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然，张宇强

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史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记载，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变化过程的回顾。对思想史的研究要躬耕历史文献，并且要将历史事件置于政治思想流变中审视，对历史的宏大叙事［1］可能是政治的也可能是民俗的，人类思想史的研究要贯通不同历史时期。而标志性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政治思想相互交融则是思想史的重要研究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体育成为教育事业与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也在这张宏伟蓝图中描绘出浓墨重彩的一笔。研究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史要从讲好中国故事的角度呈现中国教育事业中的学校体育具体表现形式，梳理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演变历程，从思想史的范畴厘清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变化脉络，从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展现学校体育指导思想流变的历程。笔者运用文献研究法，以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史为研究主题，查阅了百余部专著，参考了近千篇期刊论文与报纸文献，为本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1 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史研究的立论点——嵌入历史意义

思想史的研究本身就要在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下将社会思潮与历史事件［2］纳入其中，使诠释政党领袖、标志性历史人物的思想成为可能。柯林武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3］。陈少明认为：“思想史指的是历史上实际发生的、被记载并且流传下来的思想”［4］。由此可见，在政治思想与历史事件的交融中，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与空间、标志性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关联性都要经过真实性拷问，社会思潮也要经过思想源流辨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后，时至今日已经有70多年的发展历程。当前，诠释新中国成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并以此为起点对新中国发展的70多年历程开始了历史化塑造［5］。“新中国”是以1949年为起点续写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符号［6］。对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的研究要从历史学角度划分“新中国”的历史分期。这将有助于明确学校体育的历史意义［7］。以“新中国”为时代“坐标”原点，总结学校体育发展的经验，将有助于把握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演变脉络、加深对学校体育理论的认识、不断丰富学校体育思想体系。

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学校教育实践中，学校体育不仅要“育德”与“育智”，还应“育体”。有学者认为：“学校体育是指通过体育与健康课、课外体育活动等途径，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使学生掌握运动技能、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提高学生的运动能力为目的的教育活动”［8］。可见，体育与健康课、课外体育活动、促进身心健康、掌握运动技能、培养运动兴趣、教育活动成为判断是否属于学校体育的关键概念。

基于以上，本文将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史界定为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起点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流变历程。在这一流变历程中，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流变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是连接的，包括学校体育发展的理念、学校体育方面的政策、学校体育的标志性人物、促进学校体育发展的标志性事件等。这些是推动新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主要动力。

2 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史的认知向度——彰显思辨张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体育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发展与大变革，因此，研究学校体育思想史要将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与学校体育的发展相结合，这是学校体育思想史的立论点。

2.1 由“史”入“思”：深刻领悟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

“思”是指抽象的逻辑思维，“史”则是指现实的、形成经验的历史［9］。时代是发展变化的，时代与历史背景是不可分割的，“时代观是对某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或主题的体现”［10］。马克思认为，哲学思想与不同时代的现实世界相互作用［11］。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研究思想史必须深入分析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寻找政治思想流变的历史依据，由“史”而“思”地分析政治思想的变化。任何政治思想都是根植于历史背景的，因此，研究任何历史时期都要直面审视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推动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是需要对中国人民的思想进行开导的，而在检视某一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时，研究者的思想同时会被“盥洗”。在研究思想史的过程中，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往往争论不休，时常会遇到如何研究“思”与“史”的困惑，由此形成了思想史研究中的两重性［12］，即或者从“史”的角度切入，强调历史的真实性，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或者从“思”的角度切入，侧重理论思辨与反思，在诠释历史时挖掘新的思想内涵。可见，研究思想史要从“思”与“史”两方面的合理融合展开［13］，既要重视历史意义的挖掘，也要重视社会现象的铺陈，还要重视对“思”进行辨析以及对“史”进行诠释［14］，因此，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思想史需要进行科学性纯化。

研究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史同样要具有由“史”呈现“思”的视角，从时代精神中把握学校体育思想的流变脉络，以深入洞察“史”中的“思”的光辉。探究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史也要有总览历史和时代的视角，因为不同的时代精神浸润着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是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变化的标志，因此，要从不同时代的视角由“史”到“思”地诠释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形成时代观与历史观，善于从时间脉络审视和诠释“思”，将新中国学校体育发展中所“思”之事提升到认知新中国学校指导思想的高度，从中总结新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经验。而新中国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要将新时代的时代精神融入学校体育工作中，新时代的时代精神才能成为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中体现这个时代的标志。

