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松

集体记忆理论的开创者、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指出：“在历史记忆里，个人并不是直接去回忆事件；只有通过阅读或听别人讲述，或者在纪念活动和节日的场合中，人们聚在一块儿，共同回忆长期分离的群体成员的事迹和成就时，这种记忆才能被间接地激发出来。”由此可见，纪念日及仪式等纪念活动是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方式之一。所谓“纪念日”，即“发生过重大事情值得纪念的日子”，在现实生活中，纪念日的范围比较广泛，有国家纪念日和地方纪念日，甚至每个家庭乃至个体都有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作为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日军暴行的典型代表，南京大屠杀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创伤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多年来，人们在12月13日这一特定的日子举行各种相关纪念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其可分为由政府主办的国家或地方层面的纪念活动，以及民间自发的纪念活动。

新闻媒介以其时效性和广泛传播性，在建构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中央日报》《东南日报》《大公报》等报纸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以及首都沦陷纪念活动进行了详细报道，推动了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形成。目前,学界对有关南京大屠杀纪念和悼念活动的研究多从历史记忆、媒体报道的视角切入，鲜见有关民国时期南京沦陷纪念日的专题研究。鉴于此，本文以“纪念日”为切入点，通过梳理抗战时期及战后《中央日报》《东南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等报纸有关南京沦陷纪念日和忠烈纪念日的报道，从纪念日的设立、纪念话语、纪念目的等方面，考察民国时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和悼念活动的演变过程，揭示其功能意义及历史局限性。

一、抗战时期的“首都沦陷纪念日”

日军攻占南京后，严格限制人员进出,并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1937年12月15日以后，斯蒂尔、德丁等英美记者获准离开南京，他们在《芝加哥每日新闻》《纽约时报》等西方报刊上率先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中国报刊也迅速转发了外国报刊的相关报道。自此，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为世人所知。此外，蒋公穀、郭岐等一些南京大屠杀亲历者逃离南京后，发表了《陷京三月记》《陷都血泪录》等日记和回忆文章，使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消息进一步传播。同时，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揭露和宣传，以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坚定广大民众的抗战信念。南京沦陷后，中外报刊的报道、各方人士的记录，以及国民政府的揭露和宣传，使南京大屠杀为世人所知，人们对南京大屠杀的最初记忆得以形成。

在中外报刊广泛报道和国民政府大力宣传的同时，浙江、重庆等地也举行了南京沦陷纪念日等相关纪念活动，悼念死难同胞，激发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这些纪念和悼念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

1938年12月南京沦陷一周年之际，浙江省举行了大规模纪念活动。浙江省会杭州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杭州“当京沪侧背，在南京未陷之前，敌军无暇顾及，南京陷落了，日军必须占有杭州，才可以向西沿长江攻武汉,与向北沿津浦路前进,以会师徐州”，因此，日军攻占南京的同时，又兵分三路向杭州进犯，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江省党政机关被迫撤往金华。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对南京及杭州的沦陷感到十分悲痛：“十二月十四日，中国的首都——南京陷落了！我在收音机内听到，日军定于十六日举行正式的占领仪式，心中无限的悲痛！不觉流下泪来”，“我在二十六年十月底，很狼狈的离开了太原，十一月底，很凄惨的离开了南京，十二月底，又很悲痛的离开了杭州……我就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了号称天堂的杭州！天堂天堂，刹时间就要变成地狱了！想起了天堂的快乐，便想到地狱的痛苦，不知何日可以再回天堂”。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改变侵华策略，对国民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内一些人抗战信念有所动摇，对日本心生恐惧，正如黄绍竑所指出的：“如果一国的首都或一省的省会沦陷了，在旧的眼光看起来，好似这一国或这一省就算完了。所以当南京和杭州相继失守之后，有些人就感觉到亡省亡国之恐慌！有些人则索性继续他们醉生梦死的生活而一切不理，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现象！”如何坚定广大军民的抗战信念，振奋民众的抗战精神，坚持持久抗战，成为地处抗战前线的浙江省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首都沦陷”与“省会沦陷”的惨痛教训及创伤记忆，是抗战动员的重要资源，因此，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与浙江省政府决定于1938年12月举行“首都沦陷”与“省会沦陷”纪念活动。黄绍竑要求浙江省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以示不忘这个奇耻大辱”。

