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红

安徽大学文学院

唐诗中的龙门，实指洛阳都城的南门，两岸有香山、龙门山相互对峙，伊水于此中流，远望彷如天然门阙。郦道元《水经注》有云：“昔大禹疏龙门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故谓之伊阙”。韦应物《龙门游眺》中的“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辟”（以下龙门诗歌例句均摘自《全唐诗》）两句是对龙门地形的形象说明。作为唐时洛都南门，亲友的迎来送往，文人的饮酒赋诗等多发生在此处，龙门成为展现唐朝人生活的一个地方，诸多与此有关的诗歌应运而生。据《全唐诗》统计，唐代诗人作品中涉及龙门意象的诗歌有273首，中晚唐略多于初盛唐，且龙门隐射的内容意义也趋向多元。唐诗中的龙门书写，题材内容以冶游、送别与抒怀为主。送别诗中表达与友人之间的依恋不舍及勉励感慨；在冶游诗中，叙写了宴饮唱和游春赏乐的特定场景；抒怀诗中则寄寓了不同时期的诗人在龙门感时伤怀的心境：既有对青云志向的憧憬，也有壮志难酬的悲愤，更有在陶醉于龙门景色时对归隐闲适的向往。从初唐到晚唐，不同时期的诗人对于龙门书写都带着特定时代的痕迹，时运的兴衰映照着诗人心态，从而引起诗歌情感内涵的转变，龙门也由此成为观照唐朝诗人心路历程的契合点。

一、龙门送别

在唐诗龙门书写类型中，送别诗歌占很大一部分，这与唐朝的政治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唐朝的科举制度为莘莘学子跻身官场广开进阶之路，无数文人学子背井离乡赴京赶考。一朝及第，赴任、迁谪、外使、返朝等际遇便与他们终身相伴；而开放清明的政治环境，同样给予不第举子诸多选择，出塞、游幕等为文人提供了其他出路。跌宕起伏的经历，使唐代文人随时随地都面临着离别，由此孕育了诸多送别诗作。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有云：“唐人好诗，多在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龙门是京都洛阳的南门，是文人进出都城的必经之所；同时，周围风景迤逦，引得文人流连于此。人们在此处与亲朋故旧歌离言别，留下了诸多抒发离情别绪的诗歌，龙门送别也变得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骆宾王《送郭少府探得忧字》中“开筵枕德水，辍棹舣仙舟。贝阙桃花浪，龙门竹箭流。当歌凄别曲，对酒泣离忧。还望青门外，空见白云浮”。首联和颔联描写送别时的境况：在水上仙舟与友人把酒对酌，不远处，龙门伊水竹箭般飞速奔流，恰如此时友人急行匆匆。颈联与尾联直抒胸臆：泣歌对饮，洒泪挥别，回首青门，白云一片去悠悠，诗人的不舍之情深深倾注在杯酒流水之中。又如储光羲《洛中送人还江东》：“洛城春雨霁，相送下江乡。树绿天津道，山明伊水阳。孤舟从此去，客思一何长。直望清波里，唯馀落日光。”春雨初霁，津道绿阴，伊水倒映着两岸青山，孤舟在清波荡漾中远逝，只有落日余光在映衬着诗人送别友人、依依不舍的背影。另有刘禹锡《将之官留辞裴令公留守》：“风烟里数少，云雨别情多”等诗都是依恋之情的表现。李颀《龙门送裴侍御监五岭选》：“举善必称最，持奸当去尤”。友人奉旨外任，临行前，诗人寄寓厚望：勉励友人为官清正，扬善抑恶，用人之际，勿辞山高水远。罗隐才华横溢却屡试不第，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在龙门送别章碣赴考时，表达了对友人一举中第的美好祝愿，同时字里行间也蕴含着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感叹唏嘘：“顾我昔年悲玉石，怜君今日蕴风雷。龙门盛事无因见，费尽黄金老隗台”（《送章碣赴举》）。卢纶在《送元赞府重任龙门县》激励友人实现“柳垂平泽雨，鱼跃大河风”的志向。此类诗歌则表现了诗人临别之际的勉励感慨。