2.2 由“思”入“史”：深入体会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体育思想流变过程中的不同时代背景

“思想史从来不是写就了的，或者预先时代化了的［15］，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是经过社会实践淘洗和批判性继承后流传下来的，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同理，研究思想史就要深入到“史”的情境中把握时代精神的意涵，通过“思”将思想研究纳入历史研究［16］，明晰思想史中的时代精神［17］，从研究的问题导入时代背景，深入地接近历史原貌。“思想史以社会思潮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18］，同样，研究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史也要对社会思潮加以剖析，由“思”到“史”地反映不同时代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思想史是由标志性历史人物及体现其思想的论著构成的。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史也是如此，在标志性历史人物思想流变的断裂处与连接处，常常会存在“思”之谜。而社会思潮可能是某一标志性历史人物的洞见，也可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都能称为思想（即由标志性历史人物或集体创作而成的著作），并且由此会逐渐形成思想体系。对于新中国的学校体育而言，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恽代英的《学校体育之研究》都可以是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史研究的起点。因此，研究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史要在不同历史时期找到“思”的连接处和指导思想的主线，同时要审视学校体育的标志性历史人物的思想，例如：张伯苓、陈嘉庚、马约翰、蒋南翔、袁敦礼、吴蕴瑞、徐英超、荣高棠、王占春、林笑峰等。这些人物提出的体质教育、健康第一、终身体育、素质教育等理念就体现了通过“思”反映“史”的时代意涵。由此，研究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史要由“思”到“史”地切入到体现时代精神的历史背景中对学校体育指导思想进行诠释，由“思”还原“史”、由“思”审视“史”，将时代精神、时代主题与学校体育实践融为一体。

3 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流变历程——以新中国历史分期为“标尺”

历史的现实和大自然的现象都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19］。因此，本研究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分期为“标尺”对学校体育指导思想进行阶段划分。这些阶段主要贯穿了指导思想不断变化、建设经验不断丰富、发展成就卓著的一条主线。

3.1 学校体育形成与改造阶段（1949—1965年）：新中国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初步形成期

从1949年到1966年，史称“十七年”［20］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探索阶段，同时也是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初步形成期。1949年10月22日，冯文彬在其撰写的题为《体育的新方向》一文中提出：“体育对于训练青年一代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是具有重大意义的”［21］。《新体育》杂志的“创刊号”中也提出：体育的特殊任务是在用科学的方法，积极地促进学生体格的良好发育和健壮［22］。分别于1950年和1951年刊登于《新体育》杂志的相关文章中提出，大、中、小学均应注重体育工作，将总体提升国民健康与综合素质作为发展学校体育的实践动力与理论基础［23-24］。这就要求学校体育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方面。由此，必然要对“旧体育”进行改造，使单一理论说教转变为教育实践，使学校体育走上“新体育”的道路［25］。《新体育》杂志为了进一步明确学校体育的意义与宗旨，在1951年第9期中设置了“怎样使学校学生每天坚持运动”［26］的问题，并得到了其广大读者的积极回应。之后，杨正彦相继撰写了题为《谈体育的教育作用》［27］与《和青年朋友们谈谈体育问题》［28］的文章，并提出了体育锻炼是实现身体健康的重要保证。新中国成立后的体育事业是为了人民健康的体育。体育为人民服务是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时期的主线。这时在学校体育中出现的“德、智皆寄于体”的观点、国民体育、体育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都是对毛泽东的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阐释，都是以人民健康作为学校体育发展的逻辑起点，关注的是青少年的身体健康。这些是新中国学校体育领域出现的新思想。

3.2 学校体育发展停滞与徘徊阶段（1966—1977年）：新中国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弱化期

在1966—1977年，受“四红”运动［28］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均不同程度地处于停滞状态，学校体育的发展也一样。“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国教育领域出现了“以劳动和军训代替体育”［29］的思想，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当时的体育课实际上成了“军体课”［30］。这一时期学校教育中出现的弱化体育课的思想导致学校体育停滞发展，体育课几乎被荒废。“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需要，众多业余体校开始恢复招生，高等体育院校也逐步开始复课，“体育要从儿童抓起”［31］的思想在学校体育中再次觉醒。