浙江省各界“首都省会沦陷纪念”活动为期10天，从12月14日“首都沦陷纪念日”开始，至24日“省会沦陷纪念日”结束，金华、方岩以及浙西等地都举行了相关纪念活动。纪念活动筹备充分、持续时间长、纪念主体多元、地域广泛且形式多样。

在纪念活动筹备方面，早在1938年2月，浙江省政府即决定“每月十二·廿四两日，举行京杭沦陷纪念仪式，以示不忘”。1938年12月7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省政府召集各机关团体代表，商讨纪念首都与省会沦陷办法，决定组织浙江省会各界首都、省会沦陷纪念大会筹备处，由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以及民政厅、警察厅、特务警察队、会计处等负责筹备。筹备处拟定了12月14日—24日纪念活动的日程安排，其中14日首都沦陷周年纪念日的安排为：“一、晨呼(特务警察队、方岩小学、青年工作团担任)；二、开纪念大会(上午九时在省党部东首广场)；三、宣传队下午出发宣传；四、教育厅电影队、歌咏队剧团赴岩下街。”由此可见首都沦陷纪念日的筹备工作较为充分。

在纪念活动安排方面，纪念活动为期10天，每天都安排有相关的纪念活动。1938年12月14日上午，浙江省会各界在省政府所在地金华县方岩区举行首都沦陷周年纪念大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担任大会主席，到会机关团体23个，计1000余人，此外，各小学、西川和方岩两地民众百余人也参加了大会。此后数日，金华各界的纪念宣传活动持续举行。12月24日即浙江省会杭州沦陷一周年纪念日之际，金华各界于上午7时30分召开民众大会，晚上7时又举行了火炬游行。至此，浙江省各界纪念首都及省会沦陷一周年活动结束。

在纪念主体方面，相关纪念活动的主体多元，既有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省政府,也有金华等县级政府。1938年12月14日上午7时30分, 浙江省政府所在地金华各界纪念大会在国民党县党部举行，与会机关团体代表百余人。大会首先由大会主席、浙江省保安处长宣铁吾报告纪念的意义，接着其他代表先后演讲，至上午10时大会结束。当晚7时，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又召集各机关团体在金华中学纪念厅举行纪念大会，参加者5000余人，黄绍竑在大会上作报告，号召广大军民“不屈不挠，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最后，大会在口号和歌声中结束。除了金华及附近几个县外，浙西行署所在地天目山地区等也举行了相关纪念活动。

在纪念形式方面，除纪念大会外，浙江省还举行了大规模群众性纪念活动，如慰问出征军人家属、慰劳伤兵和难民、下乡宣传，以及联合表演新剧、放映电影、歌咏、讲演等。12月14日下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浙江省抗日自卫委员会、国民党方岩区党部、特务警察队分别组织宣传队进行宣传,晚上在运动场进行演讲,并以电影、歌咏、话剧等形式进行宣传。此后数日，金华各界的纪念宣传活动持续举行，其形式有：第一，演出救亡剧，某集团军司令部宣传科18日晚应邀在金华抗敌剧场演出《咱们要反攻》《东北之一角》《沦亡以后》等剧目；第二，街头宣传，国民党金华县党部歌咏团、战地服务团、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及儿童保育会等四团体应邀于18日下午1时起举行街头歌咏宣传，四团体人员首先绕行全市一周，高唱抗战歌曲、高呼口号，然后进行街头歌咏；第三，举办歌咏大会，国民党金华县党部抗战歌咏团会同战地服务团、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及儿童保育会、县妇女会、县政工队、长山小学等，于20日晚7时在抗敌剧场举行纪念首都及省会沦陷一周年纪念歌咏大会。此外，纪念活动的主办方还倡议金华各界人士12月14日以素食进行哀悼，节约的资金全部用来慰劳伤兵。这些群众性纪念活动吸引了广大民众参与，进一步扩大了纪念活动的影响力。

