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映晓

自云贵高原以东延伸出的宏伟余脉——武陵山脉与雪峰山脉层峦叠嶂间奔流而出的无数河溪，汇为一道上千里长的沅水。一路迂回折转，两岸地貌变幻，最终，沅水抵达常德那低缓的丘陵与坦阔的湖区，由此流入洞庭，连通长江，及至海洋。积年迭代，常德作为湘西及云贵川物资集散之江湖地位由此奠立。沈从文曾经这样描述它：

桐油、木料、牛皮、猪肠子和猪鬃毛，烟草和水银，五倍子和雅（鸦）片烟，由川东、黔东、湘西各地用各色各样的船只装载到来，这些东西全得由这里转口，再运往长沙武汉的。子盐、花纱、布匹、洋货、煤油、药品、面粉、白糖，以及各种轻工业日用消耗品和必需品，又由下江轮驳运到，也得从这里改装，再用那些大小不一的船只，分别运往沅水各支流上游大小码头去卸货的。

而我竟从未见过常德作为一路沅水“无数县乡与人民的总码头”的胜景，当然是因为时光流转，地区性交通方式改变，陆运取代了水运的缘故。尽管如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我还是一名小学生时，也曾不止一次在常德下南门与其对岸德山老码头之间坐船往返——那应该是仅存的一两趟短船线，接送两岸工作生活的人；等到一架架大桥修起，它们的使命也就结束了。

日本学者松浦章在他的近代亚洲航运研究著述中列出了1907年日清汽船会社“汉口（武汉）—常德”线的运行情况：上行货物为染料、洋线、洋糖、洋铁钉，下行为牛皮、黑猪毛、桐油、植物油、苎麻、棉花、厚板、土布、药材、五谷杂粮——货物单位均以“担”计；停宝塔州、新堤、城陵矶、岳州府；航线及停泊时间为十五天。为保证这一“很有前途”的航线定期开航，日清会社还得到了希求加强对中国交通与贸易控制的日本明治政府资助。

著名科学家、“中国现代地质学之父”丁文江也曾记录下他在1911年的一次旅行兼地质考察，其中包括“从镇远到常德，一千五百里的水路”：水从贵州的岩山绝壁中流出，至黔阳城，红黄的河水与沅水正源的清水相逢，起初还可看到一浊一清的奇妙分界，至出城方完全混合，随后巫水、辰水、武水、酉水——古人谓“五溪”者——相继来汇，最后，绕一个四十里长的“S”形巨湾到常德。与丁先生同船的长辈，一路都说常德是个大码头，在常德邮局，丁先生还偶遇了一个法国人——邮局的“洋管事”，听说丁先生游欧初归，连呼其“乡亲”。丁先生还以闲笔描述了这一带湘民的蛮悍：在其坐小火轮由常德往长沙途中，船开出后，次日早上，因小火轮速度太快，遭到附近农民“围攻”——

几百条嗓子，一齐喊着：“慢慢地开！慢慢地开！开快了，把堤冲坏了，我们要跟你拼命！”

无数农民，跟着轮船跑。“……妈妈！……奶奶！打！打！”大小的石头纷纷抛到船上来。

大买办急了，自己跑出去跪在船板上，向岸上叩头，一面说道：“诸位不要打，我叫他们开慢点就是了。”岸上的人喊道：“你不顾我们的命，我们就要你的命！”

学者的字据谨严却不免枯燥，好在有科学家风趣生动的文字，令人忍俊不禁更佩服不已。然而那一时代对常德更富于感情也更细致的书写，到底还是来自文学家。沈从文先生家乡凤凰，正位于这沅水上游；自年少起他便离家流荡于这一带曲折的滩涂与穷僻的乡壤——尽管其中不乏拥有“一二里路的河街”的辰州码头一类地方。大约1921年，十九岁的他第一次来到常德；后来，他也是从这里离开，去往北平的。而后他几次返乡，常德仍是必经之地。这有地理的原因，想来也有感情的缘故。