3.3 学校体育调整与恢复阶段（1978—1992年）：新中国学校体育指导思想重塑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2］一文于1978年5月11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名义发表于《光明日报》，经过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后，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新中国的学校体育也在这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5月15—22日，教育部、原国家体委、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在江苏省扬州市联合召开了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33］（在学校体育领域简称为“扬州会议”）。这次会议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由此，增强青少年学生体质成为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评判标准。体质教育便成为学校体育的中心指导思想，徐英超就曾发表文章提出：“体育是增强体质的教育”［34］。而创刊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中国第1种全国性的学校体育刊物［35］——《中国学校体育》杂志则成为研讨体育科学和体育教学理论、切磋体育教学技术的重要阵地［36］。在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施行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下文简称为《条例》）是这一阶段学校体育工作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该《条例》的颁行是我国教育界、体育界的一件大事，是当时我国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法规依据［37］。在这一阶段，广大教育工作者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引下对学校体育进行了积极探索。源于本国经验的体质教育思想在这一阶段成为许多学者关注与思考的重点，并且为我国学校体育发展夯实了思想基础。

3.4 学校体育法制化与规范发展阶段（1993—1999年）：新中国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引起的体育观点分化期

在20世纪末期，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围绕素质教育进行的改革不断深化。1995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提出：国家鼓励学校采取措施为公民接受终身教育创造条件。可见，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从1995年开始有了为学生终身体育奠基的法律依据。学校体育领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终身体育思想，即“以实现终身参与体育实践为目标的体育生活化理念”［38］。从个体而言，体育可以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从集体而言，体育可以成为集体活动的组成部分。终身体育是一种关注人的生命本体的思想。1999年6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出：“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39］。由此，健康第一成为学校体育的重要指导思想，并且对学校体育的发展是一个新契机［40］。

学校体育研究领域在这一阶段出现了2个思想流派：“真义体育观”派（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林笑峰、韩丹、王学峰）和“体育整体观”派（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斗寅、毕世明、周西宽）。以上2个思想流派的学者对学校体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主张“真义体育观”的学者认为：“体育是增强体质的教育，是一切应用各种体育手段锻炼身体的过程”［41］。主张“体育整体观”的学者则认为“体育存在一个整体化与本土化的过程”［42］，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群众体育是其组成部分。这其中的体育是广义体育。这就形成了关于体育概念的讨论中的“此”与“彼”的问题。其中，“此”是指社会文化活动中的体育；“彼”则是指从西方国家引荐与不断循证的体育［43］。此外，学校体育领域还产生了一个社会思潮。这一思潮主要是一些学校体育工作者基于促进学校体育发展而对学校体育自身存在的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形成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作品是：王则珊等在1996年发表了《对学校体育学科体系的研究》［44］；洪国武在1997年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学校体育发展》［45］；赵立在1998年发表了《论中国学校体育思想与实践的沿革和发展》［46］；曲宗湖等在1999年发表了《跨世纪我国学校体育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47］，等等。

3.5 学校体育改革与新发展阶段（2000—2011年）：新中国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快速演化期

从2000年开始，人类社会进入了历史新纪元。在2001年，时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中提出，希望全国大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既有强健的体魄，又有健全的心智［48］。强健的体魄与健全的心智是全面发展的人的2个方面，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在这一阶段成为我国各级学校在体育教育与教学方面的重要指导思想。2006年12月23日召开的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议中提出，要把学校体育工作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突破口［49］。2010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中提出：“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50］。由此，“如何才能使青少年健康成长”［51］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重要问题，同时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也成为学校体育的本质功能。在这一阶段，我国各级学校对体育工作开始了新的探索，学校体育思想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新的研究思路与研究视角，进一步丰富了学校体育思想体系。例如：邵桂华等从人文关怀的视角探讨了学校体育课程教学［52］；丁素文等从培养品德的视角探讨了学校体育的功能［53］。

3.6 学校体育开拓与创新阶段（2012年至今）：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全面建设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紧扣新时代主题。例如：教育部及相关部门为了推动学校体育发展在2012年发布的文件中提出：“加强学校体育，增强学生体质。”［54］2013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55］。2016年5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强化学校体育是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健康中国和人力资源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56］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57］由此可见，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在这一阶段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提高青少年学生的身体素质也就成为新时代学校体育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新时代意味着新起点、新要求，新时代呼唤着新气象、新作为”［58］。这也是我国学校体育工作在新时代面临的新形势。由于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体育课对提高青少年学生的身体素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应从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高度认识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从国家层面而言，就是提升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培育青少年的民族精神［59］。

