立这个政府都以失败告终，但我们还是不会同意建立‘满洲国’。我们束手无策，言论和行动都失去了自由，只能等你们来这里听我们的抱怨，给我们带来及时可信的信息”。

综上，无论是“沦陷一线”遭受日本铁蹄蹂躏的关外民众，还是满怀家国情怀的关内大众，包括国民政府各级机构、社会团体、爱国官兵以及普通民众，在“不抵抗”的大背景下，几乎都把解决中日纠纷的希望寄托在国联或国联调查团身上，甚至把调查团视为“救星”“天使”，翘首期盼国联和国联调查团能够主持正义，还公道于中国。这也反映出九一八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已经同当时的国际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牵动着东亚甚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走向。

四、 媒体声音：国内重要报刊的报道与评论

《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还收录国内几家重要报刊的报道与评论，时间起自九一八事变至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出台。分别有《中央日报》(三册)、《大公报》(两册)、《申报》(三册)与《益世报》(一册)，其中《中央日报》发表的报道或评论1349篇，《大公报》653篇，《申报》890篇，《益世报》411篇，总计3303 篇，可称之《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部头最大的资料集成。如此浩瀚翔实的报刊史料对于研究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反响与动态，世界各国对中日纠纷的因应，中外世界对李顿调查团成立及其调查活动的关注，以及九一八事变对国际联盟的运转，对中日关系、中外关系、国际关系以及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冲击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诚如《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编辑者指出的那样，“将这些新闻资料汇编成册，就是一部日本侵华史，一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一部中国抗日外交史”。

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中央日报》，最集中代表了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舆论导向。《〈中央日报〉报道与评论》计分上、中、下三册，收录该报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的1300余篇报道与评论，内中包含九一八事变真相，日本炮制伪满洲国内幕，中国政府的外交方针与策略，国际联盟的参与，李顿调查团成立及其调查活动，国际社会的反响以及针对时局的述评、社论、诉求等方方面面，比较真实地再现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与日本、中国与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央日报》第一时间发表来自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专电”，大标题是《甘心破坏远东和平，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借故实行其预定之侵略阴谋，在沈肆行焚烧掳掠备极惨酷，我军奉令未加丝毫抵抗行动，驻日英大使及各国代表深切注意》。报道的信息量很大，如“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至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军驱逐出营”(北平行营电)。“日军二百人19日晨四时至(吉林)城北二道沟包围我第三营，要求缴械，营长傅冠军不允，当被击毙，复开枪击毙士兵商民百余名……我军奉令，始终未抵抗”(上海专电)。“东京19日电，今晨十时，(日本)紧急临时阁议议决，发表声明如下：因华兵破坏满铁，致日军冲突，日政府将不使事体扩大，又币原训令驻沈总领事请阻止事件扩大”(上海专电) 。“张(学良)19日晨在协和召东北干部，开紧急会议，以日人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决取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并电顾维钧、汤尔和，来平向各使说明日人暴动真相，一面电呈中央”(北平专电)。事隔90年后，再看以上报道基本遵循历史真实，未见妄言。包括日军突袭北大营、进攻长春的经过，东北当局“决取不抵抗主义”，日本内阁最初出台“不扩大方针”等，说明该报报道的可信性。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国联当即予以极大关注，1931年9月21日，《中央日报》发表题为《国联注意沈阳事件，中日代表在国联各有陈词，旅沪美人认为有背非战公约，日人此举不啻破坏世界和平》的报道，内中，“(国联)议长称：本会希望美满和平之整理云。日内瓦对此事予以甚大之注意，因此事发生，适在宣布巩固弭战方法的公约之原则，业已成立之日也”。“旅沪美人对东省日军暴行，认有背凯洛格非战公约，极注意”。“此次日军在满之妄举，非特害中国，实不啻存心破坏世界和平云”(上海专电)。可见，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日始，中国主要媒体的报道内容及舆论导向也瞄向国际社会与国联的反响。