在纪念主题方面，浙江省的纪念活动包括“首都沦陷纪念”及“省会沦陷纪念”两个主题，其中以12月14日开始的“首都沦陷纪念”为主，其纪念活动持续时间长、规模大、规格高，而12月24日的“省会沦陷一周年纪念日”仅持续一天。

在纪念话语方面，各级官员在相关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及各界人士的讲演中，都回顾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将首都南京沦陷及南京大屠杀视为“奇耻大辱”。黄绍竑在浙江省会各界纪念首都、省会沦陷纪念大会的报告第一部分“惨痛的过去值得我们检讨”中指出：“回想去年今日，我庄严神圣的首都，遭受敌军蹂躏……疯狂的敌军逞其兽欲残暴余威，屠戮我无辜平民，强奸我老弱妇女，劫掠我一切财产，种种惨绝人寰的祸乱，真是不忍回思，单以敌军屠杀我无辜同胞一项而论,据外国记者亲眼目睹所估计，总计在二十七万人以上，这是何等骇人听闻的数目”。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方青儒也发表演说指出：“国家首都的沦陷，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耻辱……这一次首都的沦陷，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首都的沦陷来得惨痛，据首都沦陷后逃出来的人千真万确的报告，中山路北段的马路上堆积着的同胞尸首，达一二丈高，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渠。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华民族，被野蛮的民族如此压迫,真是亘古所无的。我们要求生存,要求正义,我们要抗战到底,不惜任何牺牲”。

显然，纪念南京、杭州沦陷，揭露日军暴行的目的是要激发广大军民的抗战斗志，正如黄绍竑在纪念大会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在这沉痛的纪念会中,一方面要回忆敌人所加害我们的一切和一切是何等惨酷,一方面要反省一年以来我们的抗战工作是否有长足的进展,由回忆中发生警惕,由反省中自知奋勉……所以我们要加速度前进……然后可以收复失地,然后可以为被难同胞复仇,然后可以驱逐敌军,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在纪念大会报告的第五部分“记取耻辱踏着血迹前进”中，黄绍竑号召参加纪念活动的军政机关人员和教导总队全体官兵团结起来，坚持抗战：“我们的首都沦陷了，这是我们全国国民的奇耻大辱，尤其是我军政人员应该牺牲个人生命以保全国家的生命，急起杀敌，洗雪此耻……收复我们的圣地。”

作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东南日报》对“首都沦陷”及“省会沦陷”的相关纪念活动进行了连续报道。1938年12月14日，《东南日报》在头版以大字刊发“不要忘记了首都沦陷的耻辱！拥护领袖一致抗战收复失地！”的标语，并刊发社论《夺回我国之圣地 纪念首都沦陷一周年》。“社论”回顾了南京沦陷及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称之为“属文明人类空前之惨剧，亦为我国旷古未有之奇羞也”，指出日军“欲效清季庚子八国联军之故技，妄以为吾京一陷，必被逼而作城下之盟”。

除了浙江省举行大规模南京沦陷纪念活动外，其他地区未举行官方纪念活动，而只有少数民间团体举办的规模较小的纪念活动。为纪念南京沦陷一周年，1938年12月13日,南京旅渝同乡会在重庆市商会礼堂召开纪念大会，到会的有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及国民党市党部、行营政训处、警备部及其他各界代表约400人，国民政府也派代表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讲。大会以主席团名义致电前方将士表示慰问。对这次纪念活动，重庆部分报纸还出版了特刊以示纪念。南京旅渝同乡会的纪念活动系民间自发举行，在规模和影响力上虽然不及浙江省的纪念活动，但也起到了宣传抗战的积极作用。此后，由于战事频仍，各地没有再举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有关南京沦陷及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和悼念活动基本停留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家族祭奠，以及旅居川渝的南京同乡会等层面。如1940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三周年之际，南京旅渝同乡会在重庆民众茶社举行纪念会，到会同乡会成员数百人。南京旅渝同乡会主席在纪念会上致词，阐述了此次纪念会的意义。原南京市长马超俊也发表演讲指出，退出南京是出于军事战略的需要，鉴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广大民众要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坚持抗战，以取得最后胜利。