近年来，有众多学者对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展开了理论探讨。例如：谢冬兴从身体教养的角度提出了学校体育工作应遵循时空规律与系统化等建议［60］；范叶飞等从学科向度和生活向度探讨了学校体育课程的发展［61］；张晓林从学校体育中的强制与自由的相互关系探讨了学校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62］；潘绍伟探讨了学校体育中的体质教育与运动教育［63］；刘欣然等从身体规训角度探讨了学校体育［64］；刘黎等从身体素养角度探讨了学校体育的具身化［65］。

4 新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指导思想的价值意涵——发展学校体育的意义提炼

对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审视，要在深刻理解“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66］蕴含的新思想的基础上，从中探寻学校体育的价值意涵。2021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明确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67］这就要求我国各级各类学校要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作为培养人的目标，学校体育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基于此，我国学校体育领域的一些学者从单一维度到多元视角研究学校体育工作、从关注生物的人到关注人的生命、从关注片面发展的人到关注全面发展的人，体现了对学校体育思想的价值目标认知向度的多维化。新中国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演化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新中国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价值意涵

4.1 从国家本位到人民本位：新中国学校体育价值目标的思想转向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对保家卫国、培养青年一代、建设新中国的各项事业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人民日报》于1949年10月22日刊发的《提倡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68］一文和冯文彬于同日发表的《体育的新方向》一文均提到了“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69］。而林韦在该年10月23日发表的《人民的体育大会》一文中则提到：“新中国诞生了，适应人民需要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体育也开始诞生”［70］。朱德于1950年7月1日在《新体育》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现在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71］。《新体育》杂志在1950年第6期刊登的短评中提到：抗美援朝以来，已逐渐引起青年学生们对体育运动的重视［72］。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崔建国在《新体育》杂志发表文章也提到：“希望祖国的青年们努力锻炼身体”［73］，为祖国的国防建设贡献力量。综上可见，这时发展体育运动是国家本位的，增强人民体质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和保障国家安全。尤其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发展体育运动既体现了体育为国防服务的目的，也体现了国家安全、人民健康与体育运动息息相关。

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在教育学研究中，学校体育是在探寻人的生命境界的意义向度，是使人成为人的生成性教育活动。在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中，国家意志与人的全面发展更为紧密地结合成了共同体，将“中国梦”“体育强国”“教育强国”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相统一，是我国学校体育的国家本位与人民本位相融合的思想基础。“培养有体力的人”、健康第一、以人为本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就足以体现新中国的学校体育更为重视人的发展。陈曙光称其为“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74］。而学校体育思想中的人民本位则是在“人学视域下对我国学校体育的现实探问”［75］，是以全面地促进人的发展为教育目标的。

4.2 从身体健康到完整的人：新中国学校体育的生命哲学思想企及

身体是人参与一切体育活动的基础，一些标志性历史人物对此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探讨，并且身体健康成为其思想主线。例如：恽代英在1917年发表的《学校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曾提出：“保学生之健康”［76］；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使身体平均发达”［77］。上述这2种观点都是一种身体健康观，将体育与身体、健康相关联。在《新体育》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提到：“体育要为人民的健康……而服务”，身体、心理与社会适应均是体育的作用对象，而身体健康蕴含着学校体育的核心要旨。毛泽东曾经在1950年与1951年2次发文提到“健康第一、学习第二”［78］，要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明确健康与学习之间的主次关系。张荣泉于1959年2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有促进作用［79］。时任卫生部长的江一真在1979年3月答《新体育》杂志记者问时提到：“保护学生健康是一件大事”［80］。1983年5月召开的“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中有人呼吁：要重视2亿在校学生的健康［81］。可见，学生身体健康成为新中国学校体育的首要价值目标。

在2018年9月10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中提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82］。这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学校体育肩负的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重任，尤其是体育课成了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的重要抓手。2019年6月23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提出：“坚持健康第一，实施学校体育固本行动”［83］。在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历程中，健康第一与学校体育始终是紧密相联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学校体育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核心要旨。“学校体育使人在成为人的过程中，增强自信，体悟生命的完整性”［84］。研究学校体育思想史应从身体健康视角向完整的人的生命哲学视角转变，延展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认知向度与理论探索空间，在完整的人的生命哲学视域下探讨学校体育的本质则能更好地关注人本身。