国民政府将中日纠纷事件诉诸国联后，《中央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希冀国联秉持公正，督促日本撤兵东北。1931年10月24日，国联以13票对1票通过要求日本撤兵之决议，但日本以各种借口拒不执行。《中央日报》发表题为《国联应坚持撤兵决议》的社论，内中称，“在此一月中，日方不独毫无撤兵表示，且变本加厉，强提三省税款，出兵进犯黑省，收买愚民，扰乱津市治安，劫持溥仪，希图复辟。凡此种种，无一非暴露其囊括东省之野心，与破坏国际公约之狰狞面目……而事变以来，标榜和平正义，督促日本撤兵之国联，乃竟为现实事实所屈服，萎靡退缩，将议以派遣调查团为敷衍颜面之计，此诚不仅使中国人民失望，而亦使全世界爱好和平于公理者，同感世界末日之垂临也！”“观于九月十八日以来，国际舆论对东省事件之重视，已足证国联各会员国，对于日本军人鲁莽灭裂之举动，已深感不安……若是则国联今日为一时之苟安者，无异适启他日无穷之祸患。故国联如欲保持盟约，保持其和平运动之历史，则必须继续且坚持其九月三十日与十月二十四日两次决议之努力，日方始能如期撤兵，中日通常关系，自可恢复，东亚和平，自可保持”。此后，《中央日报》又连续刊发题为《国联应坚定其公正立场》《国联新决议案属草中之两大问题》《国联其屈服于暴日武力耶》等社论，敦促国联坚持公正立场，不被暴日的无理行径而屈服。

1932年3月14日，李顿调查团一行到达上海，《中央日报》派出记者或通过地方通讯机构跟踪报道，把李顿调查团与中方大员的会谈，访谈各界人士以及在各大中城市的调查活动等及时呈现在国人面前。尤其是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出台后，《中央日报》侧重报道中外社会各界的反响，以下仅以报道题目罗列之。

美国及法英等西方大国的态度：《美对东北事件，将完全与国联合作，对李顿报告书希望浓厚》《美官方对报告书，认为观察公平恰当，暂无举动候国联处置》《法总理为国联辩护，英代表亦不认国联失败》《意报评国联，依赖强国为虎作伥》《欧洲各国对伪组织无承认意，美参议员李德之谈话，俄外相声明无意承诺》《苏俄军事委员长抨击李顿报告书，谓系世界帝国主义与日帝国之妥协》。

中国方面的意见：《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罗文干发表宣言，日本一切军事行动决非自卫，所谓‘满洲国’非独立运动产生，日对报告书将拟意见提国联》《我国各方认报告是尚属公正，对广泛的自治及顾问会议，认为袒护日本均表示不满，根本解决尚待国人的努力》《唐绍仪对李顿报告不满，国内团结作有效之御侮，集中力量促成九国会议》。

日本方面的反对与抵制：《荒木诋毁李顿报告，谓为错误百出毫无重视必要，并讥笑国联无能力解决问题》《注意日本军人之态度(社评)》《调查团报告书，今日提中政会讨论，各国对报告书态度沉静，日朝野非难正协议对策》《日本军人野心方炙，对东北将更充实军备》《日外(务)军(部)联席会议决定，抹杀李顿报告结论，对报告书内容完全推翻，狂妄已极视国联如无物》《日反驳李顿报告书，作为附属文件备提交国联，今日续开会议起草意见书》《日外务省对报告书横加抨击，谓系排日分子所起草，并称我抵货为侵略国》。

