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曰雨

大棚中的动态装置《召唤3》

《MIX·竹》

在常人眼里，与田野、乡村可以搭配的形容词，大致是绿色、自然、淳朴，或者令人想起田园生活的惬意、蔬果野味的鲜嫩……“摩登”一词好像用来形容魔都上海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还差不多，怎么会与花红柳绿的村间田头扯上关系呢？近20年来，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行，无论是艺术家、建筑师、学者、作家还是乡村工作者，都在不断试图将艺术的能量赋予乡村振兴的实践，创办艺术展览、推进艺术教育、艺术家驻留、改建老房旧屋、创立公共艺术品……来自多学科、多领域的乡村建设者们，以艺术的眼光、开放的态度，兼容并包、通力合作，吸纳社会各方力量，让乡村变得更加美丽、更有魅力。

2022·奉贤江海村：将艺术品种进大棚里

今年年初，“摩登田野——2022新海派乡村美育展”在上海奉贤南桥镇江海村种植大棚开幕，它试图将“灯红酒绿”与“花红柳绿”作“嫁接”，将大都市乡村的日常生活场景，转换成“摩登”的公共艺术审美场所。另一方面，也从乡村的自然气息中汲取精华和智慧，以“轻介入”的方式探索艺术与乡村的双向赋能。

“大棚美术馆”展览现场

“摩登田野”展由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和奉贤区文旅局、南桥镇人民政府联合举办，共展出作品30件，包括艺术装置、在地创作、设计案例和美育活动4种类型，涵盖了表演、绘画、影像、建筑、产品等多种形式，其中既有高校教师的创作实践，也有著名设计师的精选力作，还有部分青年学子的主题习作，更有艺术家和村民合作的作品。展览分为“归田”“归家”“归艺”“归心”四部分，分别对应人与乡村自然、乡建环境、乡土民艺、乡愁情感的关系。“归田”部分的首件作品便是大棚本身。

“大棚美术馆”既是大棚又是美术馆，既不是大棚又不是美术馆。平日种植火龙果、藏红花等观赏性作物，农闲时节这个大棚首次变身成为美术馆。大棚美术馆的特别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放眼“展厅”，四周仿佛没有边界，因为大棚是透明的，展厅里的土地仿佛与展厅外的连成一片，一件件艺术品仿佛根植于此。要是“展厅”足够安静，你还能清晰地感受到风声雨声鸟鸣声，以及阳光、树影的移动。

展览中体量最大的作品是《召唤3》，这是一件定制的动态装置作品。据上海美术学院数码艺术系教师荣晓佳介绍，这件作品“使用了3组共36根垂直悬吊的竹竿，通过传动转轴上呈30度角分布的12个偏轴结构，获得升降竹竿需要的正弦函数转换，带动竹竿阵列呈波浪形周期起伏运动”。

东华大学黄更团队带来的《MIX·竹》，运用重力守恒定律，让轻盈的竹子立于田间，并利用其圆润狭长的造型形成天然音响。上海美术学院设计系教师穆杰团队带来的《太湖石》，用新的材料和构造方式表述太湖石皱、漏、瘦、透的审美特征，将传统审美融入当代空间语境。

除了大型装置作品，展览还呈现了不少乡村建设实践案例，包括崇明乡聚实验田、浙江省三门县横渡美术馆、富安乡村美术馆，以及湖南溆浦北斗溪坪溪、浙江丽水松阳县吴弄村等地的民宿设计……它们都传达了建筑改造与村庄风貌呼应、乡土建造策略和当代的生活体验等艺术介入乡村、发掘乡村魅力的理念。

一些源自乡村、可以转化为产品的艺术作品也在大棚内展出，如章莉莉的《“百鸟林”非遗公共艺术装置》，作品还原染坊工艺中布条垂挂的场景，聚集了贵州丹寨蜡染、苗族百鸟衣、四川阿坝羌绣等图案纹样，尽现中国染织绣的非遗技艺之美。

展览中还有一件由老物件构成的特别作品《皮箱里的回忆》，其创作者陆燕青是南桥镇大学生村官，她是土生土长的江海村人，除了外出求学，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村中。她的作品载体“皮箱”是母亲的嫁妆。她母亲自1990年代从邻村嫁到江海村，为人母后，皮箱装的都是孩子的衣服。也正是这份美好的回忆，使她在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故土，投身于家乡的建设。