4.3 从增强体质到立德树人：新中国学校体育育人思想的法制化跃升

毛泽东于1952年6月10日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85］。从此，新中国的体育工作有了思想方针。增强体质、增进健康是新中国发展体育事业的初衷，也是开展群众体育工作的思想基础。贺龙于1954年提出：体育运动正是促进人民健康、增强人民体质的一种积极的科学方法［86］。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人民群众正是通过体育运动改变了生活方式、减少了患病的概率、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充分体现了体育运动的作用［87］。在这一时期，体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积极因素，“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88］是当时关系到国家安全和亿万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思想。而增强体质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学校体育工作的核心要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扬州会议”之后，体质教育思想在学校体育发展过程中逐渐引起了学者的争论，并渐成思想流派。到了20世纪90年代，增强体质逐步提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例如，1990年施行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中提出，“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增强学生体质”［37］；1995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是为了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体育运动水平而制定。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立德树人成为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89］。有学者也认为，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旨归中，学校体育具有立德树人的功能［90］。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57］。立德树人是中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的重大理念创新［91］，是对学校以育人为本、以德育为先的理论的深化，是对学校教育的德育功能的理论再创造。而立德树人又将学校体育置于人之为人的德育范畴中，使学校体育具有了探究人体运动规律的科学性以及能体现生命活力的自足性，那么对立德树人在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流变历程中的价值意涵探究必将会进一步完善学校体育思想理论体系。

4.4 从素质教育到核心素养：新中国学校体育的素质教育内涵的丰富

1985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劳动者的素质”［92］这一概念，由此，提高国民素质便成了素质教育的思想源头。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提出：“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93］。在1994年中共中央文件［94］中出现了“素质教育”一词。《199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大力推进素质教育”［95］。同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再次提出“实施素质教育”［39］。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57］。素质教育既是一种教育观，也蕴含着学校体育的理想状态，即德、智、体、美“四育”并举。源于以上所述的素质教育指导思想，在学校教育领域出现了劳动者素质、国民素质、身体素质等概念。而在学校体育中必不可少的任务就是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有许多学者围绕身体素质展开了理论探讨。例如：朱矩康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探讨了艺术体操教学如何培养协调素质［83］。而在学校体育要提高身体素质的思想基础上，又延伸出了身体素质与运动技术的辩证关系问题，例如：黄渭铭提出了“体育课的任务是什么”的问题［96］。进入21世纪后，有学者又提出了“核心素养”这一概念。自2013年一篇题为《为21世纪重建教育——欧盟“核心素养”框架的确立》［97］的论文公开发表后，近年来以“核心素养”为主题的论文在逐渐增多（例如：通过“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得知，2013—2022年以“核心素养”为主题词的学术期刊论文达到30 000余篇），在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史的研究中，核心素养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学校体育思想体系。

4.5 “三育”并重到“五育”并举：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全面育人思想的完善

马克思主张智、体、劳“三育”并重［98］。毛泽东于1957年2月28日提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99］，其中明确了德育、智育、体育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三育”并重的具体指向。荣高棠提出：关于德、智、体“三育”并重的道理，毛泽东不只一次提过。这一思想在《体育之研究》中就有了源头，“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这个“寄”字就体现了德育、智育、体育之间的关系，可见，“三育”并重，体育是德育和智育的基础［100］。“三育”并重的思想主要体现了品德、智力与体力的关系［101］。而在“三育”并重和“五育”并举之外，还出现了“四育”兼顾的思想。例如：贺龙于1954年3月2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很多学校已根据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把体育看成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部分”［86］。可见，“四育”兼顾思想中的体育同样是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体育是德、智、体、美“四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02］。这一思想就凸显了体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五育”并举思想则与《新体育》杂志于1952年7月发表的《谈体育的重要》一文中的观点十分相似。该文提到：“体育对于德育、智育、技术教育、美育都有辅助和促进作用”［103］。这是“五育”并举思想的最初呈现。2018年9月10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中提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104］。这次大会将“五育”并举的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完善了从德、智、体、美、劳进行全面教育的思想。2019年6月23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105］。可见，从“三育”并重、“四育”兼顾到“五育”并举，体现了学校体育全面育人思想的不断完善。

5 结束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是学校教育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流变历程中，促进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是指导思想的主线。研究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史就要挖掘、整理、诠释学校教育领域中的重要指导思想、理念与工作方针，从理论层面呈现新中国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流变，从实践层面体现学校体育的育人价值意涵的演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对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史的研究，要转向建设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目标，探查新中国学校体育指导思想流变的断点，厘清新中国学校体育指导思想流变的脉络，由此黏合与勾勒出新中国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