在沈从文眼中，常德“接连洞庭，贯串黔川，扼住湘西的咽喉”，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城市。沈从文第一次到了这大地方，在中南门一间小客栈同一位表亲一住半年，宿费连饭费一共每天三角六分——在不拖欠的情况下。虽困顿，他仍很高兴，一天天地，把那“三五里路河街”，各处的巷子，城里城外，全都逛遍，顺手还帮表亲追到了常德女中的女学生——因代写情书出色。两人最终喜结连理，他们，就是著名画家黄永玉的父亲和母亲。

常德激发了沈从文对更大世界的向往：

我……看那些从长沙从汉口来的小轮船，在趸船一角怯怯地站住，看那些学生模样的青年和体面女人上下船，看那些人的样子，也看那些人的行李。间或发现了一个人的皮箱上贴了许多上海北京各地旅馆的标志，我总悄悄地走过去好好地研究一番，估计这人究竟从哪儿来。

1930年代，已成为作家的沈从文开始书写常德，他观察到，“当时那些眼前发生的新事，以及照例存在的一切”——他意识到这种书写的价值，但即便如此，他也绝对不会预料到，在后来，在1943年冬天那一场悲壮的与日本侵略者对决的“常德会战”中，常德竟完完全全毁于战火。而他那些以精美细致笔触描绘的——让我想起他晚年作为考古学家时的谨细与讲究——常德的船、码头、河街与河堤、城墙与城门，各式人物营生，便成为我们对逝去的常德的珍贵记忆了。

尽管不曾有缘得见常德还是一个大码头时的样子，我毕竟也曾在八十年代初，数次在常德下南门与其对岸德山老码头之间坐船往返——那时候的德山建有若干的国营工厂，我舅妈就在其中的德山棉纺厂上班，舅舅舅妈把小家也安在了德山，我外婆跟他们住；作为一种受宠爱的特殊优待，假期里我可以上街来玩。

是的，我其实是常德乡里而不是常德市——“街上”的孩子。从我们石板滩雷家铺的山弯里走出来到常德，须得翻山越岭，走上半天，到一个叫“浦沅（机械厂）”的地方。从这里开始，才有不等赶场也买得到的米粉和饺儿面；也是从这里开始，才有公共汽车。一般乡里人所说的“街上”，指的就是浦沅——其实只是街上的边缘。 到“街上”去，是所有乡里小孩的美梦。就说我舅舅吧，他小时候，有一天突然有了一个主意，对我外婆说他想得脑膜炎，“得了脑膜炎就得到街上去（住院）了”。脑膜炎大概是那一时乡里小孩最熟悉的重症，因为会死人。后来他高中毕业——那时候的高中生还挺稀罕，到底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奋斗，进城工作了。所以我才有了机会体验“街上”的生活——有汽车和船，有百货大楼、水果店和副食品商店，有图书摊子，有书店和电影院的生活。

我记得那儿熙熙攘攘、货品丰富，对比乡里供销社简直就是花花世界的百货大楼。头顶上悬着许多钢丝一样的绳子，收钱时售货员会把钱和开的单子一起用一个夹子夹住，十分利索地挂上那绳子一甩，“吱”的一声，就滑飞到了另一头的总收款台；稍后，又是“吱”的一声，那边的人把找的钱和盖了章的单子甩回来。就这样，“吱吱”的声音此起彼伏，大家甩来甩去，那架势真有些武林高手过招的风范。水果店里斜悬着镜子，果子从镜子外面直堆到镜子里面，满满的水果，无数的水果，显出这供给真是充足。副食店的柜台里摆着酱肉、辣干子、皮蛋。因为我爱吃皮蛋，外婆有时会给我两角钱，让我自己去买个皮蛋吃——老年人疼爱起孩子来真是糊涂啊，这皮蛋对于少年儿童可并不是什么好食品呢！

我还记得在街上看书的日子。街边的图书摊子到处都是——这“图书”其实也并不是图书，而只是“带图的书”，就是小人书而已；两三架的大木板，落地摆好，木板上拉一排排的绳子，绳子上挂满巴掌大的小人书，木板边再摆上几把椅子、几条凳子，便是一个流动的租书店，一分钱或者两分钱一看，家家一样。小人书有画的，线条流畅精细，山水、人物、服饰、器用，显得特别讲究；有电影的——选出的帧帧剧照印成，看上一本就像看一场电影了。好多的小人书啊！它们既是生动的故事，也是一种美的教育。除了在摊子上看书，有时我也去书店看书——不过那时候书店不是开架的，我应该也没什么余钱买书。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看书的，但一直记得那面积不大的德山书店的样子。另外，舅舅还订了一些文学期刊——那是文学期刊的时代，尽管舅舅并不是文学青年，当然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文学青年，很多期堆在那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似懂非懂地读了“女大学生宿舍”和“山道弯弯”，以及其他好些也不知少儿宜也不宜的“新时期文学”。