此次展览策展人、上海美术学院设计系教师葛天卿把展览形成过程看作艺术家与设计团队在田间的艺术劳作——探索在田间村头根植艺术的可能。奉贤区南桥镇党委书记瞿磊表示，希望艺术之美能激发人们的向往之情，进而探究其历史人文价值。上海美术学院设计系主任、展览学术主持程雪松认为，借鉴是互相的。“我们来到乡村，看似是以艺术的方式介入乡村建设；其实也是乡村在提示我们。借大棚做美术馆、以自然力做艺术作品，我们希望艺术与乡村双向赋能。”

穆杰团队作品《太湖石》

张一戈、陈伟朝与志愿者带来的《PopUp 101——绽放101》

章莉莉作品《“百鸟林”非遗公共艺术装置》

南桥镇大学生村官陆燕青作品《皮箱里的回忆》

展览开放时间虽然有限，大棚也终将回归其农业特性，但上海美术学院在江海村乡村美育探索还将继续。目前南桥镇“良渚江海乡村美育联盟”挂牌，大棚美术馆在来年农闲时还会回归。此外南桥镇“鸭棚会客厅”也正在建设中。未来，高校延伸服务边界、开展美育浸润、艺术赋能乡村的创作实践，校地合作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将成为一种常态。

2021·彭州小石村：灾后重建，用文艺创造同一屋檐

伴随着近年高速增长的城镇化率，城市与乡村间的二元边界正在日益消弭，而振兴乡村也成为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文化工作者和民众希望了解和关注的话题。“乡村建设：建筑、文艺与地方营造实验（彭州站）”于2021年在四川省彭州市桂花镇金城社区龙门山·柒村艺术设计中心开展。

“乡村建设：建筑、文艺与地方营造实验（彭州站）”展览海报

“乡村振兴”眼下已经成为具有全社会共识的国家发展策略之一，小石村曾经有过自己的“黄金年代”，当地因在1960年代建设国有跃进煤矿而变得一度比较富裕。汶川大地震前后，煤矿彻底关闭，灾后重建虽然让村民住进小楼，但产业消失也让小石村一时找不到出路。

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乡村建设运动，到21世纪以来国家推行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再到“乡村振兴”计划，乡村建设在不同时期显现出不同的面貌与特征。或许从前“乡愁”是时空之愁，而在当下，更多的是指现代化大潮下对乡村所承载的美好品质和美好回忆的眷恋，是时代的乡愁。

在全球化与物质化的潮流汹涌而来的当下，城市产业的效率至上，乡村文脉的破坏和散失，往往为人们带来心理上的失落感。同时，受到疫情影响，社会大环境从全球化转向内循环，也给予了生命个体以时间和契机，从向外寻求发展，转到向内的情感探索。乡村的种种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中国的城乡问题是一个整体。对于当代的乡村建设者而言，精神与物质两条思路应当并行不悖，一方面关注乡村的居所环境、生产生计，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公共文化与教育风俗。

在“乡村建设：建筑、文艺与地方营造实验（彭州站）”的展览论述中，拥有不同背景和经验的乡村建设先行者，在仅仅十来年间，已经从思考“中国乡村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跨越到回应“中国乡村的问题怎么办”的议题，进入了多元化的路径探索阶段。无论是艺术家、建筑师、学者、作家还是乡村工作者，在乡村建设的议题下，都保持着惊人的谦逊和包容，以理性、克制和务实进入到乡村工作。

展览的地点位于新落成的龙门山柒村艺术设计中心，坐落在小石村村口，一幢拥有砖红色墙壁和弧形大屋檐的环状独体建筑，是传统四川乡村民居中的典型元素。展厅的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所蕴含的信息量巨大无比。

展览中的案例与简单地将文艺或者建筑活动嫁接到乡村不同，来自多学科、多领域的乡村建设者们持开放的态度，兼容并包、通力合作，吸纳社会各方力量，解决特定乡村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这一过程通常将持续数年时间，通过不断地回访和完善当地的公共文化生态，他们往往和当地建立起更加深层的联系。