综观抗战时期有关南京沦陷及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和悼念活动，无论是浙江省大规模的官方纪念活动，还是在重庆举行的民间纪念活动，其目的都是揭露日军暴行，激发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进行抗战动员，以坚持持久抗战。

二、抗战胜利后的“京市忠烈纪念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抗战的胜利、国民政府的还都，特别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以及当时报刊对审判日本战犯的广泛报道，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南京大屠杀的惨痛记忆。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此后，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及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对日本战犯的罪行进行调查取证。国民政府还发布公告，号召广大民众检举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军暴行：“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者之主名。其目击事实，基于正义感而作负责之检举者，余尤乐于接受。一经查明属实，定当分别以战罪提付审判，或依惩治汉奸条例从严惩处，以谢同胞而伸法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系统调查和审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死难者亲属在控诉日军暴行、要求严惩日本战犯、为死难者申冤的同时，还要求当局举行相关的纪念和祭奠活动，以告慰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这推动了有关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祭奠活动的举行。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记者最早发起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悼念活动。1945年12月13日是南京沦陷八周年纪念日，《中央日报》记者赶赴南京东郊灵谷寺以东之抗战殉难军民埋骨处——无主孤魂墓凭吊，其仪式有焚香、向死难者敬献花圈和致哀等。《中央日报》对此次悼念活动进行了报道并回顾了南京大屠杀史实：“八年前之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开始陷入恐怖与黑暗中。日寇横施空前规模之大屠杀，数十万徒手民众与战俘，惨遭荼毒。”此外，《中央日报》还出版增刊以示悼念，并刊发社论《永不宜忘的一日——旧的血债新的警惕》指出：“这血腥上冲霄汉的八年前的今天，我们应该永远铭诸于心，刻诸于骨，作为促我们自己的警惕的薪胆”。然而，这仅仅是《中央日报》记者发起的小规模悼念活动，尚未提升到“官方”层面，全国也未见大规模的纪念和悼念活动，正如当时报纸所报道的：“南京城陷八周年纪念日，静悄悄的过去”。

1946年，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及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死难者亲属的呼吁下，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在成立后不久，即决议公祭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1946年7月4日下午，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临时会议讨论决定，举行“南京大屠杀案死难同胞追悼大会”，并由临时参议会秘书处负责筹备。

1946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九周年之际，第一届南京市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式在明德女子中学礼堂举行。开幕式前，全体参议员为南京沦陷及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默哀3分钟。南京市长沈怡在开幕式上致词指出：“九年前今日南京正遭遇空前之惨剧，种种悲痛虽已为历史之陈迹，但死者已矣，生者荷负之责任更百倍重于往昔。”大会还“明定每年十二月十三日为京市忠烈纪念日，以加强国人之警惕并对无辜死者表示悼念”。关于纪念场所，1946年12月29日，南京市参议会审查通过“请市府将安德公园改为忠烈公园，以纪念京市死难忠烈案”，但由于时间仓促，1946年12月并未举行相关公祭活动。

1947年南京市参议会决议，当年12月13日举行首次公祭殉难忠烈活动，并请南京市政府指定适当地点建造殉难忠烈纪念塔，作为今后举行纪念仪式的固定地点，后“嗣因市府一时未能寻得，所以此次大会暨公祭典礼，均暂在毗卢寺举行”，南京市参议会还决议当年12月13日“上午八时至十时开纪念会，会毕，举行公祭。上午公祭完毕后，下午由本市各民众团体与市民自由祭奠，俾全体市民咸得尽其哀悼之忱”。为了使纪念活动常态化，1947年2月14日，南京市政府颁布训令：“查明定每年十二月十三日为公祭南京殉难忠烈纪念日一案业经本府第六十九次市政会议决议通过在卷，除函内政部备案并分令外合行令知照。”

