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春雷

一、视野决定认知：忽视哈姆雷特的王子身份必然造成对其行动策略的误读

二、王子身份的政治维度：哈姆雷特的“超我人格”与政治使命

(一)哈姆雷特父亲崇拜的政治意涵

(二)哈姆雷特超乎寻常的政治敏感与洞见

哈姆雷特对时世的洞察与预见体现了他敏锐的政治觉悟与巨人的社会责任担当。剧中哈姆雷特特别关注社会秩序、伦理纲常与世道人心等问题，在这些方面的敏锐洞见证明了哈姆雷特作为卓越政治家的良好素质。

你是你丈夫的兄弟的妻子。

我的叔父父亲，我的婶母母亲。

一万个人中间只不过有一个老实人。

我的叔父是丹麦的国王，那些当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对他扮鬼脸的人，现在都愿意拿出二十、四十、五十、一百块金洋来买他的一副小照。

这样好的一个国王，比起当前这个来，简直是天神和丑怪。

我认识你(波洛涅斯)，你是个卖鱼的贩子。

凭着我们朋友之间的道义，凭着我们少年时候的亲密友情，凭着我们始终不渝的友好精神。

我的罪恶是那么多，连我自己的思想也容纳不下……我们都是十足的坏蛋。

(三)哈姆雷特的政治策略：瞻礼文化

王子哈姆雷特的复仇行动必须是光天化日之下光明磊落的行为，并成为正大光明的瞻礼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在王国政治中起到重整乾坤的作用。而暗杀行径是与封建统治者利用“瞻礼文化”教化臣民的宗旨相违背，是败坏人心、扰乱伦理纲常的邪恶行为。在《麦克白》中，莎士比亚让通过谋杀国王邓肯篡夺王位的麦克白亲口说道：“我们往往逃不过现世的裁判；我们树立下血的榜样，教会别人杀人，结果反而自己被人所杀；把毒药投入酒杯里的人，结果也会自己饮鸩而死，这就是一丝不爽的报应。”这同样有力地证实了“瞻礼文化”对封建统治的重要性。

哈姆雷特褒扬父亲斥责克劳迪斯：

在这一大段台词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国王的形象与作为对世人的生存状态有影响。先由个人形象上升到伦理人格、人生行为层面，再上升到政治秩序与人心所向的层面。所有的视觉“形象”都被赋予了极其特殊的政治意涵。其重要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民众的瞻观效果而获得重要的政治意义。

三、王子身份的法律维度：法律理性作为哈姆雷特的“行动标尺”

(一)人类的良序社会理想：国王与法律

不断向我们书面要求把他的父亲依法割让给我们英勇的王兄的土地归还。

除了训令上所规定的条件以外，你们不得僭用你们的权力。

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法律。

君王是有神灵呵护的，叛逆只能在一边蓄意窥伺，做不出什么事情来。

谁知道那不会是一个律师的骷髅。

我可以预言福丁布拉斯将被推戴为王，他已经得到我这个临死之人的同意。

(二)法律理性对情感的节制与引导

具有法律理性的哈姆雷特知道以理性节制情感，直觉不能代替事实，义愤的情绪不能替代正义的审判，而捍卫正义的行动不能僭越法律的准则。哈姆雷特对“新王大婚”充满了强烈的反感与怀疑，“他一点不像我的父亲……罪恶的匆促……那不是好事情，也不会有好结果……我必须噤住我的嘴”这属于理性人的敏锐直觉，但仅停留在感觉层面上，还无法达到理性层面上去确认与言说，所以他的悲伤、疑虑、困惑、愤懑纠缠在一起，郁结胸中。因为没有诞生一个明确的认识而无法与人言表，故而他成为一名孤独的独语者。情绪的激流如地下奔突的岩浆，找不到宣泄的出口，只能在深深的自我克制中缄默，并陷入忧郁。于是哈姆雷特对周围的人事产生反感与厌恶的情绪：“我的黑黑的外套……都不能表现我的真实的情绪……我郁结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现出来的。”

当听到霍拉旭告知关于鬼魂的“风言风语”时，哈姆雷特的理性判断是“事情有些不妙，我想这里面一定有奸人的恶计”。他的直觉与疑惑开始进入到理性思考与推断的层次上。当哈姆雷特听到鬼魂透露的秘密时，虽然这秘密验证了他隐约的猜测，并使他在情感上非常震惊，但是他却变得更加节制、冷静。最重要的是他在理智上并未轻信鬼魂的一面之词，因为从法律的角度看，鬼魂的话只能证实哈姆雷特之前的怀疑、猜测极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他并未就此陷入有罪推定、鲁莽行事，而是依然保持法律人的理性与警惕。正像波洛涅斯所说：“人们往往用至诚的外表和虔敬的行动，掩饰了一颗魔鬼般的内心，这样的例子是太多了。”哈姆雷特当然也有这样的智慧与洞察能力，他清醒地知道，“鬼魂初衷的善与恶，其话语的真假”，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证明，才能做出判断，这就是哈姆雷特作为时代思想巨人的法律理性高度，绝不意气用事，成为情绪的奴隶。这一点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戏剧中一个奇怪而悖谬的小细节：哈姆雷特无比崇拜、无限热爱他的父亲，但却没有跪拜具有“父亲形象”的鬼魂并一诉衷肠，他一直冷静客观地称谓鬼魂为“你”甚至“老鼹鼠”而非“父亲”“国王”甚至“您”。哈姆雷特作为法律人的审慎还表现在，当他得知了这个尚未确证的“惊天大秘密”后，并没有将其“扩散”出去“打草惊蛇”“妖言惑众”，而是严格克制自己的情感，对周围所有人严守秘密，等待时机，“不，你们会泄漏出去的。”