以发生在四川本土的乡村建设案例来说，帮助解决5·12汶川大地震的遗留问题，成为设计者们所关心的问题。在小石村的案例中，地震致使原有的跃进煤矿坍塌，产业退化，失去经济支柱，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村落日渐萧条。地震后修建的村民安置房多为楼房，忽视了村民堆放农具、晾晒和储存粮食等生产活动的需要，因此，建筑师李烨在设计时重新考虑了建筑空间的规划，改善和提升了社区公共空间的多功能属性，并将村民、村集体、企业三方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同一屋檐下”的命运共同体，为小石村“造血”。这样有“可持续性”的乡村建设模式也受到了各方的肯定。

在下寺新芽小学的案例中，因校舍在地震中成为危楼，朱竞翔所带领的建筑师团队充分考虑了乡村资源的有限性和劳动者对于空间的需求，设计出了既具备高抗震能力，又舒适环保且造价合宜的建筑，快速投入建设和使用。这也与他认为营造要更多地体恤劳动者的设计理念密不可分。

地震也使得梁井宇开始思考建筑师的实践对于社会的意义，他曾在震后到过四川，并在回到北京后参与翻译了一本防震抗灾的手册，很快被推广开来。这些乡村建设者们身上所展现出的开放、包容和务实，也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大时代背景下所展现的人文关怀的力量。

刘庆元则在乡建工作中将“务实”发挥到了极致。木刻艺术没有被他束之高阁，他谦逊地称自己为“图像的生产和写作者”。他为村民造像，将农作物、农具、劳作场景、日常生活等作为表现乡村的视觉元素。这些图像既可以作为作品在美术馆中展览陈列，也可以出现在城市的街道、公交站、工地围墙，农村的田间地头，融入公共空间，或者作为海报、商标、年历、封页、产品包装等，为乡村服务。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导向下，空降的乡村艺术节层出不穷，这样的主办方往往没有对当地文化做深入的研究理解，更缺乏实质性的介入与产生助推作用。在乡村做文化活动不易，而将乡村的价值重新输送到城市，则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思路。正是源于这种强烈的自省意识，策展人提示艺术家们保持理性和克制，细心甄别，对乡村工作保持敬畏之心。

“共振村声”戏台，碧山工销社，安徽黟县碧山村，2021年

不少案例显示，最初的计划确实包含了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的理想与天真，在与村民的沟通过程中，也确实存在因为不了解农村现实和农民特点而导致的曲折。近几年来，他的工作理念逐渐向“关系营造”倾斜，聚焦于乡土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重建。相较于早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他也逐渐明晰了自己在乡村建设中的“可为”与“不可为”，且发展出更加适宜的理论体系和工作方法。这套体系和工作方法的框架逻辑，在本次展览中亦有完整的叙述。通过对在地性的挖掘，进行关系、空间、文化、产品四项生产，探索社会设计的价值，扎根地方，实现可持续，创造价值认同。事实上，他的每一个乡村建设项目，从碧山到大南坡，都伴随着对之前乡建工作经验的总结、反思和传递，公众也一定能通过这次展览的细节，感受到他近乎严苛的对待乡建工作的态度。

“乡村建设”彭州站展览现场，刘庆元展区，四川彭州桂花镇小石村，左靖工作室提供

展陈部分，有这样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未来的新农村就是和自然贴得更近的城市”。城镇化进程如火如荼，现代化的乡村在依照着城镇被改造，那么在未来，乡村是否会消失？作家格非认为，在中国古代，城市的价值系统是按照乡村的模型建立起来的，在现代以前，城市与乡村从未形成对立，直到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在中国出现。实际上，中国的城市依附于乡村而存在，没有乡村也就没有城市。两种观点的观看角度也许不同，但都启发我们，在未来，城市和乡村的边界将不再明晰。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这种边界的模糊，是一代又一代乡村建设者为农村和城市创造出平等的空间质量所努力的结果，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吞噬、剥削与胜利。

专家支招：灯红酒绿如何嫁接桃红柳绿

今年五月，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奉贤区文化和旅游局、奉贤区南桥镇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摩登田野：艺术赋能乡村”线上主题论坛，各路专家学者与艺术家团队一起，探讨关于城市的人文或者人文的城市，如何跟自然的生态、乡村，做有机结合，以及这个命题与美丽乡村或者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关系。