1947年12月13日上午8时30分，首次“京市忠烈纪念日”活动——“首都陷敌殉难忠烈同胞纪念大会及公祭典礼”在南京毗卢寺隆重举行。南京市参议会、市政府各处局、国民党市党部、中小学等40多家单位的代表参加了纪念活动。毗卢寺纪念空间的设置，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氛围，该寺大殿供奉着南京保卫战及南京大屠杀殉难忠烈的灵位，上方悬挂着蒋介石所赠的书有“永念国殇”的挽联，两旁悬挂着各机关团体所赠的挽联。公祭活动先由南京市参议会、市政府、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及各学校等单位的代表在哀乐声中逐次公祭，然后由主祭人南京市参议会议长陈裕光率领全体与会人员联合公祭。纪念大会由陈裕光主持，南京市长沈怡、副市长马元放等先后致词，他们沉痛回顾了10年前首都南京沦陷的经过，悼念数十万死难的无辜民众，最后，毗卢寺法师代表与会来宾致词。10时30分，纪念活动在哀乐声中结束。

除了举行纪念大会和公祭典礼外，1947年12月11日 ，南京市社会局还发出通知，要求大华大戏院、国民大戏院、首都大戏院、大光明电影院等7家电影院，在“京市忠烈纪念日”当天“各场开映前应加映字幕，观众起立默哀以示纪念”，通知还附有“南京市忠烈纪念日加映字幕格式”一份，主要内容为：“一、今天是南京市忠烈纪念日；二、全体肃立；三、默哀三分钟。”

在首次“京市忠烈纪念日”之际，举行“首都陷敌殉难忠烈同胞纪念大会及公祭典礼”，其目的是希望广大市民铭记惨痛历史，致力于国家建设，正如南京市长沈怡1947年12月12日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所言：“请市民时时警惕过去之沉痛经验，加紧建设新的、强大的中国。”

此次活动是南京市首次大规模公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官方活动。从主办机构来看，“京市忠烈纪念日”由立法机构——南京市参议会决议设立,同时负责筹备工作，还会同南京市政府举行公祭典礼；从与会人员来看，南京市参议会议长陈裕光主持典礼，市长沈怡到会并发表讲话，南京市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40多家单位参与。需要指出的是，此次纪念活动虽然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举行，但并非由国民政府主办，也无国民政府要员出席，显然，此次公祭系南京市地方性的纪念活动，而其他地区并没有举办相关纪念活动。为此，南京市长沈怡在1947年12月13日的纪念大会上呼吁扩大纪念活动的范围：“不仅要我们每一个南京市民牢牢记住，全中国人都不能忘记这历史上惨痛的日子。我很希望以后能扩大范围，不仅仅南京这一地方举行纪念，全国人都能够纪念它。”

尽管1946年南京市参议会在设立“京市忠烈纪念日”时规定，每年都举行相关纪念活动。然而，由于南京市参议会设立的“京市忠烈纪念日”，与1940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第八条“各地公祭忠烈祠应于每年七月七日依公祭礼节举行，首都忠烈祠由内政部部长主祭”的规定不相符合，因此，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发布“礼字第一九号指令”：“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第八条业经修正，规定致祭日期为每年九月三日，无庸另订忠烈纪念日。”根据这一指令，“京市忠烈纪念日”已无存在的必要。因此，1947年“京市忠烈纪念日”之后，直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覆亡，再也没有举行过相关纪念活动。

