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晨晞

山东艺术学院

一、文化变体和主观意图的情感呈现

“文化模式”是文化人类学中的重要概念，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文化呈现出多样性，而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即文化模式。文化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文化模式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而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对日本民族文化中，对该民族文化模式进行了研究，并将重点放在文化的整体结构上，探索和把握日本人的行为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调查研究有关亚洲大路上各民族的事情与日本民族进行比较，探讨该民族的思维习惯、性格、行动方式等，以此解读当时的日本民族，完成奉派的任务。

在研究和探讨中，因为时局动荡不安，战争尚未消停，本尼迪克特放弃文化人类学者的重要技术，即实地考察陆行，而是利用询问本国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去翻阅资料，观看日本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等方式进行文化研究。这种研究是带有前理解性的，难免会受到主观影响。伽达默尔提出“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的观点，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文化并撰写《菊与刀》时，接受采访和询问的人在美国已经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接受美国文化熏陶的同时，已经受到了美国文化的熏陶，解释者存在的环境和文化语境也对解释者的观念产生影响，所以，其得出的观点都是带有前理解性和不确定因素的，是在对文本展开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具有“自我”意义的世界。但是，伽达默尔也提出“自我理解并不具有自由的自我实现的特性”，自我理解并不是随意进行分析与阐释，强调“自我理解”就是“自由理解”是对伽达默尔观点的片面认识。“自我理解”是在对文本的理解基础上，将自我体验与文本意义进行融合，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从而对文本意义进行升华，构建自己的意义世界，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民族文化见解，则也是在美国文化语境下做出的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与反思。

《菊与刀》中将日本的家庭等级制度、价值体系等与中国的思维习惯、传统礼节进行了对比，例如将日本的“忠孝”与中国的“忠孝仁”进行对比，认为日本人虽然反复采用中国的伦理体系，但并没有接受中国“仁”的基本原理。作者表示日本人将中国的“仁”淡化了，从而孝道在日本成为了沉重的义务，“孝”只有在与“忠”发生冲突时才能被废除，即使是在面对父母的“不公”孝道也是必须承担的义务，婚姻安排也属于家族的重要事件，需要听从家人的安排与建议。家族文化确实在日本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笔者对本尼迪克特所阐释的婚姻是作为“结盟”或婚姻也存在于“报恩”“孝道”体系中并不认同。封建时期的中国“媒”和“父母”确实在婚姻中起到关键作用，也与是否合乎传统礼节，是否遵守“孝道”挂钩，日本或许将此作为理想家庭关系建构的理论之一，但仅能作为早期部分日本人的家族观念用来参考研究，并不能代表日本基于孝道所建构的家庭等级制度关系皆如此。有学者以《源氏物语》为研究对象对日本的传统婚姻形式进行了归类和梳理，提出日本传统婚姻中有“访妻婚、招婿婚、嫁娶婚、恋爱婚以及特殊婚姻形态及特殊的贵族婚姻。可见，日本的婚姻形态具有多样性，不仅仅是附着于家庭文化的“义务”与“任务”。笔者认为，作者在对日本家庭关系尤其是婚姻中的孝道以及女性地位进行阐释研究时，正值西方第以次女性主义运动结束不久，第二次将要爆发的中间阶段，因为受到当时文化语境的影响，在日本和中国的婚礼礼节未能像西方一般处于开放自由的时期，难免会对日本家族中的婚姻及女性地位难以认同，所以对此文化产生了此种认识和理解。

尽管因为脱离了人类学研究的正确方式以及作者本身的“前理解”，该书对日本文化描述的准确性有待商榷，但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的描写，确实在某些程度上体现出了日本文化的些许侧面，而这些文化意涵在其他诸多文本中亦有所涉及和探讨，1969年的日本动画《多罗罗》即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影片通过动画中醍醐景光和百鬼丸两个角色间的矛盾塑造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忠孝”情节，重新探讨了《菊与刀》中所极力描述中的义理文化与个体的关系。影片中百鬼丸的父亲醍醐景光是“忠诚”的武士精神的捍卫者，但儿子却似乎站在了传统义理的对立面，这些变化体现了彼时日本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思考。笔者认为，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国民，一方面由于社会复苏，经济加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逐渐产生了民族自信，另一方面却也因此加剧或者深化了因主权沦丧和政治失语而产生的“耻”感，在这种无法化解的矛盾心理中，对传统义理文化的内核产生了“忠诚于谁”，“是否还应忠诚”等种种困惑也是极有可能的。