《李顿报告书》正式发表后，日本于1932年11月21日抛出《帝国政府意见书》。内中指责《李顿报告书》“容认了不可靠而又无价值的证据，在关于九月十八日事件和满洲国成立的部分，表现得尤为显著。其结果是完全误解了九月十八日事件中日本军队的行动动机，且对于满洲将来的统治，提出了与报告书其他部分的旨趣和现实事态皆相矛盾的建议”。强烈主张国际社会“维持和承认满洲国，不仅不违反任何国际义务的根本原则，而且还符合满洲居民的愿望”，“日本在满洲占有重大而特殊的地位，不能弃置该地事态和日满关系于不安的状态。故而，日本政府认为，列国立即承认满洲国，并帮助其健康发展，是最适应现状的解决方法，也是稳定满洲事态，进而给远东带来和平的唯一解决方法。”而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的决议表示，“《李顿报告书》经政府当局慎重考虑，认为在不妨碍中国主权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下，有不少部分可按照其原则进行东北问题之磋商”。

《中央日报》在报道国内外各界反响的同时，尤为关注日本的动态，如下报道题目可以略见一斑：《松冈向世界狂吠，谓各代表对报告书不应断章取义，以退出国联为恫吓并指摘报告书》《松冈视刀而叹，日本外交已陷僵局，松冈常现悔丧之象》《日态度顽强，日训令坚持旧主张，明年开会亦不让步》《日联合社又造谣言，捏造张学良顾维钧往返电，顾已由日内瓦电外部力辟》《中日问题图穷匕见，国联对日关系极度紧张，特委会大会已允撤销邀美俄加入，日能否接受决议草案限今日答复，日本殆将担负谈判破裂之责任》《内田狂言后，罗外长发表谈话，郑重声明中国坚决态度，在日本之傀儡组织宣告取消前，调停与和解均不可能》《日本人之造谣术》《日本外交陷于孤立，日内瓦对日态度愈强硬，各方感觉美国与国联关系逐渐增加，日本临时阁议讨论退盟问题无结果》《国联大会明日开幕，日本阁议决定退出国联，各大臣顾忌军阀气焰勉强同意，日内瓦各小国商量草拟新决议案》《松冈在国联失败后，仍腼颜谓确保国际和平，六日提出阁议即可决定》《日本宣告退出国联，声称为远东和平而脱离国联，侵略国尚言和平满纸荒谬语》。

1932年12月6日，国联召开特别会议，宣布日本违反《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为“自卫行动”。日本代表松冈洋右仍然强调日本在中国东北是自卫行动，关于“满洲国”的独立，日本没有责任，只有承认“满洲国”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松冈甚至称，“吾们六千五百万纯日本血统的民族，如同一人，一致起来拥护这个从1931年9月18日起，日本在满洲所有军事行动。你们以为吾们发了疯吗？吾们认为这是有关吾们生死存亡的问题！”

1933年2月21日，国联召开《国联大会报告书》会议，结果以42比1通过。日本首席代表松冈洋右发表简短声明后，率领代表团所有成员退出会场。3月27日，日本政府发表退出国际联盟通告，意味着日本从此走上继续扩大侵略战争、陷于国际孤立的不归路。

《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还编辑收录了《大公报》(天津版，上下两册)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33年5月有关李顿调查团的报道与评论，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北方主要媒体的声音。从李顿调查团的组建，到调查团首先前往日本，《大公报》便进行了跟踪报道，诸如《国联调查团人选始决定》《调查工作程序离欧前订定》《国联调查团定下月中旬抵沪》等。李顿调查团在日本调查期间，《大公报》跟踪发表了《日人欺骗世界，殷勤招待国联调查团，以虚伪宣传蒙蔽真相》《国联调查团日皇昨宴于丰明殿，芳泽有一片面的演说，并递交日方之报告书，该团将自日本来沪》《荒木之荒谬答国联调查团之质问，谓非日本不能保和平，日实业团体施麻醉手段》《日本四个实业团体招待国联调查团，举排货等问题为中国罪》《日人毒辣宣传：大阪实业家招待国联调查团，竟谓中国排货系由政府主持，且谓中国无和平前途无希望》等。应该指出的是，《大公报》的以上报道绝非望风扑影，这可以从《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中的《日本外务省藏档》中得以证实。