三、民国时期有关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功能与局限性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一书中指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哈布瓦赫进一步指出，集体记忆是根据社会需求而建构的，作为集体记忆建构的重要方式之一，纪念日及纪念仪式必然与社会的现实需求密切联系，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无论是“首都沦陷纪念日”还是“京市忠烈纪念日”，其产生都有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其在不同时空维度发挥的功能也不尽相同，但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现实。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如何激发广大军民的抗战斗志，团结一致，坚持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是国民政府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九一八、七七、南京沦陷和南京大屠杀等相关纪念和悼念活动是动员民众的重要方式之一。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指出：“仪式是一种手段，社会集团可凭借这一手段来表达和加强集团的情感和团结，从而使其成员达到一种情感上的一致性。”抗战爆发后，每逢“九一八”“七七”等重要纪念日，国民政府都在全国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以悼念抗日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坚定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念。1932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周年前夕，国民政府制定了“九一八纪念办法”，要求以后每年在全国范围内都举行相关纪念活动。1932年9月18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南京举行九一八国耻纪念大会，同日，南京市各界也举行九一八国难周年纪念大会。1938年6月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前夕，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将7月7日定为“抗战建国纪念日”，规定今后每年全国都要举行相关纪念活动，以悼念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从纪念话语看，这些纪念活动都揭露了日军侵略暴行。与“九一八”“七七”等抗战纪念日相同，有关南京沦陷及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和悼念活动，也必然与服务抗战大局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借助“首都沦陷纪念”，揭露日军暴行，坚定广大军民的抗战信念。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革命先烈纪念日”“抗战胜利纪念日”举行“致祭抗战阵亡将士典礼”等纪念活动，这为“京市忠烈纪念日”的设立与“首都陷敌殉难忠烈同胞纪念大会及公祭典礼”的举行提供了借鉴。1947年3月29日是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的首个“革命先烈纪念日”，上午9时，纪念大会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10时30分，在南京东郊灵谷寺国民革命烈士祠正气堂举行春祭阵亡将士典礼。1947年6月21日，国民政府制定“春秋二季致祭阵亡将士办法”，规定除中央政府在首都举行公祭典礼外，各省、市、县也应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各地在致祭阵亡将士时也致祭抗战殉难官民；公祭仪式包括奏哀乐、上香、献花、恭读祭文、行祭礼、主祭报告、演讲等。根据该办法，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也是祭奠对象。从抗战胜利后“京市忠烈纪念日”等纪念和悼念活动的功能和目的来看，虽然纪念主题是祭奠“殉难忠烈”，但其目的是为了增强民众对于国民党政权的认同感，以维护国民党当局的统治。

需要指出的是，“九一八”“七七”等抗战纪念日，以及“抗战胜利纪念日”“革命先烈纪念日”，均为国民政府设立的全国性纪念日或国家纪念日，并已制度化。与之相比较，“首都沦陷纪念日”“京市忠烈纪念日”在活动的规格、规模和影响上都相去甚远。

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认为，社会记忆得以保持和传承，依赖于纪念仪式的操演、传播和身体的实践。无论是“首都沦陷纪念日”还是“京市忠烈纪念日”，其功能的发挥与实现都离不开纪念大会、公祭典礼等“仪式”，同时，出版纪念特刊、游行演讲、放映电影、演出戏剧、节食募捐等群众性纪念活动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建构和传承。

作为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方式之一，民国时期南京沦陷及南京大屠杀相关纪念和悼念活动不免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之初，国民政府即进行了广泛宣传，以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时局动荡、经济恶化，有关南京沦陷及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和悼念活动不免受到影响。1947年12月13日首个“京市忠烈纪念日”，除举行“首都陷敌殉难忠烈同胞纪念大会及公祭典礼”外，没有举行民众游行、街头歌咏和演讲等大规模群众性纪念活动，主办方曾计划全市停止娱乐一天以示哀悼，但因“关系冬令救济至巨，未便以死者之哀，影响生者之痛”，“改以默哀代替停止娱乐，通知各戏院、电影院及其他公共娱乐场，于是日开始表演或娱乐之前，全体起立默哀，用表悼念”。南京市参议会设立“京市忠烈纪念日”时，虽然规定每年都要举行纪念活动，但实际上仅在1947年举行过一次纪念祭奠活动。到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败局已定，国民党当局欲借“公祭”在淮海战场自杀的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以鼓舞士气，换回败局，将当年“京市忠烈纪念日”公祭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的活动改为“公祭”黄百韬，而再也没有举办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和悼念活动。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有关南京沦陷及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和悼念活动在抗战动员、悼念死难同胞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建构，但此类活动并没有常态化，也没有提升到国家层面，因此其功能和影响力难免受到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