还有看电影。像很多电影院一样，德山的电影院也建在台阶上，一层层阶梯仿佛寓意着引领人们精神的提升。大门口贴着电影海报，就算不看电影看看电影海报也是蛮高兴的。当然电影也是看了的，我记得我看过《孔雀公主》，回乡后还向小伙伴宣讲了其中情节——那应该就是“绘声绘色”吧：“孔雀公主和召树屯王子一路回家乡，他们走到哪里，花就开到哪里。”这其实是最简单的一种电影特效吧。

后来，我也是从常德离开，往父亲所在的北方去了。乡里的小伙伴都说，我要到“外面”去了。对于那时的乡人来说，“外面”就等于“好地方”，“外面”就等于“幸福”。我们从常德坐汽车到长沙——人们早就不坐船去长沙了，可是，当汽车进入长沙时，我首先看到的仍是一带江水——那应该就是湘江。车上有一位父亲教他的儿子背古诗词，他们应该就是长沙市人，因为快到家了而很高兴。那男孩大约四五岁，他们背的是：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我记得那湘江边上父子情深的一幕，记得长沙火车站的小书店，我在那里看了很久。我口袋里有两元钱，是舅舅舅妈或者别的什么亲戚临别时给的，我终于买了一本书，书名叫作：《文学描写词典》。我至今还记得其中“天文·太阳”分类下，那一段出自曲波《林海雪原》的描写：

第四天清晨，风消雪停，东方的一轮淡淡的灰色太阳，疲乏地挂在天空，好像它也被这狂风暴雪打击得筋疲力尽，失去了它无限的热量。整个的山林被酷寒的威严吓得寂静无声。只有天空剩下的雪粉碎末，像霜渣一样下落，它遮蔽着太阳的光芒。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沈从文再次写到常德，隐约的苦闷流露于笔端。这一时期似乎是不少知识分子的迷茫期：抗战结束了，光明却没有马上到来，残存下来本该是最顽强的那一点生命，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显脆弱。此前沈从文写到常德，是以尊敬的态度，提到常德的知名人士，而现在的他却回想起了在那里的另外一些人，比如，当时常德中学的“几个单纯热情的女学生”：

书虽读得不怎么多，却为《新青年》一类刊物煽起了青春的狂热，带了点点钱和满脑子进步社会理想和个人生活幻想，打量向北平、上海跑去，接受她们各自不同的命运……既和家庭闹革命，经济来源断绝，向京沪跑去的，难望有升大学机会，生活自然相当狼狈……走回头路却不甘心。

我不知道这是仅属于那时代女性的困境，还是亦属于所有漂泊逐梦者的困境。可是这是无法自制的——甚至在整体的人类生活的历程中，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都是一种巨大的推动进步的力量，只是对于个人而言，终究是得失自取，冷暖自知——如果每个人的心中都藏有一座出发的码头，也许只有在回望时才会看到那片茫茫的水雾吧。

五十年代沈从文再回湘西而经常德，惊觉“一点不认识了，什么全变了”。这不奇怪，除了经历战火焚城，它也经历了水路衰退——当然，它也必将迎来新生。只是，为什么人会拥有记忆这样美好而残酷的能力？“这条河街某一段是什么样子，有什么东西，发出什么不同气味，到如今我始终还记得清清楚楚。”

1982年，重返文坛声名日盛的沈从文返乡回京却未过常德——因身不由己。在后来的某封信中，他说他本是有意由酉水坐小船下常德的。功望如斯，却仍盼望重走年轻时的路，然而，已经没有那种船了，也不再有那条“路”了；即使路可以重走，也没有岁月可回头了。

现在的常德，也与我记忆中的八十年代的常德全然不同了。常德将永远美丽，而我——

曾经

我离去

毫不犹豫

却不知

那遗憾

已然悄埋

有一天

终会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