(三)法律理性的去伪存真作用：从事件到事实到呈堂证供

(四)法律的正义性：给恶人辩护的机会

伏尔泰有一句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哈姆雷特在行动中一直坚持审判要以有效的法律事实为依据。克劳狄斯惊慌退场的过敏反应确实证实了鬼魂说的话全部是真实的，但是这些迹象并不能作为法律面前的有力证据来证明现任国王就是弑君篡位的凶手。换句话说，克劳狄斯的反应并不构成证明他有过类似犯罪行为的充要条件。在法律上，没有实质性的确凿证据，就不可能促成有力量的判决与行动。鬼魂之说在理性的天平上是不能成立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种“妄诞”的说辞不可能作为神圣法庭上的呈堂证供。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法理上，哈姆雷特就其父亲被谋杀这件事情，想以法律的方式向克劳狄斯复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场秘密谋杀，没有任何人证、物证留下来，这就像现代美国的“汤普森杀妻案”一样。而克劳狄斯继兄长之后践登王位其实是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惯例的，比如挪威王子小福丁布拉斯的情况就与哈姆雷特完全一样，同样是叔父继承了王位。此外，克劳狄斯娶嫂同样也是得到朝臣们的一致同意和支持的，总而言之，目前克劳狄斯完全就是一位真正的、合理合法的、名正言顺的丹麦国王，你可以在道德层面上怀疑他，甚至谴责他，但是在法律层面上你抓不到任何能证明他有罪的证据。如果哈姆雷特冲动之下刺杀了克劳狄斯，那么哈姆雷特本人就直接转变成了“真正的克劳狄斯”，而且是真正的、明目张胆的谋权篡位者——弑杀亲族、包藏祸心、罪恶滔天、不择手段。这样哈姆雷特不但断送了自己的生命，也断送了父亲的理想，更加剧破坏了王国共同体秩序的稳定，使恶的理念在臣民心中更加肆意蔓延、恶化、深化。哈姆雷特的发疯与痛苦其实主要在于正义目标与邪恶手段的不相容，非理性的复仇激情与法律理性所尊崇的程序正义之间的严重冲突，他毕竟不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分子。正义毕竟不是一件可以个人独断、自证的事情(“我觉得、我相信我是正义的”的想法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正义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公之于众，要有充分的证据，并符合法律程序可以为民众所检核、复证。为了用正义的手段伸张正义、惩罚罪恶，哈姆雷特最符合法律理性的选择只能是“等候一个更加残酷的机会吧”。因为“一次不准确的判决污染的只是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污染的却是水源。”那么，最后当哈姆雷特杀死克劳狄斯时，是否符合程序正义呢？当然是符合“程序正义”的光明手段。哈姆雷特是在莱阿提斯良心发现、祈求宽恕、彻底揭穿克劳狄斯阴谋杀害王子、结果误杀王后、人证物证俱全且确凿的情况下，才杀死了一直在暗中为恶的奸王。正是昭彰的真相、严正的法律审判授予哈姆雷特神圣的复仇权力，但事情到这里重整乾坤的复仇还远未完成。

(五)以法律捍卫文明的果实：哈姆雷特未完成的由法律去完成

哈姆雷特对霍拉旭的临终遗嘱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第一，他要求霍拉旭向众人去“替我传达我的故事”，“请你把我行事的始末根由昭告世人，解除他们的疑惑。”这并非爱慕虚荣，而是他复仇的正义性的体现和重整乾坤的最为必要的手段。他必须让他的复仇过程被民众瞻观、理解，他的复仇必须在民众那里取得最后的效果——以法律正义为准则校正世道人心。第二，授权小福丁布拉斯继位。“我可以预言小福丁布拉斯将被推戴为王，他得到了我这临死之人的同意。”哈姆雷特的临终遗嘱便是一种符合法律理性的政治授权行为，他并非为自己着想而是念在国家苍生，他以其法律理性为王国选定继承人，以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从而免去王国的兵祸之灾。在他的授权下，他的继承者登位才不会引起争议，不算是趁火打劫、巧取豪夺，而是合法的国王，这有效防止了王国叛乱的发生，从而使新王能秉承他的遗志代他继续完成“重整乾坤”的重任。而小福丁布拉斯对哈姆雷特的高度评价与隆重的军人葬礼，正好也证明了哈姆雷特思想巨人的理性头脑是绝对值得称道的：世事纷繁，错综复杂，但哈姆雷特处理得条分缕析、丝丝入扣。

结语：认知层次决定行为方式

本琼生评价莎士比亚：“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这是因为莎士比亚所关注的人类社会问题(比如复仇)同样也具有超越时代性，他的哈姆雷特不止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就是在今天也同样对我们有启发意义，所以一般学者把哈姆雷特的所思、所行放到普通人的思维行动模式里去理解，那是很荒谬的事情。我们对哈姆雷特行动的理解离不开对其王子身份地位的考察。王子身份的政治使命与法律理性两个维度必然会影响到哈姆雷特的认知层次与行为策略。哈姆雷特身上具有柏拉图“哲人王”的某些气质——理性与勇气，他的使命是捍卫城邦共同体的安全稳定，他的目光要比同时代的普通人看得更深远，他的行动也不愧为一种真正的勇敢行为。他如守夜人一般在“众人皆醉”的时刻，选择独立而周密地思考；他在普通人尊崇惯例“勇于敢”的地方，清醒地选择了“勇于不敢”。哈姆雷特以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法律上的程序正义拯救了即将崩溃的城邦共同体，并以法律正义作为“阿里阿德涅之线”，帮助人类走出血腥仇杀的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