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昭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人的思维具有极强的抽象性和丰富的想象力，在语言与表达上则表现为大量的隐喻。以花喻人，这种语言现象在各个民族、社会中普遍存在。而在日本，受稻作文化历史渊源的影响，日本文学创作显现出来的“亲植物性”倾向尤为强烈。“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以自然风物来感悟人生、体察人情的思维传统，后来又把这一传统用之于文学和美学，归结成为其民族的美学理想‘物之哀’。”物哀，并非指单纯的悲哀，而是人在接触外部世界时自然流露的诸多情感，或喜或悲，或愁或叹。基于这种文学传统背景，日本文学中自然与人成为历久弥新的永恒话题，“花”意象和人之间建立的隐喻映射也从修辞格的层面上升到语言认知的高度。

川端康成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作品传承发扬了日本文学传统的亲植物性和物哀之美，以敏锐的感受、细腻的笔触以及象征性的语言构成了极为强烈的个人风格，与此同时也吸收了佛老思想中的自然观念，人与自然万物同为一体，休戚与共。另外，作为一名男性作家，川端康成笔下的诸多作品都以女性为主体展开叙事，塑造了一系列纯洁无瑕、兼具母性和神性的少女形象。“由于精神与肉体纯粹的美， 这些女性可以称为‘圣少女’或‘圣处女’。”自然和女性是川端文学的两大主题。借助“花”意象塑造女性形象，不仅停留在摹写容貌、身体等外显层面，更深入到人物的精神实质和命运轨迹。通过分析体现“花=女性”这一隐喻的相关表达，可以看出川端康成对于女性身体与心灵之美的审美偏向，即无杂质的纯粹。

本文选取川端康成部分作品，结合文本中“花”意象与女性身体、气质和生命的隐喻联系，对川端文学的女性抒写进行探讨与梳理。

一、以“花”隐喻女性身体

由花的美丽联想到少女的姣好容貌与身躯，二者共通的无瑕、纯净构成了一种最为直白的映射，在川端文学中反复出现。与其说川端康成是刻意地运用修辞，借“花”意象修饰女性形象，不如说在其认知层面已经形成人等同于植物、女性等同于花的联结模式，以花喻指女性嘴唇、皮肤、指甲等身体部位。

嘴唇是人的五官中皮肤最薄的部分，因而格外细腻、富有纹理，且呈现出鲜明的血管的红色，给感官上带来深刻的冲击力。《山音》主人公信吾在端详能剧面具时，发现慈童面具拥有如少女一般典雅的眉毛与润泽的肌肤，面具下唇的口红从唇边往嘴角渐渐淡去，有如雪上的鲜花的蓓蕾，使得信吾感受到一种“天国邪恋般的激动”和“朦胧而柔和的妙趣”。信吾长久以来忍受着身体衰老带来的折磨，对年轻而富有朝气的事物具有不可遏制的憧憬。洁白的皮肤与鲜红的嘴唇、雪与蓓蕾构成色彩上的强烈对比，官能的刺激直接激发了意识的漂流，使得“花的蓓蕾——嘴唇”“能剧面具——少女”构成一组吊诡的联想。即便能剧面具与真实的少女的面容相距甚远，在理性与感性、道德与欲望的混乱交织中，信吾的内心也由面具唤起了情欲。《温泉旅馆》中也出现了将花苞和少女嘴唇联系起来的类似表达。“在她这张睡脸上镶嵌着两片蓓蕾般的芳唇和长长的睫毛，像是另一种有生命的东西，鲜明地浮现出来”，“嘴唇”是引发无限遐思的一个身体部分，其柔嫩、饱满和花苞的质感如出一辙，其中蕴含着年轻生命的无限活力，正是这种富有生命活力的美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

在《一只胳膊》中，川端康成则以花朵喻指少女的肌肤与指甲。小说中姑娘的胳膊有着只有西方细长身材女性所拥有的圆润，这是一种短暂而清纯的圆润，一旦姑娘失去纯洁，这种圆润的可爱也会随之黯然失色。而这只胳膊的肌肤的颜色，则具有“整个春季都隐藏不露的润泽，夏季凋零前的蓓蕾的光泽”，令人联想到花铺里买来的荷花玉兰洁白而丰满的蓓蕾。就连姑娘的手指甲，也具有不可思议的美。尽管少女的指甲经常令人联想起“内侧斜纹闪光的贝壳”抑或”妩媚飘逸的花瓣”，而这个姑娘的指甲却比精致可爱的贝壳或花瓣更加透明清澈。从肌肤到指甲，关于女性身体的一切在川端康成笔下都蒙上一层梦幻轻柔的面纱。这是由于其将视觉官能的感受放大到极致，以至于微小的纹理细节都带来极强的审美感受。而“花瓣”、“蓓蕾”等意象恰如其分地贴合了川端康成眼中女性躯体的美丽之处。