实践证明 乡村愿意接纳当代艺术

著名策展人、艺术评论家王南溟——

既然是农村，怎么是摩登？以前我的回答是“农业现代化”。现在“农业现代化”依然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也就意味着摩登跟乡村没有本质矛盾。然后我们需要达成一个共识：艺术家在乡村里面能做什么？比如我们用一个暑假做一次国际艺术节，它会为乡村带来什么？可能没有多少经济效应，只是带来一些人流、人际交往，但是最核心的一点，至今我依然坚持：它首先不是一个旅游效益，而是一个公共文化教育的效应。

如果你问：乡村能不能有钢琴？一般人的答案一定是乡村跟钢琴没关系。2012年暑假我带女儿做了一次乡村儿童钢琴学习班实验，我女儿每天早上起来练琴，当地小孩子就会安静地坐在旁边听她弹琴。下午是他们的学琴时间，教室里面还是坐着很多小朋友。

我们还举办过一个特别的钢琴演奏会，观众中有老外，有艺术家，有村民，小孩大多能够很安静地听。这意味着什么？乡村不是不接受钢琴，而是没这个条件。其实乡村可以接纳跟原来的乡村文化不同质的文化类型，有时只是碍于条件，一旦条件成熟，其受欢迎程度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在浙江台州的横渡镇建了个横渡美术馆，我们的艺术家和美院学生到当地小学教孩子们无人机拍摄、折纸工坊、画鹅卵石等等。原本当地人也画鹅卵石，但我们教他们画的时候，植入了抽象艺术，潜移默化地教授了他们色彩的搭配等艺术原理。当代艺术不能自我满足，也不能自己包办一切，而是要设置让观众能够参与进来共同完成的条件，这样的当代艺术作品才完整。

有人提出艺术乡建要用人类学背景支撑，但是通常讲的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说，是“田野调查”的，不是“社会干预”的，而从社会学角度则是强调“社会干预”的。一些坚守“人类学”立场的观点，往往容易混淆这两个学科介入艺术乡建的模式，导致的结果就是总是发出这样的疑问：这还是乡村吗？乡村能摩登吗？乡村需要钢琴吗？乡村需要当代艺术吗？事实上经过我们这十来年的努力，包括乡村小孩，包括亲子教育、包括老年人，你要跟他讲明道理，他还是了解和愿意接纳当代艺术的。

“儿童友好”是有“趣”的着眼点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洪涛——

乡村通常密度比较低，比城市有更多可以融合的角度，更接近自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乡村艺术振兴应该着力去挖掘的一个方面。

横渡美术馆

横渡镇的孩子们跟着上海来的老师画《白溪长卷》

“奉浦百椅展”现场作品

我们在做社区设计和艺术植入的时候，深刻感受到社区百姓刻在骨子里的实用主义精神，大家可能认为过于看重实际的东西，是个缺点，但是在社区更新中，这恰恰是中国老百姓非常关注的东西，因为这跟他们的生活非常接近。所以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一直在挖掘老百姓想要什么，怎么满足他们的需求，把设计写进社区，以功能主义进行艺术植入。

我们团队艺术家做的很多装置和当地老百姓、工人的生活相关，一些大的雕塑装置都是小孩甚至大人可以玩的滑梯，很受欢迎。其中一个街角雕塑，是一把世界最长的尺子，可以让社区小朋友测量身高，记录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城市空间艺术季期间，四平社区做了“诗歌单行道”计划，让社区小朋友们和家长创作诗歌，投影在路上，形成了鲜活的文学创作场。

去年我们在奉贤学校密集的奉浦街道做了一个“百椅展”，为奉贤居民最集中的地方打造“快乐上学路”，通过我们很多师生的合作，使得小朋友们千奇百怪的椅子想法落地，帮助他们梦想成真。这是很开心的一场活动，充满欢声笑语，不仅实现了美育，也满足了家庭和社区的公共座椅需求，我们还在上学必经之路上做了墙绘，跟椅子作结合，形成了沉浸式的街道体验。这些功能性艺术的植入，让小朋友在上下学的时候看到自己的作品，也看到有一些设计师或者艺术家的作品，一路上充满欢声笑语。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儿童友好”的城市节点，尤其在奉贤新城建设的背景下，创造新的城市亮点。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

景观设计师、崇明乡聚公社联合创始人俞昌斌——

我的农场叫“崇明乡聚公社”，主题叫“有审美的乡村，有温度的欢聚”。我们在乡村做了一些事。我们搞了100亩农田，其中两亩是试验田，周边大概还有500多亩的优质农田，我们种的是南粳46号大米，是适宜上海土地种植的大米。