二、语言与言语：词源探究的把握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任何民族语言都承载着该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语言作为符号系统承载着文化，是文化的内涵。本尼迪克特在对日本文化意蕴进行探讨时也对日语的词汇进行了对比与研究。

书中尝试将日语表示“爱”“抱歉”“感谢”意思的日语词汇放在日本文化语境中进行理解与深挖，例如表示感谢和亏欠的“ありがとう”“すみません”‘“かたじけない”“気の毒”等语言和“爱”的范围与常用定义等。正如书中观点所述，日语作为黏着语在不同场域、不同语境中确有读音表述的差异，即使在当用汉字相同的情况下，同一语境中读音也可能会有所不同。本尼迪克斯认为，日本人总是以矛盾的心情负恩，并拥有高度的自尊心和名誉感，可以归纳为“耻文化”心理。而日本人的此种文化特征可以在日本的语言表达中体现，例如对于他人的拒绝更加委婉含蓄，避免给对方和自己增加羞耻感；更加注重敬语的使用，通过使用得当的语言体现自身的言行等，这些都可以体现日本的耻感文化心理。

在对日本“负恩”心理的表述和阐释时，本尼迪克特利用“ありがとう”“すみません” “かたじけない”“気の毒”等词语将日本的“亏欠”“抱歉”“感恩”进行了简单的用法概括与用意挖掘，也将日语、中文、英文中“义务”、“忠诚”等词语进行了比对。日本人对于表示感谢的词汇不乏亏欠的意味，例如文中表示“かたじけない”在表示感谢时，有“我受辱了”同时也有“我很感激”的用意。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对民族语言有着制约作用，且民族的用词方式、语言习惯等也可以体现出该民族的思维习惯、表达方式，从词语的用意对日本的思考方式进行探讨，的确可以把握和探究日本民族的心理。“和众多语言对特定文化具有表征意义一样，日语是日本文化的载体和浓缩，日语中蕴含着日本民族独有的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识，反映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背后存在民族的文化心理、思想、意涵，但不同语言地区的表达方式与日本民族整体或许有所差异，通过词源、语言把握民族文化特征的方式固然有益于研究，但还需要深度探索和了解才能更加完善。

本尼迪克特将日本的“爱”与“LOVE”进行了比较，指出“在日文中特指上级对下属的爱”。日语中单音节“爱”一词有多重意义，例如用在对上级对下属“爱”的读音就有“うつくし”“めぐ”等读音，而含义也根据语境有所不同。日本辞书《类聚名义抄》记录爱读为あいす，同音字也涉及“恩”、“惠”、“寛”、“竉”、“嫪”、“嬖”、“忯”等写法，日本“爱”这一词汇当用汉字虽源于汉语，用法与汉语的范围相比则较为狭窄。但不难看出，日本相对于他国更加注重情感之间的微妙区分，语音、语调和字形的用法也是极具情绪色彩和民族情怀的。

《菊与刀》中将爱的定义解释为上级对下级的爱，认为现代日本“爱”在严格意义上仍用于对下级，因宗教用语习惯和官方有意打破阶级差别导致今天也被用于同级。此说法笔者并不赞同，日语词汇追溯到明治、大正时代，以“愛”为字形的含义便有敬慕，欣赏，慈爱，同情，珍惜等用法，并不局限于上级对下级。日本动漫番剧《鬼灭之刃》中，男主灶门炭治郎和其妹妹祢豆子之间存在着书中表述的“兄妹”之间的上下级关系。炭治郎作为长子，在父亲职位缺失的情况下担任起“父亲”的角色，而在危难产生时，两者之间的“爱”则被炭治郎表述为“羁绊”，并表示“羁绊”是无法被“砍断”的，这对日本家族关系中的爱也做了新的阐释。由此可见，现代日本爱的定义是不局限于等级且蕴含着民族情绪的复杂变化。