川端文学中对于女性身体进行了极为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摹写，这得益于川端康成极强的感受性和想象力。嘴唇、皮肤、指甲等一切细微的身体部位，以及自然界中花朵的纹理与质感，经过聚焦与放大，在视觉感官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女性的身体部位和花朵又因为潜在的统一性而产生了自然的联结，呈现出原始、蓬勃、天然的美感。

二、以“花”隐喻女性气质

“花”是一个范畴宽泛的意象，整体上与温柔婉约的传统女性气质相合。具体选择什么样的意象，其隐含的女性气质也有微妙的分异。在日本文学传统中，樱花是极其重要的意象。然而在川端文学中，樱花并非是构成“花=女性”这一映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樱花而言，川端康成更偏爱黄瑞香花等内敛、低调的花朵形象，以及梅等具有深层精神含义的意象，这和川端康成对于女性气质的审美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春天的景色》中，身为画家的男主人公同千代子在归途中观赏春天的植物，看到黄瑞香花结出黄色花蕾，感叹到：“这种花从结蕾到开花，需要一个月。到了寒冷季节，成了秃树才开花，真够有耐性啊。”下文直言，像黄瑞香花这类“腼腆的花丛实在是太好了”。比起木兰、绯樱、紫云英这类花朵盛开的绚烂场面，前者的美是隐忍的、内敛的，在漫长的寒冷季节中苦苦酝酿，才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花的圆舞曲》中，一舞结束，作为舞者的星枝收到了来自小女孩的献花。“小小的天蓝色花束夹在蔷薇和石竹花当中，反而显出它才是真正的花，鲜艳夺目。”少女星枝并非是舞团中舞姿最出众的舞者，也不是最受师傅期待的弟子，但对舞蹈怀抱着无法控制的着迷，这种沉迷其中、忘记自我的狂热甚至令她感到了不可承受之重，几乎要放弃舞蹈。与失败回国、丧失信心的舞者南条相比，星枝不在乎艺术家的头衔，也不在意他人的期待，促使她起舞的是原生的内驱力。在星枝身上，隐忍克制的脆弱和肆意张扬的粗粝一同存在，构成其性格气质的独特之处。

《美丽与悲哀》中，十六七岁的少女音子爱上已有家室的作家大木，经历流产失子和精神崩溃的痛苦后前往京都，自立成为一名画家，内心却仍残留着对大木和孩子的爱恋。而大木却以音子为模特创作了《十六七岁的少女》，凭借此书名利双收。音子所画的牡丹图笔触尽情肆意，在“大得有些不自然的硕大的花里”，大木看见了她的品格气度，以及孤独灵魂的闪光。而在其弟子庆子据音子描述所作的梅花图中，孤单的一朵花竟然交杂着红白两种颜色，抽象的笔触“像怪异的灵魂在摇动”。牡丹和梅花，代表音子经历逆境重新振作，生命如花怒放；即便遭遇背叛与利用，爱情一如少女时期真诚纯净，在“她身上呈现出一种纯情的悲哀，一种‘美丽的痛苦’。她的懦弱、她的刚强，都集中到悲哀上来。”

“花”意象的选择侧面体现了川端康成对于女性气质的偏好。相比于一齐盛放的热烈夺目的樱花，川端康成更欣赏腼腆、坚忍的花朵，这一点体现在女性气质上则表现为美而不张扬，虽然柔弱但具有不可撼动的意志力，遭受种种苦苦难仍能不失天真，纯情和悲情交织形成川端康成笔下独有的女性形象气质。