我是一个城市里长大的小孩，我小时候对乡村特别排斥，2016年第一次到崇明，当时已经41岁了。大概是40岁以后，我慢慢改变了对乡村的看法，而且基本每周都会去乡村，甚至经常住在乡村。我觉得乡村对我来说是一种与城市不同的转换，城市是钢筋混凝土，学习生活压力很大，乡村是可以放松解压的地方。

回归自然以后，我觉得有很多快乐的事。比如我们养一些小兔子，从2只一下变成20只，到处拔草，把周边的兔草拔光了，无奈之下把兔子卖给别人了。养一些鸡，鸡飞狗跳，导致我们满村子跑抓鸡，出了很多洋相，很有意思。

稻田里的表情包

还有我们的“稻田笑脸”项目。小孩的笑脸、老百姓的笑脸，每年搞这个活动的时候，感受到人们的快乐特别是小孩和老人们的放松。

我非常希望大家能有在乡村度过一个周末甚至一个月的机会，或者在乡村长期租赁一个房子，这样才能感受到真正的乡村生活，而不是体验民宿。民宿其实还是一个可能地处乡村的封闭的围城，你花钱感受到的还是城市的情调、城市的人和服务生，甚至是城市的娱乐。

我觉得如果大家到乡村来，体现“摩登乡村”的概念，就是要到真正的乡村住下来，你可能有一个小房子，花点钱装修一下，有一个农田，过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乡村是很多人的乡村，艺术可以改变它的角色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段志强——

今天我以一个崇明乡村居住者的身份来谈“期待被艺术赋能”的话题。乡村是很多人的乡村。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通过不同的交通方式，看到的面貌是不一样的。从不同位置来看待乡村面貌，可能完全不一样，事实上存在多种层面的乡村。有国家层面的，经济层面的，村民（包括基层干部）层面的，游客（消费者）层面的……大家有没有想到谁看到这个乡村里的艺术装置最激动？可能不是村民，也不是艺术家，而是游客。

本来在城市里的人，他们到这里来玩儿，发现竟然还有这么好的艺术作品，他是非常开心的，而且所谓“网红打卡”，谁是网红，对谁打卡？就是城市里来打卡的。连带着还有商家的乡村、民宿的乡村；艺术家的乡村，学者的乡村。无论是大家做实践还是做研究，大多是一种外部视角。

还有一个视角我们通常不太注意，那就是自然的乡村，动物和植物的乡村。乡村本身有一套自然秩序，这套自然秩序和人的活动密切相关，但是不能完全用人的活动来涵盖它。有一次我在旁边遛弯，看见有一个推土机在推一个地方，这个推土机它周围站了好多巨大的鸟，它们就等推土机推一下，里面的虫就冒出来了，鸟就吃这些虫，鸟也知道这些人不会伤害它们，他们相处得也挺好的。

我们还可以找出不同的层面，还可以有其他人心目当中的乡村。我们在看待乡村的时候，可能应该意识到乡村层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艺术可以改变乡村的角色，改变乡村作为城市的附属，作为城市初级产品的提供者这样的角色，它真正能让大家的社会关系、生活空间乃至心灵和精神，都有一个回归的感觉，这是最终的目标。

如何更好地把艺术放到村民家门口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执行馆长、策展人马琳——

近几年在新博物馆学和新美术馆学的影响下，许多策展人进行艺术乡建的策展项目时，开始尝试以参与的视角展开策展与公共教育的实践，并且提供各种方法，让社区居民和村民从观看转变为参与，并且能够深度参与到所在社区、乡镇的当下与未来的建构中。

2018年开始，我们把艺术乡建的重点放到了上海的农村。当时我们做了一个“边跑边艺术”的项目，形成了一个由策展人、艺术家、志愿者组成的开放式小组。我们的理念是希望通过城乡社区和公共文化政策创新相结合，将艺术家的当代艺术流动于城乡之间。