李顿调查团进入上海、南京、北平以及东北各地后，《大公报》的报道更为及时多面，包括国民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安排部署，社会各界的反响，调查团的行动路径等。如《国联调查团到沪恐将延迟，招待并不铺张》《北平各大学教授抗日会成立……决议准备招待国联调查团》《到沪后之国联调查团，顾、吴、郭等昨分别宴会招待，离沪前将视察淞沪各战区，莱顿告报界：调查东事出以公正》《北平各界筹备招待国联调查团，成立办事处……》《南京准备招待调查团，外委会组织招待会办理，顾维钧以恢复公约尊严属望该团，并深信能办到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调查团明日视察战区，视察后将详电国联报告，林主席电沪欢迎并盼主公道》等。此外，《大公报》还刊发了《敬告国联调查团诸君》《惟事实有权威》《排货责任不在中国》《中日关系之真认识》《向国联调查团致意一点》《贡献于调查团诸君》《为调查团进一言》《日本对中国抗议之诡辩》等社论或短评。

李顿调查团进入东北后，受到日伪当局的监视和刁难，《大公报》据实报道，如《调查团两度会见本庄，戈公振一度被拘》《辽西民众代表致书调查团，陈述苦痛请主公道》《日人严苛监视下在沈之调查团，拟日内赴长春、哈埠》《调查团尚无离沈期，中国代表团动作遭日人严重监视》《调查团受严重监视，无特许状者不得与团员见面》《调查团将赴黑，叛逆反对调查团会见马占山》《叛逆威胁调查团，竟欲要求调查团离境》《淞滨痛心录：日本势力高压下民众之哀鸣，偶语者弃市啼笑皆非，调查团在哈亦受嘲骂》，以及评论《调查团与马占山》《调查团应发表东北真相》《国民应慰劳顾代表》《调查团与国联立场》等。

从李顿调查团成立，到调查团在中国和日本的访谈调查，乃至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出台，《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益世报》发出了各种声音，《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把这些声音汇集起来，从媒体的视角告诉世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关系、国际社会以及国联各大国的反响，无疑是研究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五、 诡辩与蛮横：日本外务省藏档

《日本外务省藏档》分两册，主要来自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档案史料，收录有1012份(件)外务省与驻外使领馆之间的往来电文或函件，时间起自1931年12月国联决定派遣调查团调查中日纠纷事件，下限止于1932年6月日本外务省出台应对报告书的各种对策。

李顿调查团成立后，首先前往日本访谈与调查，日本各方做了精心的安排，这在《日本外务省藏档》中充分体现出来。在调查团出发之前，日本驻国联代表处，驻美、德、法、意大利、土耳其等国使领馆以及驻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领事频频给国内发电，报告国联调查团成员(含候选人)状况，外交使节与调查团成员的接触，提醒国内在接待过程中的要求、注意事项等。为此，外务省特别组成准备委员会，由外务大臣主管，制定(并多次修改)李顿调查团在日日程，包括住宿、就餐、旅游、会谈、日方出面人物、接待预算经费等。可以说是事无巨细，精心周到。如李顿调查团在东京逗留的8日里，安排“上等房间(带有温泉浴室)7间，中等房间(带有温泉浴室)8间，普通房间2间(带有浴室)，另办公室2间，会议室1间”，饮食标准为“早餐3元，午、晚餐5元”，观看戏剧“一等票8元/1人”，汽车费用“10元/1辆”，其他还有游览费、宴会费等，总预算为12956元。另外还特别指定，出席接待宴会者除政府高官和陆海军头面人物外，还邀请了日本银行、横滨银行行长，商工会议所会长，满铁总裁，三井、三菱、安田、大仓等实业界大亨以及社会名流出席各种场合的宴会。

1932年3月2日，外务大臣芳泽谦吉在接待李顿调查团的宴会上，公然混淆是非，把脏水一股脑地泼在中国政府及国民的身上。他说，“近年之满洲当局，无视该地方之开发乃是依赖我国之力这一事实，忘却该地治安主要由我国之手来维持的昔日历史，侮辱我方之宽大态度，或是迫害百万以上之我国侨民，或是违反条约铺设满铁平行线，乃置满铁于死地等，频频蹂躏我国权益，不顾我方屡屡抗议。在这种气氛下，去年九月发生的满洲事变，属于我方出于不得已之自卫考量，而采取的保护我国民生命财产与维护我国权益的手段，该情况我国已屡次向国内外进行声明”。