三、以“花”隐喻生命境界

“植物的命运和人的命运相似，这是一切抒情诗的永恒主题。”《花未眠》和《抒情歌》两篇作品强烈地流露出作者的佛老思想。佛教提出“同根同体”之说，认为“草木之开花结实，同人之荣兴”，将自然与人生合二为一。道家提出“天人合一”，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与西方文化倡导到的“人为万物尺度，自然只是工具”致用自然观大相径庭。无论是佛教禅宗还是老庄思想，其秉持的自然观是将自然与人置于平等的地位。川端康成在作品中批判了古往今来存在的将人与自然万物割裂开来的倾向，认为这是一种“自我陶醉的空虚的步伐”，认为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人类社会都需回归自然。花作为自然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美的形式，象征着生命的精华，在川端康成笔下成为女性精神与生命的承载。

《抒情歌》“全盘继承了佛教伦理尤其是轮回思想”。无论是在西方神话，还是东方禅宗，记叙人死后灵魂不灭、转世轮回，来世转生为动植物的故事不在少数。而在佛教禅宗中，“莲花”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意象，其一代表“净土世界”，其二代表“重生轮回”，两重含义互为倚靠、紧密相连。川端康成在《抒情歌》中，假借女性口吻，抒写爱人离世以后，想象其转世成为面前壁龛中早开的红梅，而自己也像希腊神话中转生成为花朵的故事主人公一样，化作一朵白莲。这朵白莲意味着撇开怨恨、妒忌、哀愁等种种杂念，心中只剩下圣洁、纯粹的爱。

在《美丽与悲哀》中，川端康成也提及了“火中生莲”这一奇异的意象。“火中生莲”原本出自佛教典籍《维摩诘经》：“若火中生莲花，人们会说稀世罕有。菩萨在欲乐中中行禅定，同样稀世罕有。”火中生莲并非是现实中的景象，而是一种超现实的幻想，用以阐述人的精神世界抵达的理想境界：即便遭遇巨大不幸，抑或被欲望所牵绊，仍能保持内心的禅定和洁净。十六七岁的少女音子爱上已有家室的作家大木，经历流产失子和精神崩溃的痛苦后前往京都，潜心磨炼成为一名画家，内心却仍残留着对大木和孩子的爱恋。而大木却以音子为模特创作了《十六七岁的少女》，凭借此书名利双收。音子的弟子庆子爱恋音子，出于对大木的嫉妒而对大木发起复仇，音子却说她从未想过报复抑或仇恨，甚至因庆子的偏执自负而对庆子产生了一瞬间的杀意。最终，这些扭曲狂乱的情绪随着回忆起与大木年久的爱情而平息，音子内心燃起了奇异的火，火中浮现出一朵盛放的白莲。即便遭遇到背叛与利用，她仍然保持着毫无杂质的柔情，爱和美的那一面战胜了嫉妒、愤恨等消极的情绪。正如佛教中火中之莲的意象，在痛苦的炼狱中绽放出纯洁的花朵。

莲，尤其是火中之莲，达到了纯情与悲情、美丽与悲哀交织的巅峰，也成为川端康成笔下女性的生命境界的最高点。生命规律带来了生离死别，感情的复杂幽深滋生了背叛利用，面对这些宿命一般的障碍，终归还是爱以压倒性的力量战胜了其他情感。也同样是因为爱，女性被圈禁在原地，既是爱的信徒也是爱的奴隶。女性的生命因悲哀更见美丽，也因美丽愈显悲哀。

四、结语

文学是文化的复合体，反映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以及作者的个人思想。从“花”意象和女性群像的隐喻中不难看出，川端康成对永恒少女的讴歌，对极致之美的追求。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永恒少女”与“真实少女”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女性如同花朵一样，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成为审美的对象，是客体，是他者。这和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父权制社会形态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女性隐忍、克制地依附于男性，接受着男性目光的审视和其制定的标准，“她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应该是美丽的，美丽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特殊规定。……因这美丽，她们可以被爱。而这被爱终究是悲哀的。”

川端康成并非没有意识到文化背景和性别立场带来的局限性，他在《美丽与悲哀》中借作家大木之口告诉读者，人们喜欢的并非是作为小说模特的音子，而是大木眼中美化、虚构、增添了理想成分的音子。作为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川端康成进行文学创作的首要任务是感受美和刻画美，而并非道德说教。他超越一般作家的地方也在于，洞察了日本女性的困境和心理，却没有以自大的态度插入自己的评判，而是贴近女性的命运，以艺术的形式赋予了悲情以美感和价值，将女性形象雕琢成一朵凝聚了美丽与悲哀的“永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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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吴舜立.自然审美：川端康成的文学世界[D].陕西师范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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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劲予.悲美·丑美·凄美——论川端康成的《美丽与悲哀》[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05):10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