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我也有很多关于“参与式策展”的思考。

稻田演唱会

田间行为艺术《千年古树百人抬》

艺术家老羊 装置《异变的稻谷》

董楠楠团队 装置《背影花园》

首先，在“参与式策展”中，社会动员非常重要。社会动员如何在艺术项目中形成？艺术家与参与者如何互为主体？跨学科的专家如何参与？这些都值得深思。第二，“参与式策展”如何在艺术乡建的过程中变成一个可持续的项目，策展人、村民、公共文化政策、主办方如何认识和协同？它如何能跟所在的村民和社区居民发生关系，从而唤起他们对于这个社区的历史记忆，又如何通过展览反映他们的当下生活和对未来的展望，从而成为一个能够反映全体村民的公共的空间。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乡村美术馆、社区美术馆不太重视，甚至是忽略的，或者说没有能力去做到的。第三，“参与式策展”对策展工作方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着策展人放弃自己的立场，而是以一个非常开放性的策展方式，它可以允许公众对其提出质疑和挑战。第四，关于“参与式策展”与社会美育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通过一系列的策展项目，可以很好地把艺术搬到社区居民家门口，让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在美术馆一样的艺术，从而提升自己对于艺术的理解。

用“摩登穿梭”做“海派城乡”IP

“摩登田野”展策展人葛天卿——

我们一直在说乡村振兴，乡村可能需要引进一些能够更让人开眼界的、更融入乡村艺术的资源。同时，乡村要振兴，那么城市呢？城市也需要营养。城市是从乡村发展出来的。那么乡村资源就应该与城市资源形成一个良好的互通关系。

我们做展览不是为了自娱自乐，我们做市集不纯粹是为了某个效应。我想用“摩登穿梭”来描绘一个不间断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过程更为贴切。“穿梭”指的是城市人到农村去，不仅是农家乐；或者农村的人到城市来，也不是单纯的打工状态，可能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共通。从城市回乡，会把城市的生活状态带回去；从乡村回城，会把农村的新鲜风俗带回来。

“摩登田野”是把一股海派乡村风情进行再现。当时踩点的时候，我们觉得大棚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地方，简直就是一个大秀场，完全不用做任何加工，就可以做国际一线品牌的大秀场，我们也把艺术家的资源进行了植入。

从农村的产业到城市的创意产业，可以进行互相不间断的运维过程，三个比较接地气的做法是艺术仓库、田间市集和摩登工厂。

接下来是“IP”概念的提出，如果说“穿梭”是一个途径，摩登的穿梭是用时髦的方式，用比较富有创意的、设计的方式去执行。最终我们想达到的则是一个“IP×IP”的几何效应，就是地方文化的IP与城市文化的IP共同发酵，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海派城乡”的IP概念。有一些可以是与传统、与都市融合的，到最后肯定是达成与世界的对话。

艺术成为社会疗愈的一种方式

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主席，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金江波——

奉贤作为上海“五个新城”建设中非常重要的重视生态、重视人文、重视环境、重视绿色发展这样一个新城的特殊模式，如何让乡村能够更富有人文的光彩，如何让艺术的创意赋能乡村的建设？我觉得“摩登田野”的实践，正好验证了以绿色生态为主的奉贤乡村业态的塑造，可以怎么样把艺术融入城市繁忙的生活当中，为田野般的生活带来一些创意，带来一些艺术设计的联想。

艺术和设计总是能够为我们原生态的生活带来更多外延的风采，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设计系整合了以美术学院为主的众多年轻骨干力量。通过这些师生们跨媒介、跨领域、丰富多元的手段，在一个以大棚的种植类的植物当中提出一个大胆构想，让田野当中处处都有美术馆，让田野当中处处都有艺术品。这些丰富的、富有联想的艺术作品，一定会给当地的村民们、当地的百姓们，带来艺术上的一种温度。

这些年轻的师生们在进行田野创作研究的时候，很多的村民们都热衷参与、广泛参与，甚至动手参与。程雪松团队在策划这个展览时，他跟我说过希望村民也能变成艺术家，让村民成为艺术家，让村民也成为创意设计师，这也是美好生活的一种途径。我相信，这些村民们参与到我们大棚美术馆的项目之后，都会感觉到幸福指数和人文温度同时获得感满满。

在这个过程当中，艺术可成为社会疗愈的一种方式，把社会当中的一些问题包括社会发展当中比较难以用行政手段解决的问题，通过我们艺术的绿色的方式、温暖人心的方式，建立了一种共生的方式，来推进乡村基层的治理，带来社会公共文化建设的一种方案，也带动公共文化的营造和平台的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