1932年3月10日，李顿一行访谈大阪实业家集团，在回答李顿等人的提问时，大阪实业家诬蔑中国“没有作为文明国家的资格。在对外国际关系上也未达到完全遵守国际义务的文明国家的程度”。攻讦中国“为将内部并未统一的国民的视线转向国外，缓和内斗，故意煽动起了国权回收的热潮”。甚至把中国的“民族性”归结于“利己心”“事大心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另外，他们对一战以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也颇有微词，认为“九国公约为了世界和平，一方面让相关各国负担起尊重支那主权领土完整的义务；另一方面，却疏于注意有必要抑制支那，以联合抵制或实行打倒帝国主义的经济绝交等武力以外的战斗行为攻击他国，扰乱世界和平。因此，支那获得了不应承担义务的权利。1922年以后，支那联合抵制日益恶化，且愈发频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九国公约的片面义务的缺陷”，“支那在事实上几乎没有履行任何义务，只是完全享有了九国公约上的权利”。同时，他们还指责国际联盟的盟约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对于支那这种平日不遵守既存国际条约义务的国家，在平时除了当事方直接交涉以外，国际联盟没有任何灵活且有效确切的强制手段来使其履行义务”；二是“支那这种平日不遵守既存国际条约义务的国家，不受任何限制，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时会上诉至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对此与对待其他遵守条约上义务的国家一样，不得不完全按盟约来行动”。大阪实业团的以上言论，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本政治当局排斥国联盟约，抵制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心声。

此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在接待李顿调查团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满铁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组建的“国策会社”与“殖民会社”，从其成立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满铁通过经营南满铁路，垄断开采南满地区煤、铁等矿藏，控制大连、旅顺、安东、营口等东北出海口，同时经营金融、贸易、化工、工矿、电气、交通等业，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在满铁附属地行使包括警察权、教育权、赋税权、土地租赁权等在内的行政权，俨然成为凌驾中国主权之上的“独立王国”。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为满铁全面控制东北交通等经济领域开辟了新机。为此，满铁在致李顿调查团一封《公开声明》中，极力美化满铁对中国东北经济开发的“贡献”，贬低东北当局的社会治理，还捎带旁敲侧击国联及李顿调查团“认识不充分”。《公开声明》称，“我们希望在经济上、文化上开发满洲，为增进人类的发展和福祉做出贡献。我们立足于这一崇高使命，过去25年间，我们于治安紊乱、军阀匪贼跋扈的此地，拮据经营，一心一意努力完成任务。于是，荒芜未开的边土满蒙，随着工商业的振兴与人口的显著增加，正在成为民族共荣的乐土。然而，令我们感到十分遗憾的是，旧东北军阀在过去数年来日益狂暴，对人民苛敛诛求，无视道德人伦，扰乱此地和平，导致居民的生存受到威胁……然而，对于此次事变，国际联盟的态度上存在对远东实情认识不充分之处，不禁令我们屡屡感到愤慨……满洲和平的永久性解决不在于当前事态的暂时性解决，而应根据对大局的彻底洞察，即对满洲的正确认识不仅仅止于对时局的探讨，更有待于彻底究明其历史、地理、民族、社会、思想、经济等一切方面”。