唐代诗人多经历宦海沉浮，感慨世事无常、抒发身世之感的主题也时常出现在龙门送别诗中。刘禹锡的《将之官留辞裴令公留守》：“重叠受恩久，邅回如命何。东山与东阁，终异再经过”。诗人即将走马赴任，临行前吐露了与裴令公的深情厚谊，皇命难违，友人恩情深重却也无可奈何。遥望东山与东阁，再次经过时，终因人事变迁，非比往昔。诗人在依依惜别之情中寄寓了世事无常之感，既有对自身命运无法掌握的叹息，又隐含着物是人非的悲哀。处于风雨如晦的中晚唐，在国家日益沦落的大背景下，刘沧的身世之感更具代表性。《龙门留别道友》：“一顾恩深荷道安，独垂双泪下层峦。飞鸣北雁塞云暮，摇落西风关树寒。春谷终期吹羽翼，萍身不定逐波澜。裴徊偏起旧枝恋，半夜独吟孤烛残。”暮色西沉，关山树冷，北雁南飞。诗人伤心的不只是分别在即与环境的孤寒，更伤感身如浮萍般漂泊不定，恰似那只飞鸣的大雁，半夜空对孤影自怜。刘沧波澜起伏的身世，是那个时代无数文人的写照，褪去了盛唐无与伦比的荣耀，只剩下“国破山河在”的晚唐留给时人缅怀。

二、龙门冶游

龙门除了作为送别场所而在唐诗中频繁出现，其秀丽的景色也吸引不少文人在此驻足欣赏、吟诗作对。或是群体性的宴饮雅集，抑或是赏春喜景，使龙门作为冶游之所呈现在唐诗中，发挥其独特的人文景观价值。

唐朝诗歌唱和活动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唐诗的容量。此时期的龙门即出现过大量诗歌雅集活动，官方组织的诗歌唱和，最著名的莫如在武则天主持下的龙门应制。宋之问凭借《龙门应制》一诗在此活动中拔得头筹。诗歌前半段延续齐梁宫体诗靡丽繁艳的风格，运用众多华丽辞藻铺排天子出游的景观：“洛阳花柳此时浓，山水楼台映几重。群公拂雾朝翔凤，天子乘春幸凿龙。”最后四句归结于歌功颂德：“先王定鼎山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沈佺期的“愿以醍醐参圣酒，还将祗苑当秋汾”（《从幸香山寺应制》亦是颂圣伟绩之作。唐初的应制诗大多如此，即铺排繁胜之景以达到歌功颂德的目的。龙门不仅仅是君臣唱和活动的所在，许多达官显贵也在此大摆宴席，文人应邀赴宴，推杯换盏间以诗歌抒发豪放洒脱的情怀。张九龄在《龙门旬月得月字韵》中以“宴赏良在兹，再来情不歇”表达沉浸于良辰美景的愉悦之情；沈佺期的《夜宴安乐公主宅》也以“濯龙门外主家亲，鸣凤楼中天上人。自有金杯迎甲夜，还将绮席代阳春，”答谢奉承主人的盛情款待。在普通文人之间，也有诸多雅集唱和活动。张悦、魏奉古、崔日知、崔泰之等人，于龙门就韦嗣立所作《偶游龙门北溪，忽怀骊山别业因以言志示弟淑奉呈诸大僚》兴起而作的赠答诗；以及中唐黄颇、唐思言、王甚夷、戈牢等人分别同题创作的《和主司王起》，都是集体酬唱。另有刘禹锡《和思黯忆南庄见示》、李绅《和晋公三首》等诗人间彼此唱和应答的诗作。这些唱和活动共同构成了龙门文人雅集的人文景观，既真实记录了唐朝文人挥毫泼墨、肆意纵情的姿态，同时增添了龙门的文化底蕴。

游春赏乐。与龙门唱和活动的人文景观相得益彰，其自然景观也时常活跃于诗歌中。唐诗的龙门书写中，颇多游春赏乐之诗。阳春三月，惠风和畅，绿水青山，欣欣向荣。诗人们游赏龙门，为外物的勃勃生机所感染，纷纷抒发愉悦舒畅的情怀。李峤在《清明日龙门游泛》中写道“衍漾乘和风，清明送芬月。林窥二山动，水见千龛越。罗袂罥杨丝，香桡犯苔发。”尽情渲染了春日龙门清新明丽的气象；武三思在《奉和春日游龙门应制》中也表达了对春日良辰美景的极力称赏；鲍溶在龙门登高远望时写下《洛阳春望》，由眼前繁华春景追忆昔日元和时期的鼎盛荣光。春景给予诗人并非全是舒畅明朗，特定情境下也会触发诗人的春愁。在龙门冶游诗中，主要体现为外物的蓬勃之景，与内心凄凉之感的格格不入。顾况在《洛阳早春》中即抒发了“故园桃李月，伊水向东流”的乡愁；徐凝的“可怜半死龙门树，懊恼春风坐底来”（《和嘲春风》）以老树自比，突出了老态龙钟、潦倒不堪的心境。孟宾于怀才不遇之际，在龙门写下了“水国二亲应探榜，龙门三月又伤春”（《句》），表露了失意心境。