三、文化特征的组合与分析

民族刻板印象是指对某一种民族做出关于特质属性的概括，是对该民族的心理和行为品质、文化信仰及价值观等做出的概括化看法。在对民族文化进行研究分析时往往会因为民族刻板印象对研究对象产生概括化的归类和看法，从而导致对文化特征的把握不全，认知片面的问题。

有日本学者认为，本尼迪克特在对日本文化进行探究时“没能看出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从古至今是在不断变化的，她只是在一些固定的元素分类单重，选出所谓可以代表日本文化特征的那些东西来进行组合、分析”。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民族文化特征时，对其“武士道”“义理”“忠孝”等特征进行了领悟和阐释，多是从习惯，传统和风俗等具有共性的方面，结合日本民间故事，电影、文学作品等研究素材，在没有实地深入日本生活的情况下，参考日本人在生活行为中的各种成见，讨论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基于耻感、义理等民族文化所做出的行为，以此归纳日本文化的模式样态。

但这种对日本文化所下的论断难免会因为解释者本身所处的文化环境有所偏颇，作者与日本民族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接触，但接触并不完全，难免会有民族刻板印象的存在。在与日本族群的成员互动时，也会依据其形体语言和交流方式等形成首次印象，这种概括化的印象并不能代表整个族群，即使作者在研究中保持既有“软心肠”也有“硬心肠”，但也不能完全避免这种民族刻板印象的形成。例如在对日本的“艳情”和“情色欲望”等方面进行表述时，作者认为“艳情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人之常情’”，笔者认为这是对日本相关文化的一种曲解。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的文学和电影都在表达自由主义，对艺术作品的情欲表现限制力度也渐渐放宽，直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西欧各国逐渐解禁该类电影，而日本也受各民族影响广泛拍摄此种类型的影像，可以认为日本民族对情欲快感并不反对，但不能片面的认为其是没有“禁忌”的。日本该类文化传播与当时的各民族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文化传播中产生了碰撞。

“因为取材以及时代背景的原因，造成注视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客观与憎恶之间的灰色地带游离，使得二战后的日本在本尼迪克特的眼中成为了一个政治上天皇的死忠者，生活中的矛盾结合体。”在对异国形象进行塑造时，作者往往会用本国进行对比，例如文中描述日本人的自我训练相关内容的同时，也谈到了美国人关于训练的理论，作者有意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对日本人进行尝试理解，并表示“如此表述日本人的立场，是曲解了他们的观点”，但作为“注视者”，也会不可避免的透露出对日本人的行为不理解和对本国礼仪制度的重审视，这是因为作者本身所处的文化语境所带来的影响。“作为被言说的对象，缺席的日本形象的塑造必然会带有美国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成分”因此，受作者本身所处的文化语境以及对日本民族的刻板印象影响，诚然对解释者的解读行为产生了一定印象，会具有一定的局限和主观偏见。但仅用此类研究素材就能够将日本民族文化诠释的令人信服，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同时，作者以他者为“镜”，在对日本形象进行分析与重塑的同时，利用本国的文化特征进行比对，也是一种自我审视与反思。在此种比较中，我们不仅认识到被重塑的日本形象，也对美国与之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特征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结语

本尼迪克特在各种客观条件都不允许的情况下，以文献研究的方法组织了一次不完全或者“不严谨”的人类学研究，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尽力、系统地从多个面向探讨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现象，对日本的战前和战后社会面貌，群体观念与行为做出了一定的揭示，对其背后隐含的日本文化的延展与内核做出了合乎语境的合理推测。

从解释学的角度看，《菊与刀》对文化的解读受到了其作者自身经验、政治语境和目的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和主观偏见，但总体完成了他者视角对日本文化的解释，展现了西方人对日本的普遍态度和理解，对日本的民族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进行了及民族差异进行了系统研究，对我们研究战后的美国思维习惯以及美国人对日本人的形象认知等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