李顿调查团进入东北后，在日伪当局的运筹和指使下，假借伪满洲国的“民意”向调查团呈递一纸《声明书》，宣称“满洲国成立乃三千万民众全体之主张。其理由在于，从前之东北军阀，以国家为私器，视民众如奴隶。民众屈服于强暴政权之下，二十年如兹。此次事变，盖因素来违背信义之恶劣军阀为邻国所打倒，正吾民众复活之时也”，“旧军阀专图私利，私用货币法，于是货币法紊乱，货币复乱至不可收拾”，“张学良……就任数月，即将全省民意机关之省议会全体解散，一意提拔宠信新人，勾结南方党人，施行形式政治，名为民国，实为独裁政权。残害民权，无所不用其极。吾等民众，欲恢复天赋之民权，不得不建设一民意独立之国家”，“满洲国地大物博，具备各种经济开发之可能性。从前之军阀，计不及此，只管妨害外国之投资及援助……各国投资与援助，则新国家经济之前途发展必不可限量，经济之根本自当强国。此所以决心建设新国家也”。

另外，在《日本外务省藏档》中，可以不时看到“满蒙学派”(东大教授白鸟库吉等人为代表)炮制的“东北非中国领土论”，借以为日本侵吞中国东北提供“合法性”。

1932年4月21日，芳泽外相在致驻上海公使重光葵的电文中，指示其必须向国联调查团申明日方的四项主张，其中第二项是：“本来，满洲与支那本部风土人情有异，形成了历史上、经济上乃至将来政治上相对于支那本土的另外地域(之前张作霖成立了名义上与实际上的独立政权；1924年5月俄支协定仅限于满洲，随着同年9月俄奉协定的成立而开始实施；张学良虽然与南京政府合流，但事实上仍维持着独立的形态，这些均以满洲的特殊性为基础)。满洲内部，人民长期以来对以张家为班底的军阀暴政甚为反感，期间也存在着东北文治运动，因而前述支那重要人物维持地方治安的努力转向了民族独立运动，独立政府的成立不过是上述背景的自然发展……现如今考察满洲问题，决不可无视这个事实。”字里行间，不过是“东北非中国领土论”的翻版。

在《帝国政府对国际联盟支那调查团报告书之意见书》中，这种观点更是暴露无余。《意见书》称，“满洲自然且必然不是支那完整的一部分……满洲与支那的结合完全是一时性的偶然……满洲官吏并不知晓‘服从袁世凯的统帅’，而且也没有去考虑有关国家组织法上的自身地位问题。实际的事实是，作为满洲朝廷被支那消灭的结果，通过皇室使满洲与支那结合，即‘同君联合’的联系基础也随之消灭……概言之，满洲与支那的联系是薄弱且暧昧的，张作霖在种种场合就曾否认这种联系。日本当局一面散布“满洲不是支那完整的一部分”，一面强调日本同东北的“密切”与“特殊”关系，宣称“日本与满洲在历史及地理等方面具有最密切的关系，加之在该地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关系，拥有重要的条约权利，并有众多日本侨民。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日本在政治及战略方面对满洲抱有重大的决心。总之，日本在满洲的地位，是世界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特殊关系”。

综上，《日本外务省藏档》记录了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后至日本退出国联前的外交方针、策略及其种种表演，透视出当时日本外交的诡辩术及外交霸权。

结 语

《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主编张生教授在《序言》指出，“日本侵华之际，世界已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民族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体，以国际条约体系规范各国的行为，以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彼此的分歧，是国际社会付出重大代价以后得出的共识”。从这一观点考量，九一八事变也就赋予了世界史意义。

《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把九一八事变置于中日关系史、东亚史、世界近代史、国际关系史等学科的研究领域之中，并从“在中国发现历史”“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以及“在中国发现世界历史”等三个维度思考，它必将成为拓宽九一八事变研究领域，创新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视角，丰富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国近代外交史等研究内容的重要资料源之一。

李顿报告书出台后，国内政界以及学界对其评议不一，甚至有一些非议之语。《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对于重新审视1930年代国际社会的政治、外交走向，国民政府诉诸国联、力争国际社会支持和同情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对于后来的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全面抗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等产生如何影响，无疑是不可多得且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时代，“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逆来顺受”的外交方针与决策，只能是弱国或小国的无奈选择，也碍难等来“国际公理之判断”，这该是《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带给我们的又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