三、龙门抒怀

龙门在地理坐标上是作为洛阳都城南门而存在，置于文学领域则意蕴丰富。文人游历或寓居龙门，多为其壮观的景象所倾倒，从而抒发性情怀抱。不少诗人即在诗中高呼青云直上的志向，而对于仕途蹭蹬的文人而言，在龙门书写中则会自嘲壮志难酬的感伤。亦有些文人在经历宦海浮沉之后，选择与命运和解，在诗中表达及时行乐、悠适安闲的心态。龙门抒怀诗成为追溯诗人心路历程的的一个契机，在诗中可以窥见唐朝文人在盛衰转变时的复杂心境。

开明强盛的唐朝，孕育了多彩包容的文化，也成就了自信昂扬的文人。诸多文人都抱着“致君尧舜上”的豪迈，去追逐他们济世安民的理想。龙门是距离皇城最近的一个地方，是象征着实现凌云之志的一个存在，诗人们被其“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辟”的气势所鼓舞，在诗中尽情抒发青云直上的志向。李白在《凿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中，先是自嘲“而我胡为者？叹息龙门下”，为自己“富贵未可期，殷忧向谁写”嗟叹不已。然而自怨自艾非是李白风格，他很快振奋而起，大声疾呼“青云当自致，何必求知音”。这是属于李白的自信旷达，也是属于盛唐传唱不绝的声音。唐时的龙门聚集了众多博学多才之士，他们在青壮年之时如李白一样挥洒意气。孟浩然《姚开府山池》诗中曾描述了龙门人才济济的盛况 ：“馆是招贤辟，楼因教舞开。轩车人已散，箫管凤初来。今日龙门下，谁知文举才”。另如“有鳞劝尔登龙门，有翼劝尔升九天。”（元稹《有酒十章》）、“幸到龙门下，须因羽翼飞。”（李端《将之泽潞留别王郎中》）等诗皆是表现了文人不惧艰险、努力实现理想抱负的气魄，加深了以“龙门”象征青云之志这一文学现象的普及。

龙门是象征凌云之志的文学意象，也是仕途坎坷的文人发泄不平意气的所在。杜甫冶游龙门时，先后在此处写了两首奉赠诗。《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写于天宝十一载，诗人在诗中感慨华发欲白却依旧穷途末路，发出了“青冥犹契阔，陵厉不飞翻”的悲叹。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途远欲何向，天高难重陈”也吐露怀才不遇的遭际，诉以穷愁之状，希冀得到京兆尹的举荐。另有马戴的《抒情留别并州从事》：“故国诚难返，青云致未期”；李山甫《下第献所知三首》：“今日惭知也惭命，笑余歌罢忽凄凉”等诗，都在诗中抒发抑郁不平之气。理想与现实的悖离，凌云之志与壮志难酬的落差，促使踽踽独行的诗人日渐消磨追逐功名利禄之心，在花甲古稀之年，选择安闲度过余生。这种心境在龙门抒怀中亦有所反映。秀丽的山川景色，吸引文人辞官后归隐此地；附近香火鼎盛的香山寺，传扬的佛教义理愈加沉淀了诗人们的安闲自如。白居易晚年有寓居龙门的经历，在此期间多次出入龙门附近的香山寺，其归隐心态与佛寺的宁静致远产生了共振，催生了大量的龙门闲适诗。《香山寺二绝》中所写“空山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正是白居易晚年心境的写照；其他诗作如《喜闲》：“未曾一日闷，已得六年闲”、《奉酬淮南牛相公思黯见寄二十四韵》：“自觉闲胜闹，遥知醉笑禅”、《同崔十八宿龙门兼寄令狐尚书冯常侍》：“山中一夜月，海内两闲人。”等都表达了相同意旨情趣。郭良《题李将军山亭》：“衣冠为隐逸，山水作繁华”，以及楼颖《伊水门》：“聊以恣所适，此外更何求”等也都直抒胸臆表达了诗人游赏龙门时的悠闲安适。与此同时，这些诗歌也隐射着唐朝日趋没落的迹象，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诗人们思想倾向及情感归属的转变。

龙门在唐朝文人的笔下，由一处地理坐标进入文学殿堂，其本身被赋予了超脱于地理意义之外的文学文化意义。这与唐朝兴衰背景下文人的心路历程分不开，也与诗人敏感多思的诗心蕙质有关。唐诗中的龙门饱含着丰富意旨：既忠实记录了唐朝文人冶游生活的雅趣，同时也见证了亲朋送别的离情别绪，更是寄寓了文人对于儒释道的抉择。对唐诗中龙门意旨的研究，是对唐朝文人生活状态的探索，也是对唐代社会文化生活的揭露。从诗歌与地域的互相作用来看，龙门丰富了唐诗的题材内容，唐诗也提升了龙门的文学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